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渝长江之行
我们常常听说的某一要人“日理万机”，以形容其公务繁忙，但往往是泛泛之言。如就我亲身感受来说，只有周总理堪当此言。他的工作日程表除短暂的睡眠，从早到晚都是排得满满的。1958年1月19日他上午从南宁飞往广州接见泰国客人，下午返回，晚上在南宁会议上就所谓“反冒进”问题作“检查”。1958年2月底至3月初，接连八九天几乎全用在长江工作上。2月26日他从北京飞抵武汉；27日就由武汉乘船溯江而上至重庆，沿途查勘荆江大堤、三峡，为参加定于3月8日至26日在成都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准备。总理从武汉溯江而上的目的是，利用这段在船上的时间，一面实地考察三峡坝址，一面听取有关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的工作汇报，以便为成都会议上中央形成关于三峡工程的决议作发言的准备。
轮船驶离武汉后，总理立即召集会议。随行人员除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外，还有一些工程技术人员。在正式听取工作汇报前，周总理同大家见面，并询问了每个人的姓名和工作职责。当每个被问者一一回答时，总理总是认真地在一个小本上逐个记录下来，而且每记一个人以后，总理还注目对方，点头致意。虽然这样花了很长时间，但总理为了认识随行的人，还是耐心地一一询问下去。总理刚问了几个人，李富春同志说：“你记不得那么多。”意思是让总理别记了，周总理没有吭气，仍旧一一询问下去。
船航行到荆江大堤江段时，我向总理介绍了大堤的险情。总理和其他领导同志，还有苏联专家一行下船冒雪视察了荆江大堤的险要堤段。3月1日，船进三峡，到了宜昌南津关河段，我向总理介绍了该地区石灰岩溶洞的复杂情况。总理为了亲眼看看溶洞，冒着小雨，爬山观看了三游洞。爬到西陵山的半山腰时，我给周总理介绍了为什么叫“三游洞”以及白居易等“前三游”、苏东坡等“后三游”的来历。总理一听马上提醒我说：“你怎么领我看风景啊？”
我说：“这里的洞有观看的价值。”
到了洞里，总理果然觉得这个洞很有必要看一看。他说，三峡大坝要是修在这样的岩石上，确实有很多的问题。看完三游洞后，总理兴致很高又顺便看了看人民公社的供销部，询问商品的价格和购买力，了解人民群众的生活情况。
船到三斗坪河段时，总理下船视察三峡大坝坝址。除观察了三峡坝址线的地形地貌外，还听取了长办的地质勘探汇报，并到长办驻三斗坪的勘探队看了岩芯。总理看到一箱一箱的岩芯，便拿起一截岩芯，用地质锤敲一下，说这种岩芯很好，并要求带走一截岩芯送给毛主席看，且按岩芯管理制度在岩芯箱中的登记牌上签上“周恩来”三个字，作为手续。
船到丰都时，船上有位年轻的女服务员正好是丰都人，她讲了许多有关丰都的风土人情和“鬼城”的故事。
我觉得一路上总理的行程安排很紧，需要休息一下，同时这里的天子庙也正是要被三峡水库淹没的古迹，所以向总理提议道：“罗瑞卿同志已到过这里，他说大家还是去‘报个到’吧。总理，你看，去不去？”
总理说：“好吧，就去看一看。”
于是我们到了“天子庙”，看了“阴阳界”，还看了附近群众生活的情况。在沿途听到鬼神故事的地方，总理都能说出许多有关的神话传说。
一路上，除了下船视察当地的情况外，总理总是尽量利用时间听取汇报。总理听取了我作的长江流域规划工作报告，还阅读了我写的文字报告，也就是后来的《长江流域规划?总论》。总理表示同意我的报告，并说，黄河的规划报告是他修改的，虽经过他的修改，但他还是不满意。总理在考察途中一次会议上，还听取了魏廷诤同志作的关于汉江流域规划与丹江口工程设计的汇报，以及关于苏联专家帮助我们工作情况的汇报。总理得知我们在三峡坝址问题上与苏联专家有争议时，专门接见了苏联专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总理指出既要解决有争议的问题，又要使苏联专家的意见得到尊重。我们与苏联专家争论的焦点是，坝址线应定在三斗坪还是定在南津关。当我们向总理汇报完双方争论的焦点之后，总理说：“我看还是你们的这个意见有道理。”但是总理马上又问：“你看用什么办法使苏联专家也能过得去，给他们一个台阶下。”
我说：“在争论后期，苏联专家组长已经表示不再坚持他们的意见，只是表示，南津关方案是美国著名水利专家萨凡奇选定的，要否定这个方案，必须有十分充足的资料，在世界上才有说服力。”
后来总理在接见苏联专家听完他们的意见后，对他们的工作予以赞扬和鼓励。总理说，必须有充足的理由来否定萨凡奇的方案这个意见是对的，当即对地质部负责三峡勘探的人员说，为了尊重苏联专家的意见，地质部要勉为其难，不愿再做勘探，也要勘探下去，以示慎重。
3月5日船到重庆。6日，总理亲自主持了“积极准备兴建三峡水利枢纽”的会议。会上有28人发言，最后总理做了总结发言。总理原定3月8日到成都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如果总理7日白天去成都，8日开会很合时，但总理却把去成都的一天路程与夜休结合在一起，改乘夜车去成都，以便在汉渝之行结束的这一天与大家一起聚会。7日白天，重庆市委准备了舞会。不料来参加舞会的人，都想借机接近总理，和总理一起聊天，不愿意跳舞。总理看到这种情况，就对看门人说，把门关起来，都不许走。李先念、李富春还有几个人就打起扑克来。
这时总理就领着一位姑娘跟李葆华说：“她父亲跟你父亲过去是好朋友，你应该跟她跳舞。”我看到李葆华舞步不熟，过去肯定不会跳舞，是尊重总理的意见才跳的，但大概是从这以后，李葆华学会了跳舞。
我事后对他说：“你不会跳舞，为什么要跳。”
李葆华说：“总理要我跳，我怎能不跳。”
吃饭时，李葆华又奉总理之命喝了几口酒，却已有醉意。
我说：“你不会喝酒，为什么要喝？”
他说：“总理叫喝，怎么能不喝。”李葆华对总理的敬重以至于此。
但总理要我们喝酒，许多人还是没喝。总理说：“会开完了，大家要很好休息一下，吃饭喝点酒嘛！”
总理看我们硬是不喝，就对服务员说：“你们能不能找个能敬酒的姑娘。”
正好她们中间有一位姑娘能喝一斤茅台，于是找来了这位姑娘。只见她头上留着长辫子，手托大木盘，里面全是斟满了的茅台酒的杯子。那时的茅台酒还不像现在这么贵。大家看她把酒端上来，纷纷躲开。总理领着这位姑娘，端着木盘到处找人，后来找到了我们。最后见我们都不愿意喝，就无可奈何地说：“大家不喝就算了吧！”
愉快的招待会结束后，周总理乘坐当晚火车，离开重庆去了成都。
北戴河长江工作会议
1958年8月，周总理通知我中央将在北戴河开会，要我同几位苏联专家去北戴河，在中央开会期间向中央汇报三峡工作和陆水试验坝科研试验问题。
当我按原定时间到达北京时，总理说，中央北戴河会议时间推迟了。
我说：“那就不回武汉等待，先去山东看一看。”总理说：“那好，那你就先去看看黄河。”
我一到山东在省委招待所住下后，省委有一位负责组织批判省长赵健民的同志来看我，给我讲了许多所谓赵健民的错误问题。两天后，赵健民同志同他新婚夫人来招待所看我。他的情绪很坏，坐了十几分钟几乎没有说什么话，我也知道他的处境不好，也没有谈什么问题，我们仅仅算是礼节性的见了一次面，他们二人就告辞了。我没住几天便去看黄河。在黄河与东平湖分水口一带的位山分洪闸附近同一位黄委的工程师见了面，顺便谈了黄河的几个问题，听听他的见解，之后我便赶在北戴河开会之前回到北京。
回到北京后，总理问我去山东的情况。我说，遇到了赵健民同志，听说山东省委报告中央说赵的问题严重，赵到底犯了什么严重错误？总理问我赵健民这个人怎么样。因为我同赵在秘密工作时期曾在一起工作过，知道他为人忠厚朴实，不相信他会犯严重错误，而主持对他进行批判的那位同志我也很熟悉，知道他原是一位多年从事养蚕业的工人出身。他对我讲的赵健民的严重错误，我听来又不觉得是什么原则问题。所以我对总理说，我不了解情况，我怀疑是不是赵健民说了什么错话。我这样说是想为中央处理此事时作个参考。
总理又问黄河的事情，我只说了黄委的那位工程师所说的几句话。由于这位工程师讲的没什么重要内容，其中只是有一点联系到河南与山东的关系问题，也不是什么重要问题，因此，我忘掉了他说的话，但这却引起了周总理的注意。在北戴河会议后，他专门通知黄委要此人来北京见总理。黄委到处找这个人，才得知他已去了陕西关中一带，就通知他立即到北京见总理。他接到通知时就有些紧张，在见到总理时不敢说话，总理问话也不敢回答。
这时我对他说：“你不要紧张，你对我说的什么话，就对总理讲。”
总理问了他的姓名后，根据他的姓名，总理说了一些很风趣的话，才把气氛松缓了下来。总理为什么这样重视这个问题，因为总理向来重视处理水利纠纷，所以他要进一步了解是否有值得注意的水利纠纷。这位工程师向总理的汇报没有超过对我说的话，这样总理才放了心。
离中央北戴河会议正式开始还有两天，绝大多数同志都到了北戴河，只有毛主席、周总理等几位主要负责人未到。李富春同志在临离京前，要我与他同机先去北戴河，我估计他可能要同我谈什么问题。但总理说：“富春同志可以先走，林一山明天跟我一起去北戴河”，并问我同行的有几人。我说有总工程师李镇南和秘书张行彬同志共三人。第二天总理的专机起飞时，我发现陈毅夫人张茜同志与我们同机，总理为了严格按照专机不超过5人的规定，将他的随员另行安排别的交通工具去北戴河。专机在中午起飞，总理不午休便挤时间与我谈起问题来。总理问起我过去的一些事情，我这才知道总理要我跟他同行的目的。但我有些顾虑，不愿意轻谈个人问题。总理发觉我不愿谈过去的事，便问起我工作上的事，我也只简单地做了汇报。
到了北戴河后，总理原计划在毛主席到达前听取三峡工作汇报，并同长办的苏联专家见见面。不料毛主席提前一天到达北戴河，这样中央开会提前，总理听取三峡工作汇报的安排就不能如期进行了。因此，在中央开会期间，我们安排好了苏联专家的活动日程，包括游览、海水浴等。苏联专家却有意见，说他们是来工作的，不愿游山玩水。我把这一情况向李葆华同志说了，要他请总理安排接见专家的时间。葆华同志说，总理很忙，不要什么都找总理。我说，你不同意，那我就自己去见总理。当我向总理提出这件事情后，总理很重视。他在回北京的当天晚上就通知我到国务院参加总理与苏联专家的会见。会见时总理问了苏联专家许多问题。会见后苏联专家表示满意，说这次北戴河之行能见到国家的总理感到十分荣幸。
北戴河这次长江会议，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三位副总理，长江流域三大区第一书记，有关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各部委主要负责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主要是落实成都会议关于三峡、《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要点报告》工作的措施，并提出三峡防空、蒲圻和长滩两个三峡实验工程、丹江口工程的准备工作，以及成立“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的问题。对三峡问题，他又强调了他在成都会议报告中的意见：三峡工程是治江的主体工程，工作安排应有主有从，但要防止集中一点不及其他的思想。这个工程不仅为了今天，还要为了明天；要为和平，也要顾及战争。长江规划要点报告中增加的水网化、湖泊化，还要多做工作，与整体计划联系起来等等。
麻城之行
1958年冬，中央在武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知道了当时的蛮干情况。会后，周总理要我跟他一起到麻城去看一看，一方面可以了解下面的情况，另一方面也是想会后休息一下。
总理此行没有带多少人，一般人也看不出是周总理的车辆。他只带了两辆小车，一辆是随行工作人员坐的，周总理、张平化同志和我3人坐另一辆车。当路过长办门口时，我跟周总理说，这就是长办的机关。
周总理望着大院的办公大楼风趣地说：“好啊！这个门面很大，比我们的国务院还大！”
接着，就谈起琉璃瓦大屋顶建筑的事，是总理看到了长办红楼那座琉璃瓦大屋顶的办公楼才提起这个话题。我也借机对修建大屋顶的优缺点（主要是优点）讲了一些道理。
总理听后问我：“你是否认为中央反对修建大屋顶有些过了头。”
我说：“有这个想法。我认为中央提出建筑物要经济、节约、坚固、耐用，在适当条件下讲究美观，这个原则是对的。但是大屋顶不一定就花钱很多，也可以既美观又不多花钱。”
总理接着问：“你说大屋顶好，招麻雀怎么办。”我说：“可用故宫的办法，用铁丝网网起来。”周总理说：“好，这个办法可以。”
接着又问：“屋顶上长茅草怎么办？”
我说：“长茅草可以用定时清理的办法，把茅草去掉就行了，也不一定每年都长很多，南方甚至很长时间都长不起来。”
总理说：“不行，这个问题的回答没有满足我的要求。”
接着总理又说：“中央准备明年在北京修十大建筑物，庆祝建国十周年，也准备用一部分琉璃瓦，你看从哪里买好？”
我指着身边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同志讲：“他们湖南有，武汉就是从那里买来的，不过北京可能比武汉还方便，唐山就出琉璃瓦，北京附近也出琉璃瓦。”
总理在听我的意见时，并没有像有的人那样，认为中央反对修大屋顶，就不准宣传大屋顶的优点，还是乐意听听我对于大屋顶的看法。当时，中央反对修大屋顶以后，各地方把这个问题提高到很高的原则，宁肯丢掉已买到手的琉璃瓦，再另外花钱买普通瓦。总理说中央十大建筑物准备用一部分琉璃瓦，这样就可以扭转一味反琉璃瓦的过火行为。
走了一段路程，我们的谈话又换了一个话题。公路上前面有一些大卡车把周总理的车挡住了，走不动。
总理说：“我走遍全国，没有见到象湖北这些大卡车司机这样不讲道理的。”接着说：“唉，这路也太窄了，将来公路还可以展宽一些。”
在谈到对大卡车司机的教育问题时，我也谈到湖北各地方常发生交通纠纷，大卡车就是不肯让小车越过，甚至故意把小车压住不让超车。当时，总理的小车被大卡车压住，差点被挤到沟里去。周总理说：“算啦，算啦，慢慢开吧。”
就这样一直慢慢地跟着大卡车往前走。当时我也讲到曾经亲身遇到的情况。有一次我去荆江分洪工地的路上，从武汉到荆州整整走了一天，就是因为被荆州地区到武汉买东西的一辆小货车压住了。之后，我经常遇到这辆车，它多次把我挡住。有一次，我超过了它，就故意吓唬司机说：“你要是再这样挡我的车，就用枪把你的车胎打扁。”
总理一听说：“啊，那你可不能这么办！”
我说：“是的，我不过是吓唬他的，可是以后还真有用，他再也不敢压我的车了。”
当时，湖北军区副司令员张广才却讨了个“无理”。他的小车被卡车压住了，后来超过这辆车以后，就把那个司机骂了一通，结果有理的事变成没理了，那个司机可能认识他是湖北军区副司令员，就专门盯住他，到了荆州城，约了很多司机围攻张广才，要他作检讨，说没让他的小车是不对的，但是他骂人更不对，要张作检讨，不检讨不放行。我当时跟周总理讲这段故事的意思是说，一是纠纷的事情到处发生；一是这些司机不进行教育，你还惹不起他们，可以吓唬一下，但不能干明明有理反而变成没理的事情。我跟张平化讲，还是应该告诉交通厅，要对这个司机进行教育。
张平化说：“啊，你还记得他的车号？”
我说：“他把我拦了一路，还能不记得他。”
后来他还真向湖北省交通厅反映了，并进行了教育。
一路上，因为大卡车压住了小车，一直走得很慢，好在过黄陂轮渡时规定大车必须让小车先过。过河后，黄陂县才知道是周总理的车过去了，所以回来的时候沿途就设了岗。
这次到麻城，我们看到了许多新事物。麻城当时在“大跃进”的形势下，总的表现还不是那种无边无际的瞎胡闹。群众有干劲，也有些想法，这些想法虽然不太科学，但还不是瞎想。看到炼钢铁时，他们用特制的大风箱，拉杆有一丈多长，有些小姑娘拉风箱，一推一拉要跑一丈多远，周总理边参观也边加入了拉风箱的队伍，前后跑了好几回。看打铁的时候，总理也一起抡起大锤打铁。这时，陈毅同志也赶到了，可是一会儿就不见了。后来我问：陈毅同志怎么不见了？有人说是他也打了铁，打了几下因高血压很不舒服，回武汉去了。
另外，我们也看过他们所谓的水稻亩产多少斤。当水稻快要灌浆时，营养都已储存在基杆和叶子上，他们就把几亩地的水稻带着泥巴集中到一亩地上。看样子大概不太影响产量，但是可以腾出很多地，且不说腾出来的地怎么用，反正他们证明一亩地能产多少斤，实际上是把几亩地的水稻集中到一亩地上，来浮夸产量。我们跑了几个地方后，麻城县委接待了周总理。我们到了接待室，玻璃茶几上摆着一些茶水、糖果和花生。周总理问了县委负责同志一些有关的情况，坐了一会儿就到楼上去吃饭。吃饭的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到总理吃了多少，总理的生活秘书也没有注意。我那个时候对吃饭也是随便应付。总理一会儿就不吃了，下楼到接待室去了。随后，大家也都下去了，总理一到接待室，他就坐在有花生的地方，剥花生吃。总理的生活秘书马上问总理怎么刚吃过饭又吃花生。
总理说：“我没吃饭你不知道吧！”又接着说：“我好几年没吃到花生了，今天到接待室，一看到花生，我就准备今天不吃饭了，就专门吃花生。”
我当时就在想，一个国家的总理馋花生，好几年吃不到了。今天看到了花生，才可以吃一点。总理平常想吃点花生，但他也不说，只希望有机会就吃点，没有机会就算了。平常他吃饭也很简单，有时我们在国务院开会，为了连续开会，就在国务院吃饭。按总理的规定，在国务院吃饭都得交粮票和钱，喝茶也一样，要喝茶就得花两毛钱，喝白开水不花钱。
总理在生活上很严格，他自己定的规定从不违犯。有一次我跟总理一起吃饭时，端上来一条鱼，那是三年困难时期，总理看到鱼马上严肃地问生活秘书，这是哪里来的鱼？秘书说，别处送来的，要他们拿回去他们不肯，我们没办法就付了钱。
我看总理批评很认真，就插话说：“算了吧，总理，他们也很为难，地方上送来的鱼，让他们带回去也坏了，反正已经付了钱啦！”总理说：“那为什么别人有钱买不到，我们有钱就能买到。”我多次跟总理到各地去，地方上大约已听说总理的作风，所以接待时从来不敢铺张浪费。
提倡机关办学
1958年，正是生产“大跃进”的时候，各单位都感觉干部缺乏，大学招生因为数量太少也满足不了要求。
这时总理在一次国务院的会议上对我说：“你们能不能办一个大学？”
我说：“我们困难太多。”
总理说：“你有困难可以提出来，但不要铺张浪费，提出过高的条件。”
接着总理问与会的各部门的负责人：“你们各部能不能也办一个大学？”
当大家都说可以时，总理最后说，各部要办一所大学，长办也要办一所大学。
过了几个月，总理从广州回到北京，路过武汉时，问我办学的情况。我汇报了筹备大学的情况，并且说长办在上海的招生都超额完成了。为什么在上海的招生可以超额完成呢？是因为教育部把学生的出身成分规定得特别严格，很多青年不能升大学。我根据中央的政策，一个人的思想进步可以自己选择，家庭出身本人无法选择，把很多成绩优秀但由于家庭出身原因而被无情淘汰未能考上的青年招收到我这里。这就是长办创办于1960年春季的“长江工程大学”。总理鼓励我说：“我在党内工作多年，就遇到一个王震，一个你，两个人真能抓人。”我当时就向总理汇报了我的教育方针，不同于北大、清华的教育方法，而是理论联系实际，除国家规定课程必修外，这所学校应当有自己的特色。她应当向我国名牌大学学习，但不能迷信名牌大学。我很重视这所学校，所以自兼校长，副校长除负责学校政治、行政的，我又把在长江科学院实际主持工作的副院长李荣梦同志调来学校任副校长，主持教学工作。李是20世纪30年代初留美回国的工科博士，青年时代已是我国著名学府的教授。任课教师除长办从事科研设计和基础工作的高级工程师们，也不乏曾在高校执教而转入长办从事技术工作的学者和教授。一所新办的学校有此师资阵容，在教学条件上已经基本具备。
我的教育方针，既然是着重于理论联系实际，所以就让长办的工程师承担授课任务。因为工程师有实践经验，所以讲课内容很受学生欢迎，学生表示过去上学听课总是有许多问题听不懂，现在都能听懂。但是，长江工程大学却受到一些人的反对，有的自称是高教专家的人说，工程师可以设计工程，但是当讲师、教授就不行。我对他们说，大学的讲师、教授如果不能做工程设计，那么他在教学方面是欠缺的；反之，如果工程师只能做工程设计，而不能当讲师、教授，在理论上说不清问题，那么这个工程师也不能算是合格的。所以长江工程大学迫使工程师学习理论，对长办的工程师提高理论也有好处。我曾经勉励长办的工程师和工大的教师们，作为工科学者，应当有志气去夺取清华教授的“皮包”。
关于工程大学招生的办法，也有所改革。因为按教育部的规定，最好的学生必须首先满足重点大学的要求。可长江工程大学可以与地方各省商量录取各地方的比较优秀的职工，因为各地职工中有许多高中毕业的青年，在工作中表现好而有志于学习，比大学按分数录取的学生可能更见成绩。
因为长江工程大学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来教育学生，所以有很多单位愿意送职工来学习。我们每年按比例把一定的学生留校任教，绝大部分还是回原单位继续工作，这样地方和长江工程大学都感到满意。在我给周总理汇报了长江工程大学办学的情况后，周总理说，长江工程大学不能光为自己培养干部，也要为别的单位培养干部。后来黄委也派了一些水文的职工来长江工程大学学习。
长江工程大学只办了几年仅有一届毕业生，大约有500名吧，后来遇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局面，就停办了。这批学生除一部分留在长办，余则分往各省，大部分在工程实践中都有所贡献。如果不是一届，一切都在摸索，而是长期地办下来，按照我的设想，一定会造就出更为出色的工程技术人才。不料“文化大革命”时，长江工程大学学生中，除去调干生和一部分招来的学生外，竟然大部分成了“造反派”，而且对我的批斗颇为激烈。有一次他们在批斗会上逼我承认这错那错时，连向来对年轻人不作认真计较的我，竟也忍不住了，我生气说：“我最大的错误，就是不该把你们招来。”事后想来，自己也感觉可笑。这怎么能全怪他们呢！当时可谓是非不分，善恶不分，全省如此，全国如此，更别说这些年轻学生了。
巡视包头等地
1959年国庆节后不久，正值包头钢铁厂建厂10周年纪念。中央一些领导同志要前往庆贺并进行验收。陈毅、薄一波、叶剑英等同志从北京乘车直接去包头，周总理却提前离京，绕道郑州、三门峡、西安、兰州而行，他要利用这段时间在沿途做些工作。除了总理自己的工作安排外，临行前他还受富春同志之托，代表中央验收几项国家重点建设工程。为了不打乱专列的行期安排，总理决定自己不坐专列而改乘飞机。等到专列到达某一站时，总理已经做完工作又乘座机飞往下一站了。这样，总理的座机与专列即可同时到达包头，做到工作、开会两不误。
总理的专列开出北京后的第一站是郑州。专列上除了总理的秘书、机要、通讯方面的随员外，还有钱正英、何基沣、李人俊和我几个人。在专列上，我们几人随便闲谈起来。何基沣同志同我谈起了周总理的工作作风和记忆力。他说，在淮海战役期间，他与张克侠各率一个军的国民党部队起义后，周总理在接见他们时对他说：“怎么好面熟呀！”何基沣心想，总理在红军，他在西北军，怎么会面熟呢。这时总理又问：“你在南开中学上过学吧？”这才使何基沣恍然大悟。原来在南开中学他确与总理同过学，不过不是一个班的，只是在操场、食堂等公共场所照过面。几十年前的事竞一下子就想起来，这样的记忆力怎不令人惊讶。
我同何基沣交谈，没有问他此行有何公事，专列开出郑州以后就不见了。钱正英同志在过三门峡、洛阳后也不见了。看来，总理出差，不仅对自己的工作安排周到，还尽可能为部属同志出差提供方便，也可以利用车上的时间向他们了解情况、布置工作。
我乘专列到达郑州，总理也乘飞机赶到郑州。在郑州总理听取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的工作汇报。记得在这次汇报过程中还发生一段小插曲。当谈到“大跃进”时期浮夸风问题时，我表示了对《江山多骄》影片的意见。我说，这部电影表现一群年轻姑娘在一个山头上挖鱼鳞坑植树，在山上的树木成活以后，画面上即出现了雷电大雨的镜头。一阵暴雨过后，河谷里却是于干的，没有一点水流动。显然导演的意图是要说明树木可以涵养水源，可以改变生态面貌的主题思想。影片为了表现河谷里没有水流动，镜头推出一个远景画面。殊不知这个画面竟露出了马脚。画面上出现的除了一个山头有树之外，其他山头全是光秃秃的，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吴芝圃同志有些坐不住了，很想要解释点什么。总理看见这种情景便说：“你看你这个人，当着人家河南人的面挖苦河南人。”
我赶紧对吴芝圃同志说：“算了，算了，拍电影又不关你的事，我只不过是反对制造人为的东西。”
吴芝圃还向总理汇报了他们刚生产的一种直升机，总理非常高兴，表示要坐这种直升机去洛阳看东方红拖拉机厂。这时吴芝圃同志不免有些紧张地说，直升机刚刚生产出来，试飞次数还不多，安全保障没有把握，总理还是先别坐吧。我也跟着劝阻，说算了吧，河南同志担心是有道理的。可是总理却说，坐直升飞机可以看清四周更多情况。我说坐敞蓬车看得更清楚。总理还是坚持坐上直升机。当直升机降落在东方红拖拉机厂的球场时，总理走下直升机来就对我说：“你看清楚了吧？坐汽车能看这么清楚吗？”
洛阳拖拉机厂是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总理视察以后，听取了建厂和生产情况的汇报，并对工厂进行了验收。但洛阳另外两个国家重点建设的厂子，矿山机械厂和滚珠轴承厂就向总理提意见，说他们的工厂规模不比东方红的小，要求总理也到他们的工厂去看看。于是总理又去看了这两个工厂，看完以后我们都认为这两个厂子确实不错。滚珠轴承大似篮球，小若米粒，规格品种齐全，产品质量也是上乘。
在矿山机械厂，钱正英同志发现他们生产的“乌喀斯”质量不错，就准备改变原来进口的想法，拟向这家工厂订货。“乌喀斯”是水利工地需用的一种设备，它可以在土坝或是沙卵石基础上打入一排排类似管柱状的桩，通过灌浆使桩与桩之间紧密连接起来，形成一道防渗墙，以保土坝安全。她代表水电部与矿山机械厂谈施工机械订货时，总理向她问起从日本进口隧洞掘进设备的事。她说，水电部已向国家计委写了报告。总理说：“你们向计委写报告得到什么时候才能进口？像这种需要快办的事，你们直接给我写个报告一批不就行了？”
从洛阳去三门峡只有几十公里路程，总理决定坐汽车视察三门峡工程施工情况。我发现总理还未上车，就下车去找总理。原来总理正被一群职工围住，一位年轻的女同志正向总理反映，她和爱人分居两地，造成许多困难，要求总理照顾解决他们两地分居的问题。
三门峡工程是由苏联负责设计，中国承担施工的一个大型水利工程。1958年截流以后，工程进入了紧张施工阶段。总理去工地视察，一方面为了及时了解并解决施工中遇到的特殊问题，一方面也为了表示对苏联专家及其工作成果的重视。在工地上，总理几乎走遍了每个角落，还仔细观察了轧钢筋和浇混凝土的程序。苏方在现场的设计人员和质量监督员，对中方施工质量的要求特别严格。每当他们对施工有了不满意的地方，便立即向莫斯科汇报反映。于是苏联政府就照会中国政府提出意见。一些设计与施工经常发生的意见分歧，竞变成了国与国之间的外事交涉，不免徒增了许多紧张气氛。
总理从三门峡抵达西安，听完陕西的工作汇报后，还接见了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杨拯民。总理亲切详细地问起了杨拯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表示了对一个烈士后代的深切关怀。当时杨拯民是玉门油田的领导，总理同他谈话以后约两个月时间，我看到一个消息，杨拯民被任命为陕西省副省长。
从西安到兰州，我与总理一起乘坐他的专机。有一段路，专机基本平行秦岭飞行，可以清晰看见秦岭主峰山颠的皑皑白雪。进入甘肃省上空以后，高原群山，滔滔黄河，新兴城市，便一一映入眼帘。建国不到十年光景，西北名城兰州面貌也已焕然一新，许多大型工厂拔地而起。兰州炼油厂还未正式投入生产，就成了培养国家炼油人才的基地。总理在兰州炼油厂听取了工厂领导人的汇报，还批准了他们生产高级产品的建议。在西北原来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的地区，要建设一个工业基地，远不像东部沿海地区条件优越。在这里一切都得从头干起，包括衣食住行都不像东部那样有许多社会服务可以依托利用。然而兰州炼油厂的领导、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却表现了超凡的能力，他们不仅用短短的几年时间建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大型炼油厂，还努力创造条件，生产出我国当时还不能生产的高级汽油，像飞机用油等，填补了我国汽油品种的一个空白，也为我国其他炼油厂培养了干部。
总理步人接待室刚刚坐下就问：“你们这个房子是哪里设计施工的呀！”
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回答：“是上海设计施工的。”
总理说：“我看也不是北方人干的。”显然，总理是了解当时我国各地区的技术水平的。当时的上海在工业的大部分领域都是领先的，不像现在各地都有所长。
接着总理就指着门窗说：“这门窗到处都有窟窿，怎么过冬？”
按照原来的计划安排，周总理从兰州准时赶到包头，出席了包钢建厂10周年纪念会，观看了包钢生产情况。但到宴会时，组织工作就显得有些漫无头绪了。宴会厅里，除了周总理和包钢党委书记敖伯丰同志陪同外，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竟未安排引导人员，搞得谁也不知该人哪一席。按照规定，作为总理的随员，李人俊、葛清等我们都应入座第一席，但第二席的主持人客立特厅长（蒙古族），把我拉到他们席上。乱轰轰了好一阵子，大家总算入席坐定。席上，我问他们，这么多人就餐，为什么不按名单排排席位，安排专人负责领人人席？他们说，没有经验，一些懂得大型宴会组织工作的又放假回北京、唐山去了，所以造成今天这个样子。可见做什么事都要行家，才能顺利进行。
因为当时我国面临着帝国主义入侵的危险，为了不致在敌人侵占沿海工业地区后，失去强大后方的支持，所以中央决定，将一些重点工业建设项目尽可能安排在内地边远地区。但是，在这些地区搞建设比起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来，确实困难很多，再一缺乏经验，困难程度就更大了。以钢铁工业为例，若在条件较优的沿海城市设厂，有可能做到当年投资，当年投产。然而在包头这样的地方搞建设就不一样了，一切都得从头开始，并要做到成龙配套。从矿山开采到高炉出铁，从生铁炼钢到钢材轧制，从煤炭品种选配到炼焦、化工，缺少哪一个环节都不行。而且，钢铁业更需要运输业，为了满足一个钢铁基地的需要，相应的铁路建设和其他交通设施都得跟上。所有这些都得需要时间，需要资金。至于这些地区的社会水平与科学技术水平，与沿海地区比起来就更是落后许多了。关于内地与沿海的矛盾问题，毛主席在“十大关系”一文中讲得非常透彻。从整体的长远的利益考虑问题，当时加强内地边远区的建设确实是中央的一个英明战略决策。自然，当年的所谓“三线”建设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原材料的长途运输所引发的成本问题。后来也有一些“三线”厂内迁，或者缩小了生产规模。但是，“三线”厂对那些落后地区在社会经济和文化上的积极影响，也是很显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