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越大巴山
进军命令是16日下达的,当晚我们通信队一个排分头向各师送达了命令。前卫73师217团为先遣队,17日凌晨出发,总部率主力随后跟进,顺序为红11、12师,主力出发最后期限为19日凌晨,任务是翻越大巴山进抵通江县境内。
大巴山雄踞川陕两省交界,山势险峻,道路崎岖,而方面军选择的这条去川北的路,又是其中最难走的一条。当时之所以选择这条路,是根据汉中地下党的情报和敌人的报纸消息,判断川北军阀田颂尧正率部加盟川军第21军刘湘的阵营,向驻成都的川军第24军刘文辉(四川省主席)部发动进攻,争夺四川霸权,其老巢通江、南江、巴中一带兵力十分空虚,非常有利我军的发展。而我军选走钟家沟经天池寺、核桃树越过大巴山,是陕南到川北的最近路线,只有二百一十里山路,一路山高路险、荒无人烟,可以确保战役发起的突然性。
出发前,当地乡亲中的老者纷纷向总部首长劝说:大巴山这条路只可以在开春后通行,入冬后大雪封山,根本无路可寻,万万不可攀越。这些忠告,对我们这群刚刚翻越过秦岭主峰的汉子来说,实是难放在心上。其实这回最让总部首长操心的,是我们出发前两天刚组建的钟家沟游击队被反动民团消灭了,这支由方面军特别组建的游击队,是由一批当地游击队和熟悉大巴山和川北情况的流氓无产者组成,本意是让他们随主力入川后,迅速发展川北红军部队,没曾想到他们在赶往出发集结地途中被敌人消灭了,真是可惜。
17日天亮前,部队登上了大巴山北坡,朦胧中长长队列在风雪中蠕动,背上的稻草很快变成了雪球,展目望去,像一条游动的雪龙,盘山徊游。真得感谢前卫师的同志,本来没路的山坡,被他们生生在荆棘中砍出一条三尺来宽的小路,路上的坑洼被添平,陡滑的冰坡被刨出道道横沟,使我们轻松快速地前进了三四十里地。到了山腰后,气候变得恶劣起来,狂风卷着鹅毛般的雪花砸到脸上,双眼难睁,大地混沌不堪,十步开外难分物体。部队只能弓着腰,眯着眼,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往前拱,要命的是脚下越走越滑,最后完全是在冰上爬行,为防滑铺上的稻草转眼即被大风刮走,不起任何作用,大家只好在昏暗中手脚并用,挣扎向前。雪水汗水很快湿透衣服,寒风一吹成了冰壳,使劲儿一弯腿,咔哧一声裤管立刻断裂出一道大裂缝。身上的枪支、稻草不知什么时候挂满了冰凌,风一吹过,全身叮铛作响。路越走越险,越走越难,越走越慢,冰坡峭壁不断出现,为保证首长和机关安全,我们通信队和警卫营在艰险路段上都手挽手组成安全人墙,帮助扶持人员和推拉马匹。这时,我总是想起钟家沟年老乡亲的告诫。
不知走了多久,也不知是什么时间,只记得快到山顶时,大雪变成冰雹,狂风变成暴风,道路成了峭壁,身旁身后全是无底深渊,人马只能在石缝中蹒跚而行,人和马在交替拉扯中向前挪动,头脑中一片空白,浑身麻木,只是本能地向前移动。天渐渐黑了下来,我们喘着粗气,终于在暮色中登上了山顶。按陕南老乡描述,大巴山这条路的长度是上七十,中七十,下七十共二百一十里,没想到短短七十里我们走了一整天还累得半死,可见道路之难行。上了山顶,总部继续前进了约三四十里到了天池寺,这实际只是个已经荒废很久的破败寺庙,院里只有两间破房子,全部安排给了医院的伤员住宿,总部首长和其他人员一起,在雪地里铺上稻草露营,为了照顾徐总和陈政委(张国焘主席被伤员们强行拉到屋中过夜),我们集中稻草和高粱秆生起一堆篝火(这可能是方面军行军纵队中唯一的火堆),给首长们烧开水吃晚饭。其他同志只能就着积雪吞咽干粮,一顿饭直吃得大家从里到外透心凉,浑身哆嗦。当晚,总部接到前卫红73师报告,先遣队217团当日袭占通江县两河口镇,守敌闻风逃窜。
好不容易度过了寒冷漫长的一夜,第二天天气转晴大家迫不及待地收拾东西准备下山,这时收到各师报告,不少同志在行军途中和夜间宿营时摔死、冻死了。闻此消息,总部首长只能望天长叹,无言以对。下山的路途并不轻松,人马一步一滑,一不小心就是一个跟头,摔在满地凹凸不平的岩石上,弄得鼻青脸肿。踉踉跄跄地走了一百余里地,我们终于在傍晚时分到达山下两河口镇外,正要进镇,忽听前面响起一阵密集爆炸声,警卫营立即就地展开,准备战斗,我率一个班随12师部队冲进镇内,发现原来是当地百姓为迎接红军燃放的鞭炮,虚惊一场。为给乡亲们留下深刻印象,总部决定搞个入镇仪式,我们抖擞精神,抚平破烂的军装,排好队列,昂首挺胸地穿过街两旁围观的群众开进街里。部队这时的形象一定是惨不不睹,大家身上缠绕着各色破布,军装千窗百孔,手脚上布满裂口,行走时一瘸一拐,各类火炮也都在过山时丢弃了,看上去一点不像正规军,倒像成日钻山沟的土匪。当地老百姓也比我们好不了多么,个个面色青黄、尖嘴猴腮,大都身着破烂棉布袍,表情呆滞。
两河口是一个只有二、三十间店铺的小市镇,在镇口一个只有两张桌子的小茶馆里,红73师师长王树声、政委张广才与总部会合,报告了夺取两河口镇的情况。这里原驻有地方民团,百十条人枪,当73师217团从大巴山下来的被他们抢先发现,并误把红军当成山里的土匪进行阻击,217团迅即展开,用机枪实施火力压制,由于民团枪支多是老套筒(清末民初生产的老式步枪)、单打一(地方小兵工厂生产的单发式步枪),被我军火力一举击溃,逃之夭夭,我军无一伤亡进占两河口。总部首长了解情况后,立即命令73师留一个团负责两河口地带的警戒,方面军主力迅速南进,进驻苦草坝一线,命令要求各部队开进途中要积极设法与地下党取得联络,同时尽量避免与当地民团发生战斗,实在无法避免时,应以火力驱散办法处理。随后在茶馆里,张国焘接见了当地名流士绅,向他们宣讲红军奋斗的宗旨和入川的目的,同时也了解了当地的风土人情,这些大烟鬼们看上去各个无精打采,可是一旦摆起“龙门阵”来,一个赛一个的精神,各个口若悬河,互不相让,为了让他们讲完话,结果耗费了我们两个时辰。
当晚,方面军主力急行军百里左右,进驻泥溪场一带,总部宿营瓦石铺。这是通江县辖内的一个小山寨,只有一百多户人家,四面环山,易守难攻。镇上房屋多为木柱支撑、青竹扎架,外面糊上泥巴的草顶大棚屋,一间可住几十人,总部首长全住进了一间大棚屋。睡到下半夜,街上百姓的店铺忽然失火,火借风势燃烧迅猛,部队从睡梦中惊起全力投入救火和转移群众,折腾到天亮,总算是把火扑灭了,可惜镇上半条街的草屋已成灰烬。红军奋不顾身救火、救人、救财物的行为,引发乡亲们由衷的感叹:从没见过这样好的军队。
方面军在泥溪场一带休整了几天,一面侦察敌情、一面寻找地下党和发动群众。到了第三天中午,红12师来报,中共四川省委罗世文书记责成巴中中心县委派人主动与我军联系,现来人正在该师与邝继勋师长(小河口会议再次任命)交流情况。总部首长闻讯大喜,徐总迫不及待地率我们一个通信班和警卫员赶往12师部,与地下党代表吴瑞林进行了详细的交谈。这位年轻的汉子头上缠着布巾,身体健壮,一脸忠厚之相,但记忆力极好,思路敏捷,在他指点下,12师的参谋很快绘制出一份敌人通江城防卫图以及南江区中敌人驻防态势图。不久张国焘,陈昌浩也赶到12师,在这里形成了方面军下一步行动的方案。翌日,总部在苦草坝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确定全军兵分三路:10师为左翼纵队,经洪口向通江城东北进击;73师为右纵队,经平溪坝向通江城西北进击,相机夺取南江;总部率11、12师直趋通江城下,相机夺城。力争在这一地区建立长久的根据地。
夺取通、南、巴
1932年12月23日,方面军各师按总部命令开始了盼望已久的进攻战役。这场战役在几十年后被称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奠基战役,可当时,没人这么想。全军上下除了张国焘保持着他那招牌似胸有成竹的表情外,全部人员对四川完全一无所知,行军路上一直好奇地东张西望,当地的山川河流、风土人情甚至天气都成了讨论对象。陌生的环境,陌生的战场,加上几乎没有的战场准备,给总部首长和部队带来的只有紧张和不安。
四川当时实行“防区制”,全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权分散在一群军阀手中,除24军军长刘文辉(兼四川省主席)和21军军长刘湘外,我军当面之敌是实力排在第三的29军军长田颂尧部。该部盘踞川北,川西二十六个县,拥有五个师、3个路(每路两个旅)、一个军直属旅,共约五十个团,十余万人,实力不能小视。通过地下党的情报,我们知道该军主力正在成都一带参加军阀混战,通(江)南(江)巴(中)地区仅有正规军一个团和民团驻守,十分空虚。可惜这些情况只反映了当面敌情,并没反映出战役纵深内的敌情变化,徐总对此一直惴惴不安,不时要求电台与左右两路沟通敌情。方面军原有五部电台,西行时带出三台,此次战役开始时给73师、10师各配了一台,每台配署有一个警卫排,可见当时电台的珍贵。
为及时掌握敌情和联络地下党,总部命我率一个班与巴中中心县委联络员吴瑞林配署到先头36团,我们跟着余天云团长随一梯队1营行进,部队沿着大通江一路向南急行军,两岸山峦起伏,连绵不断,海拔都在800-2000米,且地形险要。从山脚到山顶,二、三十里距离上连绵横亘着断崖陡坡,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确是建立根据地的理想地形。一路急行军我们一点没觉得累,这全归功于吴瑞林,这位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别看当时只有17岁,可肚里货不少,三国演义蜀国的故事至少装了一大箩,每到险要处他都有典故说出,听得我和余天云津津有味。川北地下党的工作也很出色,沿途所有的村寨几乎都有组织或联络点,部队一进村子,吴瑞林总能很轻松地与党组织接上关系,随即而来的是乡亲们蜂拥而至,迎接红军。尽管他们个个衣不遮体,面容枯槁,但人人都端茶捧钵,尽其所有慰问红军。听吴瑞林介绍,这年9月川北地下党发动了一起大规模的农民抗捐运动,群众提刀荷棒,到处捕捉地主豪绅,冲击县城,大闹公堂,颇似当年的鄂豫皖闹红。我们来时,这场运动仍在进行中,造反的农民见到给自己撑腰的造反军队,自是欢呼雀跃不已。热烈的气氛感染着部队,战士们各个显得斗志昂扬,纷纷要求团长加快前进,尽早解放通江城。
25日下午,我们前进到通江城郊的瓦宝铺时,突然遭到川军一个营和当地民团的阻击,1营在机枪掩护下,行进中发起冲击,立刻击溃守敌,随即在追击中将其大部歼灭,我军乘胜直抵城下,待团主力到达后立即对通江城发起攻击,尚未交火,守城的民团一哄而散,通江城被我军占领。第二天,方面军主力进抵通江县城,举行了隆重的入城式,以庆祝西征以来第一次解放县城的重大胜利。随后总部命令11、12师在县城休整,赶制冬装,机关则全力发动群众筹建红色政权。
通江县城背山面水,面积不大,有千余户人家。城内纵横着几条水泥马路,路边商铺林立,热闹非常,生意最好的当数大烟馆,全城二百多家烟馆都是全天营业,顾客川流不息,十分红火。城中部位有一座中山公园,园中小土丘上建有一栋洋味十足的两层楼房,是原县政府招待上峰的高级招待所,现在,成了总部所在地,方面军机关和军委会机关分驻附近的孔庙及教堂中。城里的商品极其丰富,许多东西我从未见过,有一次上街我们第一次看见了银耳,不知是何物,询问老板后,才知是一种熬着吃的食品,大家以为可以熬稀饭,决定尝尝鲜,买了一大包回去熬了一桶银耳粥,结果越吃越饿,后来张国焘看见后告诉我们才知道这不是粮食,是滋补用的药品。
当时的四川人民生活十分困苦,“防区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大小军阀为维持军费开支,在防区内巧立名目随意开征税捐横征暴敛,田颂尧防区内正式税捐高达八十多种,连农民浇粪上肥也要交税,当地民众怨声载道,他们告诉我们:现在只有放屁无捐,其他干什么都要交税捐,“田颂尧这个狗入的,把我们老百姓整得好惨噢!”为了增加收入,田颂尧强迫防区内的农民大量种植罂粟,允许农民以大烟土折抵税捐款,使得当地民众普遍吸毒,在大街上行走,迎面十个男人至少有九个是瘾君子,他们个个瘦得像竹竿,面色白里透青,走起路来全身没有三两沉,东摇西晃弱不禁风,致使当地挑担背柴、田间劳作的力气活全部由妇女承担,这也就造成了当地一个有趣现象,男人普遍怕老婆。我随政治部走访群众时发现,各家男人基本上都是名义上的家长,家中大事小事往往均由妇女最终拍板决定。
部队在通江经过几天休整,体力恢复得很快,我们通信队一百余人各个身强力壮,无一病号,冬装也由供给部配发下来了,虽然是对襟式的棉袄,当兵的穿上显得不伦不类,但毕竟是新衣服,战士们穿上后仍显得精神多了。总部首长经过几天调查研究,决心在川北以通、南、巴为中心创建新的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为迅速发动群众,在地方党组织请求下,决定各师和直属队分片包干宣传、组织、武装基本群众,建立和扩大地方党组织及基层革命政权。发动群众的工作原则是按张国焘主持起草的《入川十大纲领》执行的,内容包括了建立人民政府,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分配土地,统一税则,职工利益,男女平等,反帝反日本侵略,打倒蒋介石,废除防区制,各军互不侵犯,禁绝鸦片等。这个纲领的内容与鄂豫皖苏维埃的纲领已大不一样,主要是把土地革命核心目的打土豪、分田地变成了减租减息,按劳动力重新平均分配土地,很接近抗日战争中民主政府的纲领,在当时很有点非布尔什维克化的味道,这后来招致中央强烈批评。为了争取发动群众建立政权的时间,总部以张国焘名义致函给田颂尧要求其不要以武力相加,让红军在通南巴地区休息过冬,一切问题均可商量。但是田颂尧并不买红军的帐,他急调主力回援,向我军展开了反攻。
12月下旬,军情突然吃紧,先是陕南敌西北军65师由西乡进入万源一带,逼近红10师侧背,继尔是田颂尧调集留守部队主力第1、2路及第7旅分西南西北两方向夹击通江城。总部研究敌情后判断:西北军只是为阻止红军重返汉中进行的佯动,真正要与红军拼命的是川军,遂决定集中主力打击田颂尧部,首次打击放在通江西南方向的敌第1路和第7旅,战场选定在通江城西二十余里的山口恩歌嘴。战斗于我军在预有阵地展开后的第二天拂晓打响,经三个小时激战,击溃来敌,歼敌一个多团,俘敌数百。敌残部后退六十余里,与我军在马家平、石门子一线对峙。不久敌得到增援后,集中七个团兵力向我展开新一轮反攻,红11、12师与敌激战一天待敌进攻懈惰之机,以迂回部队突然在敌侧背发起突击一举击溃敌军,毙伤敌千余,俘敌六百余。残敌溃入巴中县城,我追击部队鉴于巴中县城地形险要,守敌有两旅之众,决定暂不攻城。这一战结束后,我第一次见到川军主力部队的尊容,他们一个个尖嘴猴腮,一看便知是大烟鬼,每人身带一个竹编的背篓上层放一床军用线毯,下面放着各式烟具烟枪,果然是名副其实的双抢兵。捷报接踵而来,红73师在南江县以东大河口与敌第2路先头团遭遇,我军迅速抢占有利地形,先敌展开,一举全歼该团。红10师在竹峪关击溃陕南来敌之65师,迫其退守万源。至此,方圆数百里内再无敢于向红军进攻的敌军了。
前线战斗加重了后方负担,为解决前线急需的物资、兵源,后方需要一个政权来处理有关事务。1932年12月29日,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于隆隆的枪炮声中在通江城成立,鉴于邝继勋曾在川军任过第7混成旅旅长,领导了莲溪兵变,在当地有一些影响力,总部决定由他出任主席。临时政府实际上是一个过渡性的军管会,所有的日常工作均有军委会和总政治部承担。由于机构和部门的增加,总部警卫营兵力深感不足,总部决定各部门的外勤警卫工作由通信队兼负。这样一来,通信队成了直属队中最忙碌的单位。成立临时革命委员会的通告连同总政治部关于发动群众建立基层政权的工作要求等文件,由通信队连夜送往各师,各师随后抽出了一批人员组成工作队深入农村进行宣传组织群众工作。在通江县,临时革命委员会迅速展开工作,当时最重要的工作要数筹粮和扩红(招收新战士)两项。在通信队的警卫下,总政工作队在通江县首先发动了这两项工作。
通江县地广人稀,土地肥沃,虽然好地都种了罂粟,但粮食产量仍然不少,这些粮食经过各类税捐名目集中到了少数士绅手中,被当地民众称为“绅粮”,这大大便利了红军征粮工作。红军以强制手段征收“绅粮”,每次都动员成百上千的穷苦百姓一块去打“绅粮”,在帮红军运完征收的“绅粮”后,他们每人都可分到三、四十斤粮食,群众无不欢欣鼓舞,踊跃参加打“绅粮”,使得我们军粮很快得到解决,同时还获得了穷苦人民的拥护。
扩大红军是我们最感头疼的事。通江县当时人口十一万,不乏青壮男子,而且穷苦人民也很愿意参加红军以捍卫自己的利益,问题是当地男子百分之九十九是大烟鬼,这些人进入部队必然降低战斗力,可是不招他们还能招谁呢?总政张琴秋主任领着我们四处奔波反复调查后,向总部提出了招收“瘾君子”中的壮丁入伍,把征兵和戒烟作为一项工作同时开展的建议报告,这一建议先经邝继勋同意后,很快送达军委会曾中生参谋长处,几天后军委会一致同意了该方案,使得我军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招收“烟鬼”入伍工作正式展开。这本身是一个被迫无奈的选择,使我感到惊讶的是,这个办法会由张琴秋主任提出来。
在我所知道的女性首长中,张琴秋主任当属特点最突出的了,这位书生气十足的莫斯科中山大学高才生从外表看,她几乎没有女性特征,短短的头发塞在军帽中,颧骨突出,面色黝黑,永远整洁的军装裹在消瘦的身体上,低平的胸脯和瘦小的臀部,看上去就是个小伙子。她性格倔强直率,原则性很强,极少灵活性,只要她认准是正确的事情,她总是千方百计、百折不挠地争取,哪怕是经张国焘决策的事,她认为不对,同样会利用一切方式去斗争,像小河口会议和后来总部在通江的说明会,都是由她串联了一些首长要求张国焘召开的,这使得张国焘对她颇感恼火。在公私问题处理上,她始终把公事放在第一位,当她丈夫沈泽民书记牺牲消息传来后,她在工作中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甚至连悲伤的情绪我们都没看出来。她学识渊博、工作认真负责,她不仅对马列主义有很高的修养,军事知识也很丰富,我关于驳壳枪的专业知识还是她告诉我的。那是我陪她到通江城北面苦草坝筹粮路上,她询问我们通信队的装备时听我称身上的短枪为盒子炮时,她微笑地告诉我:小胡,这盒子炮是不正规的称谓,这种以木制枪盒命名手枪的叫法是中国人发明的,这枪的正式名称为毛瑟枪,是德国制造的,在手枪中,它射程远,火力猛,精度好堪称一流,可惜它的尺寸介于手枪与步枪之间,各国军队一直没有把它列入正式装备,中国由于在引进西方武器上受到日本国的制约,不能大量购买西方的制式装备,而这种枪不在日本限制名单内,所以中国大量购买了这种枪。她还乘机向我说了好些兵器知识,真使我好生敬佩。张主任的工作态度也同样让人敬佩,她在征兵和筹集军需物资的调查中一丝不苟反复调查,认定这里兵源困难工业品极缺,不适宜红军建立根据地,在总部开会时,她从不隐瞒这个观点,每次总是代表反对派意见发言,现在又由她提出解决困难的办法,真让人惊讶。
为解前线之急,征集“烟鬼”们入伍工作很快展开,与此同时在通江线全境也展开了全面禁烟戒烟工作。地方的戒烟运动开始就遇到了强大阻力,乡亲们一是认为戒烟会死人,危险太大;二是担心戒烟后当地最赚钱的土产成了废物,经济受到严重影响。所以男人们对红军宣传队的宣传反应十分冷淡,意外的是,当地妇女积极踊跃地参与了戒烟运动,并且态度坚决地拥护禁烟戒烟。张琴秋敏锐地发现这一突破口,立即以总政治部名义行文各部队,要求通过普遍召开妇女戒烟大会的形式,迅速推动戒烟。这个正确决定很快取得了显著效果,反对戒烟的声音立刻消失,各地戒烟所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很快成为最普及的机构。军队中的戒烟简单而有效,新兵来后立即进行禁闭式戒烟,头几天里的状况真让人惨不忍睹,犯了烟瘾的新兵在屋里哭喊嚎叫,满地打滚,甚至屎尿齐出,出操的越来越少,最后只好取消早操。有些实在忍不住了,托家人想法弄些土方来减轻痛苦,结果不知是谁弄来新鲜花椒让他们生嚼解瘾,效果不错。我们立刻推广了这一方法,随后总部聘请了一些中医,制出不少效果更好的戒烟丸,使得红军乃至根据地内戒烟更加便利。
前线在徐向前(负责指挥红11、12师)、陈昌浩(负责指挥红73师)指挥下,不断取得胜利。先是西线红73师于12月下旬粉碎田颂尧下属刘汉雄部反扑后,转入向南江县城的进攻,在地下党员张逸民等人努力下,临阵策动了田颂尧部任玮璋旅的起义,全旅二千余人在桃园寺编成方面军独立师,该师得到红73师战斗骨干加强后,迅速加入了红73师进攻南江的战斗。1933年1月1日,南江县城宣告解放,红军乘胜继续向西发展;南线,方面军主力红11、12师于1月下旬向巴中进逼,23日守敌弃城逃窜,红军兵不血刃占领巴中城,当日,又乘胜夺取巴中盐田,缓解了根据地的吃盐问题。至此,方面军历经一个多月的作战,歼灭、击溃敌十一个团,沿大巴山南麓通南巴地区开辟出方圆数百里的红色政权区。
建设根据地
在红色政权区内,红军工作队领导贫苦民众,按照入川十大纲领展开了一场真正农民式的均贫富革命,目标只是瓜分地主的财富和粮食。强制性的平均财富,得到广大穷人衷心拥护,根据地随之日益稳固。总部注意力遂转到根据地建设上,经认真考虑,方面军的后方基地被确定在山高林密路险的苦草坝地区,按照总部命令,总政治部、总经理处率相关部队火速开进苦草坝,在总政傅钟副主任指挥剿匪同时,总经理处的建厂工作也轰轰烈烈地铺开了。剿匪战斗进展神速,傅钟只身深入虎穴,说降了最大匪帮后,红军穷追猛打其余匪帮,迅速敉平了周围大山中的匪患。方面军的后方医院、弹药厂、炸弹厂、布厂、被服厂、药厂、斗笠厂、脚码子厂(套在脚上的铁制登山具,可防滑助攀登)也迅速建成投入使用,不到半个月,一个名副其实的后方基地已经形成。各师的扩红工作也很顺利,师新兵营、团新兵连在几日内全部成立,三千余新兵经过短暂戒烟后转入正规训练,使得全军实力已接近撤离鄂豫皖时的水平。
巴中解放后的第三天,我们在苦草坝接到总部紧急通知:着傅钟、余笃三立即赶往通江参加军委的说明会。第二天拂晓,我率一个排护送首长们上了路,三十多骑沿河道飞驰,马蹄声在空寂的河谷中回荡,发出震天轰鸣,犹如大队行进,沿途帮会、土匪纷纷藏匿,一路平安无事,一百二十多里地,我们不到中午就赶到了。总部首长已在中山公园的小楼里焦急等待着傅、余二人,没有什么寒暄,立即开始了会议。我后来听说,这次会议是在张琴秋主任和几位首长的要求下召开的,目的是研究决定红四方面军和川陕根据地的前途与政策。因为前线作战行动尚未结束,各师首长均未参加此次会议。这次会议虽然没有载入军史,但据我所知,这是一次统一总部领导思想、确定川陕根据地发展原则、明确方面军下步任务的重要会议。
会议由张国焘主持,应与会者的要求,大家首先传阅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自红四方面军西征以来给方面军的所有电报指示、训令,使大家对中央的指示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接着会议听取了张国焘关于如何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的说明报告,他以特有的慢条斯理语气,详细讲述了方面军在鄂豫皖反围剿失败后,全军向西转移的被迫性、盲目性;中央要求反攻鄂豫皖的不可行性;方面军先后在豫西、关中建立根据地的想法和改变的原因;转移途中总部高度集中决策、无法及时与各级沟通作战方向、目标的无奈和客观原因;部队进入川陕后的现状、困难和今后的打算;中央对开辟川陕新根据地的支持和对我们现行《入川十大纲领》中关于红色政权性质所作定义的严重不满,明确反对建立团结一切进步势力组成的人民政府,而要求必须建立一个坚持土地革命、无情镇压有产阶级的纯工农苏维埃政府。由于这是我们离开鄂豫皖苏区后,总部第一次正式召开的首脑会议,在场的警卫、通信人员都好奇地隔着门窗仔细的窥听着,个把小时下来竟没有一人乱走乱动。张国焘报告结束后,会议稍事休息,接着对报告进行了深入热烈的讨论。
会议讨论很快聚焦在入川十大纲领与中央电报的分歧上,尽管张国焘反复向首长们解释十大纲领是目前我们建立根据地最符合客观情况的政策,原来的苏维埃政权不一定是最符合当前国情的唯一选择,例如基本是文盲的贫苦农民,根本无法理解“苏维埃”是什么?在原来的鄂豫皖苏区,就有不少农民一直以为苏维埃是个人名;而知识分子非常反感我党使用这种莫名其妙的音译外来语为政权名称,尤其是我们大张旗鼓的宣传要武装保卫苏联,文人们直接把我党斥为苏俄的代理人、特务、卖国贼,使我们失去了不少同路人和群众,而且,苏维埃的土地政策和革命目标在新的地区会显得偏激。张国焘的这些论点受到大部分参会首长的激烈抨击,只好放弃自己的观点,同意按中央电报执行。会议最终一致同意总部主要首长在向西转移途中的各项决定,一致同意建立以通南巴为中心的川陕根据地,同意按中央意见尽快建立苏维埃政权,决定全军必须加快军队建设和后方建设,随时准备粉碎田颂尧的反扑。会议还明确划分了方面军直属队和各师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的包干区域。
会后,全军争分夺秒地展开了基层党组织和政权的建设。在四川省委的要求下,为快速扩大党组织,工作队在各地乡公所竖起大牌子,上书大字“招收党员”,只要是贫苦出身,均可报名填表,经工作组审查通过后,立即成为党员。稍有文化者,立即被安排在苏维埃政府担任一定职务。
总部首长除徐向前、陈昌浩分工前线作战外,其余首长都全力投入到了组织建设和政权建设中。张国焘负责全面工作外主抓政权建设,曾中生负责党的建设,他俩在其他首长配合下,不分昼夜接待着川流不息的来访人员。曾中生的接待对象比较单纯,大都是工农群众和红军指战员。张国焘那里就热闹了,从仕绅到旧职员、从帮会头子到江湖艺人、从私盐贩子到私塾先生,形形色色,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接待中他娴熟地运用软硬手段,恩威并重,总使对方诚惶诚恐,手足无措。我们和警卫人员都喜欢利用一切机会旁观张国焘的接待过程,我很快发现,他接人待物的原则颇似三国演义中的关云长,他对江湖帮会头子很是客气,称兄道弟,大谈忠义之道;对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极具同情心,无论对方如何粗俗愚钝,出言无状,他总是和蔼可亲耐心周到;可是对待士绅名流,他却充满藐视和不屑,尤其是对那些喜欢咬文嚼字、自视颇高的文人,他总是喜欢大谈国际著名理论和人物,引诱对手陷入完全陌生的知识领域,最终自尊心受到难堪的羞辱。超负荷的接待活动,使张国焘在当地民众中声誉日隆,到处传说他就是二十年前领导苦草坝农民暴动的张头领,暴动失败后他只身出走,遍访天下仙山,终得神仙点化,脱胎换骨、改头换面,现在领着神兵打回来了。诸如“共产党”、“苏维埃”这些难懂的名词,是神兵们用的“法语”,张国焘是如假包换、土生土长的通江“真龙天子”,所以“田冬瓜”(田颂尧)一定会被打败。这些传说,在当时落后闭塞的乡村,客观上起了鼓动农民造反的作用。
根据地建设速度真让人瞠目结舌,在总部通江会议结束后的第十天,1933年2月7日,中国共产党川陕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通江城召开,到会代表五百多人,代表多少党员我不知道,但仅代表人数己使人惊诧不己,一个多月前吴瑞林告诉我通江地下党员人数不足百名,而时间刚过了几十天,党员的代表竟达到数百人,工作队的效率令人佩服。大会选举了袁克服、曾中生、吴永康、郑义斋、傅钟等三十多人组成中共川陕省委,袁克服任书记,这样的结果让人感到意外,袁克服原是总政青年团团委书记,其资历和才干远逊于曾中生、吴永康等,由他出任省委书记原因让人纳闷。更吃惊的事是一周后在通江召开的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一百五十多代表选举一个名叫熊国炳的文盲青年轿夫(抬滑杆的)出任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主席。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农民,听说是张主席在社会调查中发现的革命骨干,在张国焘极力推荐下被总部列为代表大会唯一的政府主席候选人。会议开幕时张国焘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付主席身份到会致开幕词,我们通信队担负会场警戒,这天上午的开幕词一定是张国焘最累的一次演讲,为了使目不识丁的代表和上千旁听的文盲农民能理解苏维埃政府的各项政策,他不得不用最简单浅显的语言反复解释一些最基本的理论概念,使原定一小时的开幕词延长到整个半天,但据我看,会场的乡民们基本上仍没明白苏维埃到底是什么。会议结果毫无悬念,代表们争先恐后的举手通过了所有表决,熊国炳出任政府主席。几十年后的今天,回想当时川陕省党的组织和政府,它完全名不副实,充其量只能算是个农民的革命团体和组织。
会议决定在川陕省实行红军公田制,规定乡村政府将最好的耕地定为红军家属的专用田,并且由政府组织劳动力代耕,大大激发了贫苦农民参加红军的热情,为红四方面军和川陕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将通南巴三县重新区划,设立了红江、赤江、赤北、南江、巴中五县和巴中特别市、陕南特别区,辖区人口约有一百万。
田颂尧的三路围攻
红四方面军轻易攻占通南巴地区并迅速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这一成功的战略奇袭达成了意想不到的极好结果。该地原驻防军司令、川军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对此十分震怒,当红军初入川时,他认为这支不足两万人、像叫花子般的残兵败将根本不堪一击,所以只命令后方留守部队实施反击,其主力仍留成都与刘文辉激战,没想到留守部队遭到惨败。为收复失地、稳固后方,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他于1月底在成都就职“川陕边剿匪督办”,并得到国民党中央拨给的四架飞机、子弹百万发、银元二十万补充后,其主力开始脱离川军混战东调,准备进剿红军。几天后,四川二刘(刘湘、刘文辉)混战告一段落。
四方面军在通南巴地区的攻略行动中,时刻注意川军的战略动向,当时情报来源主要是无线电侦听,捕捉敌俘,社会各界与敌占区的消息交流,其中最重要的是无线电侦听,至1933年1月,利用缴获敌电台,方面军建立了五个无线电台,其中有一个是专用的侦察电台,它可以24小时侦听敌电台活动,由军委密码专家宋侃夫台长专门负责,所以田颂尧部全部重大活动我军都一清二楚。针对敌拟分左中右三路进攻,侧重左翼,防止红军“西窜”的作战部署,以及敌29军三分之二兵力共三十八个团,六万余人参加进攻的态势,西北革命革命委员会于1月底召开军事会议,研讨粉碎田颂尧29军围攻的策略。会议由张国焘主持,徐向前、陈昌浩、曾中生、邝继勋及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参谋主任舒玉章、总经理处主任余笃三和一些部门的副职领导参加。会议在轻松的气氛中进行,出于对川军战斗力的了解,大家都十分藐视田颂尧的进攻,一致认为红军会在不长的时间内打垮敌人进攻。会议研究确定了徐向前制定的作战方案:集中红11、12、73师主力于西线,利用有利地形和预有阵地实行积极防御,对敌主攻集团进行节节抗击,伺机反攻,力求尽快击溃敌主要方向上的二十二个团,进而打垮敌人进攻;东线由红10师阻击、牵制敌次要方向,同时监视陕南之敌。会议还对整个反围攻工作进行了首长分工:张国焘(负责全面之外)、邝继勋主抓地方政权和武装建设;徐向前主抓军队作战和司令部工作;陈昌浩主抓肃反和军队整训;曾中生主抓后方、后勤。会议还决定由于陈昌浩与张琴秋的夫妻关系,不适合在一起工作,遂决议由陈昌浩兼任总政主任,张琴秋调后方医院工作。
2月中旬,敌29军完成了三路围攻的部署,该军副军长孙震出任总指挥,主力左纵队二十二个团由第四师师长王铭章任纵队司令,自广元、旺蒼坝地区开进,沿大巴山南麓攻击我右翼南江红73师正面阵地;中路纵队七个团由第二师师长曾宪栋任司令,自阆中、仓西开进,向巴中红11师正面攻击前进;右纵队九个团由第三师师长罗逎琼任司令,自南部、仪陇开进,向巴中以南红12师地段攻击,配合夺取巴中。敌当前任务是夺取南江、巴中两城,形成对通江的合击,后继任务是对通江红军主力实施分进合击,将我消灭或驱逐出川境,达成战役企图。为此,巴中以南的川军第20军杨森部、通江以东的川陕边防军刘存厚部均已完成相机参战的准备。
面对敌人进攻,方面军前线部队立即展开了阻击,掩护主力进入预有阵地:红73师主力展开于南江以西;11师展开于木门、长池和得胜山;红10师展开于通江东北,方面军指挥所设在通江。为加强我军侧背安全,经过紧张筹备,方面军将大巴山以北汉中地区的几支游击队合编为红29军,二千多人,二百多支枪。该军2月14日宣布成立。3月上旬完成军党委和军部的组建,军长陈浅伦、政委李艮、副军长兼参谋长王大舜(即刘瑞龙)、政治部主任程子文。下辖两个团。在该军的成立过程中,我们通信队往返穿梭于通江和西乡之间,数十次翻越大巴山,真是艰辛无比。
方面军的临战动员简单而乐观。根据总政的要求纲要,我给通信队作了动员:“同志们,田冬瓜(田颂尧)不愿意让咱红军在川北过冬,想让我们冻死饿死在大山里,不愿让川北老百姓过好日子,想帮地主老财夺回土地,这回派了三十多个团,六万多人围攻红军,想把我们赶出四川,赶进大山里,可是他打错了算盘,张主席己经给他安排好了,等他的双枪(步枪、烟枪)兵攻过来,我们主力就会给予迎头痛击,彻底消灭他们”。接着我把从张琴秋主任那里听来的兵器知识现炒现卖给全队进行了宣讲:川军的战斗力远低于我军,这点大家都知道,这里不仅是敌人怕死我军勇敢的问题,单从装备上看,川军枪支多为老套筒(旧式汉阳造步枪},甚至还有单打一(一次装一发子弹的原始步枪),基本没有火炮配署;而我军均为八八式汉阳造和三八式新型七九步枪;敌人各连队的机枪陈旧、数量稀少,而我们的捷克式机枪和花机关(仿mp18冲锋枪),不但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远胜敌军;“敌人的子弹多为土造,出膛后不仅飞不远,还会左右乱跑,很难形成有效射击,而我们的子弹则是缴获中央军的正牌货,一打一准,所以,狗日的田冬瓜胆敢来犯,包打他个落花流水!”我几分钟的动员博得了全队满堂喝彩。接着,我开始分配任务:我率一个排负责保障方面军作战通信;指导员率一个排负责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通信;副队长率一个排负责总部机关的通信,全过程十五分钟结束。自始至终不存在任何讨论研究,完全由军事首长一人说了算,这是红四方面军西征以来养成的习惯,所有战斗部队处理问题均须符合快速简单的原则,而无条件服从上级是实现这一原则的最佳方式。
田颂尧的进攻部队于2月18日全面展开。他们依仗兵力兵器的绝对优势,仗着熟悉川北的地形、民情,似乎没把红军放在眼里,在几乎没有炮火准备下,向红军阵地猛扑过来。从18日凌晨开始,西北、西南方向的枪炮声持续不断传到通江城内,城中百姓行色惶惶,店铺大多上了门板,街上行人稀少。中山公园的小楼里,总部首长们神情严肃地围坐在会议桌旁,全神贯注听取参谋主任舒玉章关于前线战况的报告。在沉寂的会议室里,舒主任的东北口音显得异常清晰,随着他口述和标图,大家都清楚地了解到敌人首日的进攻不仅猛烈、频繁,而且攻击点非常准确,都选在我军接合部上,明显加重了我军防御压力。沉寂被张国焘打破了:看来田冬瓜是和我们拼命了,敌人这么猛的攻势和这么准的情报是有些出乎我们意料,现在有必要请分管军事工作的昌浩、向前同志到前线检查一下我们的防御和研究下一步的作战方案。张国焘的意见一如既往地获得全体赞同。我与警卫营长交换了一下眼神,悄悄地退出小楼,赶紧安排首长出行的准备工作。
20日凌晨,我率一个排跟随徐、陈两位首长和他们的卫士直奔通江西北方的长池,这里是红73师和11师防御阵地的结合部,也是敌人进攻最猛烈的地段。我们在一路枪炮声的陪伴下,于午后抵达长池西边的中魁山。此山呈南北走向,山坡陡峭,易守难攻,是个理想的防御阵地,以主峰为界,73师负责北面,11师负责南面。我们先到达73师阵地,王树声师长、张广才政委、政治部黄超主任已在等候我们,当我们离他们还有一百多米时,王师长已领着众人迎了过来,还隔着老远,他洪亮的嗓音穿过枪炮声清楚地传来:总指挥、政委,怎么现在才到啊?在他引导下,我们鱼贯进入73师观察所。未及寒暄,敌人新一轮的攻击开始了,随着稀稀拉拉的迫击炮弹,漫山遍野土黄色的人影,几十个一群、几十个一群,猫腰弓背提着枪,一股劲地向上窜,边窜边喊着“格老子”、“那舅子”的,前进速度颇为迅猛。“这是什么队形?”徐总眼睛没离开望远镜问道,王师长立即接道:这是川军的排级集团冲锋,敌人一般是吸足大烟后发起攻击,刚上来势头很猛,冲上三五次后烟劲一过就熊了,只好停止攻击,回去过足烟瘾后再回来冲锋。说话间,敌人已蹿上来二百多米,距我军阵地不足五十米,随着指挥官一声号令,敌兵突然挺直了腰板,双手端枪、齐声呐喊“杀!”,向我阵地猛扑过来。几乎同时,我们的机枪开始“发言”,随着哒哒的机枪声,从阵地里飞出黑压压一群手榴弹,霎时在阵地前三十米处形成一片火海烟幕,烟幕中哭声喊声响成一团,我军的机枪像割草般地无情横扫敌群,敌兵在弹雨中扭动、翻滚、跳跃着纷纷栽向地面。川军真够顽强,剩下的不仅没退,反而像蛇一般,冒着弹雨紧贴地面向上爬来,大有不死不休的劲头。陈昌浩放下望远镜皱着眉头看着大家说:“川军打仗有股烟劲。”黄浩主任急忙接口道:“政委,打了几天,我们发现川军有几个特点,一是爬山快,二是攻击力强,三是脚板硬能走,四是打仗像程咬金的三板斧,烟劲一过就完蛋,五是怕肉搏战和被包抄。”他的话还没说完,我军前沿的冲锋号已经吹响,红军战士人人奋勇跳出战壕扑向敌军,川军反应奇快,一见红军跳出堑壕,他们扭头便跑,而且速度惊人,一会功夫就与红军拉开了距离,怎么跑这么快?我觉得纳闷,仔细一瞧,原来是不少川军把枪都扔了。这一情景逗得观察所里全体人员大笑不止。
傍晚时,我们到了73师指挥所,这是个上百户人家的大镇子,街道整齐,店铺林立。晚饭是由山珍野味组成的一顿美味,撑得战土们直不起腰来。晚饭后,徐、陈首长召集红73师首长开会研讨了反敌人三路围攻的经验和问题,张广才政委和王振亚参谋长的发言引起徐、陈两位首长的不安。张政委主要表述了敌人进攻开始后,我军根据地内各种敌对势力趁机作乱,尤以被分了田地的地主和被我军沉重打击的土匪最为嚣张,他们散布谣言,袭击地方政权,暗杀积极分子,破坏我军运输线,给我军后方带来极大麻烦;同时红军自身急速扩大、新进人员成分复杂,素质低下,私通土匪、破坏军纪事件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军民、军地关系;最为复杂的问题还是新成立的独立师,任玮璋师长早年毕业于泸州讲武堂,虽是广东人,但已融入川军杨森派系,旧军人习气和江湖义气较重,对红军纪律不以为然,经常公开袒护违纪部下,而师参谋长张逸民虽是老地下党员,但因长期在川军任职,对许多不良习气见怪不怪,致使该师官兵侵民扰民事件不断发生,更让人担忧的是,该部官兵与川军人员系有袍哥情谊,他们之间的私人通信成为泄露红军机密的重要渠道。王参谋长主要谈了弹药补充和后勤保障问题,他最大担心是补充子弹的质量下降,我军原有子弹都是中央军和西北军的制式产品,射程远、精度好,而现在补充的都是川军土造品和自制品,射程近、精度差,有些打出后到处乱跑,不仅容易造成误伤,而且对武器造成损害;还有后勤运输、伤病员和物资转移问题,由于群众对敌人大规模进攻的恐惧,对红军信心不足,加之负责后方卫戌的独立师军纪败坏,造成我军民工招募十分困难,严重影响了我军机动防御作战的部署和行动。陈昌浩在听了上述汇报后,不禁拍案而起,厉声呵斥:任胡子(任玮璋的绰号)这个混蛋,如不制裁定出大乱,独立师必须严加整肃,否则后果难料!徐向前和与会者均表赞同。随后,首长们就73师八庙垭后备阵地的构筑及占领时间进行了研究。
第二天,我们跟随徐、陈首长沿红军防御阵地向南到了红11师。两天后,我们又到了红12师防御的巴中城。在此期间,前线各部队均成功地粉碎了敌人的进攻,牢牢地控制着一线防御阵地,与73师一样,前线各师最大担心都是弹药与后勤保障的问题,同时,后方各类破坏分子的袭扰,使各师深感兵力不足,疲于应付,这己成为当前红军防御作战的重大隐患。
回到通江城后,首长们立即向张主席汇报了前线视察时发现的问题,在张国焘主持下,很快确定了收缩防线、机动防御、诱敌深入、相机歼敌的作战原则。总部随即命令前线部队尽快收紧阵地,向二线预有阵地转移。收紧阵地的步骤先北后南,即红73师、11师主动放弃长池一带阵地,转至八庙垭地带,尔后相机向后续阵地转移;红12师在完成物资转运后,采取逐次抗击方式,逐步转至清江渡、杨柏河一线预有阵地;后方运输队民工问题和清除我军后方破坏分子的行动,责成总政和总经理部立即着手研究解决。红军内部整训工作由陈昌浩负责处理。
红军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行动于2月28日开始,红73师、11师当日占领八庙垭阵地,3月8日,红军主力在该地带突然向敌先头部队两个团发起反击,全歼敌一个整团另一个营后,主动撤出八庙垭,转至南江,为减轻正面压力和稳定后方,三月十八日,红73师放弃南江城,采取逐节抗击,逐步转至贵飞关、官路口、观光山、大明垭一线阵地。三月八日,总部鉴于红11师、73师撤出八庙垭,为防红12师在巴中城被敌合围,遂于当日命12师放弃巴中,转至清江渡、杨柏河一线阵地,敌人当日进占巴中,由于放弃巴中决定仓促,加之民工严重短乏,致使红军大批物资无法后运,为不使敌人使用,只得付之一炬,十分可惜。敌人在相继占领巴中、南江两城后,在战略之形成了钳击通江城的态势,为准备对通江城的合击,自三月十九日起敌转入第二阶段进攻准备,前线战斗逐告停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