整训
大战后的川陕根据地,疮痍满目,人丁稀少,经济凋敝,受战争影响,粮食和食盐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土地荒芜,饥荒严重,更为糟糕的是秋后从战场爆发的瘟疫因战争失去控制,迅速在根据地蔓延,造成数以十万计的根据地民众丧生,百姓们为躲瘟疫纷纷弃家逃难,不仅助长了疾病流传,还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面对困难局面,总部决定全军自9月下旬进行整训和组织调整。在为期三个月整训期内,方面军加强了政治、军事训练,进行了组织调整和兵员物资的补充。经过十个月的作战,方面军各部减员严重,但根据地内的兵源已告枯竭(当时通江县二十三万人口,参加红军的人数竟高达五万余人),已难于保证红军的补充,无奈之下,方面军自9月下旬对所属部队进行缩编:红4军编为两个师七个团;9军编为两个师六个团;30军因黄木垭战斗补充,仍为三个师九个团;31军编为两个师六个团;33军编为两个师四个团。缩编后方面军辖五个军十一个师三十二个团。各级干部进行了大规模调整:余天云被调31军任军长,程世才任30军代军长,这一耐人寻味的任免说明总部对余天云作战指挥中独断专行,违抗军令的作法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这个调动无疑是对余天云一次沉重打击,他一直无法理解在他指挥下30军取得了全军最大战果并保持了最强大的战斗力,但结果却把他平调到实力较弱的军,这太不公平了。此后他性格发生了明显转变,整日沉默寡言,郁郁寡欢,一年后在长征路上投水自杀,以一种难以理解的方式结束了生命,可悲的是他死后几乎没人怀念和哀悼他,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让我第一次认真思考了那句俗话“人怕出名猪怕壮”的意思,遗憾地是十几年后我才真正领会其真正含义。调整中,一批因伤致残的高级指挥员被集中到彭扬军政干校开办了研究班,由红9军军长何畏负责,专题研究战役战术问题,到年底,彭扬军政干校改名为红军大学。
调整中,军直属队不少干部下到作战部队任职,我们交通队通信队(连)队长周纯麟调任88师263团的营政委,而我却调任西北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交通队长,这是一个成立不到两年的新单位,编制很像各军的特务营(交通队),下辖警卫连、通信连、勤务连(队),其任务是保卫首脑机关、电台安全、保障首长的生活、通信和个人活动的安全方便。对这个新的任务我颇有意见,我当兵好几年了,身经大小几十仗,一直想在战斗部队带兵打仗,尤其是在反六路围攻作战频繁的战斗中,自我感觉能够胜任独挡一面的作战指挥,原本盼着调整时我能到团里担任指挥职务,可现在又让我回总部机关,心里真是一百个不愿意。为表示我对任职的不满,我借故磨蹭了好几天不去报道,李政委和程代军长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专门找我谈了一次话,他们告诉我:军里非常希望你能留下任职,以解决指挥员的空缺问题,但是这次总部首长点名要你胡大荣回总部任职,而且态度坚决,不允许我们似任何借口推托,我们也只好执行命令了。我听后心里感到亦喜亦忧,喜得是上级对我如此器重,说明我在首长眼中还算个人物,忧得是好不容易盼到下部队的机会又一次错过了。没办法,只能服从命令了。
在张国焘身边
我是10月初赶到巴中特别市总部所在地报到的,没过多久该市被川陕省苏维埃改名为赤中市。这时的赤中市受战争的影响严重,昔日繁华不在,人口稀少,市场萧条,各种物资供应奇缺,尤其粮食和咸盐几乎绝迹,群众和部队的生活十分艰苦,总部直属队炒菜用盐主要靠刮盐库的老土代替。群众的处境更为凄惨,不仅没盐,连口粮都没有,饥民成群结队在川军烧毁的粮库废墟中翻食烧焦的粮食,更助长了瘟疫和疾病的肆虐。
我们交通队(亦称军委特务营)驻扎在西北军革委和省委附近的民宅里。巴中参加红军的人极多,当时五十万人口中有十二万加入正规红军,另有四万人加入了地方部队,所以红军居住民宅的房东一般都是红军军属,安全可靠。西北军革委交通队是个编制不固定的单位,下属连队可随任务变化增减人数和调整建制。我上任时,警卫连下辖中队、分队,人数远超一般连队,勤务连人数更多,辖有卫生、担架、挑夫各队,只有通信连编制相对固定。这么一个千人左右的庞杂单位,主要任务是为总部首长提供安全警卫、日常工作保障和生活服务,大家习惯性地称我们为警卫大队。由于工作繁杂,管理工作异常繁重,我每天都陷在安排首长们吃住行和安全警卫的日常事务中,完全像个管理员。
我的顶头上司是军委会秘书长黄超,这个学生出身的贵州人同时兼任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秘书长,由于省主席熊国炳阅历少、没文化,省政府的工作实际是黄超说了算,让这个身兼两头的秘书长每天忙的不可开交。好在他办事干练,精力过人,倒是把两头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深得张国焘的倚重。我报到时黄超和我谈的话,他说:“你在基层连队和军、师、总部各级机关都干过,上下一致反映你作战勇敢,处事果断,工作中不怕吃苦、勤勤恳恳,办法多,特别是考虑问题全面细致,非常难得;毛病嘛主要是个性太强,遇事好独断专行,请示汇报不够;这次总部主要首长一致点名调你来,是希望你能把30军的战斗作风带来,把交通队训练成一支战无不胜的队伍。”我这才明白指名调我来是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的共同意见。这也是我第一次了解组织上对我的评价。
当时四川军阀遭到军事失败后,决定通过暗杀张国焘和组织苏区内反动帮会暴动的手段来打击削弱红军,在10万银元的重赏下,他们先后十几次进行了刺杀和叛乱行动。总部认为张国焘是川陕根据地的灵魂和舵手,不可或缺,因此对他个人的安全保卫工作十分重视。他的警卫中队都是从战斗部队中精选出的优秀班排长,贴身卫士各个身怀绝技,每次外出,还有警卫团负责外围警戒,真可谓戒备森严了。尽管如此,敌特仍多次接近到张国焘的身边实施暗杀,接连不断的暗杀险情,使黄超对交通队的警卫工作十分不满,他多次向总部首长建议在战斗部队挑选一个经验丰富、处事果断心细、对总部情况比较熟悉的交通队长到军委会任总部交通队长,结果几位首长不约而同想到了我。
我上任后的中心任务自然是做好张国焘的保卫工作,一般说来,这工作并不难,张国焘是个很有文化修养的人,性格内向而执着,言语不多但对身边工作人员颇能体谅和宽容,个人嗜好有限,除了读书就是茶、烟和赏花,他酷爱喝茶,平时总是手捧浓茶难得离手,他喜爱的毛尖绿茶是经理部为其专备的,他最常抽得烟是英美烟草公司出品的“大前门”,据说当时北大教授们都抽这牌子,在花卉中他偏爱玫瑰,他曾给我讲过玫瑰的典故:“古希腊神话中传说,爱神曾用玫瑰贿赂沉默之神,请他别将诸神的隐私泄露出去,所以在西方这花代表着沉默和秘密”。由于他的活动场所固定,又比较配合我们的工作,使我在警卫安排上比较容易,保证了我们在巴中(赤中)平平安安待到11月。
在安排了全力恢复根据地经济和清除匪患工作后,11月1日总部在通江东十里的毛浴镇召开全军党政工作会议。我率警卫连、通信连护送总部首长与会。这个二百多户人家的镇子,没有受战火的破坏,镇上众多油、醋、酒、茶、药、盐作坊都开门营业,显得非常繁荣。由于会议代表一直选派到连队,近千名代表和大批会议勤务人员把小镇挤得满满的,让人感到全镇没有百姓只有兵。九天的会议除张国焘的形势和任务报告、会议总结报告、陈昌浩的党政工作报告、徐向前的军事工作报告,还精心安排了可口的伙食、丰富的文艺节目、激动人心的颁奖大会,感动得代表们天天情绪高昂、神情振奋。会议表彰的战功部队使88师大大露脸,其下属263团获“钢军”称号,以表彰该部在黄木垭战斗中的英勇表现,265团获“夜老虎”称号,以表彰该部在庆云场夜袭中的非凡功绩,268团获“百战百胜”称号,以表彰该部攻如猛虎守如泰山的战斗作风。会议形成了《四方面军政治与党务工作决议案》,确定了四方面军训词: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会议获得巨大成功。
毛浴镇会议后,我跟张国焘、陈昌浩返回巴中,着手准备12月召开川陕省第三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徐向前召集师以上军事干部赴赤江县所在地——清江渡举行军事会议,研究制定总部确定的依据老区、进取甘南的川陕甘作战计划。我们交通队各部自动按保卫对象分头随首长行动。我回到总部后第一件事,就是与警卫团陈家柱团长区划各自警戒范围,总部驻地以外归他们,营区以内归我们,我们具体哨位和巡逻由警卫连长李大清负责,我负责巡视及张国焘警卫中队的安排。
回到巴中的张国焘并没有过问川陕省工农兵代表大会事情,他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其他主力红军动向上。1934年,对红军而言真是个倒霉年,8月里,湘赣根据地丧失,遭受围攻的贺龙、肖克部西移后不知去向;10月,中央红军令人震惊的放弃了中央苏区,在敌人围追堵截中艰难转战,向西迂回前进,损失惨重;11月,方面军留在鄂豫皖的红25军,未能粉碎敌人围剿,在徐海东率领下被迫撤离根据地,向西寻找方面军主力,至今杳无音信;在蒋介石部署下,川陕根据地周围敌军云集,中央军、西北军、东北军、川军分头进击,正在准备“川陕会剿”,形势着实险恶。面对接踵而来的坏消息,张国焘沉默思考的时间更长了,看地图的时间更长了,经常茶饭不思、通宵达旦守在侦查电台旁,等待通信处长宋侃夫报告侦听敌台的结果,以便随时掌握中央红军的动向和他们周边的敌情动态,这种时候,我只能命令警卫围坐在屋外,静候天亮。
从与中革军委电台联络情况看,中央红军的处境一定很困难,他们不停的运动和作战,几乎没有休息时间,中革军委电台开机时间越来越少、愈来愈不准时,有时好几天才开一次机,通讯中也不再过问川陕根据地的事,只是急促要求提供他们现时驻地周边的敌情,每到这时,张国焘都会守在电台旁,随时解答中央的询问,从那时起,四方面军的侦查电台已成为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导航台,这情景一直维持到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随着中央红军逐渐西来,张国焘也逐渐自觉不自觉地把四方面军作战重点转到全力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上。他的这个想法,在徐向前汇报清江渡会议之时,以安排下一步工作的方式,成为军委会和方面军的行动纲领。
暗杀
12月中旬,川陕省第三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巴中召开,为烘托反围攻胜利气氛,会议期间省政府安排了不少文艺节目,为此方圆几百里内有名的戏班子都被请到巴中,以保证代表们每天有戏看。会议期间的一个晚饭后,黄超例行来汇报会议情况,结束时他突然提出今晚演出班子是通江城有名的戏班,其背景是通江城里哥老会的首领,与张国焘有数面之缘,希望能得到张主席捧场。其实张国焘不爱看川剧,主要嫌听不懂,所以除事先安排的应酬活动,从不看川剧,但这天不知出于什么考虑,竟然同意和黄超同去看戏,当时把我急得浑身冒汗,趁他们出门我悄悄拽住黄超小声对他说:“秘书长,戏院这种地方太杂太乱,安全保卫很难部署,特别是临时安排,根本无法保证首长安全,你看能否改日?”黄超回头小声答道:“好不容易才把张主席动员通了,再改日他就不会去了,再说他也太累了,就让他放松放松吧,保卫工作我已向警卫团交待过了,应该没有问题。”我们正说着,走在前面的张国焘忽然回过头对我笑道:“小胡,黄超同志都安排好了,你就放心吧,对了,你也别跟我去了,在家守着电台,一旦有中央红军的消息立刻通知我。”我只好向担任护卫的警卫分队(班级建制)交待了注意事项,目送他们撑着油布伞,冒着稀稀落落的小雨走向戏院。
送走他们后,我坐在机房里心里一直感到不踏实,右眼皮跳个不停,搅得我坐立不安。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忽然从戏院方向传来密集的枪声,我侧耳听去,都是冲锋枪和二十响在开火“坏了,出事了!”这念头刚一闪过,我就觉得两眼一黑腿一软,差点跪在地上,来不及定神,我抓起桌上的驳壳枪冲向门外,边跑边喊:“警卫连,跟我来!”顾不得回头清点人数,只能边跑边听后面的脚步声,估摸有四五十人紧跟我冲了出来。总部到戏院不到二里地,我们刚跑到一半,就看见卫士们撑着雨伞簇拥着张国焘急急向总部赶来,每人手中都端着张着机头的二十响驳壳枪,边赶路边四处张望着,我赶忙迎上去,顾不上细问,首先查看张国焘的身体,确定他没有受伤后,立即护送他返回总部。进门安顿好张国焘,我立即派人通知陈昌浩、徐向前,在等待时我抽空询问了当时情况,才知戏演到一半时,不知因为心中有事还是根本听不懂,张国焘突然决定不看了,当他们起身正要离场时,台上跑龙套的几个演员突然掏出手枪朝张国焘急速射击,好在刺客刚一亮枪,就被卫士们发现,大家一窝蜂窜到张国焘身前排成人墙,一面掩护张撤离一面还击,刺客用的是小型橹子枪,射程近、精度差,没伤到我们的人,反被我们的二十响一通猛扫打翻在台上,这时警卫团也冲进戏场,不问原由几十挺冲锋枪对着戏台上下左右狂扫,把台前台后几十号戏班演员眨眼间统统放倒,接着冲上台去活捉了几个,现正由黄超和保卫局曾传六局长审讯中。我听完他们汇报被惊出一身冷汗,按说巴中城的小戏院台上与首长席距离顶多只有十几米,这样的距离开枪,对训练有素的刺客来说,应当是十拿九稳的事,大概是神仙保佑,刺客不仅没伤到张国焘,居然连卫士们都没有伤着,真是匪夷所思。
我正瞎啄摸着,徐向前、陈昌浩已闻讯赶来了,人还没进门,陈昌浩就咋唬开了:“怎么回事?怎么会出这样的事?黄超、胡大荣在那里?你们成天干什么吃的!”我赶忙迎出门外,就见陈昌浩、徐向前铁青着脸,带着一群卫士急火火地冲过来,人还没到跟前,陈昌浩的连珠炮已向我开了火:“小胡,你们成天干没干正事,保护首长安全这点小事都干不好,简直是一群饭桶!”我跟首长久了,知道这种场合千万不能顶嘴,只能像旱地里的蛤蜊——硬不张口,我一声不吭地边听边领他们走进张国焘的办公室,大家见面后一碰情况,自然与我没有任何关系,徐向前看我还愣愣地站在门边,对我温和地挥了挥手:“小胡,没事了,你先回去休息吧。”我敬完礼刚要转身,陈昌浩不依不饶地又补上了一句:“这次是初犯,不追究了,下次如果再发生,立刻送保卫局查办!”。
我窝着一肚子火走出房间,心里念叨着:“狗日的,又对我耍工人阶级态度。”我倒不是因为保卫工作出了纰漏受上级批评而心怀不满,实在是因为陈昌浩盛气凌人、自以为是地态度让人受不了。现在想想,我在总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四方面军指挥部)工作期间并不开心,这主要是感到身边这些工人阶级出身的首长从骨子里瞧不起我们这些农民出身的下级(当时年轻没文化,把参加过城市工人学生运动的人统统归于工人阶级),平日里爱搭不理的,交代任务时,态度客气而冷漠,碰到问题常常不问缘由一顿臭训,推卸责任,真让人感到难于相处。更让人提心吊胆的是,陈昌浩和黄超生性多疑,成日像猎犬一样窥测别人隐私,搜集他人材料,一有机会就全抖落出来,向张国焘打小报告,陷害他人,四方面军不少首长和干部就这样被逮捕和杀害的。张国焘对他们偏好整人的习性是有所了解的,曾私下抱怨陈昌浩送来的肃反审查材料太过偏激和牵强附会,并多次批回重审,可惜张国焘耳朵根子软,遇到反复蘑菇,多会让步。
第二天,总部首长召开专门会议,听取刺杀张国焘一案的调查结果和研究处理意见。在会上曾传六详细报告了审讯结果:原来戏院里的刺客是刘湘选派的川军军官,一共四人,都是有绿林背景的袍哥,人人精通拳脚和轻功,刘湘许诺他们刺杀成功后赏十万块银元,这可是不小的数子,当时四川一块银元可买一石(担)谷子(约合75公斤)。这帮家伙利用帮会关系潜入通江市,以重金买通戏班班主,混入演员中伺机行刺。在昨晚的对射中,三人当场被击毙,为首一人被活捉。在现场被打死的还有二十多名演员和一些群众,戏班班主企图潜逃被巡逻部队抓获,现与戏班剩余人员一并收监待判。这件事因为事实清楚,没有多费口舌,一致同意保卫局意见,刺客和戏班班主执行死刑,立即执行,尸体示众,其余演员予以遣散。鉴于洪门帮会哥老会已实际成为敌人的帮凶,总部决定在苏区对其实行打击、限制的政策,不让其任意活动。这可是一个重大决定,哥老会在四川势力滔天,军阀政府和军队中各级官员多半是袍哥,工商界如没有袍哥背景根本无法在四川立足,由于其广泛的社会背景和无孔不入的交往渠道,红军入川后在打击其它帮会同时,唯对袍哥优待有加,不仅首长们时常接见袍哥首领,还指示经理部与当地袍哥合伙经商,利用他们的秘密通道,大肆采购敌人禁运的军民用物资,不夸张地说,苏区袍哥实际上已成为红军的专职走私集团。这个决定的后果很快显现,随着袍哥组织星散藏匿,苏区对外贸易一落千丈,物资匮乏日甚,迫使总部决定再次搬迁,迁往紧靠汉中的旺苍坝地区,这样既可直接指挥方面军西进作战,又可便利与陕西杨虎城部的贸易往来。
张国焘的新战略
在刺客事件后没几天,军委会收到已经转移到贵州省途中的中革军委来电训令:四方面军应该重新准备进攻,以便当中央红军继续向西北前进时,四方面军能钳制四川全部敌军。总部首长在反复研读中央训令后,张国焘做出这样的判断:
1、中央红军处境艰难,下一步行动方向极有可能进入川陕根据地谋求休整;
2、中央红军近期将北渡长江,迫切需要四方面军的配合行动;
3、方面军已经三个月整训,战力基本恢复,可以立即组织进攻战役实施川陕甘计划,为直接配合中央红军,打通川陕通道,进攻方向应是广元、昭化地区的中央军胡宗南部,可兼收缴获精良武器和粉碎敌人会剿之利。
总部首长一致同意张国焘的判断,确定最迟于1935年1月实施向广元、昭化进攻的广昭战役。战役于1935年1月22日发起,当部队顺利展开进攻时,中央新的训令发到:命令四方面军应集中主力向西进攻,以群众武装和独立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湘)敌,迅速集中主力完成进攻准备后,于最近时间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以营山为辅助方向,以苍溪、阆中、南部之线为主要方向,重点打击川军杨森、李家珏、罗泽洲部,配合中央红军于2月间北上渡江,争取在敌“会剿”开始前,两大主力红军联手击破整个川军。中央这个来电内容基本与张国焘的判断和希望一致,使他收到电报后神采飞扬,不仅反复看了好几遍
最后还情不自禁当着工作人员的面朗读出来,得意之情不言自明。训令内容迅速传达给前线的徐向前、陈昌浩,同时附有张国焘的明确指示:广昭战役如遇困难,应随时终止,方面军高级干部在战役终止后立即返回总部,研究制定进攻嘉陵江以西之作战计划。依此精神,方面军在强攻广元、昭化受阻后,立即停止了战役,主动撤围返回旺苍坝地区。
旺苍坝距广元六十多公里,与汉中接壤,交通便利,是个理想的西进作战指挥所位置。总部1935年1月迁入后,驻足文昌街王家院子内,附近房屋相连,人烟稠密,保卫工作的条件比通江、巴中差多了,好在黄超点子多,让警卫部队把整个一条街的房子全借住了,我们前后左右都住满了部队,用不着担心有人翻墙越屋来行刺,唯一让我不放心的是周围地形狭小,哨兵视野太小,极易发生突然情况。幸好我们在旺苍坝期间没有发生意外事件。
徐、陈二人风尘仆仆从前线赶回来,还没喘过气来,张国焘已迫不及待地通知军委会成员和方面军首长们在王家院子召开了紧急会议,认真研究了中央来电,全体一致同意方面军当前主要任务是迎接中央红军,应围绕这个中心重新制定新的作战计划。张国焘就新的作战计划提出了指导思想:他认为电报中要求四方面军主力西渡嘉陵江全力进攻,实际上是要求我们脱离后方作战,在敌人“川陕会剿”迫在眉睫时让主力西渡,意味着让我们放弃川陕根据地,这说明了中央红军的处境十分凶险,为了中国革命前途,我们有责任全力策应中央红军,即使放弃川陕根据地也在所不惜;为保证渡江成功,,须集中主力一部,由徐向前指挥向北实施战役佯动,将敌“川陕会剿”主力吸往陕南方向;方面军主力一部由张国焘率领,抓紧训练江河作战技术,同时组建特种工程营抢造渡船和选定渡江地点;集中地方武装,由陈昌浩统一指挥加强东线活动,袭扰和拖住刘湘,情况不利时允许机断决定放弃部分地区,以换取时间。总部首长一致同意按张国焘的意见制定方面军新的战略计划,这个以配合中央红军为目的,把下步作战重点西移到川西北、甘南、陕西西部的战略构想被命名为川陕甘计划,同时决定决定实施方案由徐、陈拟定。
困难的战役准备
1935年2月初,徐向前率十二个团精兵北出宁强县(汉中地区),发起战略佯动的陕南战役。战役发起前,张国焘表现出中国传统文人的本色,自愧将要单方破坏与西北军的互不侵犯合约,特修书一封,由交通队派专人送达西北军陕南最高长官17师孙蔚如师长,告诉他红军此次无意与西北军作战,只想借路去打中央军和寻找失散的红25军,希望贵军予以配合,表面抵抗一下后,让路给红军迂回胡宗南侧背。无奈孙师长不领这番好意,严令各部堵截红军,迫使红军对其进行了惩罚性打击。自2月3日至后十几天里,红军横扫川陕边境,相继攻克宁强、沔县和阳平关,歼敌四个多团和一些民团,缴枪五千多,俘敌四千多。为了缓和与西北军的关系,张国焘决定按照诸葛亮的办法,俘虏的西北军全部就地放归,每人还优待大洋两块。这一政策使红军声望大增,万民归心,红军乘机大力扩红,就地招兵数千,做出北据汉中之势,调动敌五个师驰援汉中。
与北线相反,东线形势急剧恶化。陈昌浩率领的地方武装表现软弱,在刘湘部压力下迅速退败,敌人2月3日占万源,8日占巴中,9日占通江,东线迅速恶化的局势着实使张国焘感到担心,他曾多次致电陈昌浩征询东线下一步的计划和当前措施,陈昌浩态度非常明确:以现有不堪一击的散沙似的地方武装控制东方向,无异于自杀,事实证明中央决策是错误的,眼下没有主力支持,整个东方向已无力支撑,谁要不信就来试试。张国焘接到陈昌浩的复电深感无奈,读完电报对我们工作人员感叹到:“二十八宿(指莫斯科中山大学二十八个反对支部的少数派,张国焘按在苏联习惯总称他们为二十八宿),永远是正确的,错误总是别人造成的。”说归说,为支撑危局,张国焘立即命令红33军东调,归陈昌浩指挥。33军仓促东调,给西线之敌可乘之机,罗泽洲、田颂尧部先后进占仪陇、苍溪。尽管根据地遭受敌人重大威胁,但张国焘始终控制着二十个团主力进行渡江训练,不为敌情所动。
1935年2月中旬,徐向前率陕南战役部队胜利班师,准备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策应中央红军入川。可是,新的情况再次出现,中央军委2月16日来电称:中央红军原定渡过长江直接与四方面军配合作战赤化四川,但从川黔边继续向西边前进时,川敌以十二个旅沿江布防并实施追击,1月28日,川军两个旅在土城与一方面军发生遭遇战,结果红军不利,适滇敌主力业已集结川滇边境防堵,使渡江计划不能实现,因此军委决定改在川滇黔边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这一广大地区创造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以与二、六军团(当时已建立湘鄂川黔根据地)及四方面军呼应作战。张国焘收到电报后惊喜参半,惊得是中央红军经长途转战战力下降如此地步,土城一战区区刘湘的两个旅竟然逼得中央红军主力改变战略计划;喜的是中央确定要在川滇黔边建立根据地,这样主力红军可成倚角之势,大大有利于四方面军实施川陕甘计划。经过几天神情茫然的考虑,张国焘召集总部首长专题研究了当前战略方针和战略方向,认为坚持西渡嘉陵江作战可收一举两得之利,既可直接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又可直接实施川陕甘计划,逐决定最迟在3月实施渡江作战。为扫清渡江作战障碍,制止敌人进攻,会议要求方面军主力尽快扫荡西线入侵之敌,完成渡江作战准备。
3月初,红30、9、31军各一部向西线入侵之敌发起进攻,不到十天内横扫广元至南部城间的嘉陵江东岸,歼敌四个团,溃敌四个团,俘敌三千余,缴枪五千余,完全扫清了渡江障碍后转入渡江准备。
自1935年2月以来,张国焘全力关心的只有两件事,一是中央红军的动向,二是四方面军渡江准备工作。中央红军自1月遵义会议后行踪飘忽不定,方向难测,张国焘绞尽脑汁想出的下步方向,往往与中央红军的实际路线相距甚远,面对中央红军无迹可寻的路线图,常常让张国焘无奈长叹:“这准是老毛的流寇主义作战思想,全无常理可寻”,这事让他伤透了脑筋。渡江准备也不省心,要顺利突破敌重兵把守的江防首先须解决三个问题:一是选好登陆场,二是部队熟悉江河作战,三是有足够的渡船,其中第三条是先决条件也是最困难的。时下川军对红军渡江作战已有所警觉,不仅扣押了沿江所有渡船,还不时派飞机侦察轰炸沿江任何可疑目标,逼得张国焘遍寻江东沿岸,反复勘察、苦思冥想,终于确定把造船厂和训练场一块放在与嘉陵江一山之隔的支流——东河。数百名从全军选出的造船能工巧匠迅速集中到此,组建一个特种工程营开始日夜抢造木船,地方政府对此项工作支持十分有力,铁钉、木材等原料不断送来,保证了造船进度。经过一番争论,渡船的外型确定为像登陆艇模样的平头小船,每船可载十二人,船头用沙包加固,可直接架设轻、重机枪。由于这种船的外形小巧扁平,当地老乡称它为“毛蚌壳”。2月下旬开始,主力部队陆续开赴东河,投入紧张的水上射击、武装泅渡、水上编队、操舵等训练中。
在“打过嘉陵江,迎接党中央”的口号声中,后方也在紧张进行着全面撤离的大搬家工作。苦草坝的后方基地被撤销,全部机关、工厂相继搬到旺苍坝附近,为了完成这个繁重任务,根据地的人民被彻底动员起来,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各个推拉挑扛,使用了一切最原始的运输手段,像蚂蚁搬家一样浩浩荡荡地把后方基地搬了过来,其壮观程度不亚于解放战争时的淮海战役支前大军。
为了扩充主力,大批地方武装被编入川陕军区独立师,地方政权只留下了些不堪一击的赤卫队坚持斗争,后来在川军进攻时很快就土崩瓦解了。在坚壁清野同时,边沿地区干部大量撤到中心区,这批干部中妇女人数众多,为了安排她们,总部在2月里成立了妇女独立师,辖原妇女团(1团)和新编2团,不设师部直属总部,1团为总部机动团,战斗力较强,可执行一般战斗任务,团长王传野;2团主要执行警卫通信任务,团长王伯新。她们俩都是从鄂豫皖跑反来的大姐。
政治保卫局对在押犯人的甄别工作也在紧张进行,当时以肃反名义关押在方面军监狱里的犯人估计有几百人,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前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曾中生,他是1933年9月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被撤职审查后逮捕,罪名是“立三路线代表人物”、“托洛斯基分子”,另外还有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中央代表廖承志(何柳华),他们是蒙“托陈取消派”名义而遭逮捕,其余基本都是“AB团”分子。张国焘在最后审定这些案件时,很重视“托陈取消派”,认为这些人关系党内政治路线问题,是以逐案逐人详细批示,写明具体处理办法,对“AB团”则不然,卷宗基本不看,直接批给陈昌浩和保卫局处理。其实他对“AB团”真伪一直持怀疑态度,在旺苍坝我陪他在野外散步,闲聊中扯到白雀园肃反抓“AB团”的事,他问我当时对此怎么认识的,我说:“我哪里认识什么‘AB团’噢,只知道它是反革命组织,里面都是文化人,不晓得具体干什么事。在白雀园时,队里指导员曾警告我说,你胡队长念过几年私塾,识得几箩筐的字,每天跟师首长学的满嘴新名词,文绉绉的,对下属又太随和宽容,跟‘AB团’像狠了!吓得我第二天赶紧提着马鞭到处瞎转,见人张口‘骡日的’闭口‘尻你娘’粗话连篇,见到部下就挥舞马鞭吓唬他们,可能因此我才没有被划入‘AB团’。”张国焘听后难得一见的大笑不止,好一阵后他喘匀了气告诉我:“‘AB团’确实存在,南昌起义后我们向广东进军途中就曾碰上,幸好彭湃同志警惕性高,击毙了为首分子,粉碎了他们夜袭我们住处的计划。经调查后才知道,这是一个由蒋介石委派到江西整理党务的特派员殷锡朋搞的反共产主义秘密小组织,加入者如社会声望高的就编入A团,一般人编入B团,AB原本并无特殊含义,后在中央苏区肃反时,教条主义者们穿凿附会把两个字母解释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英文单词开头字母,于是就有了‘AB团’的名称,其实哪里有这么多‘AB团’。”我听后恍然大悟,接着感到心中发怵,心想你既然知道“AB团”是怎么回事,还由着保卫局捕杀这么多人,难道这里面有什么名堂不成?当然,这想法我可没敢说出来。
3月中旬,鉴于渡江准备大体就绪,总部电报中革军委:我军在南部大捷,决心乘胜大举西进,彻底灭敌,配合西方军(中央红军)行动。电报并没有向中央说明四方面军准备放弃川陕根据地,造成中央后来对张国焘严重不满的原因之一。为进一步迷惑敌人,渡江前数日,方面军又以一部兵力向南机动,威逼营山、巴中,迫使敌重兵南调后,总部于1935年3月28日夜间下达了渡江命令。
几十年后,中共党史学家确定红四方面军的长征从这天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