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劫难逃”
发生在六七十年代的那场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对党和国家民族以及个人都是一场大灾难，已勿庸赘言。党的干部，主要是领导干部，几乎不分大小，个个在劫难逃。我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那时候无论是日寇和蒋军，要损伤我军一位将领和高级干部谈何容易！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群众组织和一些别有用心的小集团，要揪斗、关押和拷打一位高级干部，那真是易如反掌，手到擒来。
长办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已经是一个上万人的大单位，汉口本部就有三四千人。因为这次运动的目标是“当权派”，几乎全部投入运动的群众的大字报，便主要集中了我。我在“红楼”上班，不仅每层楼楼道的两边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墙面不够还牵绳悬挂大字报，有的大字报甚至沿天井从楼上挂到楼下；从“红楼”出来，大门两厢的车库的墙上，临时搭建的红楼到水文、勘测大楼的两排芦席墙也贴满了大字报；甚至连办公室里也挂过大字报；地下更不时地出现一些犹如拨墨倒漆的大字标语，真正是铺天盖地。在我未失去自由时，我下班后有时也去看看大字报。对于我的历史、工作乃至于个人的生活，几乎是一边倒地给予全盘否定，自然也有一些属于正常的应当听取的批评。大字报的主要内容，凡经历过这场运动的人皆有所知，勿需细说，我只想举一个例子以见一斑。我喜欢花，家里有几盆花，临房空地上也有一些花，也并无时间和闲心去侍弄，偶尔看看而已。这也成了“修正主义”，被毁得干干净净。这还罢了，最可惜的是大院里那些由花工精心培育的一些花圃。由于这次运动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群众是在积极响应号召，起初也未出现动手动脚的武斗，所以在运动初期不仅没有抵触情绪，而且认为各级领导干部确实存在种种问题，需要通过这种群众性的鸣放揭批加以整顿，也是对领导干部的一种考验和锻炼。
但由于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和操纵，运动并未按主席的方向去发展，而是急速转向邪路。1967年秋天起，对我和李庭序同志以及内外业一批二级单位的领导人的批斗逐渐升级，而以我和李为主。大约有一两年时间，可以说是大会批斗不断，小会批斗更是接二连三无周不有，“两会”之暇还得写交待材料和接待外调人员。这个期间，我曾被押上卡车上街“示众”，我可能是武汉地区首次游街所谓“大干部”中的第一人，记得王任重等人都比我晚些时间。大约是1966年底还被押送到北京关了好些天。时值隆冬，张行彬秘书借送大衣的机会见到了刘澜波部长的秘书，并电话报告了总理的秘书。他们为张行彬同志这种在我正处逆境仍然不顾个人利害尽心职守的精神深受感动。总理可能是从他的秘书那里知道我困在北京，很快就通知他们把我送回长办。最严重的是在长办“新大楼”地下室一个多月的囚禁，在那里除饱受生‘活和身心上的折磨外，大约也是在这期间被打断了好几根肋骨。有些人在这种折磨下往往会寻短见。我从无此想，只是有时曾担心会不会被坏人所乘，秘密加害。但我并未因此惊恐不安，而犹能以既来之则安之的教训自勉，尽可能地自我保护。因为我一生不知已经过多少危险关头，这点困苦还不至于使我悲观和轻生。放我出来之后，我还在食堂里劳动过一段时间。这些食堂的工人大部分是运动的积极分子，可在非批斗的时间里，对我并无苛求，我干不了重活，他们也不要我干重活。和炊事员们围在一起摘菜，他们问这问那，我是有问必说，不问也说，可以说是忘乎所以了。有时又要我守着窗口收票卖饭，我手眼不灵，又不会算账，看着外面的长队越想快越忙乱不堪，这大概是有意要考验我吧。
那时惟一稍感欣慰的是在一片“打倒”之声中，还有工人和一般干部能站出来说话。最先出现的一份大字报是“对林一山也要一分为二”。由于众人皆日打倒，这份大字报敢于力排众议，主持公道，它一贴出来就令人侧目，引起广泛议论。有人说好，有人视为“保皇言论”；尽管说好的是少数派，但总归在林一山问题上打破了一边倒的局面，大字报里开始有不同的声音了。在我处境最困难、也是长办两派斗争最激烈的时期，最早并且经常到我家里来看我的是长江科学院的汪定扬同志。我在这次运动前并不熟悉他。他为了看我，挨过打，受过批斗。运动中还有因为同情我，不认为我是坏人的不少群众和干部，挨打被斗，有些还险些送了命，每念及此，我是很不安的。
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我全家被“扫地出门”，赶到锅炉房旁边平房的一间仓库里。这里面堆满了东西，把东西挪开，七口之家和炉灶就全挤在里面了。这段时间我除去有时被押出去开批斗会，惟一的工作就是打扫“红楼”两层楼。每天凌晨4点起床，上班前必须完成。我右手伤残，动作迟缓，只好叫儿子林平来帮助我，我拖着个箩筐跟着他从这头扫到那头。白天无事怎么办呢？抄了几次家，书刊殆尽，幸而还有一本地图。我喜欢地图，打仗用它，工作用它，如今形同囚禁无以排解时更需要它。它比其他书籍更适宜当时的处境，密密麻麻的地名、纵横如织的交通线可以使你离开现在，回到过去，暇想未来。
1967年“7 - 20”事件前一段时间，武汉两派群众组织的武斗愈演愈烈，连长办大院也堆筑了武斗的工事。但不知何故两派都离开长办，大院里除我一家空无一人。此时我就守着一本地图打发时间。我曾借此难得的空闲反复查阅了进藏铁路的线路，即铁路进拉萨的问题。有一天我正全神贯注在地图上，汪定扬来了。我无人可谈，正好向他发表了滇藏、川藏两条线路何者为宜的意见。70年代末铁道部组织进藏铁路考察，我派学地理的石铭鼎同志参加，要他向考察团代我提出选线意见，就得益于这段时间的阅读和思考。这是在正常情况下我很难得到的可以静心研究的时间。但是，这种完全无人看管的环境，社会上又动乱不已，我也确有安全问题。汪定扬问我为什么不走。我往那里走似乎都不妥当，只有回胶东我的老家去，那里又是我浴血抗战的地方，群众最了解我。我后来听说“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到胶东外调我的问题时，他们还没说完，老乡一听来意不善就把他们赶走了。我不走也得有所准备，以防不测。长办的西邻是解放军152部队，与我的住处仅一墙之隔，我于是准备好一个梯子，万一有事就可以随时翻墙到部队去。我没有远走还另有考虑：一是我认识的人很少，而认识我的人很多，很难走掉；二是我本无问题，你一跑反授人以柄；三是我此时虽被“夺权”，而合法的职责尚在，我不能未经上级同意，擅自离职，这应当是我未走的主要原因。
从1966年秋到1968年底，有两年多的时间，就是这样在批斗、关押和劳动惩罚中过去的。在军、工宣队进驻长办后，各二级单位改称为“连”，我被编入政工连，早晨出操跑步，上班时间参加学习，记得还上街参加过游行。这段时间虽然仍不免接受批判，进行自我检查，总算可以和群众一起活动，似乎算是“人民内部矛盾”了；许多曾被“打倒”的干部也被“解放”参加革委会的工作。
总理“解放”了我
1970年3月10日上午，长办在毛主席塑像前召开大会，由我做检查，下午分单位讨论我的检查。次日军代表便在与昨天同一地点的大会上宣布：“同志们，我向大家宣布一件事情。周总理通知林一山去北京开会，大家同不同意解放？”场上自然一片掌声。“文化大革命”中总理的威望是很高的。不管林彪、江青他们如何施展诡计，只要总理出了面，群众就不再坚持，除非已和林、江小集团有关系的“群众组织”。我交代检查了两年多没通过，就这么一次与过去并无不同的检查能突然通过，这显然是军宣队早就接到了总理的通知，叫我走个过场罢了。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检查，因为一而再、再而三地检查，不仅通不过，而且每次批斗下来，总是个不老实，甚至比上一回更不老实，于是我便有了想法：人家是把你当敌人整，或者虽无此恶意，而数以万千计的群众认识水平不一、要求不一，你再检查也通不过；只有等中央的政策下来，你的检查才会通过。
总理用心良苦，“文化大革命”中他总是利用各种机会去解救一批干部。比如国庆观礼，会见外宾，以及各种会议等。我是借参加总理3月中旬在京召开全国计划会议的名义获得保护的。我到北京后被安排与黄委主任王化云同志住在一处。我们在1964年的治黄会议上意见不一，而6年后重逢却处境相同，他和我一样也经受了两年多从人身到精神的折磨，彼此相见，不胜唏嘘。
会议一开始，总理就望着会场的人群问：“林一山、王化云同志到了没有？”我们站起来。总理又问：“解放了没有？”因平生从未受此冤屈，一听到总理慰问，我们虽均已是花甲之年，而激动之情却犹如青年游子漂泊归来回到母亲怀抱。
会后，总理访朝，要我们等他回来。4月上旬的一天，总理又接见了我们，从10点谈到下午一点，午餐时也没停止谈话。他要我们正确对待这次运动，继续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总理此时面容憔悴，看来似乎还相当饱满的精神，完全是在靠工作苦撑着的。总理这次接见，我提出要到苏北和淮北地区了解农田水利情况，他同意了。大约在5月间，便在长办规划处王述奎、吕顶产和秘书李敬吾三位同志陪同下，乘船离汉东下。在南京下船后，先与省里联系并分别拜会了当时已经结合的几位省市领导同志。许世友同志时为南京军区司令员兼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因与我是胶东时代的老战友，他邀我去他家中便饭。在全国性的“反军乱军”逆流中，他也是经过冲击后刚站出来的，见面后不免谈一些运动中的感受。印象最深的是，他问我为什么在南京一带不能为他们也修一座像葛洲坝那样的水电站。真是隔行如隔山啊！我只好告诉他，长江中下游虽然水量大，但要在如此宽广的河段上取得发电的水头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科学的。无独有偶，彭冲同志到西康路省招待所里来看我时，居然也向我说起在长江下游筑坝发电的事。在水利部门属于常识性的问题，在行业外包括高级干部、大知识分子在内的社会上，还很陌生，可见各行各业都有一个科普的问题。
我们离开南京去洪泽湖地区、宿迁、徐州及苏南的江阴、苏州等地，江苏省经委和水利厅各派一位同志陪同。在江阴，我们刚住下来，正在盥洗时，王述奎同志说：“住在楼上的一位军人已经在我们房门口来回看了两次了，他说见到你有些面熟。我告诉他这是林一山同志，他恍然大悟，说你是他的老首长了。”他进屋自我介绍后，才知道他当年是胶东军区一位领导同志的通讯员，现在是驻江阴的军代表。有了他，在江阴一切安排更为方便。我在与江阴同志座谈后，约定次日作一个关于水稻旱作的报告。作报告自然要有一个讲稿或提纲最好。我要随行人员根据我口授的要点代拟一稿，他们写了一阵子说：“林主任，你说的我们吃不透。”
那就自己动手写个提纲吧，结果在会上还赢得不少掌声。
南方水稻耕作和插秧，泥水齐膝，又冷又累，水稻旱作可以大大减轻劳动强度，此地或者闻所未闻，这可能是我的报告受欢迎的主要原因。我到当时全国闻名的萧县郭庄大队了解盐碱地的改造，问大队长盐碱地如何高产。他说是全靠毛泽东思想。我说：“这是不错的。但是，你是怎样具体结合的呢？”他一时语塞说不上来，还是一位插队落户的上海姑娘谈得头头是道，才打破了僵局。在皖北，我们又在安徽同志陪同下，去了更多的地方，包括淠史杭灌区、梅山水库、毫州、蒙城等地，重点是考察水利灌溉情况。
在苏、皖二省跑了一个多月，回到武汉稍事休息，我又带着王述奎、黄宣伟、李敬吾同志去河南许昌，想为南水北调先了解一下这个地区的地下水储量。到许昌不久，把王、黄二人留下继续调查，我和李敬吾同志去了郑州。到郑州不久，就接到国务院办公厅的通知，要我快去北京。我到北京住在国务院第一招待所。有一天，总理找我去说：“你别再乱跑了，你还没有批够吧？还是回到葛洲坝去吧，你还是我的顾问呢。”事后我才听说，大约是许昌或者郑州的“造反派”通过什么关系给国务院办公厅打了电话，说我这个“走资派还在走”，到处开会做报告。
我从北京回来，大约在这年秋天，两派斗争渐趋缓和后不久，又开始了全国性的“斗批改”整风，在汉职工几乎全部又分片开赴咸宁山区、沙洋农场和三斗坪工地投入这场运动。1971年初“斗批改”人员回到机关。此时葛洲坝已经开工，长办的勘测设计部门、行政部门，以及长江医院和陆水施工总队等单位大批人员调往工地。
从1970年3月被“解放”后不久，就恢复了我在长办的工作。1972年春，我又成为葛洲坝工程的副指挥长之一。这个时期无论在长办、葛洲坝，都是以军代表和武汉军区、湖北省的意见为意见，我有力用不上，说了也白说。因为此时还笼罩着浓厚的运动气氛，处处仍以“阶级斗争为纲”；特别是我竟然不同意先建葛洲坝，等于与中央唱反调，更是令人侧目而视。尽管如此，凡是我参加的有关葛洲坝的会议，可以说我没有不发表意见的。但我不能虚掷光阴。因此在1971年6月16日至23日我参加过周总理在京主持的葛洲坝工程汇报会，自感这次会议仍然未能改变工地大局，我又无能为力时，便去西部的青海、四川考察南水北调的线路问题（此事将在后面专题介绍）。
1971年夏末从四川考察西部调水线路回来，不久又参加了由水电部一位军代表率领的（另有钱正英同志、有关省市水利部门领导）对长江中下游的考察。当年11月至l972年1月又接着出席了在上述考察的基础上召开的长江中下游防洪规划座谈会。那时的军代表可谓炙手可热、权倾一时，如果再照搬部队的一套，更不免专横，有些言行可真叫人啼笑皆非。我当时正处逆境，他不时地指责自不消说，就是对并非下属的一般干部和考察所到地方的基层领导，他也动辄申斥。这次考察在江苏某县领导向他汇报时，人家说话他不断地中途诘难，此人实在忍无可忍索兴顶他一句：“我汇报完了，你再说好不？”
在眼癌救治中接受重任
大约从1972年春天起，我便把主要精力用在葛洲坝工程上，尽管仍然无大作用。但在这年底总理将主持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的重任交给我，可以发挥作用时，却发现我患眼癌。问题还不止于此，工程的总指挥长张体学同志、工程的总决策者周恩来总理，也都身患癌症！
我眼癌的早期，也就是未经诊断而眼部已有病菌侵害时，大约是在葛洲坝开工后的一段时间，到1972年11月总理召开汇报会时终于暴露了。在会议期间，由于工作紧张，我有时额头出汗，视象有时扭曲倒置，微烧。汇报会期间有一次会议我迟到了，总理没有说我，反而问我：“你去看过没有？”我以为总理知道我有眼病了，便解释说，就是因为去医院看眼才迟到了。其实总理是在问我去工地看过没有，他还不知道我已经得了癌症，且此时我自己也不知道。
汇报会结束，我本可抓紧时间在北京或回到武汉开始检查治疗。但技术委员会的责任如此重大，在汇报会期间总理只宣布了委员名单，点名由我召集第一次会议，而尚未作出可供开展工作的决议。于是我决定暂不返汉，而借委员们多在北京之便，于1973年1月召开了第二次技术委员会会议，并向总理报送了初步设计修改工作的进度计划，再挤出时间去同仁医院（“文化大革命”中曾改称工农兵医院）进行检查治疗。会毕赶回武汉已是春节前夕。节后我住进汉口协和医院，初步检查就疑为眼癌，自然对我保密。后来我才知道，初诊有两种意见：一种叫“水肿”，可以通过药物治疗，不必开刀；一种叫“实体”，有恶性病变的可能性，则必须手术。这两种可能性都有，癌变的可能性更大，但谁都不敢负责开刀看个究竟，而建议转往北京或上海治疗。在病情不明并不知京沪二地究以何地为宜的情况下，为了兼顾与在京委员研究工作，我大约于这年3月间又住进北京同仁医院。同仁医院与武汉来的医生再次会诊，都断为癌症，但仍然迟疑不决拿不出方案来。来院看我的人接连不断，有水电部及其他部委的，也有我的老战友如肖华同志等。我此时因为还蒙在鼓里，还常对友人说，得个眼病也这么多人来看。为了利用这段病案议而未决的时间，我索兴又在3月底至4月上旬，召开了第三次技术委员会，把坝线和枢纽布置的框架定下来。在会议间隙中，魏廷垮、文伏波、张瑞瑾等同志常来医院和我商量事情。有一天晚上我向医生请假悄悄赶往他们的住地，讨论如何解决交通部提出的通航条件与枢纽布置的矛盾，直到次日凌晨我才回到病房。我虽然很累，但因完成了一件大事，精神上却格外轻松，倒在床上就睡着了。这次会议结束后，我被转往上海华东医院。在同仁医院时，总理派他的秘书刘冰清同志前往探视病情。在上海再次确定为癌症并提出方案上报国务院时，总理又在手术方案的报告上批示：“同意。要卫生部注意联系，并要北京工农兵医院派人协助参加会诊和治疗”。在手术顺利结束的报告上他又批道：“这就好了。”总理如此重视我的病，反映了他对葛洲坝工程焦急难安和对一个干部的深情厚爱。我们不妨惴测总理在我患眼癌之后的心情：自己来日无多，体学同志也是绝症，才物色到的一个牵头人又是如此不济，这葛洲坝下一步如何是好呢？
为我治病的医疗组，可谓名家云集。武汉协和医院的裘法祖教授，是湖北外科的“一把刀”。上海的周诚浒教授，记得是全国眼科学会的会长，年事虽高，而在我国眼科界是一言九鼎；为我主刀的赵东生教授，新中国成立前在奥地利就是眼科权威，归国后更属眼科名流。但在诊断时，尽管病情已很清楚，而仍如在协和时一样，谁都不愿明确表态。原因是我的病竞受到总理这般重视，他们把我当成了特殊的病人，都怕万一出事要承担责任，特别是当时动辄就是政治问题。我已记不清病情是何时对我“解密”的。只记得有一次钱正英同志来看我，见我还蒙在鼓里，便当着我的面对我的家属和秘书说：“林主任的脾气你们还不知道吗？应该告诉他了。”我这才知道是眼癌。我知道实情后，不能说全无顾及，但事已至此我一切皆可置之度外，惟求命运还能留给我一些时间，使我可以把修改设计的工作推上正常轨道。这样，工程虽犹在进行设计，而成功可期，总算向总理有个交代。因此见医生有顾虑时，我主动向专家们表示，允许诊断错误，倘有意外由我负责，并特别在术前向主刀的赵东生教授重申此意。通常是医护人员要做病人的思想工作，我这种反其道而行之，使医护人员颇受感动。
但在决定手术前，华东医院又“翻案”了。这已并非全是顾虑，也确因病情的复杂而难于下刀。我的病眼正好是一只好眼，要挖除净尽，而左眼早已近乎失明，如要手术就等于视力全无；至于其他意外问题更无从料及。记得这时水电部办公厅主任张季农到医院，曾为手术事设宴招待医护专家。他首先念了总理同意手术的批示，然后说：“我以水电部的名义，为一山同志的治疗向诸位敬酒。他的病我大体了解，诸位可否用‘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来原则划分他的病情。”他的话倒是很生动的，所以至今不忘。我在华东医院手术后在该院康复期间，党的“十大”于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在京召开。我术后用另一只上千度的近视眼看“十大”的新闻纪录片，依稀看见张体学同志是坐着轮椅被推上主席台的，周总理也明显消瘦了，毛主席则举步维艰更显老态。唉，与葛洲坝工程最为密切的几个人，都不行了。9月3日，体学同志在京病逝，我马上出院赴京去参加他的追悼会，结果在火车上听新闻广播才知道我迟到一天，于是下车后便直接看望张的夫人林少南同志。她见我与体学同志同属癌症，术后赶来致悼，不禁泪下。我与张体学同志在丹江口、在葛洲坝都有争论，但都是为了工作。我很敬重他的实干精神，这两大工程尽管走了一些弯路，但首先是敢干，没有这个前提也干不成。实在说，在葛洲坝出了问题后，体学同志是很不安的，当时总理决定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如果我要以葛洲坝工程的半途而废来证明我反对先上葛洲坝的正确，向总理表示这项工程已无可挽回，长办无此能力承担修改设计的任务，总理尽管可能大为不快和失望，恐怕也难以勉强我接受任务，这个工程就很可能半途而废。恰恰相反，我果断地承担下来，并尽量利用已有的工程避免浪费。因此，体学同志对我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故此后在我向中央提出荆北放淤巩固荆江大堤的工程计划时，他曾给予积极地支持。如果他健在，又别无意外发生，我们是很有可能促成此事的。
我国古代的士大夫以至近代的知识分子，多受“士为知己者死”和功成当报“知遇之恩”的思想影响。我是一个共产党人，忠于党，忠于人民，为社会主义国家尽忠职守，应当是我做人行事的准则。但在治江工作中，因深为主席和总理重用，这新旧两种观念我是兼而有之。这是我虽身患绝症仍不顾个人安危而全力于葛洲坝工程的主要原因。葛洲坝工程的成功，我最大的遗憾，是主席、总理和体学同志这3位工程的决策者和积极参与者都离我们而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