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因生活所迫，我离别家乡来到济南经四路纬一路晋义公制镜厂当学徒工。在学徒期间，我受尽了剥削、压榨，饱尝了人间的辛酸。1943年6月的一天，母亲把我带到了冀鲁边区党委二地委机关所在地(后为渤海区二地委)孙耿北边的张家庄，找到了组织科长曹明惠同志。曹明惠是个大个子，待人诚恳、热情，因为我母亲早是地下交通，经常与他联系，所以，他对我也格外亲热。询问我在济南的工作、生活等情况。然后对我说：“你在济南学徒三年，对济南的情况比较熟悉，组织研究决定让你担任地下交通，再回济南，以做镜子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
党把这么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我，我非常高兴，同时，又有点畏难。曹明惠看透了我的心思，对我说：“组织上相信你能够挑起这副担子。你母亲是老交通员了，有经验，随时指导帮助你，你在济南社会关系多，情况比较熟，你对象全力以赴的支持你。所有这些，都是你完成任务的有利条件。”
领导的鼓励，组织的信任，增强了我战胜困难的勇气。我决心挑起这副担子。曹明惠交待了具体工作任务后，便又返回了济南。
当时，济南是日伪在华北重点控制和重兵驻守的城市。市内军政警宪机关星罗棋布。不仅有日寇的大半个师团和宪兵队，而且伪华北治安军第一、三、四集团军司令部所属八、九个团、伪保安军四个团以及警察大队、皇协军等也麇集在这里。显然，在这里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十分重要，当然也会有许多困难和危险。
开展地下工作，必须依靠人民群众。我回济南之后，首先注意团结教育群众，处处依靠群众，为开展地下工作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我经常和一些贫苦青年加强来往，相互谈心，交流思想，结为朋友。在鞭指巷北头糊纸盒的冯克勉和他的叔叔冯德智，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又是我的老乡。我经常与他们来往，给他们讲革命道理，美好前景，启发了他们的阶级觉悟，他们积极地支持我们的工作。经过一段实际锻炼和考验，他们具备了入党条件，于是，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我们发展冯克勉、彭玉贵为正式党员。冯德智也成为我们党组织信得过的可靠群众，为我们地下党组织做了不少工作。
日寇投降前夕，根据工作需要我由青云里搬到精忠街住。—九四五年九月，遵照工委指示，我在精忠街单独开办明鑫制镜厂，作为开展地下工作的基地。我当了明鑫制镜厂的老板，组织上给予经济援助，使我成为精忠街附近的阔人，大大方便了我的工作。这时，我交往广了，朋友也多子。明着交一些有钱有势的朋友，作为掩护和借用力量，暗地里交一些穷朋友，作为依靠力量壮大组织。以拉洋车谋生的青年贾文先和以卖菜为生的朱洪来(精忠街卖菜的)、孙庆芳（北坦卖青菜的)等为党做了大量工作，组织上发展他们为正式党员。在此基础上，我们建立了支部，我任支部书记。
为更加广泛的团结教育群众，开展地下斗争，我们又分别在三和街、北坦、南关玻璃镜厂、南营、精忠街、青云里等地建立了地下小组联络站，每个小组都指定专人负责，成员四至五人，这样，发展赤色群众二十余入，团结的群众五十多人。
一九四四年，我家属李恩云打入济南担任了地下交通员。她的主要任务是及时地传送情报。当时，敌人在城内控制很严，来往行人稍有可疑就有被抓走的危险。市内主要街口都设有双哨卡，街上还设有流动哨，戒备森严，要把情报安全地送出去，把—上级的指示安全地带进来，的确不是件容易事，一旦被敌人发现，不仅个人生命难保，而且要给党的组织和革命工作带来很大的损失。为此，她也感到责任重大。如何安全地把市内的情报送出去，把上级的指示带进来，她整天苦苦思索，想出了不少的办法。开始，她把信卷在头发卷里，后来又把信放在孩子的棉裤夹层里。一次，我让她把一份重要情报送到济阳，并亲手交给曹明惠或陈济民同志。为了安全地通过卡子，我们又商量了个新藏信方法，就是把信件卷成小纸团，放在馒头里面。动身之前半天内不让小孩吃饭，送信临到卡子时，把馒头拿出来给孩子吃。按照这个办法，我家属领着孩子出发了。她还是按原来的路线走，经过三和街、正觉寺街、剪子巷、北坦、炭场子，到洛口。
洛口是南北交通要道，敌人防守严密。她快到洛口渡口时，见一人被活活打死在路旁，过路行人吓得急忙离去。这时，她心里电感到特别紧张。但她重任在身，继续往前走着。
她走出不远，就听到一个哨兵大叫起来：“抱小孩的，到哪里去?”她听到这喊声，急忙往前走了几步，随即把篮子里的馒头拿出来给孩子吃。到了哨兵跟前，沉着镇静地回答：“回娘家去!”那哨兵打量她一番，说：“过来检查一下”。哨兵还没检查完，她一看孩子吃得过猛，眼看馒头里的秘密快要暴露了。她急中生智拧了孩子一把，一巴掌把馒头打在地上。孩子卖命地哭起来。哨兵没有检查出什么东西，放过了他们。她赶紧捡起馒头，过了卡子，心里像一块石头落了地，才平静下来。急忙赶到济阳，把党的重要情报交给了曹明惠同志。领导上还表扬了她，称赞她为“巧送情报”的交通员。
要解决打入干部进城问题，首先必须弄到“良民证”。那时老百姓没有日伪印发的“良民证”，休想进城。
为了弄到“良民证”，我们开始和伪警察人员进行了交往。三和街警察所所长尚明启，有一定的民族意识，对日军的所作所为，怀有不满情绪，他同情革命。我把这些情况向领导作了汇报，领导认为可以做争取警察所长的工作。
一天，我去警察所，找尚明启，谈话之际，尚明启又一次流露出对日寇的不满。佩服共产党、八路军，说八路军是真正的抗日队伍，共产党为的是人民大众。我们越谈越投机。我便开诚布公地对他说：“尚所长你的为人我知道，你有民族正义感，有同情革命的精神，这是很可贵的。既然如此，你为何不另找一条出路呢?”
“你是什么人?说这话的目的何在?”尚所长吃惊地看着我。
“我是八路军派入市内的干部，尚所长，望你能认清形势，迅速做出决断，利用工作之便，多为我们打入市内干部落户口和办理证件提供方便。”他思索了一会儿，说：“我愿意暗中和你们来往，并给予工作上的方便。但表面上不能有任何的暴露。”我说：“绝对给你保密，决不食言。”
从此以后，尚所长经常帮助我们地下党组织做些工作，给我们地下工作者安全地出入济南市提供了不少方便。同时，在他的支持和安排下，警察所文书李晓燕、警察张怀忠等都对我们党的地下工作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明鑫制镜厂开业不久，组织上派来赵鉴同志做我的账房先生，和我一起开展地下工作。为了工作的方便，我们请示上级领导批准后，让老赵到大观园一家米粉店当账房先生。
大观园是个闹市，是繁华的场所，这里来往人多，容易接近一些敌上层人物，有利于收集情报，开展工作。老赵当了大观园米粉店账房先生后，同上层人物接触较多，花费也随之增大。一次，组织上派我母亲给老赵送去了金条，取回了情报。几个月后，我又派冯克勉同志给老赵送去了金条、烟士，还有一封信。几天后老赵的身份暴露。他立即对老板讲：“我出去洗个澡。”他出店之后，急忙跑到我家里。为了进一步把问题搞清楚，我马上又到米粉店去。买了两个菜、二两酒、独自喝起来。不一会，来丁两个中年人，坐在另一张桌子上。他们边吃边问老板：“你账房先生呢?”老板回答说： “先生去洗澡啦。”他俩嘀咕了几句，又吃喝起来。看他们的打扮、神态，我断定他俩是来逮捕老赵的。于是，我赶快离开米粉店，返回精忠街。决定让老赵立刻离开济南回工委机关。但当时济南岗哨林立，戒备森严，老赵出城困难很大。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我们决定到警察所去找尚所长和文书李晓燕，让他们帮助解决。
我急忙跑到警察所，找到了李晓燕，和他说明来意，李晓燕当即表示给予帮助。他给我们搞了一张名片。老赵拿着这张名片，由李恩云送他出了南围子门，顺利地通过岗卡，安全地撤出了济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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