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任何一件事，都要有一个始终、原委。可是，“长江之源在哪里”，这个对流域水行政主管机构来说必须正确回答的问题，直到1976年夏长办组织首次考察之前，我们竟然只能陈陈相因以谬言旧说答之。更进一步讲，这个问题不仅我们从事治江工作的理应清楚，也应当是现代中国人的一道常识题。
历来对江源的认识和探索
我国古代曾经长期把嘉陵江或岷江当成长江的正源，主要是受《禹贡》这本被古人视为地理经典的著作中“岷山导江”的影响。其实在汉代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和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均已说到金沙江。至唐代初叶因文成公主与藏王松赞干布通婚的送迎，对江源的了解更溯至通天河段，但古人囿于经典成说，并未把金沙江作为正源。直到明代大地理学家徐霞客，才在其《江源考》中勇敢地提出，“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江为首”的论断。但徐霞客只到了丽江，再未上行，他只是在江源问题上端正了方向，仍不可能指明江源的具体方位。清代对江源问题的考察研究进展较大。康熙四十七年至五十七年（1708年- 1718年），我国首次采用近代测量术完成了《皇舆全览图》（或谓《康熙内府舆图》），图上已绘出
通天河上游水系的大体方位。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齐召南根据历代及当代资料所撰《水道提纲》，对江源水系作了相当详尽的描述，已涉及迄今已知之布曲、尕尔曲、当曲、沱沱河诸河，只是名称相异，而以布曲为正源，当曲、沱沱河为支流。显然，此时对我们现在所确定的正源沱沱河的源头地区还是不清楚的。清代以后有关江源的著述增多，但并无新的进展。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反而出现了“江河同源于巴颜喀拉山南北两麓”的谬论，而且还写进了地理教科书，谬误流传，范围益广。
新中国成立后，有关部门曾对青藏公路沿线先后作过一些查勘研究，但对远离公路的江源未能进行考察，因而在出版地图时，仍继续沿用旧图，后虽稍有纠正，但图中对江源山脉、水系位置的描绘仍有不少错误。通常的说法是，长江发源于可可西里山东麓或祖尔肯乌拉山北麓。
长办对江源的探查，可以说早在1956年5月已着手进行。当时，由重庆水文总站组织人员，溯通天河而上，在岗桑寺、直门达和岗托，分别设立了水文站。1958年6月，由长办和青海水利厅水文总站联合组织“长江河源水文查勘队”，由40名队员分乘四辆卡车，翻越昆仑山，查勘了青藏公路附近的楚玛尔河、沱沱河和布曲，并在楚玛尔河沿、沱沱河沿和雁石坪，设立了长江河源第一批水文站，填补了江源水文站的空白。可是，限于当时的各项条件，未能离开公路去探查源头。
1974年，国家测绘部门进行了西藏、青海、新疆结合部的“无人、无图”地区进行航测，并据航测资料编制了1/100万地图、1/10万航测调绘地形图，终于为我们提供了江源水系的基本面貌。江源“无图区”的历史虽然已成过去，而“无人区”的历史还没有结束，江源水系中究竟哪一条河流可以作为正源也还没有结论。
江源考察的起因与组织
1975年初冬，长办宣传处成绶台同志向我汇报关于《长江》画册的照片的拍摄、编印提纲时，我发现提纲里只有几张似乎是反映江源而并无确切方位的资料片外，还没有江源部分的拍摄内容，认为这是一大缺陷。新中国成立20多年了，长江的源头究竟在哪里，还没有弄清。这本画册还要对外发行，缺少江源的内容怎么向世界交代呢？而且我们作为长江流域的水利行政机构，弄清江源也是我们的职责。成绶台同志当时又接着向我谈起这本画册的缘起。
原来，画册最早的提纲是1961年拟定的。这一年年初，著名诗人、作家徐迟辞去《诗刊》副主编的职务，举家迁居武汉，到当时正忙于三峡工程规划设计的长办深入生活，并担任长办《万里长江》编辑部主任。在他主持下拟定了一个内容丰富的出版计划，其中包括长江画册的计划，并由他与外文出版社联系拍摄编印事宜。没想到该社年度计划在呈送国务院副总理兼外办主任、外交部长陈毅同志审阅时，这本画册竞特别引起他的关注。该社即与长办宣传部和新华社共同商定，由三家合作共同进行这本画册的筹划与拍摄、编印工作，并委托新华社通过沿江各分社记者按编辑大纲分头拍摄。几年后大批彩色、黑白照片源源到京，由该社胡越同志选片完成初稿，但因“文化大革命”被搁置下来。1973年7月，长办成立对外宣传组，有成绶台等人常驻北京向国内外宣传长江建设成就。于是成与外文社画册室又恢复联系，并议定在原编画册稿基础上予以补充修订，继续完成此书之编辑印行工作。
1974年秋天，成绶台为了争取各方领导对这项工作的支持，要我出面与外文出版发行事业管理局副局长金丰、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吴群、林枫磋商。我们议定，这本《长江》画册作为国庆30周年的献礼，1979年9月出版；大纲的修订和拍摄组织工作由长办主持，照片拍摄由新华社和外文局负责组织；同时由长办宣传处与外文出版社向新华社报告，将原编画册稿及照片资料启封备选。
江源问题我提出来容易，要解决就面临许多问题，而且在政治上还不无风险。首先是要物色专业摄影人员。在正常情况下，由长办出函或派人与有关单位联系就行了。但那时各单位还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即使有人主持工作也是小心谨慎，对于向江源无人区派人更怕承担责任；就是表示支持，也只能做到个人自愿报名，领导不加干涉。幸而有成绶台和原更生这两个积极分子，他们将首都摄影力量最强的几家如新华社摄影部、《人民画报社》、《人民中国》、《中国建设》、《中国报道》等都跑遍了。跑一趟不行，他们从一周一上门，到一周两上门，坐在人家办公室里说江源，一谈就是半天。诚能感天，他们终于说动了茹遂初、贾玉江、刘启俊、沈延太、丘恒兴这些名记者。成绶台告诉我，他又从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要来了两位刚从珠穆朗玛峰登山回来的青年摄影人员。但该厂部主任吴均告诉他，“新影”属“姚办”（四人帮之一的姚文元的办公室），可千万别正式去函，一去函就有请示或备案的问题，反而不妙。我对成说，我们不知道“姚办”的门往哪里开，只管干自己的工作。就这样，一支28人包括摄影记者、文字记者、地理学者等专业人员的江源拍摄考察队终于组成了。
这支队伍的后勤物资、交通设施和人身安全方面的工作，则非长办所长，必须由国家有关部门给予帮助。这就需要我出面或打电话或以我的名义与一些单位的领导同志联系。这些人过去有的是我的战友，有的是我的战士，有的直接间接地有过工作关系，又都深知江源首次考察的重要意义，所以无不慨然承诺，热情支持。
1975年冬，我带着成绶台去找解放军总后勤部的张震副部长。他1970年至1975年曾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兼葛洲坝工程指挥部政委，后来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在葛洲坝时，我们比较谈得来，有意见常和他谈，尽管他也改变不了葛洲坝工程的混乱局面。我向他说明来意后，他笑着说：“我从长江尾（指1949年渡江战役），管到长江腰，现在长江头的事也来找我，我跟长江算是结缘了。”他们出发前，张震同志又约见过成绶台，要青藏兵站部通知高原各兵站保证汽油和临时急用物资的供应，要上海空运来特种兵用的的压缩饼干。
国家体委副主任黄中同志虽已“靠边站”自顾不暇，也亲自找了登山处处长史占春同志为我们提供登山用的尼龙帐篷和鸭绒睡袋，并介绍了登山的经验。商业部通知北京有关部门答应供应一批罐头食品。
1976年7月初，考察队先遣人员成绶台、石铭鼎、翁文德三人到达兰州。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刘静海同志和一位副参谋长到招待所看望他们。在了解情况后就通知青海省军区对考察队的安全和交通问题作了安排。他们到达西宁后，青海省军区特别重视，还为他们召开了专门会议，决定派高原医护人员携带氧气、药品随行；由军区拨出电台、密码和手摇发电机，以便及时与省军区取得联系；派部队武装随行，提供越野车辆、牵引车和马匹；为了考察队的安全，除随队军人皆有武器外，还为考察人员配备了手枪；并成立了由考察队和随队军人两方面党员组成、以成绶台为书记的临时党支部。热情的兰州军区领导同志为了防止万一，还准备派出直升机进行监护，只是经研究后认为直升机性能还不能胜任江源地区高海拔的飞行。
进入无人无图区，还有一项必不可少的资料准备工作。我要石铭鼎多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他是学地理的。他和成绶台先到总参测绘局、国家测绘总局和地图出版社，要求他们介绍江源地区情况，提供江源地区测图。在地图出版社他们找到了当时已近八句曾在20年代参加过《申报》地图编绘工作的曾世英先生。但曾说他们编图时并无实测图可凭，只是根据历史资料和在青藏高原有人区的传闻，再向上游作适当的推测绘成。至于现代测图，除总参测绘局所提供的青藏公路以东的万分之一陆军图外，公路以西属于无人、无路、无图的“三无区”。国家测绘部门因1974年已进行藏青新三省区结合部无图区的地形图的航测调绘工作，为他们介绍了一些情况。出发前，成绶台向我汇报此次探源的路线时，因我这时右眼已经手术，左眼视力微弱，只能听他“读图”。我根据图上的地貌，建议他们不要溯江而上，以避开冻土融化和沼泽草原带，而从唐古拉山口以北离开公路，沿唐古拉山北麓无路的缓坡走向江源。他们又向中科院地理所的地貌学者沈玉昌请教，他也赞同我提出的路线（沈著有《长江上游河谷地貌》）。他们在兰州还到中科院兰州冰川冻土沙漠研究所、高原大气物理研究所、铁道部二总队等单位了解情况。
江源考察
后勤和资料工作准备就绪后，这支来自十几个单位的江源拍摄考察队便从西宁出发了。听说出发前，青海省军区参谋长在检查他们的装备之后说：“你们这样的装备在抗战时，是足够开辟一个根据地的呀！我真羡慕你们。如果我的职务、年龄和健康可以允许，我是不会放弃这个机会的。”
这次考察从1976年7月下旬出发，至9月上旬回到西宁，历时两个月。他们回到西宁，我就电告成绶台，要他通知石铭鼎立即准备资料着手编写调查报告，让考察成果早日面世。他们回来后，将这次考察向我作了绘声绘色的汇报，这才使我能够了解其全过程。1977年4月，长办江源拍摄考察队的正式调查报告《长江之源》报送水利电力部，并抄送国家的地理、测绘、新闻、出版、摄影部门和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门及青海省和西藏自治区。此项工作至此结束。
这次考察虽然只有两个月，却完成了一件国家大事：找到了长江的发源地与源头；确定了江源水系的正流与主要支流的干支关系；长江的长度由5800公里更正为6300余公里；还发现种种自然景观和矿产资源。考察后的当年，《人民画报》、《人民中国》便开辟了《万里长江》专栏，对此次考察作了系统的报道。中央新影厂不久又发行了《大江之源》的纪录片。此次考察的初衷——大型彩色外文（英、日、法）的《长江》画册，也终于在国庆30周年如期问世。国内的《科学实验》、《地理知识》，香港的《大公报》随后也相继进行了报道。后来又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发行了中文的《长江图片集》。石铭鼎、原更生后来又分别在北京、上海出版了他们的考察记。我还为石铭鼎的《江源首次考察记》写了序言。
长江近50年在国内外引起的关注在中国史上固属空前，在世界其他大河中也是罕见的。如果说五六十年代长江的影响，是源于三峡工程热；那么七八十年代则源于葛洲坝工程和这次对江源“三无区”的首次突破。这一成果现已载人《中国近现代史大事记》（知识出版社，1982年）。在一般人看来，这次考察的主要成果不过是延长了长江的河长，并无工程建设可言。对此我颇不以为然。一个现代国家，如果连自己的重要山川这样最基本的情况都弄不清楚，则不仅不足以言现代，更不足以与之谈开拓创造精神。由于我国长期是一个诗文为上、科举入仕的国家，对于自然科学，特别是地理上的探险性考察历来不受重视，好不容易才出了一个徐霞客，直到近代国门开放以来，这种风气仍无多大改变，以致本来是中国人应当知道的，反而被西方人一处处发现当成了瑰宝和财富。比如19世纪末，美国、英国和瑞典的一些探险家，都已涉足江源地区的东部，即今青藏公路一带。又如，同一时期欧洲人对敦煌莫高窟唐宋以来古代经卷的大肆掠夺。每想起这一类的问题，真不禁为国人缺乏探索精神而汗颜。可以设想，如果我们自己对江源问题漠然视之，外国人却不会忘记他们的先辈曾经想去而未去成的地方。
1978年夏，在首次江源考察的基础上，长办组织了第二次江源考察，又在兰州军区司令员肖华同志的支持下顺利完成。万事开头难。有了首次考察的经验，二次考察自然少了许多困难，这才有更多的时间用在直接考察上。最近（2001年11月间）石铭鼎同志来说，《长江志》总编室将在《长江志季刊》出一期有关两次江源考察的专辑，要我为之作序。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事过20余年花了那么多的钱和精力，早就该做了；再不整理，这些在江源考察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文献资料就会散失。
这一二十年来，又有个人和组团去过江源地区，至于深入到何种程度则又当别论。这些人回来，似乎都给人以首次探源的印象，却是不妥的。这不是和谁争先后，而是要维护江源探查历史的真实。仅这一点，对这两次江源考察的资料加以整理公诸于世也是很有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