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关中
红军通过漫川关后急速北上,翻越野孤岭。这野孤岭算得上秦岭主脉中前几名的高峰,海拔1600米,山高路险,没有人烟,全军冒着大雪艰难向上行进,自从我们离开鄂豫皖苏区,部队一直身着夏季单衣,开始时从总部到连队都没有意识到被服问题,一直乐观认为我们向西跳出敌包围圈后,会很快在湘鄂豫陕边界地带开辟新的根据地,解决冬装不成问题,未曾想这次敌人动用几十万大军到处围追堵截我军,六、七个师的敌人一直咬住我们紧紧不放,抓住机会立即就围攻上来,死缠烂打,大有不灭红军誓不休的劲头,逼迫我军只有不断向西转移,最后进入山岳地带,到了野狐岭后,敌追兵活动明显减少,敌机地时断时续来转一下,取消了跟踪侦察,使全军大松一口气,这一下给养被服问题成了头等大事。
山区有利于部队安全活动,但粮食、布匹、药品、弹药都无法筹集,队伍行军中只能靠野果、野菜充饥,运气好时可打些野兽改善一下伙食,最头痛的还是御寒问题。北方的深秋和我们家乡严冬一样冷,西北风一刮彻身刺骨,寒冷难挡,为保证战斗力,总部破例允许部队收集老百姓的玉米秆烤火取暖和宿营铺盖,由于漫川关突围时厨具全被丢弃,为解决起火做饭问题,总部同意各部队到老乡家自筹解决,此禁一开,降低了方面军的群众纪律性,欺民扰民事件时有发生。
漫川关战斗的伤员,这次一个没有丢弃,方面军专门抽调部队组成担架队运送伤员,直属队的马匹大部集中派给医院让无法步行的伤员乘坐,我们通信队只留下十几匹马以备急用,其余全都拉了伤员。这一举措深得军心,战士们对中央分局和总部首长的崇敬心理重新确立。
但是没有根据地的作战,我们始终解决不了给养、兵员、医药等问题,长久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张国焘在野狐岭宿营时首先提出了这一问题,徐总指挥颇有感触,他说:有根据地时感觉不到它的重要性,没了根据地才晓得那种苦处,一是有地方组织和群众,敌人来了,群众一天好几次送情报,使我们对敌人了如指掌,而敌人很难发现我们;在根据地红军吃饭穿衣很好办,群众节衣缩食供应红军,既使敌军占领条件下,群众也会千方百计支援我们,可眼下,群众不了解红军,跑得远远的,部队要粮没粮,要衣没衣,要情报没情报,我们左一次突围右一次突围为什么?就是没有群众,情报不灵,敌人堵上门了才知道,不突围没办法。这一席话深得首长们同感,大家马上迫不及待讨论在那里落脚建立根据地问题,其实也没什么好讨论的,总部首长没有一人知道秦岭周围的情况,只有张国焘一人凭着渊博学识,滔滔不绝介绍了秦岭和陕西一些知识,大概是:秦岭地势险要,自古有“七十二岫护潼关,七十二峪保长安”之说,到处都是易守难攻的关口,所以敌人一定认为我军难于穿越秦岭进入陕西;如果红军能穿越秦岭,顺北坡而下,即可进入物产丰富的关中平原,也是西北最富的地区,我军应该得到给养补充。为此,我军应尽快控制一个进入关中的通道关口,尽快进入陕南。这个论述成为方面军下步的行动计划。
我们通信队和警卫营围坐在总部首长周围,静静地听着他们讨论,等待着总部命令。这又是一次临机决断的命令,而这一命令依据的作战计划,竟是单凭书本知识推断而产生的,在今天看来这像是天方夜谭,然而在当时却是红四方面军身陷困境中的希望,不管它的前途和前景如何,毕竟是在迷茫中给四方面军指明了一个方向和目的,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当夜,我将命令送达红73师,令其奔袭竹林关,打开入陕通道。
红73师以神速动作一举攻占竹林关,引起当地群众一片讶然,到处传说红军打仗不怕死,指到那打到那,而且都是为老百姓利益而战,一时红军威名震动三秦大地。方面军占领竹林关后,没有宿营,立即折向西北,以急行军方式连续两昼夜长驱二百多里,进入陕南商县以西五十多里的杨家斜地区,休整一天。在这里,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改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一天后,部队继续西进。由于敌情不断变化,为避开与国民党中央军的缠战,总部一令数改地不断下达新的命令,红军行军纵队也是忽南忽北之字形飘乎前进,到了杨家斜西边八十里地的丰家河,方面军突分两路纵队,南北并进,于11月下旬,同时出现在关中大平原上。
西安杨虎城没想到我军神速抵达,急调各路敌军围堵我军,陕军17师在我前进方向王曲、子午镇展开阻击。我军前卫红73师先头团218团在行进中与王曲镇守敌17师混成旅和特务团接火,敌人战斗力似乎很弱,73师展开后一个冲击就将阻敌击溃,追击中歼敌四个营。当总部得知发生战斗时,已经看见了73师交通队通信员送来的战斗过程和战果报告。总部首长深感对敌情和地形的盲目,决定加强前进方向侦察。由此减慢了前进速度,走走停停,似是寻找合适的落脚点。
一连七八天没有战斗,部队在走走停停中逐渐展开,供应部门忙着筹集粮食,配备炊具,可惜这一带没有纺织工业,布匹奇缺,当地人民生活用布己不敷用,更无力供给军用。这里也有一个好处,满山长满了柿子树和枣树,我们到达时正是柿子成熟季节,北风扫去树叶后,树上只留下黄澄澄的柿子压满枝头,映得满山橙红,煞是喜人。总部了解到柿树多为地主所有,决定让部队採吃,大家顿时奋勇争先,攀枝而上,连採带晃,转眼间柿园一片光秃,大家一通大嚼,撑得直打嗝。柿子甜美可口,连续几天猛吃一点不觉腻,但后来才发现这东西不能多吃,多了拉不出屎,通信队大部分人连续几天肚子发胀,一时间拉屎成了最头痛的事。
11月底的一个早晨,陕军17师突然插入王曲和子午镇,将后卫红11师和12师的一个团连同徐总指挥截住,枪声响一片,张国焘、陈昌浩即命通信队调红10师回援,两下夹击,击溃来敌,歼其两营。王曲、子午镇战斗使总部感到西北军战斗力虽不甚强,但其情报灵通,地形熟悉,见到机会就打,打不赢就跑,我军弄不好就会吃亏,决定将部队分为两个梯队互相策应,以免被动。
子午镇战斗结束后,西安震动,敌军频繁调动,为争取主动,部队又向西行,一天后抵西安西南方向的户县。方面军总部驻户县南面傍徨镇。在这里,方面军进行了重新编队,张国焘率中央分局、军委会、红11师、73师为一梯队先行,徐向前率方面军总部和红10师、12师为二梯队殿后。12月1日拂晓,一梯队己经出发了个把小时,二梯队尚未起床时,南面山头上哨兵报警枪就响了,我们和警卫营蜂拥而出,只见南面山头敌军散兵线己越过我军警戒线向驻地发起冲击,这时东面、北面也相继响起敌人的联络号,很明显,我们二梯队己陷入敌人三面围攻中。这时徐总和陈政委也冲出房间,徐总边走边冲我喊:小胡,命令10师立即向南边山头敌人发起反击,12师堵住东边和北边敌人,我跳上战马飞奔10师师部,赶到时代师长曹光南己集合好了队伍,随即向南面敌人发起突击。一交手,我就知道不是西北军,这批敌人的火力配备和战术素养远甚陕军,战斗上来就异常激烈,每个小山包都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敌人在我猛攻下非常顽强,死战不退,几番冲击下来,敌军只是稍退一点,我心中的不安越来越大,偷眼向曹师长脸上瞟去,他的脸色显得阴沉沉的,我凑近他轻声说道:曹师长,这批敌人像是跟着咱们……,话未说完,曹师长一摆手打断我说:不错,一定是从鄂豫皖就跟着咱们的中央军。他立即命令交通队通知部队抓个俘虏问一下情况。情况很快查明了,10师当面之敌是国民党中央军第1师胡宗南部,而且情况的严重性己远远超出总部首长的估计。
我急忙赶回总部向徐总、陈政委报告了10师获得的敌情动态,按10师的情报,尾随我军的敌五个师已跟入关中,正由东向西压来,北面敌西北军正集结兵力全力阻击我北进,另有两个师敌军正沿陇海铁路向西发展,企图在陕南合围红军。总部首长们听完报告无一人吭声,全部死盯着地图,这时一梯队回援的两个团赶到总部,徐总立刻令其向南山敌1师侧背出击,这是致命的一击,敌人阵角很快动摇,被夹击在炉丹村附近被迫后撤,红12师对北面之敌陕军警备旅和东面之敌陕军17师的战斗发展顺利,几个小时即告结束。天亮前,炉丹村之敌全部撤退,傍徨镇战斗结束。此战歼敌数千,但红10师曹光南代师长不幸阵亡。
抉择
傍徨镇战斗后,四方面军的行动像一支探险队,经常出没于人烟稀少的地方,忽东忽西,时聚时散,出没无常,使敌人摸不清我军主力的位置和企图,方面军一连串无迹可寻的机动,迫使陕军放弃了主动袭击红军企图,只能盘踞城镇坚守不出,红军在陕南取得了完全的行动主动权。面对有利的形势,总部首长并没感到高兴,反而个个忧心忡忡,忐忑不安,尤其是张国焘,整日板着脸,不是翻阅敌人的报纸,就是一个人低着头,领着警卫在野地里漫步,香烟一根接一根,自顾自地想着心思,我忍不住好奇心,向军委会电台(当时无线电台直属军委会)的同志打听才知道在瑞金的中革军委来电训斥红四方面军和军委会领导人:为什么背着中央带部队向西逃跑,擅自脱离鄂豫皖根据地,并严令方面军就地建立根据地,相机向回发展,威胁武汉、襄樊。总部首长接到电报后,均感到压力巨大。首要的原因是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的确未经中央批准;其次,就地建立根掂据地大家内心是愿意的,但方面军面临许多困难,其中最重要的是:一、陕南工业品极缺,尤以布匹、药品、机械为最,军需品难于筹集;二、天气寒冷,部队过冬十分困难,群众生活困难,不能接济部队;三、敌中央军主力陆续入关,对我军有形成合围之势,我军想建立大规模根据地的可能性甚微;四、我军远离鄂豫皖,现又被优势敌人追击,重新返回无异是送死。依据于此,盲目执行中央来电不仅是不现实,也是非常危险的。然而红四方面军下一步该如何办,前途在那里,确实又是方面军首长亟待解决的问题,限于对敌情掌握不足,对周边地区人文、地理和历史知识的贫乏,几个主要首长均无法提出解决红四方面军战略方向的设想或方案。大家唯一的希望都寄托在军委会主席张国焘的身上。
张国焘喜爱历史,关中那地方历史文物遗址极多,众多的古代遗迹成了他思考散步常去之处。他非常关注古代碑文的内容,经常阅后沉思良久,兴致好时,他还会对身边工作人员讲解些基本常识,常使大家听得入迷。他告诉我们,传说龙有九子一女,驮石碑的是它与乌龟生的第五子霸下,碑文肩上是与王八生的七子赑屃,石桥护栏上是与蛤蟆生的八子八夏,大门扣环上是与螺蚌生的九子椒图。
张国焘经过几天几夜梦游般的独立思考后,终于提出了他的设想:红四方面军应由关中翻过秦岭进入汉中,再由汉中翻越大巴山进入四川,这样不仅可以甩掉国民党军主力,还可以在敌人军阀割据、统治薄弱的四川建立红四方面军新的根据地。用他的话说,我们当不成刘邦,只好去做刘备了。其实这一方案完全得益于一位绿林前辈的指点。早在红四方面军初入陕西之际,主力在商县休整时,张国焘曾悄悄拜访过一位西北绿林道上的名宿。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住在商县北面的一个大村子里,他那大庄园般的宅子,比我老家的财主们宅子大多了。张国焘领着我和警卫班一同前往“拜山”。我之所以能陪同前往,是因为总部首长都知道我熟知洪门“切口”(接头暗语)和江湖上的各种规矩,我们一行到了庄门自报家门后被迎进大厅。老庄主虽年过花甲,但精神矍铄,身板硬朗,一看就知道是位长年习武之人。在交换了江湖“切口”后,我惊骇发现,这位前辈是洪门重要分支的哥老会高级首领,地位相当于洪门西北堂的龙头大哥。他曾誓言将毕生奉献给反对清朝统治的斗争,在他的血管中流淌着浓浓的叛逆红液,造就了他对造反者的天生同情心,可能是这种同情心加上洪门兄弟的手足情谊,他对我们十分热情,在无拘的交谈中,我们得知他原是左宗堂大帅军中官佐,同治年间加入湘军中的哥老会,光绪初年随清军平息新疆回部的叛乱,后留在陕南,致力于洪门的反清事业,现退休在家务农,他的门人弟子遍及黄河上游,连现任西北军首领的杨虎城也是他的后辈。广泛的社会关系和对历史的熟悉,使他非常熟悉面北和西南的地理、经济、民俗与军政形势。当谈及红军的出路时,他借古喻今,反复剖析,认为红军应向汉中发展,最终向川北寻求立足是上策,但在行进时千万注意防止关中敌军据险阻拦,重蹈漫川关的老路。因此红军应避免古通道和峪口,尽量从秦岭的山峰上翻越过去。这次拜访,确定了张国焘挥师南下,进取四川的战略构想基础。
张国焘的这一战略意图在取得总部几位主要首长同意后,召集了一系列会议,传达贯彻军委会新的战略方案,可能是为了保密,各级指挥员只知道今后前进方向是汉中,并不知是到四川。在方面军直属队的会议上,张国焘仍是以慢条斯理的语气开始了他的讲话:同志们,昨天晚上,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同志给我托了个梦,他告诉我,中国工农红军目前所遇到的困难是暂时的,只要你们坚持坚定的革命信念,向南前进,必将会迎来新的全国革命高潮,迎来红军的光明前景。他讲话中说明了我军撤出关中的必要性和向南发展的重要性,讲述了汉中的风土人情和敌情,使大家感到信心倍增,摩拳擦掌,恨不得立即开拔南下。
第二天,方面军主力近两万人悉数进抵秦岭北坡周玉县南边四十里的马召镇新口子,开始进行再次翻越秦岭的准备工作。上次我们翻越是在秋天,而这次是冬季;上次我们走的是古通道,而这次是翻越秦岭的数座大山。无论是路途距离,还是劳累程度均不可相提并论,最让人头痛的是御寒问题,眼下已进入冬季,可部队仍是穿着单衣,虽然我们在玉曲、子午镇战斗中缴获了一些棉衣,但数量太少,只能先解决伤病员和各师的一些年老体弱者,整个战斗部队根本摊不上。为抵御山头上的严寒风雪,大家只能尽可能地分头收集稻草、麦秸和布条,把这些包扎在头上、身上和脚上,权且充当棉装。经过3天的准备,我们每人背着3天的干粮,全身捆扎着麦秸破布,踏着草鞋,顶着风雪,情绪高昂地向秦岭主峰老君岭出发了。
穿过秦岭
长长的队列,沿着羊肠小道蜿蜒向上,一眼望不到头。我们通信队随总部一起插在警卫营的行军序列之中,随部队大步前进。由于连续转战,伤病员增多,我们的马匹基本上都抽出给伤员乘骑,所以全队都是徒步行军。因为长期在寒风中骑马,我们脚上皴裂的口子要比步兵严重的多,加上平时走路少,乍一上路,大家一瘸一拐脚上疼痛难熬,还真感到有些困难,好在十几里路下来,身体活动开了,倒没啥感觉了。随着海拔增高,风雪越来越大,大风挟裹着漫天飞雪,拍打在人们脸上,让人双眼难睁呼吸困难。风雪中全军奋力登山,虽身着单衣,但仍觉全身发热毫无寒冷的感觉。
10月3日,当总部翻过老君岭经厚畛子向南疾进时,后卫红12师34团(团长许世友)也进入了秦岭,全军冒着时停时下的大雪奋力向南沿秦岭的几个大山前进。恶劣的气候,使得敌军完全放弃了空中侦察和跟踪追击的作战行动,红军在完全没有敌情的干扰下,自由自在地行进,然而我们行军中面临的困难并没有因此而减少,第一大困难是严寒风雪,寒冷的气温对我们这群身着破烂单衣的野外宿营者来说,真是一场灾难,不少同志就是在雪坑中宿营时永远离开了我们。第二大困难时战士们的脚板,由于长时间的行军作战,几乎所有基层指战员的脚都磨烂了,不少人的脚甚至已经发炎流脓,行走时不停地流淌着腥臭的浓血,行军行列中到处可见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向前艰难行进着红军战士,这种情况如不及时给予调养,势必极大影响部队战斗力。第三大困难也是最致命的,是我们的粮食严重不足,出发时我们只带了三天的干粮,这固然有出发地群众生活贫困难于筹粮的原因,但总部在计算行军距离时出现严重偏差才是重要原因。当时红军没有军用地图,加上当地老乡没人沿山头从关中走到汉中,总部只好以古通道的路径距离在按沟股定理计算出大概行军距离,结果得出全军最多四天即可越过秦岭进入汉中。行军的实践很快就使总部首长明白全军已经面临严峻的形势,三天下来,有些部队已经断粮,但是路途尚未完成一半,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全军不顾疲劳奋勇前进早日翻过秦岭进入汉中。从第三天开始,全军以坚忍不拔的精神连续进行急行军,一路越山攀岩、走溃河小路、劈荒草而行,艰难困苦难于想象。从第四天开始,全军各部陆续断粮,只好沿途搜寻野菜充饥,最惨的是后卫部队,万余人过后,沿途别说野菜,连能吃的草都看不见,荒野一片光秃,为了生存只好杀战马充饥,团首长的战马陆续被杀充饥。部队在饥寒交迫中顽强行军,一连翻过了九座大山,经八天的苦难行军,于12月9日到达秦岭南麓的城固县小河口。
小河口是秦岭入汉中的咽喉,这是一个人口稠密的集镇,当地人民的生活较秦岭北麓的集镇要好得多。部队到了这里筹到了一批大米,还住进了房子,战士们都高兴极了,当他们端起喷香的大米饭时,有人竟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可惜我们通信队只在小河口休息了半天,由于当时情报工作很差,只能通过当地百姓或抓俘虏了解敌情,为了主力能顺利打出山口,徐总指挥亲自率前卫红10师和通信队前出至秦岭出口升仙村附近,在那里,我们与当地的党组织中共陕南特委接上了头,经他们提供情报,了解到敌17师101、102团在我前进方向布防以防备我军进入汉中。在地方党派出的向导指引下,红10师主力绕道出火焰山口,向敌防区侧翼发起突然袭击,一举将敌击溃,缴获机枪四挺,迫击炮两门,步枪六百余支,还俘虏不少敌兵。由于我军急于进军汉中,没时间收编消化俘虏,而且我们武器本身多余,从关中开始,每次作战中缴获的枪支都被破坏丢弃,这次索性作了个顺水人情,让俘虏们领回枪支返回陕军,并让他们带话给长官,红军无意与陕军为敌,我们的敌人是蒋介石的中央军,希望今后能合作抗蒋。这一举措为后来川陕根据地建立西北秘密通道打下了基础。
红10师击破升仙村之敌后,立即占领了城固县以西沙河营渡口,并开始征集渡船,积极做好渡过汉水的准备。我则按徐总指挥命令,率一个班返回小河口,催促主力开进并引领道路。10号下午,我们赶到总部,正赶上张国焘、陈昌浩召集方面军师以上干部会议,我到达会场后向陈昌浩报告了前卫师的战斗情况,并呈上徐向前总指挥的信件,陈昌浩看完后,将信交与会首长们传阅并正式通知我今后有紧急敌情通报和战报可先送达军委会曾中生参谋长,我听后一愣,敬完礼返身走出会场,在会场外,碰到我留在总部负责值班的1排长朱玉学,他一脸神秘地把我拉到一边,跟我悄声说:咱们通信队又要忙啦,今天会议刚决定了恢复军委会工作,曾中生任参谋长,负责日常工作,鄂豫皖省委沈泽民书记的夫人张琴秋任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还成立了前敌委员会喽。我听后确实感到意外,自方面军在鄂豫皖反第四次围剿开始,全军所有重大军事行动,均由总部几位主要首长讨论决定,军委会已实际停止工作。这一局面并非有人故意造成,确是因战况瞬息万变,敌情变换难测,方面军作战行动多为临机决断,而且战场指挥常常由总部直接到师甚至到团,容不得一丝犹豫和迟疑,竟管如此,每次战斗中我们通信队总是人不解甲、马不卸鞍地全天24小时穿梭于各部队、各部门之间,人人筋疲力尽,也只能勉强应付巨大的通信任务,这次会议一下子确定了三个新的指挥机构,增加了许多层次,今后留给我们通信队传达命令的时间更少了,部门间的通信量更多了。想到这里,我嘴里不由冒出一句粗话:狗日的,今后通信队没有清闲日子过啦。在朱玉学惊诧的目光中,我扭头拖着发麻的双腿一摇一摆向院外走去。
汉中休整
总部的会议很快结束了,行军命令随即发出。第二天,方面军主力在通信队向导下怱怱奔向汉水。11日晚,方面军主力与前卫师在沙河营会合,经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曾中生等首长简短商议后,针对渡船少,水不深的情况,决定伤病员、妇女全部坐渡船和骑马过河,其余人员从主席、总指挥到普通战士一律涉水过河。传达完命令,我率通信队随总部来到汉水边,仔细打量着这条长江最大的支流,我们正面河宽度有200多米(枯水期),两岸浅水区己结了薄冰,河中心白浪翻滚,可以看出水流湍急,但水不深。徐向前、陈昌浩率侦察员率先骑马勘察确定了徒涉地段,探明我们正面地段内水最深处只有齐胸深,这使大家信心十足。随着首长一声令下,全军像下饺子一样,争先恐后跳入水中,扑腾扑腾地奋力向对岸跑去,溅起的浪花像珍珠一般撒满汉水两岸。说实话,那晚上汉水真是够冷的,脚刚一入水,冰冷的河水立刻像刀子一样刺入我冻裂的伤口里,那个钻心痛啊,我环顾四周,同志们都跟我一样,个个呲牙咧嘴,双脚乱跳。这疼痛感逼得大家连蹦带窜向深水跑,到了深水,我们手拉手拼命向对岸蹬着走,实在不愿在水中多待一秒钟。部队很快都过了汉水,上岸后一阵阵凉风吹来,大家顿觉透心凉,全身哆嗦,牙齿打战声响成一片,为防止感冒,部队没有停留急向西南奔行,天亮后进抵上元观地区。红军渡过汉水,彻底摆脱了敌人整日追堵的被动局面,获得了战略主动权。
方面军决定在上元观休息总结、研究下一步行动方案。在上元观,方面军同时召开了两个会议,一是清查军事实力和布置下一步任务的团以上军事干部会;二是由政治主官召集的各团党团组织积极分子会议,我以团员身份参加了方面军直属队党团积极分子大会,会议由新任总政主任张琴秋主持,会议总结了西征政治工作同时指示部队:总部已决定方面军主力将在西乡至镇巴一线展开,任务是一面休息,一面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组织游击队。经过连续转战和艰苦行军,方面军的兵力这时已不足一万五千人,而且伤病满营,的确迫切需要休整。当天,全军全部进入指定展开位置。总部由上元观向西乡转移比部队稍迟了几天,12月中旬总部进驻西乡以南的钟家沟。
这真是一次甜蜜的休整,后无追兵,前无堵截的安定环境,加上陕南地区中共组织活动能力很强,当地群众对红军怀有质朴淳厚的情感,乡亲们把红军作为自己的亲人对待,部队一进村,立刻被迎进屋内,热腾腾的饭菜,温暖的炕头,舒适的烫脚水,干净的换洗衣服,一切都安排的如此合适,战士们无不热泪盈眶,异口同声感叹:到家了,到家了!一个星期的休整,使我们这支历经磨难的军队恢复了健康的体魄,整洁的外表,大家都希望在这里建立根据地。这一周里,方面军总部工作也卓有成效,先后在陕南建立了三支游击队,同时根据敌人报纸和陕南地下党的情报,拟订了入川的作战方案。
12月中旬,总部在钟家沟召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会议在简要总结西征作战情况和表彰作战有功部队后,重点传达讨论了进军川北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方案。会上军委会主席张国焘第一次公开阐述了他为方面军设计的:出秦岭入关中,由关中越秦岭下汉中,由汉中翻大巴山进四川整个战略佯动和战略目标构想,详尽解释了方面军主要根据地为什么建在四川北部而非陕南,他以对比方式,从政治、军事形势、群众基础、经济情况各方面对两地进行了分析,使与会者明白了川北是一个地形更险要,物产更丰富,敌人统治更薄弱,群众革命基础不亚于陕南,而我军回旋余地更大的理想根据地。这一说明平息了与会者乍听总部决定进军川北引起的震动和不满,报告后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最后一致同意翻越大巴山攻占川北主要地区通江、南江、巴中三县。会议对翻越大巴山的物资准备作了具体规定,命令部队三日内每人必须备齐三天的干粮和不少于十斤的稻草或高粱杆。这次会议开得非常成功,散会时各级指挥员满脸兴奋之色和急切赶路之情已将会议结果表露无疑。
会后,全军深入进行了动员和准备工作,各作战部队还进行了扩红,在当地招收了一些新兵,全军上下摩拳擦掌焦急等待总部进军川北的命令。然而,总部首先下达的命令不是进军令,而是方面军师以上干部在小河口拟订的任命:曾中生出任军委会参谋长,张琴秋任总政治部主任,邝继勋等任前敌委员会委员。这一任命当时对部队来说感觉平常,只是干部的一次正常任免,指战员都已司空见惯,反应平淡。但到抗战开始后,张国焘叛变共产党,我才从上级那里听说,小河口会议的这一结果,是四方面军内未能参与重大行动决策的首长与张国焘斗争的胜利成果,是对张国焘个人野心和专制作风的一次打击。对这一点,我当时丝毫没有感觉,因为在任命宣布前这些首长就不固定地参加了总部决策研究,任命宣布后,并没有改变总部决策的习惯,一般情况下仍是大家讨论后由张国焘拍板决定,紧急情况下仍由张、陈、徐等三、四人独断决策,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草地分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