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江口工程位于湖北省丹江与汉江汇合处，于1958年9月正式开工，1968年国庆节首台机组开始发电。工程基本完成水库蓄水后，向湖北、河南两省提供灌溉用水的清泉口、陶岔两个渠首工程，亦于70年代初竣工通水。所以丹江口工程被誉为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和水产养殖五利俱全的工程。汉江中下游平原是长江洪水长期危害的重灾区，又是湖北的粮棉基地，丹江口水库与汉江下游的杜家台分洪工程联合运用，这一地区的水灾基本解决。
因为长委会成立之初就把中下游平原的防洪作为首要任务，汉江流域的规划与治理是长江支流中最早进行的。1950年2月，当时我还兼管中南水利部的工作，便组织本会和湖北水利局的一批专家查勘了襄阳以下的汉江和解放前由美国工程师史笃培选定的碾盘山坝址。我们查勘的时间不长，很快便否定了史笃培的选择。碾盘山太靠近下游洪泛区，防洪作用很小，只能作为汉江开发的一个航运梯级。当时，湖北省和中南军政委员会也很重视汉江问题。这年夏天，他们成立了汉江治本委员会，由中南财委、湖北省和长委会主要领导人组成，省主席李先念为主任，我和湖北省一个主管农林水利的厅长为副主任，并以本会人员为主组成其下属的汉江水利工程技术委员会具体主持工作；与此同时，湖北省还成立了江汉工程处。长委会中游工程局于1951年初即开始进行汉江中游及丹江的查勘工作；不久即选定丹江口工程的坝址区，并开始布置坝区的勘测和地质钻探工作。次年又增加了对江汉平原各县的社会调查和排水系统的查勘。在丹江口工程基本工作初具基础后，为了结合全汉江的治理开发，1953年长委会设立了长江、江流域轮廓规划委员会。
所以1953年初在毛主席接见我，和我谈及向北调水的问题时，我才能提出有可能从汉江向北方调水。应当说，南水北调引汉工程是在与毛主席谈话中受到启示，而新增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随后几年，以丹江口工程为主体的汉江流域规划工作，即与长江流域规划工作同步进行，而较后者提前于1957年基本完成。因此，在1958年春中央成都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中才有关于丹江口工程的决定：“由于丹江口工程条件比较成熟，应争取在1959年作施工准备或者正式开工。”
成都会议既已作出决定，会后就进入紧张的施工准备工作。这年6月，汉江丹江口工程委员会成立，张体学同志任主任，我和彭笑千同志为副主任；同时宣布由任士舜同志任局长负责施工的丹江口工程局。长办的《丹江口水利枢纽初步设计要点报告》也在这时完成，并经过国家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此项工作原来主要在武汉进行，到工程开工后必须深入现场配合施工，大约于年底在工地设立了长办设计代表组，由文伏波同志驻守，及时向工程局提供设计图纸。施工初期，我和李镇南同志常去工地，有时还带上苏联专家帮助解决一些问题。我们这种设计人员常驻工地的制度从丹江口开始，一直沿用于今天的三峡工程。
开工一年多，1959年12月底进行大江截流。李先念副总理代表中央前来参加合龙仪式，并讲了话；我和张体学同志也分别讲话以示庆祝。现在来说，丹江口截流与葛洲坝、三峡的截流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而在当年可是国家的大事。对长办设计人员也是第一次面临这种规模的截流，因为此前不久的陆水截流时的设计流量只是丹江口的六分之一，其实际截流流量更小，比丹江口少了二三十倍。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三峡截流的成功之路，却是从这里开始的。
说到这里，我要引用周总理在1972年11月葛洲坝工程汇报会上的一句话。他说：“20年来，水电工程多次犯急燥情绪，屡犯屡改，屡改屡犯。”他这里批评的，主要是黄河三门峡和丹江口这两大工程。三门峡工程以前，已经有不少工程出过问题，它没有吸取教训；三门峡的教训，丹江口又没有吸取；丹江口的问题，葛洲坝又出现了。
丹江口工程出了什么问题呢？主要是混凝土浇筑质量问题。由于施工违反设计要求的温度控制规定，初期浇筑的100万立方米的混凝土坝体出现了大量裂缝。为了防止混凝土浇筑继续发生问题并妥善处理已浇混凝土出现的问题，1962年1月我向总理报告了这件事。周总理非常重视，于2月8日就在他的办公室召开了丹江口工程质量处理的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李先念、邓子恢、谭震林三位副总理，国家计委、水电部的几位领导，工程建设部门的张体学、任士舜同志，长办由我和文伏波同志参加。我先向会议汇报了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工程质量事故；二、如何改进施工队伍的工作作风和教育职工重视质量，完善机械化施工的配套设施及施工人员的训练工作；三、对事故处理的意见。我汇报完毕，会议进行讨论，最后是周总理作总结。
总理在总结中对我的汇报和意见不仅未提出异议，而且还说出了我不便于直说的话。他说：“工程质量既然很不好，混凝土工程现在就应停下来，先集中力量处理坝体裂缝问题。施工要服从设计，设计要监督施工。水电部在物力上要大力支持，施工队伍要精简。”
这次会议前（也就是我首次向总理汇报丹江口浇筑质量问题时）和会上，周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都问过我裂缝问题能否处理，因为陆水工程新老混凝土接缝处理我们已有成功的经验，我都作了肯定的回答。
我的汇报讲了许多，大家讨论的时间也不算短，而总理这几句话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提出了解决的办法。
那么，总理上述指示的背景或起因又是什么呢？只要粗略地了解一些施工的情况，这个问题也就有了答案。
负责施工的丹江口工程局，开工后不久就将“工程局”改为军事建制的总指挥部，执行“政治挂帅，加强领导，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土洋结合，以土为主，先土后洋”和“速度第一，质量第一，勤俭第一”的施工方针。这些提法即是现在看来，也无原则性问题，何况当年；或有欠妥之处，也是应当理解的。从对施工的影响来看，大部分提法不过是一些当时流行的口号，一是可能不起什么作用，即便有作用也应当是积极的；问题就出在“以土为主”、“速度第一”这两个当时易成风气的提法上。开工后不久，施工人员就由几千人猛增到以民工为主体的八九万人。工地领导以为有了人就有了一切，只要解放思想，“精神就可以变物质”，靠扁担和小车就可以修出一座大坝来，车辆、机械、设备反而无足轻重，正所谓“以土为主”。尽管“速度第一，质量第一，勤俭第一”的要求是全面的，照着办就可以多快好省，实则领导上更注重速度，群众在限期完成和竞赛中更不管质量，只求速度。
据长办常驻丹江口工地的女工程师丁琦同志近来写的一篇回忆说：当时基坑爆破工程，是先用人工打眼，装进炸药放炮、出渣。这种方法既慢，又容易破坏坝基，如炸成深层裂隙还不好清渣。她在基坑对此一加阻止便会和施工人员发生争执。在挖除左岸一个山包时，施工单位为了抢进度，要放“坛子炮”（即在地下挖洞，习称坛子），这样必将损坏基岩。长办设计人员要限制坛子的炸药量，施工单位不同意。有一次在张体学省长主持的工地现场调度会上，施工、设计双方便为此争论起来。他们说，这里要挖三个坛子，每个坛子装三吨炸药。丁琦马上表示反对，她说：“一吨炸药的破坏力就相当于3度地震，基岩受不了。”
而省地质队一位工程师说：“一吨炸药只等于0.3度地震，三吨炸药没有问题。”
体学同志可能当时未听清楚双方的争论，当场便说她：“丁琦，你怎么把小数点移了位？”
丁琦受了委屈正无处申诉时，看见我和长办几个同志从会议室的窗前走过，便出来找我谈。一个年轻的女同志，挨了领导同志的批评，而没有或者不敢在会上答辩，不免会有情绪和精神压力。因此我安慰她说：“别怕，不能让他们放。不管是几度地震，集中放炮就是破坏基岩。”
她得到了我的支持，回到会上便坚决重申不能放坛子炮。结果，炮还是放，只是把雷管改成延发的，多次点火，以减少一次大药量爆炸的集中冲击。这样就既尊重了设计一方的意见，又考虑了施工单位的开挖进度。事隔40余年，我自然无从想起，但一经人提起，就唤起了我的记忆。我引用丁琦这一回忆，是想借此可以更生动地反映当时设计、施工双方经常发生的矛盾。有些矛盾是由李镇南、文伏波同志他们出面，与施工单位反复协商求得一致，乃至折中处理才勉强求得一致；而有些矛盾要由我向张体学同志多方解释，或者向中央反映才获得解决。但不论采取什么方式解决，我都耗费了许多精力和时间。
现在可以说，尽管设计与施工在一些问题上认识不同，以致出现矛盾发生争执，但总归是在共同努力下完成了丹江口工程建设的任务。这是与张体学同志的努力分不开的。他是水利建设的大积极分子、实干家，开工后常驻工地，后来在葛洲坝又打交道。我们在工作中常有争论，但有一个大的共同点，就是都想多做一些工作。可惜他不幸身罹绝症11973年1月他在北京医院住院，我去看过他；后来他回武昌治疗，我又看望他。无独有偶，我当时也得了眼癌，在我手术时，体学同志还嘱咐省里一位秘书长专程到上海来看我。
根据周总理在上述会议上的决定，从1962年3月起，丹江口主体工程要停工，待裂缝问题处理好以后再恢复浇筑。不料在裂缝补强工程结束准备复工时，长办接到一位领导同志的电话，说丹江口工程是个无底洞，修成现在这个样子就行了，不必再复工了。
我即将这一变化转告张体学，并向他建议，为了适应目前的情况，可以先利用现有工程完成一个小电站，同时为实现原定设计规模创造条件。他于是以湖北省委的名义向中央提出这一建议，并很快得到总理批准。殊不知连这个小方案也受到阻挠，为此一连辩论了好几天。有人说丹江口工程本不该建，已做的工程能有些微的防洪作用就行了；也有人说，如要发电，现有大坝太低不能采用原设计的15万千瓦机组，可改用湖南潇水双牌电站的2.5万千瓦机组。我在会上始终坚持要采用15万千瓦的机组，不同意任何一种妨碍原定设计的意见，而向与会人员说明：丹江口做成矮坝是暂时的，长办已提出分期开发的方案，可以先行安装15万千瓦机组，然后分期加高大坝，提高发电水头。这次会议是钱正英同志主持的，她见会议上，不仅是丹江口电站装机容量大小两种意见僵持不下，而且还存在是否下马的问题，便小声同我商量，是否再给总理写个报告，提出加高大坝的要求？我当时想，再给总理写报告等待批准吧，会推迟复工时间；不写这个报告吧，眼看丹江口工程一经会议总结就有可能从此夭折。我于是向钱正英同志表示可以向总理报告，她也就在无会议结论的情况下，宣布会议结束。
这次会议不久，总理要我去北京汇报丹江口的问题。他问我，丹江口还要多少钱才能发电？我一一作了回答。这时李先念同志接着说，上马与下马的钱相差不是太大，还是不下马的好。总理又对我说：“混凝土浇筑要多少钱，发电设备和安装还要多少钱，你要一一落实下来。”正是在总理的干预下，丹江口工程才于1964年12月复工，基本上按长办原有设计继续进行下去，直到1968年10月首台机组发电，1974年2月竣工。
丹江口工程这次复工的重要性，外界恐怕并不理解也不看重，长办的同志却不能糊涂不清。如果不复工，不仅不利于汉江的治理开发，南水北调也就成了泡影；长办失去一个大型工程的实践而要胜任葛洲坝修改设计的可能性也会大大减少，甚至葛洲坝就不可能上马。换句话说，正因为我们完成了丹江口，葛洲坝的设计才非长办莫属，也才有无竞争对手的三峡工程的设计工作。我常说，三峡工程好比一个水利技术的高峰，要先做一个梯子才能一步一梯地爬上去。这个梯子就是从荆江分洪为首阶做起，经过陆水试验坝、丹江口工程直到葛洲坝工程。
但是，这个梯子并不好做。我们不仅要通过一座座工程的枢纽设计、施工设计以至施工组织方面的训练与考验，更要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影响与干预，否则，你的梯子就做不下去。丹江口这一级就差一点做不成。你说这是第一期工程，人家说你这个工程本来就可做可不做，还谈何一期二期，而且说话的人又非一般。据长办宣传处同志说，他们在此时的一次广交会上，就为了丹江口工程的名称在布展前还和水利部的同志相持不下。长办主张用“水利枢纽”；水利部主张用水电站。显然，“水电站”的提法改变了这个工程的性质，淡化了二期工程和南水北调的目标。就在丹江口工程面临是否复工和是否按未来二期工程即最终目标进行复工的重大关键时，刘澜波同志助了我一臂之力，使我摆脱了困境。因为在丹江口复工问题发生争论时，不仅有人反对，国家财政当时又确有困难，刘澜波主动表示水电部可以放弃其他工程，支持丹江口复工。他为什么能这么做，主要原因固然是这个半截子工程理应复工，不复工就会给国家造成无谓的损失。
丹江口工程除在枢纽设计、混凝土裂缝补强方面有其独到之处这里不拟涉及外，我要谈谈它的移民工作。水库移民在此之前，无论中外都犹如城市房屋拆迁或国家征用土地一样，采取一次性地作价赔偿，对移民未来的生活生产可以不管。这样，在移民易地生活发生问题或赔款无计划花费告罄时，往往造成移民返迁的社会问题。有鉴于此，在丹江口水库移民中，我们提出了前所未有的“移民工程”的新概念，将移民工作作为一个系统工程，从移民搬迁到安置区的选址、建房、发展生产及一切相关的公共设施，暂由设计部门预作规划，而由地方政府组织实施，直到移民安居乐业。在安置区的选择上，主张就地后靠，以适应我国农民安土重迁的习俗，而且要超过移民原地的生活水平，从而根本杜绝移民返迁的问题。但在丹江口水库移民的实践中，并不尽如人意。由于移民工作上的问题，移民又纷纷返迁，后来不得不在丹江口发电收入中拨出巨款处理移民遗留问题。1978年我曾给邓小平同志写信汇报丹江口移民工作，他当即批示加印40份发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第一书记。丹江口移民的经验与教训自然希望能用于三峡水库移民，但在实践中发现三峡两岸山地过多，宜耕地的人口多已超负荷，如再开垦荒地，在农业上的收获有限，而对环境的消极影响却不容乐观，因此中央决定将一部分移民迁往外县外省，甚至远至上海和我的家乡胶东。我想这与移民后靠的原则并不矛盾。移民如果可以后靠，应当是最好的移民方式，因为至少在搬迁上比外地更为便捷。在后靠无地可容时，也就只好向外地安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