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主持进行的重要工程是在荆江，到晚年仍难忘怀的还是荆江。1998年近百年来又一次大洪水，在荆江造成的惊险局面，为侥幸避过分洪但在抢险救灾上又付出巨大代价的事实说明，我多年来想进行的荆江大堤的治本性工程——荆北放淤或荆江主泓南移，决不是多余的。
荆北放淤是引用荆江的水沙，淤填荆江大堤堤内的深塘洼地，使地面淤高，以稳固堤脚和堤身，从根本上改变荆江北岸地势低下的劣势。荆江主泓南移，是在放淤未能进行的情况下，我提出的另一个补救荆江大堤危局的措施，即用工程措施将荆江主泓引向偏南一侧，使原来紧临冲刷荆江大堤的水流远离，形成堤外滩地，这样既可以加固堤脚，在大水淹没滩地时因其水势已大为减缓，也难以构成威胁。这两种措施之于荆江大堤，可以说是一个问题的内外两种处理方法，取其一即可。
荆北放淤计划
荆北放淤工程计划在荆江大堤之盐卡（沙市下游不远处）至柳口的50公里堤段内，在距大堤平均2.3公里处平行修建一道标准与荆江大堤相同的放淤大堤，两堤之间110平方公里、耕地近10万亩的条形范围内，每年汛期引洪放淤，预计年淤高0.2米- 0.3米，10年间即可将堤背淤高2米-5米。这项工程除一道放淤堤外，还有盐卡进水闸（28孔，总宽约402米）、柳口退水闸（25孔，总宽358米）；因放淤工程影响了已有灌溉系统，还要在盐卡另建一座灌溉闸给予补偿。两闸进出口的放淤、退水的流量均为5000秒立方米，年进水量300亿立方米- 400亿立方米，可落淤2000万立方米- 3000万立方米。全部工程需开挖土方940万立方米，填方4600万立方米，砌石、混凝土工程共约60万立方米，按70年代初调查数需移民5.6万人。全部投资1.5亿元。此项工程在汛期放淤时，同时兼有分洪的作用，而在汛后还可以在落淤区进行耕种，因淤地肥沃，必然可以丰收。
“荆北放淤”，是我在1951年写的《两年来治江研究工作的发展》中就提出过的一种措施。但这并非我的发明。这是我当时对前人治理荆江所归纳的四种方法之一：“以往亦有人主张利用北岸低地筑堤分洪，降低荆江水位，淤高北岸平原，以基本解决荆江问题。”但我当时又强调说：“此一计划尚合乎本会‘以河治河，以农利水’的治江原则。惟因工程浩大，技术复杂，需较长时日，且又暂时无力实现。如待将来国家有力实行时，则或可在上游山地拦洪求得根本解决问题。但这一方案尚可继续研究。可以肯定说，如果用于泥沙严重的河流，则可能会是最经济、最有效益的治本作法。”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长委会才成立两年，我即提出了“技术复杂”及寄希望于“上游山地拦洪求得根本解决问题”的设想（即有了上游水库拦洪，川江洪水对荆江大堤就不再构成威胁）。后来长委会做了一些工程有了经验，对这两点都有了不同认识：技术问题可以解决；有了上游水库可以减轻荆江大堤的负担，而在特殊洪水时仍不能完全解除威胁。但是，最大的问题还是当时国家的财力、物力都难以兴办这个工程，湖北省更难接受。
1964年底，长办在其《荆江地区防洪补充规划报告》里才向水电部正式提出荆北放淤计划，与此同时提出的还有下荆江裁弯计划。
1965年5月，长办在武汉召开了有水电部、两湖水利厅、长航等单位代表参加的会议，专门讨论荆北放淤和下荆江裁弯问题，但未取得一致意见，会议仅议定先选点进行放淤试验再视试验情况而定。裁弯工程则于会后不久的1966年10月在中洲子开工，并于次年春完成；1968年年底至次年6月又在上车湾再次顺利完成裁弯。
1968年10月，长办提出了《荆北放淤试验情况报告》。试验区在江陵郝穴镇下游的严家台闸，淤区面积0.1平方公里，三个汛期放淤，淤积厚度0.8米-1米。这个结果与我们的计划是一致的。但此时直到1970年初我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困难时期，还看不到这个令人满意的结果；在我当时未能出席的长江中下游5省防洪工作会议上似乎也未提及荆北放淤的事。
凡是一个大的计划，仅仅在会上提出和讨论是不够的，往往要在会前花更多的时间，和一些地方或部门的领导去沟通。1970年3月我被“解放”后，为荆北放淤之事就多次找过王任重、张体学等同志。王任重无论是在湖北和到了国务院，在治江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有较多的一致。张体学在我细说一番后也有兴趣。这才与湖北省水利厅开始就此进行合作。1970年夏天张体学和曾思玉同志就到荆江大堤计划放淤段看过，并关照陪同他们考察的荆州地区的领导重视此事。这样，1970年荆州长江修防处便会同长办先完成了荆北放淤的设计报告报送湖北省；次年初长办又就此向水电部和湖北省提出报告催办。
1971年6月，周总理来宜昌听取关于葛洲坝问题的汇报时，我向他提出荆北放淤问题，他要我再作一些实地调查工作。于是这年10月，长办会同省水电局、长江航道局及荆州地县堤防部门组织了一次比较广泛深入的调查；事后提出了一个包括放淤区、放淤流量和移民问题的初步规划。
1971年11月至1972年1月，水电部受国务院委托在北京召开了有湘、鄂、赣、皖、苏、浙、沪及上游四川等8省市水利水电部门代表和长办等单位参加的“长江中下游规划座谈会”，历时竟长达两个月。这恐怕是我参加过的最长的一次技术业务会议。会议长，并不等于会议解决的问题多，恰恰反映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特点：好不容易才开始“抓生产”，又不能忘记“闹革命”。于是开起会来，谈正事少，“斗批改”瞎胡闹的事多。但总归有所决定，其中就有拟在1972年冬开工的荆北放淤工程。
1972年3月，为了落实上述座谈会的安排，长办便与湖北省水电局协商，成立了以长办为主、该局参加的荆北放淤规划小组（和以该局为主、长办参加的洪湖分洪工程规划小组），以过去几年的工作为基础，进行放淤规划的编制，并于当年底完成。
同年11月9日，在周总理召集的葛洲坝工程汇报会间隙里，我又向总理提出荆北放淤的事，李先念、张体学都在场。他们对此均表支持。李副总理还说：“我和林一山是一致的，体学你要抓紧。”
总理问：“今冬能不能开工？”
张答：“准备明年（1973年）动工。”
这次汇报会不久，我还在由体学主持的一次省委会上，传达了两位总理的上述谈话。随后，湖北省委便向中央电报了《关于荆北放淤工程的报告》，并决定成立由张体学任组长，林一山、朱业奎任副组长的10人领导小组，计划“明年动工，大干两个冬春，争取1975年完成”。
从1973年初起，放淤问题便进入由水电部和国务院审批的阶段。不料在审批阶段此事竟发生问题，终于不了了之。现在看来，张体学同志的去世对此很有影响。上述领导小组成立后不久，体学同志就住进了医院，直到1973年9月去世。他住院时间虽然还常管事，但影响力日减。李先念同志对放淤虽然表示支持，但因事关重大，在审批湖北省委的“报告”时也批示要“接受葛洲坝教训，动工前一切设计工作应仔细，严禁草率从事”。这件事水电部、湖北省水电局本来就有人不太赞成，因当时中央领导和张体学都表示赞成，这些同志也只好同意。于是在张体学病后，这些同志就有了变化。这样在水电部派人去荆州进行现场审查时，省水电局便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水电部同时也就放淤的规划设计提出一些意见。长办自应重视这些意见，从1973年春到1974年春又针对审查意见对设计作了修订补充，但已无济于事。1974年5月中旬到6月初，水电部根据李先念同志指示在北京召开了有国家计委、水电部、交通部、湖北省水电局及荆州地方有关单位、黄委和长办等单位代表参加的“荆北放淤工程审查会”。长办以我和洪庆余同志为主，湖北省则以夏世厚、李海波同志为主。在长办向会议介绍了修改放淤设计后，湖北省的代表已不再对长办的放淤设计提出具体意见，而是另提了荆江大堤吹填加固的工程方案，即在船上安装皮管翻越到堤内，引沙至堤脚低洼处落淤。会后我还为此作过一些努力，终无结果。
荆江主泓南移计划
在我荆江治理的规划思想中，除去已经完成的荆江分洪及其他分蓄洪措施外，有关荆江大堤的固本措施，荆北放淤当推为上策，荆江主泓南移可作为中策。上策既未能实现，就退而求其次，1975年即开始组织研究荆江主泓南移问题。
荆江主泓南移的要点有二：
第一，在沙市至盐卡（可称沙市段），结合城市和港口码头建设，将现在主泓向北逼至沙市荆江大堤一岸，逐渐改变为离开北堤岸向河床南侧行洪的势态，以扩大北堤的外滩，中断水流对大堤的冲击。
第二，从马家寨至新厂（可称郝穴段）是荆江大堤的最险段。此段有南五洲将荆江分为南、北二支，北支为主流而紧邻荆江大堤。改造这段河道的办法是：将淤塞严重、水势很弱的南支（俗称黄水套）恢复为荆江的主泓，而将北支淤死。这也可以称为变南五洲为北五洲的治理方案。
从藕池口到城陵矶与洞庭湖水系汇口处为下荆江河段，因为两处人工裁弯成功，主泓已经南移，而且也大部分离开了荆江大堤的险段。
这个计划经过几年的调查研究，在长办1979年提出的《长江中游平原区防洪规划要点报告》中已有较详尽的阐述。1979年7月、1980年6月，水利部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两次重要会议上，都讨论了荆江主泓南移的问题，两次会议我都到场。其中后者为长江中下游防洪座谈会，这次会议议定的1980年至1990年长江中下游防洪工程，就有主泓南移方案。会后水利部上报国务院的报告中有18个工程项目，荆江主泓南移是其中之一，计划投资5000万元。但是国务院对于荆江主泓南移计划未作批示。于是我在1982年初又以个人的名义向国务院递交了《关于荆江防洪问题严重性的报告》，建议中央尽快批准荆江主泓南移工程。在这个报告中，我特别提出了新发生的1981年四川大水。这年7月长江在重庆两江汇口后的一次洪峰流量是85000秒立方米，为百年少有，到宜昌还有71000秒立方米，两地都超过了1954年，只是侥幸乌江与三峡区间未同时遭遇大水，否则荆江大堤又面临一次严峻的挑战。但报告仍如石沉大海。
同年4月，我在《人民长江》杂志上发表了《河流辩证法与治河工程》，论述了利用河流自身的演变规律，因势利导，用较少的经费修建一些水流导向性的工程，又借此宣传荆江主泓南移计划。此文发表后还受到了张光斗教授的赞许。
1985年6月，我又就荆江主泓南移事上书邓小平同志。此时我已退居二线，只能利用中央为这个报告所批拨的一笔研究费，和由长办规划部门临时配给我的助手来按我的要求进行一些试验研究，一直到90年代末最后一位助手陈启光同志病逝为止。
荆北放淤和主泓南移这两大计划虽至今未能实现，也就作为一种主张和历史纪录留作后人参考吧。
我由此想到，我在治江上能做完的几件大事都得力于毛主席、周总理的理解和支持，缺少这一条我可能一事难成。象解放初期国家财力、物力和技术人才均非常缺乏的情况下，我能在很短的时间里，把当时说来是那么大的荆江分洪工程推上建设日程，就因为从中南局的邓老到中央领导人，都是一谈即合，说了就算。自然，这与当时国家建设的大环境有关，与我的精力、职权有关。到我推动荆北放淤、荆江主泓南移这两项计划时，许多有利的客观条件都逐渐失去，而我既非当年之我，尤其是双目失明后就更感力不从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