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工程在50年代末那次上马高潮之后，经大坝安全防护、水库寿命、分期开发等问题的研究，“文化大革命”非常时期和70年代的葛洲坝工程建设时期，一二十年里犹如一场场戏剧在时缓时快的节奏中进行着。到70年代末，一阵又一阵的紧锣密鼓，又掀起了长达10余年的“三峡热”，直到1992年4月全国人大七届第五次会议通过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而达到最高潮。
三峡坝址的选择
自从确定三峡工程作为治江的主体工程之后，可以说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在用适当的方式或快或慢地推动它前进，而决不任其停滞不前。在葛洲坝工程建设时期，我就试图能为三峡工程多做些准备工作，即如前面所说，除去长办未停止三峡项目的工作外，我曾在葛洲坝技术委员会第六、七、十次会议上（1974年12月至1978年4月），提出有关三峡工程的问题（即在葛洲坝大江截流前应考虑进行三峡混凝土纵向围堰水下工程、宜昌至三斗坪施工对外交通、坝址选择，以及初步设计的修正补充等工作），并形成文字与委员们共同签字上报中央。显然这些文字在中央都轻重不等地产生了作用。这一时期病情严重的总理更多更大的国事仍集于一身，先是顾不上我们的事，稍后则常困于医院更无力过问，旋即去世。三峡的事主要由李先念同志过问，他也最关心，其他如王震、王任重等同志也都是大积极分子。我见到他们时都向他们汇报，争取他们的支持。这些意见中的三峡混凝土纵向围堰水下工程、宜昌至三峡施工对外交通两点虽无结果，而建议召开选坝会议这一更重要的问题却受到重视并被采纳。说选坝会议重要，不仅因为坝址是三峡工程设计的一个先决条件，我认为在当时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已经被淡化多年的三峡问题可以借此重整旗鼓，使之进入国家议事日程，能接着即将完成的葛洲坝工程转进三斗坪。如果我们缺乏这种前瞻性，只管埋头于葛洲坝，等它的二期工程在80年代末完成后再向中央提出三峡问题，就会失去许多机会，使三峡问题在一些人干扰下再度陷入僵局，或者至少还要延缓十来年，到上世纪末还定不下来。除去我们为三峡工程所作的努力外，三峡工程能在80年代再掀高潮，自然更决定于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的党和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建设上的大气候。
70年代末，我在推进三峡工程时，总是尽最大的努力争取更广泛的支持，重要的是有关部委、省市，乃至党中央国务院的支持。在各部委中自然与水电部的关系最为密切，我上报中央领导和国务院的报告，多经过水电部或并报水电部，这样就有了两个积极性，比长办一家独唱的影响更大，作为国家的一个部委有些话由他来说也更适当、更方便。
1977年11月，水电部向国务院建议召开三峡工程汇报会，讨论研究在葛洲坝工程截流蓄水前修建三峡纵向围堰及坝址选择问题。
1978年2月，水电部为了贯彻李先念副主席当年内要选定三峡坝址的指示，在宜昌召开了三峡坝址选择准备工作讨论会。这个讨论会有国家地质总局、长办和葛洲坝工程局等单位共70余人参加，历时20余日，先到太平溪、三斗坪两处坝址查勘，然后在宜昌讨论，未取得一致意见。
1979年4月，国务院召开三峡问题的讨论会，李先念主持，有6位副总理、7个省市第一书记和有关部委负责人出席。水利系统有钱正英、魏廷诤和我参加。会议由我首先汇报。我从毛主席两次接见与我谈及长江防洪与三峡工程问题谈起，向大家简单汇报了长江洪水问题和三峡工程的防洪作用、综合效益及其实施的可能性。钱正英接着发言。她提出坝址、预算、移民、人防等4个方面的问题，希望慎重、积极、认真研究，由中央一一对问题进行审查。其中，谈到三峡工程的防洪作用时她颇为激动地说：“提出三峡工程，首先是为长江洪水；如专为水电，确如紫阳同志讲，不一定在三峡搞。不搞三峡工程，能解决长江防洪，谁有办法，我给他下跪。”
赵紫阳时为四川省委第一书记，1978年6月我在川东进行库区移民工作调查后，曾专程去成都与赵会晤，他和我谈的和这次会上所谈的一样，不反对建，但不赞成马上建，可以在上游先搞其他的。他站在四川的立场上，对川东的淹没和移民问题自然要考虑多一些。在会上发言的还有王任重、王震、谷牧、李先念。估计国务院在会前已收到来自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因此在李先念的发言中才有此说法：“组织1000人的专家，各行各业都来辩论，否则一天给你来个人民来信，受不了。总结过去的经验，我们有些事确实太粗了。宝山钢厂这么大的工程，就仓促作了决定。像三峡这么大的工程，要辩论透，要搞清楚，要经中央讨论。”
李先念同志这番话，事后想来，可以说是上世纪80年代先后两次大规模论证的一个先兆。当时在三峡问题上，中央夹在中间，两方面的意见都得听取，有利的条件是毛主席、周总理投了最大份量的赞成票，后来中央和国务院主要领导人也均持积极立场，三峡工程才在反对之声并不低的情况下，终于以全国人大上的多数票获得通过。
这次会议不久，根据国务院领导决定，1979年5月中下旬由我主持召开了三峡选坝会议。这个会议就三斗坪、太平溪两处坝址的地质、建筑物布置、船闸、工程防护、工程施工等问题一一进行了讨论比较，大部分代表认为两个坝址各有长短，而未达成一致意见。部分代表未就坝址问题提出意见，而对工程的防洪作用、水库淤积、巨型水轮发电机组研制与移民等方面提出了问题，亦即该不该建、能不能建的问题。会后不久，李先念同志将新华社《国内动态》上的文章《对三峡工程能否很快上马有不同意见以及上马需要解决的一些重要问题》批转水利部领导和我，并抄送陈云、王震、姚依林、余秋里、王任重等领导人。这篇文章是针对我主持的选坝会议而写的，其内容见题可知。
1978年2月和1979年5月这两次选坝会议的发言和讨论说明，太平溪、三斗坪各有优劣而均可建坝，但部分代表又不作选择，却离开坝址问题提了不少其他问题。既然大家对坝址已无原则性分歧，自然可以先定下来。水利部与长办商定，又于当年9月中旬召开了选坝会议的汇报会。这次汇报会未再广泛邀集前两次选坝会议的与会人员，仅请有关部委领导人出席，而由第二次选坝会议6个专业组组长专门汇报选坝问题。他们汇报中，对两个坝址仍无重大分歧，汇报会便采取民主集中的办法将坝址定为三斗坪，终于使这一重要问题的研讨告一段落。
据此，汇报会于这年11月底向中央和国务院提交了“1985年主体工程开工，争取90年代建成”的《关于三峡水利枢纽的建议》，并附报了水利部《关于三峡坝址选择和做好前期工作的报告》、我的一个报告和日本水电开发技术合作代表团《对长江三峡、黄河龙门和大柳树、金沙江向家坝的意见》三个文件。我这个“报告”有七八千字，虽未提新华社《国内动态》那篇文章，而所谈的几大问题实为它而发。当时有人向中央建议用修建西南山区河流几十个水电站取代三峡，我则以长办对西南山区一些河流已作的研究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日本人对三峡工程建设的意见与我们没什么出入，在开发顺序上他们把三峡工程放在首位，其次是龙门，长江、黄河各取其一，而放弃了大柳树和向家坝。
再起争论
三峡工程那时真是举步维艰，只要它前进一步，持不同意见者就要使劲把它拉回原处不让动弹。
1979年8月，邓小平副总理和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在北京签订一项两国政府五年技术援助协定。其中美国给予我国贷款20亿元，援助中国水电建设。此时三峡工程正有进展，中央虽尚未作出决定，但一些主要领导人的个人倾向已很明显，水利部和长办当然想借此争取三峡工程上马和此项贷款。事有凑巧，原来的水利电力部这时刚分为水利、电力两部，李锐同志也出任电力部副部长不久，他要争取此款用在其他工程上，便想把三峡工程从国家近期建设项目中去掉。
现存档案中有几封关于此事的信件，仅例举三件即可见那次三峡问题之争。一封是王任重副总理写给李先念副主席的，说钱正英向他反映：美国水电贷款20亿，美方将派人来华谈判。水利部想把三峡工程作为一个项目，并要长办派人参加谈判，但电力部却不提三峡，不要长办参加。王认为电力部做法不妥，请李先念裁定。一封是李锐写给姚依林副总理的。李锐同志不知从何渠道看到了上述王任重给李先念的那封信的复印件，他除去对王转述的钱正英所说的“小平同志曾和美方谈到要搞三峡“一句话进行“指正”外，就是阻止三峡工程上马。李说：“目前投资如此困难，有限外资也只能用于见效快的最必须而可靠的项目。三峡问题过大，请中央慎重考虑。”另一封李先念写给国务院秋里、任重、谷牧、依林几位领导人的信中有这么两句：“对三峡工程项目上与下，双方争论很大，意见互不相让。为了这件事伤透了脑筋。”此外不再一一例举。
李锐同志给姚副总理写信不论内容如何毕竟是正常的，但他在以电力部主管的名义负责接待美国政府水电代表团而涉及三峡工程时，我认为应当内外有别，注意分寸，否则，就会引起美国客人的误解或曲解。这个美国代表团回国后在美国《工程新闻纪录》上的一篇报道，就有对三峡问题的歪曲报道和对我政府工作的非正常言论。该团团长、田纳西管理局局长弗里曼在这份刊物上写道：“即便这是一个共产党国家，一个不同形式的政府，但也和我们一样，也有各种政治势力。电力部的高级官员声称，长江上正在施工的装机270万千瓦的葛洲坝工程，是由于地方政府的政治压力而修建的。……他们那里的官僚主义比我们还要严重。他们搞水利的人与搞水电的斗。”
我为什么又如此不厌其烦地谈到这些事情呢？是因为在三峡工程正处于中央举棋未定而可望上马的这段时间里，像拔河一样，我要花加倍甚至更多的气力才能对付另一方面的拉力，保持平衡不易，拽过来一步更不易，徒费了许多精力，于是也就有了这些不可略过的事要提起来。这时李锐同志还将已写给中央的几封信及历年发表的一些文章辑为《论三峡工程》出版，并向中央领导散发。他在该书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所谓结了缘分，一九七九年恢复工作之后，随即又重新遇到三峡问题，而且那一年是又一次山雨欲来风满楼，我仍然免不了就这个问题饶舌，继续鼓吹我在50年代就反复鼓吹过的意见。这是毫无办法的事情，对于自己认定了的道理就要坚持，就要鼓吹，决不改变初衷”。如果“自己认定了的道理”是真理自然应该坚持，即便自己是少数派。但多年来与李锐同志的“文字之交”使我感觉，他先是没有认真研究三峡问题和长办对三峡问题的研究，后来就不免感情用事，与对方不是尽量求同而是尽量立异，像随笔、小品文一般，有感即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可是，你千万别忽视这一类的文章或说法，在有些场合比如大型会议上，还真能耸人听闻，能把人家长期研究的成果轻易否定。例如长办根据数以百千计水文测站长期观测以至历史调查的资料，再经分析计算出来的有关洪水、泥沙的数据，根据勘测队广泛查勘、探测所得出的地质问题的结论，对于有些不同意兴建三峡的人就毫无用处。你这样说，他那样说；你千言万语惟恐资料不足论证未详，人家只发表感想，也可只谈一点由小见大，说你不对，写来谈来都不费力。我有时想，我不善于文章，是否要一个写作班子去应付这种无休止的辩论呢？我为此真不知耗费了多少精力！
在这次中美水电合作活动中，尽管李锐同志以电力部的名义在中央做了不少工作，可结果并不尽如他意。1980年3月，在中美两国政府签订的《水力发电和有关水资源利用合作议定书》中，三峡工程仍作为一个合作项目列入。
在三峡工地正在紧张施工之际，这些都算是旧话重提了。静心思之，三峡工程在研究过程中，所有的不同意见也都是一种贡献。因为，任何一个三峡建设方案的初稿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只有从各种角度作缜密的观察并提出种种问题要求回答，才促使方案日臻完善，而得以付诸实施。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三峡问题持不同意见的同志，都是在积极关心国家的建设，希望对这种巨型工程特别慎重，期能万无一失。
小平同志促进三峡工程
1980年7月11日至13日，邓小平同志在四川省长鲁大东、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和长办副总工程师魏廷诤的陪同下，从重庆乘船顺江而下，途中视察了三峡坝址，出南津关又视察了葛洲坝工程；下旬在陈丕显、魏廷诤和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段君毅陪同下又视察了丹江口工程。因为魏廷诤同志是全程陪同，又有充裕的时间对三峡工程及与之相关的葛洲坝、丹江口工程作详尽的介绍，加之视察的真切感受，使小平同志对争论已久他尚未能深究的三峡问题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因此在他结束视察到达武汉后，在胡耀邦、赵紫阳、姚依林和他谈到三峡问题时，才针对当时的三峡之争表示：“轻率否定三峡，不好”；并建议赵紫阳召开一次三峡会议再作研究。至此，三峡问题又有转机。
1980年8月初，科委、建委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的要求，在北京召开了有能源委员会、水利部、电力部、长办的同志，就三峡工程论证会的召开及会议课题两个问题进行了讨论。讨论结果，向国务院建议先召集谢北一（建委）、金熙英（计委）、王林（能源委）、何康（农委）、沈鸿（机械委）、钱正英（水利部）、李锐（电力部）、陶琦（交通部）、林一山（长办）等人，对论证会的主要技术问题及具体安排先行研究。
10月4日，科委、建委主持召开了三峡工程论证会的预备会议。这次会议我参加了，另有钱正英、李锐、何康、沈鸿、陶琦等几位部长和计委、经委的代表，研究和拟定了论证会的目的、课题、规模、时间，以及会议筹备的工作。
10月25日，科委、建委向国家有关部委、中科院、总参、水产总局、长办和川鄂湘三省发出关于召开三峡工程论证会的通知。“通知”在10月4日预备会议拟定的几条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会议筹备小组，由武衡、谢北一、金熙英、袁宝华、王林、何康、沈鸿、钱正英、李锐、陶琦、曹维廉、林一山、从子明等人组成；下设办公室，由几个部委和长办派人参加工作；会议时间定为12月下旬；代表200人，包括对治江和三峡问题有研究和有不同见解的同志；论证的课题包括移民、通航、生态平衡、防洪效益及大水电机组、大江截流和深水围堰等主要技术问题；论证的目的是三峡工程到底上不上，何时上？这个计划在当年12月召开的论证会，先因我忙于准备葛洲坝大江截流，建议改在1981年上半年举行。但后来并未举行，却因中央领导人对三峡工程的态度进一步明朗，长办遂将主要力量投入三峡工程设计的补充完善工作，以应急需。
1981年1月葛洲坝工程大江截流胜利完成，二期工程进展顺利。从1982年开始，在技术上和舆论上都更有利于三峡工程，小平同志建议将三峡工程列入近期国家计划。
1982年2月长办向中央、国务院和湖北省委报送了《关于兴建三峡水利枢纽的补充报告》，湖北省委和省政府随即向中央和国务院提出报告，要求按长办的方案尽快上马。
10月上旬，万里副总理率国家有关部委和湖北省及宜昌地市领导同志查勘三峡坝址，由魏廷垮同志就三峡有关问题作了详尽的汇报和对临时提出的问题作答；在三斗坪又由长办勘探人员陈德基同志回答了有关地质方面的问题。万里在听取汇报时见长办的同志有问必答，言之有据，工作做得总算充分，非常高兴，说出了他此行的任务：“这次是小平同志批了，他不批我也不来。要写个简单的报告，政治局都能看得懂，今晚就解决。”
11月24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20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汇报谈到三峡工程时又说：“我赞成搞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
三峡工程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因种种影响已沉寂多年，长办终于在1983年初完成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旋即由国家计委主持，召开了此项报告的审查会。审查结果，计委同意按照正常蓄水位150米方案进行设计，争取1986年开工，并建议国务院原则批准。1984年4月，国务院原则批准了这个报告。在准备实施中，重庆市以“150米方案”的水库回水上端的航深不足，万吨级船队不能到达重庆为理由，向中央建议提高为180米。重庆市的意见不是建与不建的问题，而是要求扩大建设规模的问题。问题集中发生在1985年初召开的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许多政协委员对三峡工程提出意见，要求缓建、不建。人大代表中自然也不乏这种观点。长办为了解释和宣传，又投入了大量人力，或在一些会议上呼吁，或一批又一批接待各界人士进峡作实地考察，以争取支持。中央为了充分发扬技术民主，从1986年夏至1989年初又组织专家对三峡问题进行了为期近三年的重新论证，直到1992年4月由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这才进入建设阶段。
三峡工程由长期徘徊不定，到1982年底总算推上了一条走向建设的轨道。几乎从长委会一成立就将三峡工程纳入治江计划起，经过陆水三峡试验坝、丹江口工程、葛洲坝三峡梯级，与长办同志一道为此奋斗了30年，我也可以告一个段落了。就在这一年夏天，免去了我在长办的党政职务，改任长办顾问，接替我的是黄友若同志。同时任命的还有魏廷诤、文伏波、叶扬眉3位副主任和总工程师洪庆余等同志，李镇南、杨贤溢、曹乐安三位年事已高的专家也改任技术顾问。像接力赛一样，这个新的领导班子在此后十来年的三峡工程150米、175米两次可行性研究的全国大论证中，在设计工作、组织活动和排除障碍上，都干得非常出色。
此后，对于三峡工程我也从未做过旁观者。在建设过程中，我无时不在关注着她的一得一失，不仅希望她能顺利建成，还希望在如此伟大而难得的设计施工的实践中，我国水利水电科技人员能有所突破，有所创造，为世界水坝建设塑造一座中国里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