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准筹建虎跳峡水电站
1960年前后，根据“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需要，中央希望要兴建一些地下水电站，以解决战时的电源供应问题。
我从周总理那里证实了中央的意图后，即向总理推荐说，我国西南地区就有不少这种理想的电站点子，总理鼓励我提出优选方案来。
根据长江流域规划的初步研究成果，金沙江、雅砻江和大渡河，在川西或滇北的河段，各有一个形状类似的大河湾，是选择地下电站的好地方。但前期工作深度不够，缺乏必要的选点根据。当时已经知道，大渡河上的“大马方案”因设计原因工程已告失败；雅砻江弯段的初步研究成果也显示，有些科学技术问题一时还无法解决；相对来说金沙江弯段的条件却相当理想。我即根据长办的初步查勘成果，于1965年3月下旬至4月上旬，同李镇南总工程师率队赴金沙江虎跳峡现场察勘。我们先到昆明与张冲副省长联系。张冲是水利建设的积极分子，自然主动陪同去虎跳峡。我们从昆明到达丽江，然后分两组人峡。我和李镇南同志带查勘组由虎跳峡上峡口往下峡口之大具镇；张副省长从丽江直达大具镇与我们会合，同去勘查下峡口。这一段上、下峡口之间只有16公里的路，我们坎坎坷坷一路危险地竞走了好几天。虎跳峡位于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境内，万里长江第一湾——石鼓的下游。它的右岸是玉龙雪山，主峰海拔5596米；左岸是哈巴雪山，主峰5396米，江流穿行于两山之间，河谷十分狭窄，上峡口至下峡口仅约16公里，而落差却有200米。相传老虎曾踏着峡谷下口的江心巨石跳过金沙江，峡因此而得名。从虎跳峡现场获得的种种资料证明，这里落差集中，地形有利，若选择引水式地下电站，则施工简便，工程量小，投资省，比原来设想用裁弯工程获得落差还好得多，是一个十分理想的电站点子。现场查勘后的初步意见是，先以沿峡顺江引水发电的方式，首批装机60万千瓦，然后扩大至120万千瓦，力争1968年先完成20万千瓦。所谓“顺江引水”，即在下峡口筑一低坝抬高水位，再在其左岸开一条可引坝上游江水的渠道，而引水至岩壁内的电站厂房发电。至于更进一步地开发，再另行规划。
查勘结束，我们又骑马步行从大具镇到鸣音，复换汽车回到丽江。到丽江后，张冲同志等人回昆明；我和李镇南等同志则由丽江去西双版纳，再返昆明。到昆明后听说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不久将经过昆明去印尼、缅甸访问，我们便赶快写成一个这次查勘虎跳峡的简要报告，先面交总理。果然，4月14日总理一行飞抵昆明，我把报告交给总理，并作了口头说明。次日凌晨总理便离昆飞往雅加达。如果我稍有迟延，便错过了向总理汇报的机会。我们的书面报告还附带了不少照片，再经我对虎跳峡险峻山水的介绍，总理听后很感兴趣，当即表示将一个中央已经决定要下马的工程的经费转为虎跳峡工程的勘测设计费，要求首先开通公路，说待公路修通以后，他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要亲自去看虎跳峡。为了加强对这一工程项目的领导，总理还指定余秋里和谷牧同志为负责人。长办当年就成立了昆明办事处和“四三三”（系“虎跳峡工程”的代号）工程指挥部，开始组织对外交通和施工场地的施工准备工作。
我从昆明回到长办，便在给总理的那个报告的基础上，再加补充完善，正式提出了《金沙江虎跳峡河段查勘报告提纲》，对虎跳峡的开发作了一个初步规划。
虎跳峡工程方案，还只是规划性的，所以对它的工程量和工程造价还很难说出一个准确的数字来。但是可以先做一个估算。我们估算的原则是：地下厂房不用衬砌，只计算它的开挖工程量；引水渠道和隧}同都要衬砌，但按“笛管”布置方案，出渣距离短，一般都在100米以内；由于上游来水洪枯变幅不大，拦水坝不用选择太高，以能满足发电引水量的要求为原则。这样，从单位千瓦造价来看，将比任何已知大型水电工程的造价便宜。
虎跳峡地区的经济开发前景也很可观。虎跳峡河段以下不远的地方，还可以兴建一座多年调节的大水库，装机容量与虎跳峡电站差不多，两个电站可以联合运转，向距离200公里左右的攀枝花钢铁基地输送电力。水库以下直到渡口，金沙江河谷都较开阔，还可通航。虎跳峡以上直到迪庆藏族自治州的奔子栏，约300公里河段，两岸多系平原河谷，也可通航。发展的条件比较优越，可以逐步建设成为富庶的农业区。
金沙江到虎跳峡这里，落差之所以如此集中，自然有其河流发育的原因。虎跳峡左岸的哈巴雪山和右岸的玉龙雪山是一个海拔高5000余米的穹隆构造。金沙江正好沿着这一穹隆构造的边缘裂隙穿流而过，将构造切割成一个天然峡谷。据调查，虎跳峡周围方圆数百公里是一个地震带，历代修建的一些古塔，全都倾斜或是倒塌了，惟独虎跳峡下口一个明代古塔没有发生倾斜，说明虎跳峡是一个稳定的地块。因为这里地势过分险峻，交通极为不便，即使熟悉道路情况的本地“马帮”，通过这个16公里的大峡谷也需要两天时间，所以外地来人极少，了解它的人就更少了。但是有一个名叫约瑟夫．F．罗克的美国人却在这里住了很长时间，他是美国一个大学的教授，在虎跳峡一带收集了40年的资料，直到1949年底云南宣布起义，他才在虎跳峡下口乘飞机逃走了。他用对金沙江地区的调查研究成果在纽约出版了一本厚厚的书，我曾经在张冲同志那里看见过。
由长办承担的虎跳峡公路任务，由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干扰，差两公里未能全线贯通。这两公里地穿过一个深沟，难度很大。这一情况我还没有来得及向周总理报告，周总理却早已了解清楚了。1967年春，工程奉令停工。停工的原因不一，原因之一就是水利部门之间的关系不能协调。周总理对这种不协调状况是非常了解的。大约是1970年的一次国务院会议，总理问我虎跳峡的情况怎样？我还没有回答，水电部有位同志就抢先说了：“虎跳峡不好。”
总理随即问道：“你怎么知道虎跳峡不好？你去过虎跳峡没有？”
那个同志回答说：“没有去过。”
总理说：“你连去都没有去过，你怎么知道虎跳峡不好？林一山是去过的，是骑马还是走路我不知道，他总是亲自去了这个地方。”
周总理的这些严厉言词使我感到，他对于我们部门之间的工作关系不协调，以致影响到建设方案的研究，事先已有所知，才对这位同志的回答如此不满意。
关于虎跳峡工程，我就说到这个程度了。随行的张行彬同志查勘回来，有一篇题为《西征玉壁金川》长篇记述此行，比我的回忆更为翔实。
支持兴办农业保存长办力量
长办这支好不容易才成长起来的技术力量，几十年来，曾多次面临缩编裁并和分散的处境。不论采取哪一种办法，这支队伍都会被削弱。在三峡工程紧张进行时，说长办只顾三峡，用不了这么多人；到三峡工作步伐放缓后，嫌长办人多的就更有话可说了。这只是一个方面。在全国性的编制精简中，长办也常常是一个目标。这样说，是不是长办这个机构就完全不能动了呢？当然不是。从人员构成上讲，行政、勤杂人员过多，技术部门的任务也并非时时饱满，做不了事、无事可做的庸人冗员也不在少数，我们也进行过多次整顿，但至今未根治，也是事实。但任何措施的整顿都不动摇长办的根本。而当时来自外面的整顿办法，我心中有数，不论理由如何充足，客观上是要拆散它，分解这支专业齐全、人才济济、合作得很好的队伍。这样整顿的结果，留下的人不能配套，调走的人各奔东西，有力也无所施展。我为了维持长办这个摊子用于治江大业，自感责任重大，曾提出一些现实可行，易为各方面接受的办法。其中更为困难的一次是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我向总理提出用办农场的办法保存干部，度过难关。
1960年8月，周总理在北戴河召开了第二次长江工作会议。在他传达了中央在当前经济困难、中苏关系破裂的时局下，决定调整包括三峡工程在内的国民经济建设步伐时，我向总理建议，是否可以采取“大办农业”的办法安排一些人。
总理说：“你办农业哪里来的钱？”
我说：“我们工会系统的10万元，请总理解冻就行。”
总理说：“那点钱怎么够用？”
我说：“我发动群众自筹资金。”
总理对我想方设法要办农业的精神，看来不无感动，但又深知我必然还有难处，遂告诉我：“好。我再批准给你50万元的贷款。”并当面向财政部一位副部长打招呼，解冻长办的那笔冻结款。
当我派魏廷诤、张行彬两人赶快去财政部办这两笔特批款子的手续时，一位财政部的同志对他们说：“你们单位可是第一个得到解冻款，又第一个得到贷款的。”
我们首先开办的农场是武汉东西湖农场，接着是嘉鱼、洪湖、沙洋等好几个农场。
要办农场，首先要解决土地问题。我们的土地，只能在武汉附近交通便利的湖泊地区，按蓄洪垦殖的要求进行围垦。这些湖区都是本地区暂时不想垦殖的地区，因为这些土地的围垦要么工程量大，要么是血吸虫病重疫区。为了争取生产季节，需要在夏季洪水到来前做好防洪排涝工程，还需修建部分临时性住宅。我们下放农场的职工只有昼夜奋战，在雨里水里筑堤开沟。如果不能在洪水到来前完成，垦殖计划将前功尽弃，或者至少要推迟一季，延误了播种、插秧节期，影响秋季收成。沿江湖泊居民围湖造田都要跨年度，而我们则要当年围垦，当年收获j如果当年洪水不太大，才有可能侥幸成功，遇到大水年就可能淹得颗粒无收。结果我们的围垦工程当年就遇到了大水，而且比正常年份早到。所幸我们头一年在汉口近郊的东西湖区尚有收成可以弥补。
我们围湖过程中，遇到最大困难是在嘉鱼柳山湖，这里土地肥沃，但血吸虫危害严重，围垦工程量大，洪水又提前到来，大家奋力战斗，力图使工程速度超过水位上涨速度，但我们还是失败了。从工程效益说，这处围垦给地方创造了大面积的肥沃土地，可是我们自己却白白地干了一年。
我们在湖区围垦土地，不可避免地感染血吸虫病。虽然我们千方百计避免或减少血吸虫病感染，结果还是有千余人感染了血吸虫病，于是我们又在长江医院和长办东湖疗养院集中救治和长期坚持进行年检，在医药上尽力对受感染的同志予以治疗。
我向周总理如实汇报了这种情况，他大为惊讶。当我说到我们千方百计采取治疗措施减少病员时，周总理才放了心。周总理担心我们丰收后会不会执行国家政策，我说我们头一年的收获，就补贴了长办职工。在东西湖农场，是用拖拉机耕地，农场的每个人平均可以播种几亩到十来亩地，所以当年就有收获。
当我汇报到办农场粮食不值钱，只能解决吃饭，在财政经济上无能为力时，总理问我用什么办法解决经济问题？我回答道{：‘！职工中工程师工资较高，鼓励私人投资，按政策保证投资者获得相应的粮油。”我向总理建议，国家应该允许农场出售农产品，这样可以增加收入。稻草出售的价钱比稻谷高得多，如果我们把稻草加工成床上的垫子，就更可以得到较多的收入。
当时李先念同志管财政，他说：“那不行，农场不准出卖农产品。”
总理说：“让他卖吧。”
这显然是对长办的一种特殊照顾。当时的政策规定，农场收的棉花不准自己办纺织厂，农场种的甜菜也不准自己办制糖厂。专管农垦工作的王震同志曾有所感慨，他说他办的农场就因为不能出售自己的产品，每年的亏损数以亿计。
当时粮食严重不足，度过难关是国家机关的普遍要求，所以国务院批准中央许多部到外省去开荒。周总理问我开荒的机械怎么解决，我说我们发挥技术工人和工程师的智慧，修理和改造破旧机械。周总理说这倒是个办法。我们国家落后，不得不利用废旧机械。他还颇有感触地说了他年轻时与机械有关的经历。他说，年轻时，大家都有一股热情，都希望我们国家在革命成功后实现机械化。他们在巴黎勤工俭学时，对研究机械很感兴趣，认为德国的机械好，就决定由他到德国去，通过驻德大使买了一套机械，由于德国海关不准出口，他就把机械拆零包装，运回巴黎。但大家想尽办法也没能安装起来。后来才知道，没有图纸，外行是根本无法安装起来的。
周总理当时对长办农场的事很乐意听。我不由得想到，还是应当送些实物给总理看看，但又知道他反对送礼。怎么办呢？我想向他报喜，估计他是会接受的。于是，就把我们种的大米和我自己养蜂收的蜂蜜给总理各送了几斤。我在信中特别向周总理解释，这不是送礼，更不是特殊化，是要亲眼看看我们的劳动成果。总理这才接受下来了。
在国民经济恢复后，长办的好几处农场都无偿地交给了地方，下放职工则绝大部分调回长办，其中有一大批后来参加了葛洲坝工程的建设。
总理不仅这一次帮助长办度过一关，在“文化大革命”最混乱的时期，有人要把上万人的长办裁减为几百人。总理这时明确表示：长办不能散。当时如果不是总理制止，长办的前途是可以想见的。
主持治黄会议
在1964年12月上、中旬，周总理在北京主持了一次全国有关专家参加的治黄会议。这次会议的召开，据说原计划是在当年的秋季而不是在年底。把会议推迟了几个月，是因为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上台，周总理要去苏联借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节看看中苏关系是否能够改善；同时也因为当时正遇上要召开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相应的政治协商会议。这两次会议都需要总理负责起草文字报告。但是周总理还是在百忙中把治黄会议安排在人大和政协这两次会议的召开和筹备过程中，因此在近半个月的会议里，总理只有几天出席会议。总理向来知道我对治黄问题既有兴趣又有想法，而且为解决三峡水库泥沙淤积问题，已进行了实际调查，并提出了“水库可以长期使用”的新办法，所以也通知我出席了这次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有关部委和沿黄一些省的书记、省长和水电部的主要领导及一批学者专家，如刘澜波、钱正英、张含英，汪胡桢、张光斗、黄万里等，共约100多人。
12月5日会议的开幕式，由刘澜波同志主持。记得总理未能出席开幕式，是第二天才到会的。首先由黄委主任王化云同志向会议谈黄委的治黄意见，以及三门峡工程问题。这样，会议期间便根据王化云同志的报告，展开了讨论和辨论。
关于这次会议，王化云同志在其《我的治河实践》一书中所记较详。此书既写于80年代而离会期较近，且估计他有这次会议的记录、资料可查，应比我的回忆更多一些内容，至少可供参阅，故略作转述和引用。
王说这次会议关于治黄问题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的意见：一是北京水利水电学院院长汪胡桢主张维持现状，三门峡工程不必改建，任由水库淤积。二是河南省科委的杜省吾老人，他对黄河下游作过徒步考察，且读过不少治黄史书，在会上慷慨陈词，语言激烈，他认为黄河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主张炸掉三门峡大坝。三是林一山的“大放淤”。开会之前，他曾到黄河中游考察。他认为在根治黄河的方针无法确定时，用巨额投资修建大型拦泥库或者将黄水送往渤海都是不合道理的；黄河规划必须是水沙统一利用的计划，黄河治理必须立足于水沙的利用，当前就应积极试办下游灌溉放淤工程，为群众性的引洪放淤创造条件，逐步发展，以积极态度吃掉黄河的水和泥沙。
王又说：“这次会议气氛活跃，思想解放，争论激烈。对三门峡工程多数入主张改建，只有汪胡桢坚持“不动”，杜省吾坚持炸坝，意见截然相反。山西省副省长刘开基会前已听说有人要炸坝，这次在会上听到炸坝是真的，中途借省里有事，竟拂袖而去。
“我和林一山发言时，总理没有到场，随后他派秘书来到和平宾馆。宾馆里有一处四合院，我住在西厢房，林一山住在东厢房。总理的秘书找我说了半天，又找林一山谈了半天，分别征询了我们的治黄思想和具体意见。”
“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总理召集开了个小会，有钱正英、王光伟、惠中权、林一山和我参加，再次听取我们的意见。我和林一山又把自己的观点给总理复述一遍。我还是‘上拦下排’，林主张‘大放淤’。在治黄主张上，实际是两家，一家是拦泥，一家是放淤。钱正英说，共产党员在总理面前不能隐瞒自己的观点，她同意放淤观点。总理又问惠中权（林业部党组书记）。惠说：水土保持还是有作用的。他赞成拦泥。计委副主任王光伟说，治黄上的事他不清楚，便投了个弃权票。”
王化云同志的忆述基本反映了在总理主持下的这次会议的技术民主气氛和内容。总理当时对我和王的两种见解未作结论，要我们各自继续研究。王随即向总理提出要求，他要在黄河上游支流上建一个高坝大容量的拦泥库，在上游淤成农田，阻止泥沙进入黄河。我便要求在黄河两岸找地方进行放淤试验。总理当场同意了两人的要求。
这次治黄会议后，水电部很快就在1965年1月向中央提交了《关于黄河治理和三门峡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可以说是治黄会议的一个总结，它将会上的治黄意见集中为王的“拦泥”、林的“放淤”两派，认为“放淤派是少数，但这是一个新方向”。
据王所述：“当时水电部是倾向放淤派的”。
同时，水电部还找我和王商定，从长办、黄委、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和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抽调一批高级技术人员成立黄河规划小组，协助黄委研究治黄方案，并指定由钱正英、张含英、王化云和我组成领导小组，领导规划小组开展工作。
当月，规划小组人员就在郑州开始准备工作。虽然水电部说，规划思想不要受“放淤”、“拦泥”两种方法的局限，应当各自独立思考，提供更好的思路，而实际上此次规划还是由黄委、长办各自进行自己的试验和规划。我带着长办治黄规划组的同志离开郑州，即去黄河下游豫鲁二省，黄委还派了一位副总工程师参加我们的工作。我们沿黄河下行，一面调查研究，一面宣传发动，结果选定在山东梁山地区先进行引黄输沙放淤试验。
周总理在这次治黄会议中，尽可能挤时间倾听各种意见，尤其愿意听平时听不到的那些意见，虽然有的发言被认为是一些奇怪的想法或者显然是错误的意见。由于他不能每天参加会议，所以每当某一天有时间时，都是头一天晚上，由大会秘书处通知总理参加会议并指定安排某些同志发言。有一次就是事先通知我要我准备发言。
周总理愿意倾听各种意见，主要目的是要在各种意见的分析比较中得到正确的东西。周总理对正确的意见总是及时给予鼓励，尽可能使其实现；而对于错误的意见，在会议的最后他才指出错误之所在，而从来不制止别人的发言。在毛主席批示“要把黄河的事办好”以后，他深感治黄问题必须探讨新的途径，所以多次督促我去沿黄河一带做些调查工作。我在治黄问题上，本来有些不同看法，不赞同现行的一些治黄措施。在一次国务院农办小组会议上，我向周总理汇报了我对治黄的看法，当时我只是作为一种设想提出，却得到了周总理的支持。我的意见是，黄河的问题首先是个认识问题，不能把河水泛滥、泥沙太多视为难以治理的原因，从而把黄河称为害河；应当将黄河的泥沙和洪水看成一种财富，加以充分运用，为用而求治，把黄河看作宝河。我说完后，当时坐在我旁边的农办副主任张修竹碰了碰我的胳膊说：“你怎么提了这个怪方案？”后来，他看我这个怪方案竟然得到了总理的支持，第二天就去我住的和平宾馆和我细谈这个问题。他说：“中央要我到农办工作，我就常到冀鲁豫平原去了解农民的生活生产情况。这里曾为淮海战役做过重大贡献，可解放后很少改善，我深感不安。有一次我问黄河边上的群众有什么办法可以吃上饱饭，他们竟然异口同声地说把大堤扒了就有饭吃了。没想到，你昨天在会上谈的，正与黄河农民的说法一致，是同一个道理。”
在这次会议上，我看到了许多与黄河有关的新资料。其中某大学的姚汉源教授一份油印的报告，所提出的研究资料，恰可作为我的治黄意见的一个佐证。姚教授例举了一两千年来史书上多次记载的黄河决口泛滥事件，其中的所谓暴民决堤，实际上是一些清官默许居民开堤，利用洪水放淤肥田。我当时就向周总理汇报了这件事，他很感兴趣并要亲阅。我建议周总理听听我汇报就不要亲自阅读了，因为这份报告印刷得很不清楚，看起来很费眼力。自然，这样的报告因为与传统的治黄观点相去太远，估计不会得到支持。我得到的那份报告，在十年动乱中也丢失了。我以后曾多次向清华大学查索，也无结果，甚至连那位教授也找不到了。后来得知姚汉源教授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好过，已离开单位，调到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在水利史研究室工作。文化大革命后不久，长办宣传部门编写了一本《长江水利史略》，姚教授受出版社委托审稿，对此书作了不少修订补充，贡献很多。当时在清华也有人写过一份报告，说黄河泥沙含有各种肥料，数量大，养分齐全，证明在黄河进行放淤稻改，改良农田，在理论上是有充足根据的，可惜这份报告也找不到了。
我在会上，建议黄委先用200亩田地作为放淤稻改的试验田。我这是为了慎重，所以第一步的目标只是从200亩田开始。当我提出这个意见时，周总理插话说：是呀！袁世凯可以在天津小站的盐碱滩上吃到大米，我们为什么不能在黄河两岸种水稻呢？黄河两岸比天津小站的条件不是更好吗？周总理的这番话，更加强了我对黄河放淤稻改的信心。会议还没有开完，山东的同志就把济南河段黄河两岸的种稻成果和资料给会议送来了。原来历史上，济南大明湖附近就有种水稻的传统，解放后已逐步扩大到了黄河沿岸，而且成果非常显著。资料还说，当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同志登上黄河大堤看到黄河两岸金灿灿大片稻田时，惊叹地说：“看来黄河不全是害河，它还有可利用的好条件呢？”资料也证明了，与黄河相邻的“南四湖”沿岸，有个最贫穷的县叫鱼台，传说是姜太公在这里钓过鱼，因此得名。因为该县太穷就与金乡县合并了。曾在临沂地区种水稻成功的地委书记调到济宁地区后又在鱼台县试种水稻成功。他们听到周总理的鼓励，1965年在鱼台、金乡一带种植水稻由十万亩扩大到一百万余亩。除了其他各县因种稻而增产外，多年吃救济粮的鱼台县，只1965年一年就翻了身，由穷变富并还清了旧债。这些情况在治黄会议后不久就传遍了鲁豫黄河两岸的广大农村。我当时沿着黄河边调查边宣传，一些县委同志向我汇报说，原来许多准备外逃的农民，甚至还有全村集体外逃的都暂时不走了，因为放淤稻改的消息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希望。
周总理不仅在会上肯定了在黄河两岸进行放淤稻改的建议，而且他还具体指示我从长办调人去山东指导推广放淤稻改工作。因此我在1965年的工作安排中，就把“黄河放淤稻改”作为长办当时七项重要工作任务之一，并组织一批干部去山东推动这项工作。为此，长办规划部门还制定了一个鲁豫黄河放淤稻改的轮廓规划。由于是周总理交办的工作，长办调到黄河两岸工作的干部，不仅得到沿河各县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的欢迎，也得到郑州大学水稻专家的帮助。他们在沿黄河两岸广泛地作了育秧工作，还建议聘请天津小站的农民指导插秧。由于放淤稻改工作的迅速开展，当年秋季又普遍得到了异乎寻常的丰收，这就使放淤稻改仅仅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在黄河地区普遍发展起来。这样，就在事实上证明了，从发展农业找出治黄的新出路，是完全有理论根据的。虽然对于黄河来说，这仅仅是走了第一步，但这第一步实践上的重要意义就太重要了。周总理在他接到我的关于治黄的报告后总想去黄河看看，但因工作繁忙一再延迟，终未如愿。1965年11月间，他又将我的报告交给李先念副总理阅办并要他去黄河视察。可惜，我正准备随同李副总理视察黄河，李先念也正准备出发，山东省委准备迎接他的时候，他突然接到中央通知立即返京参加政治局会议，因而未能成行。
这次治黄会议的主题，是三门峡工程的改建问题。周总理在会议上说：“兴建三门峡工程，陕西省委本来有不同意见，中央曾以‘救五省淹一省’为原则说服他们。现在一省淹了，五省还是不能救。怎么办？大坝又炸不掉。请你们出个主意。三门峡工程出了问题中央负责任。”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都不肯发言，总理要我发言。我根据当时长办新研究成功的水库长期使用理论，说三门峡水库可采用底孔排沙办法，使水库泥沙进出平衡，保存一部分防洪库容，也可得到一定的发电水头。只要潼关河段恢复天然状况，关中平原各支流尾闾淤积部位则可经过河流的溯源侵蚀得到解决。
当最后大家都表示同意这个方案时，周总理说：“现在大家同意了这个办法，就这么办，再不能动摇了。”接着周总理又说：“这个意见并不是个新的意见。过去在由苏联专家负责设计的治黄方案时，有一位青年提出过底孔排沙的意见，会议上把他批评得很厉害，这位青年叫什么名字？”
当大家说这位青年叫温善章时，周总理接着说：“我们要登报声明，他对了，我们错了！要给他恢复名誉。”
由于志同道合，在泥沙问题上意见一致，这次会议之后，温善章同志路过北京时总是来看我，我们成了朋友。三门峡工程在改建中因增加了排沙的措施，把一个即将淤死的水库救活了，至今已30多年了还在运行。
我在会后几个月里，边试验边总结，在沿黄河两岸调查中获得不少资料，写了一个整治黄河下游的规划方案。这个方案的实现，必将大大有利于进一步提出全流域的规划设计方案。我认为从发展农业的观点说，黄河的洪水和泥沙，第一阶段就完全可以在人海以前全部利用，也就是说把泥沙吃光，把洪水喝光。如果要在西北地区广泛利用黄河水资源发展农业、林业，很可能会有一天在三门峡水库以上的中上游就被吃光喝光。三门峡以下的华北平原，必须实行南水北调，把长江的水引来，补充黄河所缺水量，当然这只能是下一步的研究工作。
为了制订一个可供比较研究的治黄方案，周总理几次要我到黄河各地区亲自察看，从各个方面收集资料，分析研究。他也很想到黄河的放淤稻改现场视察。可惜，十年动乱使他的这个愿望不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