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玮璋事件
红军主力收紧阵地,不仅大量杀伤了敌人,而且以空间换取了急需的时间。前线停火次日,总部立即全力抓了三件事:整顿训练部队;清理后方,发动群众稳定人心;大力招募民工,迅速扩大运输队。超高的工作效率又一次显示出来,没过两天,红军工作队遍布所有乡寨,各地方武装如雨后春笋大量成立起来。地主走狗和土匪遭到歼灭性打击。招募运输民工政策有了很大改善,不仅给钱管饭,还实行了分段接力式运输,民工只负责本乡一段的运输,不需远离家乡,晚上能回家过夜,乡民们很满意这种包工方式,报名人数大增,没多久,方面军就建立起一支数万人的运输大军。在此期间,我们通信队参加了跟随陈昌浩政委执行整顿部队内部的任务,其中撤销方面军独立师,将所属部队分散编入到其他各师,是我终身难忘的一个血腥残忍的任务。
那是在红73师率独立师退出南江后没几天,前线双方转入休整,这天上午我正在队里组织训练,忽然接到陈昌浩命令,全队除值班人员外,立即随他到观光山独立师视察。出发后,我才发现此行阵容庞大,队中有总政傅钟副主任、军委会干部、总政保卫局干部、警卫营一个排和我们通信队,总数达二百余骑,骑手们个个身手矫健,身佩长短枪,一路疾驰好不威风。马队途经之处,行人纷纷驻足观看,惹得战士们神采焕发得意洋洋,只有陈昌浩和总部干部们显得心事重重,一脸严肃。大家都熟悉陈昌浩的性格,知他秉性骄傲、脾气火爆,全军人人都对他敬畏三分,就连张主席都极力避免与他直接争执,所以一路上大家都保持沉默,小心翼翼地别触犯了陈政委的脾气。快到目地的时,傅钟给我们随行部队开了个小会,交待了此行任务和纪律,这时,我们才明白陈昌浩到独立师是为了肃清反革命,整编部队,查办独立师领导。
晚饭时分我们到了独立师,一进入该部驻地,大家的神经立刻绷紧地来,谁都知道,独立师前身是任玮璋师长亲手拉起来的一支私人武装,部下两千人中大多是袍哥弟兄,相互间以江湖意气为第一,帮会习气极重,队伍颇具凝聚力,有一定的战斗力。当年杨森就是吃不掉这股武装,只好收编为旅,任命任玮璋为旅长兼当地县长。现在我们这么点人轻身犯险,犹如进虎狼窝里掏崽子,真是感到心里七上八下,一点底都没有。从镇边到师部的路上,我们个个神情严肃右手紧紧握住驳壳枪把,紧张谨慎地跟着陈昌浩策马徐行。直到在独立师部门口看见了73师王树声师长和其他几位师首长也一块等待我们时,我才松了口气,右手放开枪把,发现满手全是汗,我回身看了下战士们,人人脸上都挂满了汗珠。
可能是心不在焉,那顿晚饭也不知吃了什么东西和吃了多少,只记得全体人员三下两下就扒完了碗里的饭,很快结束了晚饭。晚饭后总部来员与73师、独立师团以上干部立即举行会议。按照布署,警卫营负责会场内勤务,通信队负责会场外警戒,我与警卫排长的指挥位置在会议室门外左右门框边。
会议由陈昌浩主持,他首先回顾了粉碎敌人第一阶段进攻的战果和经验,表扬了一些表现突出的部队,随后话锋一转,指出部队中仍存在着许多破坏战斗力、影响军民关系的恶劣行径,这些不能容忍的现象,必须立即予以根除。在列举突出违纪事件过程中,他的情绪随之逐渐激动,由严肃批评最后变成厉声训斥,怒吼声、拍案声加上尖刻和威吓的语言,在会场形成了一种震撼人心的氣势,与会者似乎都被镇慑了,尤其是独立师的干部,脸上原先的吊儿郎当满不在乎的神情消失了,跷着的二郎腿下意识地放了下来,桌上大前门香烟也没人伸手了,大家都屏住呼吸、神情紧张地盯着陈昌浩,当陈昌浩代表总部宣布:任玮璋、张逸民等几名师领导随我们到通江接受保卫局审查,独立师由刘杞政委负责改编,部队打散分编到其他各师时,会场出现一阵骚动,独立师的干部们在惊愕中相互探寻、交头接耳,乱哄哄的嘈杂声响成一片,嗡嗡的嘈杂声中突然冒出一个凄厉的叫骂声,独立师一个副团长、任师长的拜把子兄弟跳了起来,他满面胀红指着陈昌浩鼻子“格老子、龟儿子”的一通狂骂,没等他骂完,陈政委一声令下:把他给我捆起来!警卫排一拥而上,七手八脚把他捆了。陈昌浩双手叉腰、怒目环视着会场,一字一顿地问:谁还有意见?!在他盛气凌人的目光逼视下,独立师的干部们畏缩了、沉默了。会后,在73师监视下,独立师立即进行了整编动员。第二天,刘杞政委报告,该师已做好改编准备。能够在一天内贯彻总部命令,这个结果颇使陈昌浩满意。
听刘杞政委说,独立师的整编动员充满了血腥。动员按照机关以团级为单位、部队以连为单位进行,动员的形式一律采用队前宣布整编命令,遇有反抗命令者,立即以反革命罪予以逮捕,就地处以死刑。独立师在那个晚上有几十人被执行死刑,执行时出于某种考虑,没有实行枪决,而是将犯人推入预先挖好的坑内,全体人员手持石块,列队依次经过坑旁,经过时每人必须用石块猛砸犯人身体,直到犯人死亡,如有抗拒不砸者,即会遭到逮捕并判处死刑,被推入坑中受死。执行时有不少人难于对坑中战友下手,坑内人怕其受牵连,口中大呼:“我不怨你,赶快下手,老子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当然,这些惨烈情景当时是被作为反革命死硬典型报告的,二十年后,陈昌浩从苏联返回北京,向红四方面军的幸存者痛悔当年肃反的过失,但已于事无补。
整编完成后,我们跟随陈政委,押着任玮璋、张逸民和几个独立师的团级干部返回通江,当路过洪口场时,按照陈昌浩指示,这些在押干部被送入设在当地的保卫局监狱。几周后,他们被判反革命通敌罪遭到枪决。独立师政委刘杞因其出身工人,参加过1923年的“二七”大罢工,又没有什么可疑表现,只被撤职调任新建的赤北县委书记。
任玮璋事件是经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策、陈昌浩负责领导、总政保卫局具体审理的震动全军之大案,最后判决由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集体做出,并非某一人的决定。事件发生而后,部队的纪律性大大增强,行动的隐蔽性大大提高,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任玮璋、张逸民等作为革命烈士也是毋庸置疑的,也许,这就是历史吧。
红军利用停火,大力巩固后方,加强地方武装,赶筑阵地,充实运输队,收到明显效果,根据地明显得到巩固。敌人也没闲着,在准备新一轮进攻同时,加强了对我根据地的破坏。1933年4月初,陕南发生的马儿岩事变是敌人最得意的杰作。陕南红29军,是方面军为巩固根据地、有力牵制西北军,于2月份刚组建的红军部队,主要由当地游击队和收编的地方神团组成,有两千多人,二百多条枪,编成两个团,因为人多枪少、干部缺乏,战斗力不强。该军主力1团大部系由神团编成,团长张万正是原神团头目,为升官发财而投机革命,受敌人高官厚禄的诱招和任玮璋事件的负面影响,终于叛变革命,投向敌刘存厚的川陕边防军。4月初,他趁军首长开会和军部兵力空虚之际,调动全团分四路围攻马儿岩军部驻地,29军军部被彻底破坏,军部二十余人当场牺牲,军长陈浅伦、政委李艮、政治部主任程子文在警卫殊死掩护下突围,不幸又遭逮捕,两天后被杀害。副军长兼参谋长王大舜(原名刘瑞龙)因率八十多名骨干在方面军随营学校(校长、政委傅钟,教育长李特)受训刚结束,正在返回途中,幸免于难。红29军的两个团只余1团9连撤回四川,2团3连就地坚持,其它全被叛徒拉走或被解散。王副军长闻讯后遂于川陕边境收集残部,在延水和渡河地区坚持斗争,反三路围攻胜利后,方面军将其改为陕南游击队。1935年方面军北上时该部编入红33军。
马儿岩事件像不祥的警钟震颤着川陕红军每一份子的神经,根据地内部有敌人,红军内部有敌人,敌人就在我们身边,这个信条像一条毒蛇在人们中间游蜒,最终成了保卫局手中的利器。4月下旬,根据总政保卫局的报告,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在根据地内展开肃反行动。鉴于田颂尧部再次发起三路攻击,肃反工作采取了背靠背式的单线了解、专案调查方式,由陈昌浩负责,保卫局实施,于4月底在敌人进攻的枪炮声伴奏下,悄悄地展开了。后来中共中央和历史学家们对这次肃反予以了严厉的批判,但在当时,被清洗的人员都背负着证据确凿的罪名,尽管这些证据不知保卫局由何得来,但没有人怀疑其真实性。各式罪名的反革命被陆续送到通江城孔庙内的保卫局监狱,那里有保卫局手枪营专人看守着。没有定性的受审查人员一般先编入通信队。这些从前线被莫名其妙押往后方的营、团级干部,一送到通信队立即与一般战士同样执行勤务。我们通信队接受的受审查人员最多时有二十余人,基本都是因为指挥战斗失利后被保卫局怀疑通敌或是改组派需要进行审查的。当时在保卫局监狱中有多少定性的犯人和都是些什么人,我是不清楚的,直到四月底总部决定再次收紧阵地,放弃通江城,在转移途中我惊骇地发现,在保卫局押送的犯人中赫然走着军委会委员邝继勋和总经理处主任余笃三。经我私下打听,才知道邝继勋的罪名是通敌叛变,保卫局已拿到了他通敌的亲笔信,而余笃三则是一个老改组派,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他就反对苏联布尔什维克,与陈昌浩作对。
空山坝大捷
前线战事日趋激烈,敌人自4月26日发起新的攻势以来,气势很盛,不惜一切代价昼夜猛攻。我军在杀牛坪、大明垭予敌重创后,为减少损失、集中兵力伺机反击,于4月底主动放弃一线阵地,转至后备阵地。方面军总部和地方政府机构也日夜兼程转到大巴山南麓的空山坝地区。至此,方面军形成了向北背靠大巴山的最后防御态势:西边红73师以平溪坝为核心阻击敌左纵队;西南红12师以鹰龙山为核心抗击敌中、右纵队;东南和东面红10师以九子坡、竹峪关西山为核心抗击敌川陕边防军的环形防御圈。在这个百十里的小圈内,红军和赤卫队已达到最大限度的集中、最大限度的机动。而外围敌军自攻占通江城后,错判红军已被击溃,下一步作战只是清剿残余、一鼓聚歼而已,故而自5月中旬开始,各路敌军斗志懈怠,进攻协调性明显减弱,敌左纵队立功心切,孤军冒进越过了分水岭,不知不觉中已陷入我军三面打击的境地。这一有利态势是总部经不断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精心设计的陷阱,红军当然不肯错过大好战机,决心毫不犹豫地立即实施反击。
5月16日夜,我们通信队分头给各师送达了总部召集作战会议的通知,并引导各师首长连夜赶到空山坝方面军总部,第二天,总部召开了军事会议,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曾中生和总政、总经理处、各师首长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张国焘主持,徐向前代表总部作了总反攻计划的说明和具体作战部署。方面军的总反攻计划是决心歼灭敌主力纵队十三个团后视情况转入全线反攻。具体部署是红73师继续坚守小骡马、小坝子一线阵地,伺机转入反攻;红11师自空山坝以北向敌左侧迂回,断敌后路;红10、12师向敌右侧发起进攻,以打乱敌队形并将其击溃。会上徐向前将反三路围攻作战分为了四个阶段:第一期为收紧阵地、敌我相持两个阶段,笫二期为收紧阵地、总反攻两个阶段,他告诉大家,三天后总攻将正式开始。这一宣布引来会议室中一阵兴奋的嗡嗡窃语声。会议还表扬了红10、11师主力5月15日星夜东出、奔袭竹峪关敌刘存厚部,一举攻占亡包台山等重要阵地,并溃敌六十多里,歼敌八百余,解除了我军总反攻的侧背之患,胜利完成了战场准备任务。
总反攻於5月20日晚开始,担任迂迥的红11师冒着大雨在原始森林中劈荆斩棘,强行前进,秘密插入敌侧后,抢占要点,切断了敌左纵队后路,其中一个连队甚至占领了孙震司令部左后侧山头,机枪可直接扫射敌指挥部。21日拂晓,总攻击令下达,方面军主力一万余人左右齐出,迅速将敌分割于余家湾、柳林坝地区。经三昼夜缴战,歼敌七个团,溃敌六个团,俘敌五千人,缴枪三千余支,迫击炮五千余门。敌人随即全线崩溃,左纵队残敌和中、右纵队纷纷夺路回窜,红军转入全线追击。战报传来,首长们惊诧不已,战利品中火炮比枪支还多,是我们唯一的一次。
溃逃的川军立显川老鼠本色,不仅逃得快,而且沿途抛弃枪支弹药、辎重衣物,甚至私人财物和银元,企图诱使追兵收集物资,迟滞追击速度。徐向前及时发现了这一迹象,立刻命令通信队传达命令:各部队一律不许打扫战场,一定要穷追猛打逃敌!可是要把这一命令传达到位却非易事,各部队展开追击后,各级指挥所的位置在不停变化,谁也说不清各师、团指挥所到底在哪里,所以命令也不知送到哪里。着急中我脑中忽然灵光一闪:我们通信队人人身着藏青色军装,身挎长、短抢和系有红飘带的大刀,骑着快马,这已经是全军人人皆知的招牌式打扮,我何不用口头传达方式向沿途所有部队传达?想到此,我兴奋地一把揪住指导员与他低声淡了这一想法。他听后一下跳了起来,口中连连称好,没等他停下来,我已命令1、3排按我军追击方向各派一个班,用喊话方式向沿途所有红军传达命令。我则率一个班沿73、11师的迂回攻击方向,朝着南江一路狂奔,一口气跑了四五十里,将命令直接传达到先头部队,我们还在沿途阻止了不少部队停下打扫战场的行动。红军这种不顾缴获,一味穷追猛打,是川军从未见过的,惊恐情绪笼罩着川军,在我军追逼下,敌人的撤退很快变成真正的溃逃,官兵被挤散,建制被打乱,己无战斗力可言。
红军追击进展顺利,5月26日红73师收复南江,随后继续西进,进至敌人三路围攻前根据地的边境三江坝附近。5月29日,红12师收复通江,随后经清江渡追击,并夺回巴中,但该师并没停止,挥师转向西南攻克恩阳河进逼仪陇城。红军经一周的追击,沿途俘敌官兵六千余人,使田颂尧之29军驻地防线彻底崩溃,其腹地洞开,完全暴露在我军铁拳之下。为重建东方向,田颂尧急调后方留守部队五个团开进三江坝、长池一线,企图将战线稳定在进攻前的边界上。红73师经休整后,于6月10日夜转入进攻,以两个连一举袭占敌新建防线要地华盖山,歼敌五百余人,直接威胁三江坝守敌侧翼,迫使守敌一个旅于6月12日西撤,红73师闻讯后立即展开追击,将该旅大部歼灭,并乘势攻占敌左纵队进攻出发集结地—旺巷坝,兵锋直指广元城。6月15日,总部通令反三路围攻胜利结束。在公布的战报中指出:反三路围攻作战,历时四个月,计毙伤敌旅长以下一万四千余人,俘敌万余人,缴枪八千余支,机关枪二百余挺,迫击炮五千余门,田颂尧军损失近半。根据地面积扩大一倍以上,近三万平方公里,人口达二百余万。
红四方面军的扩编
军事上的胜利,推动了根据地的建设。自空山坝大捷后,根据地群众立即奔走相告,纷纷传言:“田冬瓜不行了,红军是神兵,他们有爬山机(指铁脚马子),再高再险的山崖他们一口气就能上去,田冬瓜的凡兵不是神兵的对手噢。”民众对红军的态度很快发生了明显变化,由过去对红军公派劳务敷衍了事、推三阻四变成自觉自愿、不计较得失的全力支前。群众参军的热情也空前高涨,天天都有自愿报名参加红军的。有了大批缴获枪支,地方武装迅速扩大,各游击队、赤卫军获得武器装备后,积极配合红军有力打击了地主、帮会和大巴山中的惯匪。遗憾的是因为缺乏干部和枪支破旧,地方武装战斗力太弱,很难独立完成战斗任务。
关于这些破旧武器我至今记忆犹新,就在反三路围攻作战刚结束,我接到总经理处通知,让警卫营和我们优先在战利品中挑选些好枪更换旧枪,我与警卫营长一块去转了半天,那些缴获的武器中,迫击炮比较新,但口径不一,50、60、81、82、120都有,而且重量极大,最小的50口径重量也要近六十斤。步枪基本都是破旧东西,别说枪型杂乱,枪上的烤蓝几乎荡然无存,枪口的来复线已很难分辨,手枪要好得多,可惜多是做样子防身用的小巧型橹子,根本无法与我们现有的快慢机驳壳枪相比,最后我是空手而归,警卫营长为首长们挑了几只崭新的枪牌橹子,大家扫兴而归。
红军重占通江后不久,总部从空山坝搬回通江,我率1排跟随徐总由南江返回耽搁了几天,到通江时已是下旬,我们一进城就感到气氛较战前大不一样,不仅商铺生意兴隆、人群熙熙攘攘,而且街头巷尾到处是刷标语的红军战士和部队宣传队,正在大力宣传胜利,围观群众人山人海好生热闹。我们马队在人群中缓缓而行,快到中山公园时,迎面传来一、二、三、四银铃般的队列口号声,我们抬头望去,只见对面走来一队身着黑色对襟军装的红军,步伐整齐、表情严肃,各个细腰丰胸、皮肤白嫩,鹅蛋形的脸上长着挺秀的小鼻子和大而圆的黑眼睛。“咦?唉?是女兵!”我身后的战士们发出一阵惊叹,大家不由自主地勒住马,张着嘴、两眼傻傻的盯住女兵们婀娜的身姿,目送她们从面前走向远处。不知过了多久,耳边响起徐总的声音:“别看了,人家走远了。”我们这才回过神来,窘迫的胡乱理了理身上武器,赶紧策马跟上徐总,我一面走着,一面感觉到胸口涌动着一股异样激情,久久不能平息。回身看看战士们,八成也和我一样,个个满脸通红、露出一种不可名状的古怪神情。听徐总说,这些女兵是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为减轻方面军负担,在今年3月组建起来的妇女独立营,专职负责警卫和通信工作,为方便执行任务,她们统统短发,外出时一律将头发塞入军帽中,乍看与男兵无异。
回到中山公园驻地,与指导员和2、3排会合后,大家一通打闹和寒暄,刚坐下,指导员就迫不及待地将总部的工作部署和当前形势向我宣讲了一番:1、根据地正在准备召开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省委领导要进行调整;2、川军刘文辉的24军与邓锡侯的28军于5月下旬爆发大战,在刘湘21军支持下,邓部取得优势,现川军主力正忙于内战,我根据地周围已无重兵集团,是我们建设、发展根据地的大好时机;3、内部肃反取得伟大成果,查出了以邝继勋、余笃三为首的一批反革命,张主席早就对邝的通敌活动有所察觉,2月免去其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改任通江县军事指挥长职务,是让他改过自新,但他执迷不悟仍与川军故旧频繁往来,被保卫局当场查获,这批反革命已于几天前在陈昌浩政委现场监督下,在通江县洪口场执行枪决。
听完指导员的传达,我心里一阵空落落的感觉,一天的好心情一下子无影无踪。邝继勋1930年底刚鄂豫皖根据地时我就认识他,当时他任红4军军长,平时待人谦和敦厚,只是作战中点子少,不果断,因此常受到下属师长们的责难,在后来几次重大军事行动中屡次指挥失当,陷部队于危境,但这都是他指挥能力差造成的。我真想不通一个川军的旅长领着几千人起义参加红军,舍弃了万贯家财和舒适的生活,成天冒着生命危险跟着红军含辛茹苦、南北转战,竟然会是个反革命内奸?真是让我感到迷茫。
根据地的发展为扩大红军创造了条件。6月下旬,川陕省中共代表大会后没几天,四方面军首脑和各师骨干一百余人齐聚广元市东南70多里的木门场,召开军事会议,这里属旺苍县,山峰起伏森林茂盛,自古就是重要的米仓(运粮)道,素为兵家必争之地,在镇北有块地叫“射坪”,是当年诸葛亮乱箭射死曹魏大将张郃之处,方面军军事会议会场定在木门寺,这是一个道观,由正殿、厢房、山门组成,该寺背靠青龙山,前环金鱼河,倚山傍水,四周层峦叠嶂,易守难攻。寺的周围大树参天,翠竹葱茏,十分隐蔽清静。会场设在正殿,一个典型清代木结构穿斗建筑,宽大阴凉。两侧的厢房临时安排总部首长和工作人员居住,条件相当不错。附近乡亲们听说首长们在这里开会,自发送来不少当地特产“醪糟”(酒酿),入口十分甘甜爽口,不同凡响。会议于月底召开,总结了粉碎敌人三路围攻的作战经验;决定扩编部队;停止红军内部的肃反工作;加强政治工作;大力开展军事训练;扩大彭杨军政学校。会议明确了总部建制和首长:最高军事领导机关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参谋长曾中生。下辖总指挥部、总政治部(兼西北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兼、副主任傅钟、曾传六。会议期间,与会者情绪高昂,人人都显得轻松兴奋,喜形于色。徐向前、陈昌浩的情绪好极了,经常听到他们俩的欢笑声,尤其是陈昌浩,一闲下来就会用俄语唱着苏联歌曲,走起路来昂首挺胸一阵风似的,当然他的脾气也见长,听警卫营说,有一天他给11师师长倪志亮打电话,倪在电话中没听出是他,态度比较生硬,他摔了电话后领着警卫班策马冲到11师,抡起马鞭劈头盖脸一通狠抽才解了气。好在是我们通信队没人挨过他的鞭子。会议最后还决定方面军作战部队应迅速扩编,最迟于下月开始,现有四个师必须全部扩编为军。
七月,红四方面军扩编正式开始,各师在收编了一些县区独立团、营和游击队后扩编为军:10师扩编为红四军,军长王宏坤,政委周纯全;12师扩编为红九军,军长何畏,(他是广西人,曾在香港当过服装工,参加了省港大罢工和百色起义,是鄂豫皖根据地创始人之一,作战勇猛,先后十余次负伤,致使行动不便,按现在说法属于残废军人,他最大问题是语言生涩难懂,激动时说话几乎无人听懂,没想到他在1937年从延安拐带公款开小差叛变,1949年被四野在广州抓获后枪决。)政务詹才芳;11师扩编为红30军,军长倪志亮(兼方面军参谋长),政委李先念;73师扩编为红31军,军长王树声(兼),政委曾传六(年底前为张广才,张调任川陕省军区指挥长后曾接任)。另外还将宣汉、达县、梁山三县游击队合编为川东游击军,总指挥王维周。四个正规军的编制大小不一,其中4军、30军各下辖三个师八个团,31军下辖三个师七个团,9军下辖两个师六个团。总部直属队也进行了改编,警卫营扩为千余人的警卫1团,通信队编入该团为通信连;军委手枪营、保卫局特务队(手枪队)、妇女独立营合编为警卫2团,负责监狱、仓库、机关、口岸、桥梁的警卫;直属首长的五个电台统一归属新设的电务处,并设立了专门的侦查电台和破译密码的专业人员,当时方面军无线侦查水平很高,无论是川军、陕军或中央军的密码通讯都能破译,以致总部首长对周边敌情动态了如指掌。扩编后,部队投入紧张的训练中。
受战争破坏影响,总部决定将川陕省党政军指挥机关从通江迁往富庶的巴中城,7月上旬,我随总部进驻巴中城。这里明显比通江热闹繁华,不仅商铺大大多于通江,城边巴河上白马井码头更是热闹非凡,河面上商船密布、穿梭不息,这些北达陕西、南抵重庆的船只无一例外均会停靠巴中,以致当地人用“白日千人拱手(指推船),夜晚万盏明灯”来形容码头的繁忙。
30军交通队
部队急剧扩大,造成干部奇缺,各军一起向总部伸手要干部,为保证部队训练和作战,总部决定从直属队抽调一批干部、老兵到部队任职,原总部警卫营长下到31军任团长,我则被派往30军交通队任队长,在编制表上,扩编后各军都将原师交通队扩编为包括侦察、通信、警卫、工兵分队的特务营,但是部队仍习惯将该营称之为交通队。30军的交通队(特务营)有五百多人。我交按接完工作赶到恩阳河30军军部报到己是7月底,天气己渐炎热,为了凉爽,我凌晨从巴中城出发,骑在马上竟有寒冷的感觉,我放马沿大路向西一路慢跑,两旁的地形越来越平缓,路边水田依次相连,一望无际,田中稻棵茵茵,路旁柳树轻摇,凉风拂面,远处山坡不时传来的男女山歌声,真让人心旷神怡忘记了战争。大几十里地不知不觉中己经跑完,晌午后到了军部才想起途中忘了吃饭,赶紧从包里掏出一块糍耙(一种米饭团),三两下吞进肚里,整了整服装后走进军部。这是一个三进的地主大宅院,高大敝亮略显破旧,军参谋主任黄正平热情地接待了我,他是安徽人,还是红15军的老熟人,有文化,工作能力很强,舒玉章被捕后他接任方面军参谋处主任,可惜在第二次过草地时病逝。他告诉我倪军长工作重点放在方面军总部,难得回来一趟,军里工作由李先念政委负责,军事训练甚本由他负责,现在训练这么紧张,各师的问题都招架不了,实在无法兼顾直属队的训练,我来的正好,希望能把直属队的训练抓起来。谈完话后他让警卫员领我到了离军部不远的交通队(特务营)驻地。
晚上,营政委和各连主官请我吃了顿火锅,那是一种炖煮动物内脏的煮火锅,不像现在的涮火锅。席间我们相互介绍认识后,边吃边喝还边说着特务营的基本情况。随着清淡的米酒下肚,大家谈兴不断高涨,以至晚饭到下半夜才结束。晚饭的收获是我知道了特务营由警卫、通信、侦察三个连和一个工兵排组成,人员中老兵占大多数,武器装备是全军精选的。最高兴的是我就此结识了几位老战友,其中周纯麟、肖永银在全国解放以后与我共同在南京军区工作。此外,还有因饮酒过度带来的一夜头痛。
第二天早上,我瞪着佈满血丝的眼晴检查了全营装备和训练情况。装备确实没话说,每人都是长、短枪配制:长枪,正付班长都是花机关(自动步枪),战士们一色三八式七九快枪。短枪,一色都是德国造毛瑟枪,枪的成色都在八成新以上,保养的很精心。训练内容除步兵五大技术(射击、投弹、刺杀、跨越障碍、土工作业)外,各特勤分队还需练习战术和本职技术,如侦察连的擒拿格斗;通信连的架线、设电话;工兵排爆破、各类掩体等。大家训练积极性很高,态度也很认真,但是问题也很明显,主要表现于指挥员战术素养不高,又都按各自战斗经验训练战士,一个师傅一个样,搞得战士们单兵战术五花八门,集体战术,尤其是连排级进攻防御队形和火力配备几乎不成模样。原因很简单,方面军几经肃反,有文化的人,尤其是从正规军学校出来的人基本杀光和清出战斗部队,现有指挥人员虽然个个作战英勇,政治立场可靠,但文化水平极低,大多连字都不识,不要说阅读总部下发教材,就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出来,自然难于按教材施教了。总部对这一情况十分清楚。自7月开始,陆续下发了不少军事、政治教材和刊物小报,并指示各级组织文化扫盲班,结合军政训练进行扫除文盲活动。
方面军的军事教材系统而实用,主要有,《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要诀》、《与‘剿赤’军作战要诀》、《军事知识研究》、《步兵基本动作》、《追击要点》等,基本全面解决了与白军作战的常见战术问题,通过学习上述教材,全军各级指挥员都感到收获颇大,我也自觉军事素养有了明显提高。全国解放后,我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时,发现教材和毛泽东军事论著中许多内容竟与当时教材雷同,可见当时四方面军作战总结和研究工作的水平。训练中方面军也很重视政治教育,在坚持十大纪律(类似一方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基础上,组织部队骨干以轮训班形式学习党的《十大纲领》、《红军战士读本》、《红色战士丛书》等,重点解决为什么当红军、怎样当好红军的问题。配发到连队的《干部必读》,通俗阐述了红色政权存在的条件和发展的原因,今后发展的战略,重点解决干部思想中革命目标、如何处理军民、军政关系的问题。通过训练,部队素质有了大幅度提高。应当指出的是,训练中也存在一些偏向,如在组织纪律性上,片面强调下级无条件服从上级,全军无条件服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助长了各级干部的骄横脾气和军阀作风,特别是在7月成立政治保卫局(直属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局长曾传六)后,在军中大搞背靠背揭发、突击逮捕、刑讯逼供、诱骗证人等恶劣行为,更助长了一些干部随意怀疑、乱扣帽子、任意刑罚的不良习气。
根据地稳定发展和生产的恢复,红军的生活条件大为改善,自川北根据地建立后,总部严令禁止像鄂豫皖根据地那样,各部队擅自羁押富绅以索取赎金补充军需的作法,军需资金统一由政府税务部门通过土地税和商业税的征收筹集,从而保障了稳定的军费来源。我们30军当时驻巴中地区,周边地方比较富庶,常有老乡慰问部队,使得特务营不仅一日三餐有白米饭外,每天还有一顿荤菜。每月不分干部战士每人还发给一块银元的零用钱,这在当时可是不低的待遇,在川北这个偏僻之地,四块银元就可以买一头牛,而一块银元足以让普通人家生活一个月了。由于敌人的封锁,生活中最大问题是盐供应紧张,经常发生断盐的事情,部队为解决食盐,甚至派人到盐店里刮盐堆下的老土充当食盐。食盐己成为制约根据地发展的主要障碍,为了彻底解决问题,方面军决心发动地攻战役,首先是要夺取南部县的盐矿区。这时,方面军己得知蒋介石干7月任命敌21军军长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令其统领各路川军对红军发起新的围攻。鉴于敌军调集兵力尚需时日,我根据地周边兵力空虚,各路敌军矛盾重重,互相观望之情况,总部决定抓住有利时机,在八月中旬抢先向南部发起进攻。
三次进攻战役
1933年8月中旬开始,红四方面军有步骤地向南发起三次进攻战役。
由红9军、红31军一部首先开始的仪南战役,目的是击溃田颂尧在当地的残部,夺取南部县盐井。李先念政委从总部开会回来后,这样说明了此战役的意义,他说:“张主席说了,这次战役也可以叫做盐巴战役,盐巴是人民生活和军队供应的必需品,所以产盐区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在中国古代商、周时期,推翻前朝的战争都是从夺取山西大盐场开始,当时盐还是稀有物资,控制了盐场不仅保障了人民和军队的生活,还可以交换紧缺物资,这种从商代开始的专门贸易行为,产生了一种新的行当,叫做商人。今天我们红军要想建立稳固的根据地,也要走这条路,因此,此战我们必须成功,而且是必须迅速成功。”这次战役历时半月,歼敌三千余、缴枪千余,攻占了嘉陵江以东广大地区和陕南宁强县一部,夺取了大批盐井,彻底解决了根据地吃盐问题。
仪南战役后,敌我态势发生重大变化,敌20军杨森部驻扎在营山以北的第二混成旅位置明显突出,这里距巴中不到百里,形成了插入我根据地楔子,为拔除这个毒刺,扫清向南发展通路,总部决定以我们30军、9军为主力,在红四军11师配合下,发起营渠战役。鉴于敌20军六个混成旅(每旅三团)和四个直属团的两万余人,形成由南向北纵深梯次配置,总部决心以红30军由北向南实施正面突击,红9军和红4军11师向敌一梯队的第二混成旅战术防御地幅侧背实施向心突击。总部命令各部当前任务为,攻取敌第一梯队(第二混成旅)防御支撑点玉山场和鼎山场坚固阵地,尔后各部按计划向敌战役纵深发起突击。
9月20日,我奉倪志亮军长之命,率侦察员对敌玉山场阵地进行实地侦察,这里有敌人一个团设防,筑有坚固阵地,山路崎岖、地形险要,山坡上建有不少发射点,形成交叉火力,封锁着道路和山坡,当真是易守难攻。我们冒着蒙蒙细雨,慢慢爬到敌阵前,仔细绘制出敌阵地形图并标志出敌火力点分布情况,我正忙着,身旁的一个侦察员突然低声对我说到:“队长,敌人阵地侧翼陡坡可以攀登,只要部队一登上去,敌人肯定立刻垮掉。”我顺着他手指方向看去,果然有一段约有70度的陡坡上隐约凸凹着不少可以援手的岩石,我兴奋地标明后率队撤了下来,这时雨越下越大,道路泥泞不堪,我们穿着铁脚马子仍然一步一滑,四、五里地我们踉踉跄跄竞走了近一个时辰。回到军指挥所我向倪军长汇报了情况,他对侦察草图十分满意,一边看一边赞叹:到底是徐总指挥和陈昌浩政委身边带出来的,这图画的既清楚又有建议,太好了!根据侦察情报,军首长决心以偷袭方式攻占玉山场。突击队由侦察员带路攀岩而上偷袭敌人阵地侧翼,得手后主力在正面发起攻击。
9月22日,30军主力冒着大雨向玉山场之敌发起了攻击,进攻十分顺利,二梯队尚未展开,玉山场之敌己向南溃逃,我们军立即冒雨转入追击,前进速度很快,每天都在七十里上下,军部紧随前卫88师之后,一路向南猛追,两天后,我们进抵营山以北地区,接近敌战役纵深内的第二道防线。没想到与我们并肩突破的红9军动作更快,先我们一步到达营山并开始部署攻击。24日,红30军按总部命令,突击方向折向东南,直指敌战役纵深防御要点渠县。红4军11师为战役预备队,尾随我军跟进,24日夜间开始,红30军主力开始隐蔽向东移动,89师进抵杨家寨,88师进抵佛楼寺一线,准备攻取该两地敌第1混成旅既设阵地。90师为军预备队。26日我们全部进入进攻出发阵地。与此同时,随我军跟进的红4军11师也在我东侧展开,准备向达县石桥河守敌进攻。
27日,我率侦察连展开战前侦察,通过捕捉俘虏和勘察地形,核实当面守敌为敌第1混成旅第1、第3两个团,并进一步核实了88、89师攀登悬崖绝壁偷袭敌阵地的路线。当晚,军司令部根据各师进攻方案和我队核实过的情报制定了进攻计划。第二天,总部批准了军作战计划,确定进攻发起时间为29日夜间。红30军的进攻实现了隐蔽性和突然性,29日夜,军一梯队各师以偷袭方式一举突破敌佛楼寺,杨家寨阵地,迅速将守敌分割,战至天亮后,相继结束战斗,敌混1旅两个团被全歼。30日午后,部队转入打扫战场并准备休整一至两天,当晚,突接总部命令,红30军主力立即转向西进,会同红9军围歼敌杨森部的战役二梯队和预备队第3混成旅和第5混成旅一部于营山。配署30军的红4军11师迅速南进,直抵渠县城郊,以威胁敌从深远战略后方前调之增援部队——敌21军第3、4两师侧翼。
这是一个十分有想象力的高明战役机动,总部在此战役中使用红9军和红4军11师正面拑制敌人,另以红30军由南向东再返向西,犹如一把铁扫帚,横扫敌绵亘防线,切断其相互联系,最后顺理成章地形成合围歼敌之势,令人叹服。应当指出的是,这一功劳首先归功于方面军的侦察电台,由于他们卓有成效的工作,川军每一调动命令都同时到达方面军首长办公桌上,遂使红军神出鬼没,用兵如神。
红9军、30军于10月3日晚对营山一线守敌发起进攻,敌人虽凭借坚固阵地(纵深内竞有七、八道堑壕)进行顽抗,终难抵抗红军的神勇,当晚敌军被歼二千余人后向西渡过嘉陵江逃窜。红军乘胜一路扫荡,顺手将当地反动帮会武装统统消灭。6日,红9军一部渡过嘉陵江,占领西岸周口镇,营渠战役结束。是役歼敌三千余人,缴枪两千五百余支,使根据地向南扩展百余里,新增人口九十余万。
营渠战役结束当天,总部下达通报:敌四川“剿匪”总司令第21军军长刘湘下达动员令,集中川军各部共一百一十多个团共二十余万人,准备对红军围攻。其作战企图为,兵分六路,第一路由28军十八个团组成,总指挥邓锡候;第二路由29军二十四个团组成,总指挥田颂尧;第三路由新编第6师和23师组成,总指挥李家钰;第四路由20军十二个团组成,总指挥杨森;第五路由21军二十四个团组成,总指挥王陵基;第六路由23军(川陕边防军改编)十二个团组成,总指挥刘邦俊。国民党国防部调派十八架轰炸机助战,并补充枪支万余,子弹五百万发,决心以优势兵力将红军压缩至大巴山南麓,最后予以围歼。针对敌人这一企图,总部决心发起一次新的进攻战役,以打乱敌人部署,扩大根据地,猛烈发展红军。鉴于川东游击军与方面军取得了联系,该军现在敌23军后方开辟了广大的游击区,当地群众具有高涨的革命热情,总部最后确定对川东敌刘存厚的23军实施攻击,为此,总部在得胜山召集师以上干部军事会议,研究和制定了战役作战方针和部署,并确定名称为宣达战役。为达战役突然性,方面军令红9军、30军一部向西佯动,造成西渡嘉陵江之势以迷惑敌军。
宣达战役于10月16日夜开始,战役意图是集中兵力对敌十三个团布防的东北起自万源、中途西南黄忠堡、草坝场、喻家坪、镇龙关、土地堡、丘家堡、澌滩河再转向南到达县的绵长弧形防线上实施中央突破。考虑到敌防线长达三百余里,兵力十分空虚,为求得在敌纵深快速迂回穿插,将敌重兵集团合围于浅近纵深内,方面军决定建立以中路为主的左、中、右三个突击兵团,红30军四个团为中路第一梯队,红九军25师为二梯队,由陈昌浩负责指挥实施中央突破;左路由红四军三个团组成;右路由该军两个团组成,实行辅助突破。我们军部随一梯队行动,交通队(特务营)任务是负责司令部安全、组织执法队,检查部队进入新区的群众纪律和战场纪律,维护新区治安。
16日夜,红军各部秘密进入进攻出发阵地,17日拂晓,我们军90师268团沿小路攀悬崖,一举袭占敌防御要隘烟灯寨,歼敌一个营,撕开了敌人防线,后继各团立即涌入展开,相继攻占土地堡、凤凰观,全歼敌第6团,突破了敌第11师防御纵深,近午时,第二梯队红25师投入战斗,午后攻占敌二线据点近家堡、马渡关,并击溃守敌第五团,敌中部的弧型防线顷刻瓦解,残敌纷纷南逃,红军转入追击,第二天攻占隘口后,红25师取道东南向宣汉城攻击前进,我们30军则继续向南猛进,直扑敌23军总部所在地达县。
19日,红30军先后攻占达县以北的双庙场、蒲家场和罗江口,控制了达县通往宣汉的大道,并随即向城北制高点凤凰山守敌展开进攻。守敌独立旅凭着险峻地形和坚固工事击退我军多次冲击,李先念政委当机立断,留下两个营牵制守敌,主力趁夜沿宣(汉)达(县)大路绕道城东奔袭县城。这一出敌意料之举收到奇效,城东守敌一个连与我尖刀连一经接触即溃逃入城,我军先头部队趁机追击入城,迅速解决了守敌一团大部,解放了达县。随后我攻凤凰山部队借敌惶恐,发起强攻,将守敌一团击溃,并在追击中予以歼灭。
我跟李先念政委在拂晓时分走进刘存厚的府邸,这是个规模庞大、建造精美的花园宅院,屋中红木家具古朴大方,窗棂镂花、回廊曲径处处精美,厅中陈列的许多古玩墨宝,和卧室中的雕花大床,无一不是古代佳作。我们进屋时,桌上杯碗碟盘一片狼藉,听俘虏说,东门枪响时,刘存厚尚在府中饮酒扶乩,闻讯后仓皇领着卫队从南门出逃,与红军进入刘府只差一袋烟的功夫,李先念听后懊悔不已,不住叹息:后继部队跟进太慢,否则一定捉到这个三朝元老(清朝、北洋政府、民国)的老将军。
在红30军胜利进军时,我左右两路也取得巨大战果,经过十一天战斗,红军彻底粉碎了敌23军的防御体系,并与川东游击军在圣灯寺会师,圆满结束了宣汉战役。此役歼敌六个团,溃敌九个团,俘敌四千余人,缴枪八千余支,更有意外惊喜的是,我军完整缴获了一个兵工厂(一千多工人、一百多机床)、一个造币厂、一个被服厂和大批布匹、粮食以及百万银元,这是方面军空前的大收获,为扩大红军和粉碎敌人进攻打下坚实基础。
空前的胜利带来繁重的工作,首先是缴获物资运输问题,达县距后方基地苦草坝路途遥远、道路难行,我们手边又缺少车辆、民工,面对如山的战利品,经理处一筹莫展,多亏李先念机敏果断,抽调主力部队加入抢运,连续运了好几天,解决了运输问题,但也把部队累得够呛;再是扩红问题,刘存厚统治的暴戾更甚田继尧,民众苦不堪言、积怨甚深,红军的举措和川东游击军的工作,受到当地民众衷心拥护,群众参加红军的热情极高,政治部门前天天围堵着成百上千青壮年要求参军,在不到两周里,宣汉战役参战部队已招收了两万五千多新兵,把各级政治部忙得焦头烂额、昏天暗地;我的烦恼是交通队兼任的执法队工作,不仅每天要费大力搜捕敌人的散兵游勇,还要对付土匪有组织的抢劫袭击,又要保护好机关的安全,忙的晕头转向,最难堪的还是军纪纠察,为维护红军在新区形象,按照陈昌浩指示,我们在各交通道口设立了纠察站,专门检查过往红军官兵的私人物品,防止有人破坏群众和战场纪律“发洋财”。在达县的十几天里,我们先后扣押了几十个红军官兵,罪名都是身边携有来路不明的财物,他们被送往政治保卫局审查,结果一般都是没收财物后送苦役队服刑,其中难免有冤枉者。我曾遇到个方面军总经理处的管理员,纠察在他的背篓里查出一些不应属于个人的布匹类的东西,据他说,这些东西是他在战斗部队的老乡分到的战利品,托他带回后方家中孝敬父母的,因为无法核实,只好将他送保卫局审讯,结果还是进了苦刑队。
三次进攻战役结束后,川陕根据地面积达到四万二千多平方公里,人口近五百万,先后建立了二十二个县、市革命政权,地方武装和赤卫队、少年先锋队达十余万众,为主力红军发展准备了良好条件。方面军结束宣达战役转入休整后,将川东游击军编入主力,成立了红33军,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政委,下辖97、98、99三个师和一个独立团,兵力一万余人。方面军其余各军也进行了补充,均编齐了三个师,每师三个团,总兵力达到八万五千余人,这是红四方面军最辉煌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