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
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哪一个领域，凡是要进行一项涉及面较广的工作，都需要有一个周密可行的规划，才能有目标地向前推进。
我们的工作对象是一个庞大的长江水系，目的是除害兴利，所涉及的问题既广且深，就更需要一个好的流域规划。为了做好这件工作，1955年起长委会首先进行机构大调整，将长江上、中、下游三个工程局撤销，将主要力量集中武汉；原由本会主管的中下游干流及部分支流地区的堤防、涵闸工程的修防和管理工作，以及本会直属的工程总队，均分别移交川、鄂、皖、苏等省及部属机关；长委会机关则经过裁并增减调整为与流域规划相适应的一套班子。我为此在职工大会上作过多次动员报告。1955年6月，首批苏联专家4人到达本会（至1960年8月因中苏关系破裂全部撤离为止，先后来本会工作的共有55位专家和40多航测人员）。为了进行流域规划工作，1956年分配来的大专、中专生恐近300名；我们根据国务院第七办公室下文还在川、鄂、湘、苏等省招收了一大批中学生经过培训充实基层；并接收了武汉水利学校，自办职工业余大学，保送青年干部去高校代培，以保证后续力量。此时本会职工已有8000多人，其中以水利为主的各类专业人员约占半数多，此外还有一两千人的技术工人队伍。
另一支力量就是来自交通（航运、铁道）、地质、农林、水产以至文物考古方面，这些部门都派人来本会参加流域规划工作，有的人还担任了专业组的领导。有些诗人、作家要抓重要题材，也在本会宣传部门兼职；还有体验生活的，如方纪、徐迟、蔡其矫等同志；新闻单位来采访者更多，可见当时长办之盛况。蔡是个年轻的诗人，长办政治部成立后他曾担任过宣传部部长。徐迟住在武汉，与长办的联系更多。方纪是天津的作家，他此时到长办多次向我采访长江和三峡方面的事。记得这期间他有一篇作品，被此时就已开始以断章取义罗织罪名为能事的姚文元在报刊上点了名。在他心情很不好时我曾向他要来这篇作品，看看到底有什么问题。我看后自然没有发现什么政治上的不妥，便要成绶台同志（时为长办秘书处工作人员）向方纪转达了我的意见。我虽非文学界的人，我的看法既不能见诸报刊更无足轻重，但即是作为一个普通读者的意见，对此时的方纪也是一个支持，他听到我的意见后，颇感安慰，我们因此而成为朋友。“文化大革命”中姚文元更不放过他，他在天津日本人修的一个特意用阴森恐怖感折磨囚犯的监狱里被关了许多年。岂料在“四人帮”倒台时，他在和友人以酒相庆时不幸中风！大约在1984年我和成绶台专程去天津看望过他。我提到这些旧事，意在说明各界人士都在关心长江，关心三峡工程。
1956年10月，在国务院拟设的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未成立之前，先成立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长办是在长委会的基础上，由有关国民经济部门即上述中央各部派员组成的，实为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在1958年3月中央成都会议的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中谈到这个机构及其工作时说：“为了加强对三峡工程和长江规划的领导，应当正式成立长江规划委员会，委员名单由周恩来同志提出，报告中央通过。三峡工程和长江规划中的设计文件，均应经过国家计划委员会会同有关方面审查，报告中央批准。”
同年8月底，即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结束后第二天，总理在北戴河主持召开的长江工作会议上，提出了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的组织法，包括委员单位和主任、副主任、秘书长、长办主任等人选：委员会由长江干流各省省委第一书记，陕、甘、浙、豫、黔等省省委书记，华东、中南、西南三大区负责人，国务院及其有关部委负责人等组成；周恩来为主任，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及三大区负责人为副主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为秘书长，林一山为副秘书长兼长办主任；长办为该会办事机构，属国务院建制，由水利部代管。这个机构可以说是我国水利工程技术界迄今规格最高、阵容最大的。因为总理要出席中央的会议，我是随总理乘专机到北戴河的，记得同机的还有陈毅同志的夫人张茜同志；长办和我同去的是总工程师李镇南同志、我的秘书张行彬同志。从北京飞北戴河时间很短，总理也充分利用，要我向他汇报，还告诉我陈毅同志已在我要求中央批准兴建三峡工程试验坝——蒲圻、长滩工程的信上作了批示（此事本书另有介绍）。后来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虽未正式成立，但长办作为它的办事机构却是名副其实地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凡属流域规划、三峡工程及其他治江大事，必报经国家计委转报国务院、党中央，同时报告水利部，通报其他有关部委。我因此向总理、副总理和计委领导请示、汇报和申办的事自然也多，因为这些事情按规定只有他们才能拍板。这样，长办虽属水利部代管，而代管的工作主要是人事、行政、财务方面，即所谓归口管理。尽管如此，水利部对长办总是给予了不少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是刘澜波部长，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在东北共过事，他了解我。
编制《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要点报告》
长江流域规划的制定，从1955年开年起，到1959年夏，用了四年半的时间交卷，向中央提交了一个共有3册14篇的《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要点报告》。这是从长办成立后集中力量正式进行工作的意义上来说的。其实，流域规划的思想，长委会一成立，根据这个机构的流域性而非地方性的特点和职责，我在工作安排上，就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或者坐等中央的布置，而是在完成眼前紧急的事务外，尽可能地制定一个具有前瞻性的计划。1949年汛期开始，长江中下游地区陆续解放，我们接收的不是一般的烂摊子，而是干支堤防到处溃口、灾民食不果腹的烂摊子，因此长委会当时的首要任务便是指导并参与主要防洪区的抢险、复堤及其他善后工作。这项工作结束后，我们不是按照常规坐等明年大水再来，或者堤防出事就研究堤防问题，哪里发生严重旱情就研究灌溉问题，而是借助这次防汛工作所了解的情况和教训，研究如何根治这种年复一年的水灾和自古以来总是水来土挡单纯靠堤防的被动局面。做工作，思路至关重要。不加思考，循规蹈矩，前人遗留的问题，你自然不可能解决。我们有了根治水灾这一新的目标和思路，剩下如何根治的问题，就主要是技术问题了。而技术问题，特别是古今中外都有丰富经验和教训的治水技术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因此，我在长委会成立后不久就提出了以荆江分洪工程和湖区蓄洪垦殖工程为主要内容的平原防洪计划，和包括相对独立的汉江流域规划在内的、由平原防洪转向干支流山谷水库拦洪兼事开发利用的长江治本计划——简而言之，就是以防洪除害为主兼及开发利用，以堤防、分蓄洪、水库拦洪为措施而分时期各有侧重的“治江三阶段”计划。有了这些计划，与之相应的水文、地形、地质、科研，以及经济调查等各项基础工作，也就可以顺利地展开了。
因此，长委会初建这段时间所制定的一些计划，可以说是长江流域规划工作的一个基础。
也正是因为我在长委会初建时就了解了长江的问题所在并有所主张，在1953年初毛主席突然召见时，我才能从容应对。由于这次召见所涉及的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这两大问题，毛主席都非常重视，更加强了我对长委会初期所拟治江计划的信心，也加速了计划推行的工作步伐。在毛主席召见后的三四个月，即1953年6月间，我受邓子恢同志的指示，在京草拟《关于治江计划基本方案的报告》上报中央。这个“报告”之前，1952年12月间我曾写过《治江计划简要报告》，两个“报告”都谈到三峡工程。因为有了向毛主席的汇报，治江问题深受关注，稍后我对第二次“报告”又作了修改补充，去支强干，突出重点，特别提出三峡建坝希望得到毛主席的支持。同年9月，我去重庆长江上游工程局了解工作，要求马上组织力量查勘三峡坝区，勘选坝址，并继续深入进行该局于1952年业已开始进行的金沙江、岷江、嘉陵江、乌江四河建库与三峡建库两种防洪方案的比较研究。当时上游局有一支较强的技术队伍。李镇南、李荣梦两位留美的水利专家和学者，在旧中国早有名声，但苦无工程可以施展抱负，新中国百废待兴，所以工作都很勤奋，我交办的事都很快完成。1953年他们得出“四河”建库拦洪不能根治长江洪灾、必须在三峡建坝拦洪的结论。1954年春初勘三峡又在多处坝址中选出三斗坪、葛洲坝这两处后经长期研究比较而终成事实的坝址。
说到这里，应当补充一点。在1954年汛期以前的四年多里，我们在谈防洪时，是以1949年、1931年出现的最大洪水为防御标准的，即近期防洪能力可防1949年型洪水，进一步再防1931年型洪水。1954年这场百年不遇的大水完全打乱了既定的目标，我们必须重新认识长江，采取新的措施。这年大汛中，我随邓子恢同志乘机视察灾情，往下看去，“千湖之国”的江汉平原，已是汪洋无涯，江湖难分了。我们虽然动用了荆江分洪区，还被迫多处采取临时扒口分洪的措施，勉强保住了荆江大堤和武汉市，国家仍然遭受了严重损失。这样，我在1953年初“长江”舰上向毛主席汇报的修建三峡工程用来防洪的意见，以及几次向中央上报的关于治江问题的报告，显然在中央面对1954年水灾问题时，会受到重视，于是紧接着才有1954年12月毛、刘、周三位中央主要领导人在京汉火车上对我的接见。这次接见虽然与上次接见都谈了三峡工程，毛主席的意思却大不相同：初次只是说对三峡问题先摸个底，并要我不必向中央其他领导谈；而后一次是问我三峡工程在技术上的可行性和地质条件这一类具体施行的问题，而且周总理在这次接见后就函请苏联政府派专家来华帮助进行长江流域规划工作。
无论是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都是势在必行，只是时间问题，显然，1954年那次大水灾把这个时间大大提前了。
由于防洪问题事涉千百万人民的疾苦和社会的安定，在治江中必须作为首要任务优先考虑，而三峡工程在防洪中的作用更为关键，所以在进行长江流域规划工作的同时，我们对三峡工程问题作了比其他拟建工程更为深入地研究。
1955年开始进行流域规划工作后，我们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向苏联专家介绍长江的基本情况和为编制长江流域规划已进行的工作、资料的情况，使他们在熟悉情况后再与中国专家交换意见，求得共识后就开展工作。记得在1955年春首批苏联专家到达本会，我们的技术人员向他们介绍长委会为编制长江流域规划已准备的资料情况之后，苏联专家组临时组长马林诺夫斯基非常高兴，很羡慕我们已拥有的技术资料，尤其是水文资料，并表示已经具备编制长江流域规划的条件，可以立即进行。他还因此而为苏联在同类资料上之不足表示惋惜。我们向苏联专家介绍情况是在7月初，他们大约用了两个月的时间翻阅资料，到9月初，专家组长德米特利也夫斯基便向我表示，说可以和长办的技术人员讨论问题了。他在听取我们的情况介绍时，同样认为我们的资料准备充分，已具备规划工作的条件。另一件事，是根据“要点报告”所需要的内容，在长江流域开始广泛地查勘和调查。1955年10月起到年底，我们组织了有140多人参加的长江查勘团，对在长江上游干流和几条大支流上建坝拦洪的坝址及其防洪作用与兴利效益进行考察。我带领本会主要技术人员和全体苏联专家，与李葆华副部长及国家有关部委、长航、西南水电工程局、西南农学院、川滇二省水利厅局、南京农科所等十多个单位的代表和专家参加了这次为期3月的查勘。查勘结果，长办主张以三峡工程为治江的主体工程；苏联专家则主张以重庆长江上游的猫儿峡为治江的主体工程，复以岷江下游的偏窗子、嘉陵江下游的温塘峡两处水库配合之。查勘结束后几天，周总理就在北京召开会议，听取我和德米特利也夫斯基的不同意见，最后他明确指出，为了更有利于长江中下游的防洪，应以三峡工程为治江的主体工程，它“对上可以调蓄，对下可以补偿”，这是其他工程所无法取代的。经过交流与疏通，苏联专家也同意周总理这一结论性的意见。
1956年起，从长江上游干支流，到中下游区的洞庭湖水系、汉江、鄱阳湖水系、青弋江水阳江水系、巢湖、皖河及苏北平原河流，对坝址、农业灌溉、引汉济淮济黄、湘桂运河线、水库淹没调查等各类工程所涉及的水文、地形、地质、社会经济等问题，由一大批中苏专家、勘测队、航测队，在长办主要领导和高级技术人员的陪同下，分地区分项目地进行了广泛勘测和调查，规划所需要的资料至年底大部分到手。因工作重点将转向内业，同年底便成立了由李镇南同志主持，以长办主要技术人员为主兼有其他部门高级技术人员共有三四十人的《长江流域规划要点报告》编纂委员会，具体组织规划要点的编制工作。
到1957年秋天，《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要点报告》初稿大致草成。编制工作除长办投入主要力量外，电力、交通、地质、水产、科学院以及文化部的文物考古部门都派人参加，有些则担任了编纂会的常委和项目负责人。因为长江中下游平原湖区是我国血吸虫病主疫区，中央还特别派人来长办，要求在规划中予以反映（中央对此也非常重视，似乎此时或稍后还成立了一个“中央血防领导小组”，长办因此也相应设立专职部门）。这个规划对于流域治理开发的指导意义姑且不论，仅就为规划而进行的全流域的勘测与调查工作，在地质、地貌、水文及水资源、国土、矿产、森林、农业、工业、交通、社会经济、自然灾害等许多方面所获得的大量资料而言，其意义也是空前的，因为前人还从未如此大规模地进行过。
在规划编制中，由于缺乏经验，也由于各地区、各行业的代表不免从局部利益着眼，往往发生很激烈的争论，要做许多工作才能一致。有些意见我认为属于常识性的错误，甚至是感情用事，则不予理会。比如，有人说：你这是治江规划，只能就水谈水，而不必涉及国家的宏观经济问题——工农业、交通、林矿资源、社会经济等领域，是“林一山好大喜功”。试想180万平方公里的长江流域，她本来就是国家宏观经济的一大部分，水的洪枯利害与各个方面密不可分，你要进行治理开发，目中无别物，只算水账，就做工程，且不说这样的水账能否算清，算清了就可以无目标地建坝防洪、发电吗？我的经验是不为此花费时间去争论，一争论就没个完。
我只有在被误解或曲解、并上书中央领导时，我才向中央作些说明，以正视听。所谓“林李之争”是1956年我正忙于《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要点报告》工作时开始的，不料长达半个世纪后李锐同志到近年还停不下来。1956年初我在《中国水利》上发表了《关于长江流域规划若干问题的商讨》，意在广泛征求意见，把规划编好。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在《水力发电》上就发表了由李锐同志领衔有8人署名的一组文章，其中李锐一文为《克服主观主义才能做好长江规划工作》。此文我不能说全无道理，一无是处，但因为它从根本上反对三峡工程的防洪作用和它在规划中的主导地位，认为我们规划编制的指导思想就是错误的，这就超出了我们听取意见的范围。李锐在他的《感慨万千读三峡旧文》（《李锐反“左”文选》，1998年）说得更明确：“关于1958年1月南宁会议讨论三峡问题之事，我已将详细经过写出了回忆文章，说明了当年讨论的实际情况。多年来世人不明真相，已经发表过的许多文章和记者报道，包括当事人的回忆，都表示似乎当年毛主席是支持林一山的意见的。可是事实正好相反，经过两人口头陈述并各作一篇文章之后，毛和与会者当时是一致支持我的意见的。”
关于南宁会议我已另有忆述，这里不多说，我只是说，上述这些说法都是不符合事实的。如果说在三峡问题上，总理批评我，毛主席和出席南宁会议的代表又“一致支持”李锐，那么，“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和三峡工程研究两项工作从1955年中央决定进行之后，特别是在南宁会议之后，中央为什么又接连作出指示、决定，不断地向前推动呢？试看在编制期间，中央是采取的什么态度吧：
1956年6月，毛主席满怀改造山河的豪情，写出《水调歌头?游泳》，盛赞他为之向往的三峡工程。此诗写后不久，毛主席在武昌又第三次召见我，询问三峡工程研究工作的进展。就是这次接见，毛主席向我透露，中央已决定修建三峡大坝。
1957年12月3日，周总理为第一次全国电力工作会议题词：为充分利用中国五亿四千万千瓦的水力资源和建设长江三峡水力枢纽的远大目标而奋斗。
1958年1月，毛主席在广西南宁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南宁会议除了批判国家经济建设领域的“反冒进”、即反右倾之外，另一个议题就是长江工作问题——流域规划与三峡工程。这次谈三峡工程已非泛泛之谈，而是要我具体谈工程的造价，指示“积极准备，充分可靠”，并要总理亲自抓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
同年2月底到3月下旬有一个月时间，先是周总理与李富春、李先念两位副总理带领中央有关部委、省市领导同志和中外专家考察荆江大堤、三峡坝区，并于考察途中在船上召开现场会。这次考察活动时值隆冬季节，我和李镇南及长办其他主要技术人员全程陪同，向参与考察的同志介绍基本情况和释疑答问，以争取多方面的支持。周总理在这次考察中，为《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要点报告》确定了“统一规划，全面发展，适当分工，分期进行”的基本原则和“远景与近期，干流与支流，上中下游，大中小型，防洪、发电、灌溉与航运，水火电，发电与用电”七大关系的妥善处理，这对我们正在修改和完善《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要点报告》大有益处，可以少走许多弯路。总理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也是这次考察活动给长办同志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记得在一次现场会上，李镇南同志介绍情况时，总理对一份图纸上的某个数字提出疑问，经李查看确有问题。考察于3月初在重庆结束后，周总理在这个月举行的中央成都会议上作了关于长江流域规划与三峡工程的报告。中央通过了这个报告，并形成为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该意见要求：《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要点报告》于1958年中期完成；三峡工程的初步设计争取在60年代初完成；丹江口工程可在1959年开工；并成立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
同年4月，成都会议结束后不久，周总理指示成立国家科委三峡工程科研领导小组，领导开展全国三峡科研大协作，调动全国重要科技力量解决三峡工程重大技术问题，由张劲夫同志任组长。同年6月底，我向总理和水电部党组建议在清江长滩、陆水蒲圻修建两个工程，为三峡工程分别进行坝基灌浆固结以简化“基坑”处理和混凝土预制块安装筑坝试验，受到中央和国务院的特别重视，很快批准实施。
同年8月31日，周总理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了有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三位副总理及长江流域三大区第一书记、有关省委第一书记和各部委主要负责人参加的长江工作会议。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把这一笔笔的流水账重提一遍，只想证明一点：三峡工程和《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要点报告》这两项工作在南宁会议之前，是根据中央的布置进行的，此后多年则在总理亲自主持下与月俱进，非常顺利。果如李锐同志所言，在南宁会议上“毛和与会者当时是一致支持我的意见的”，上述这些工作也早就该偃旗息鼓了。实际上，是毛主席在南宁会议上对李锐同志的文字表达能力和强调水电开发以节省火电耗煤的意见表示赞赏和重视；换言之，要说毛主席支持他的意见，也仅止于此，而不是在三峡工程问题上支持他的意见；且说南宁会议上有关治江的主题是三峡工程问题，而不是水电与火电的问题。在水电优先开发上，我和李锐同志还能有分歧吗？
北戴河工作会议后，我们根据会议精神又作了近一年的补充调查和内容的修订，终于在1959年7月完成了《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要点报告》。这个“报告”不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长办工作的依据，对于流域各省的水利水电工作也有重要影响，各地不少重要的已建、在建和拟建的工程点子多源于此。
20多年后，即80年代初，因长江流域干支流的自然状况、社会经济状况均有变化，或者因为有些问题在50年代尚认识不清而在实践中发现需要进行修正补充，国家计委要求对《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要点报告》进行修订补充。此项工作和《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要点报告》编制工作的进行相似，仍由长办会同中央有关部委和有关省（市、区）共同进行调查和修订，并于1990年初完成，而易名为《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简要报告》，经国务院批准实施。
大约与此事同时，使用了30余年的“长办”这个机构体制，又恢复为长江水利委员会。
蓄势待发的三峡工程
关于三峡工程的来龙去脉，我在前面已经谈了不少。这里我要谈的是三峡工程上马的时间问题。根据我对三峡工程研究工作的状况、我国的科技水平和其他应当具备的实施条件的认识，我一直认为这项工程，我们是有能力按中央成都会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所要求的，在60年代初完成初步设计，并争取当时开工，而可于80年代基本完成的。
1959年7月初至8月中旬，中央在庐山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期间，长办一部分人适在山上进行三峡工程初步设计工作。我们知道，这次庐山会议就是那次本欲纠左而实则更左，将彭德怀、张闻天等同志打成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会议。从南宁会议的“反冒进”批判，到这次会议的“反右倾”，周总理既要顾及中央的团结、毛主席的威信，而不能不在会议上折中周旋，又要面对国家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大量问题，处境是相当困难的。
但他在会议期间仍挤出时间听取了我对三峡问题的汇报。我汇报完毕，他又问苏联专家组组长巴克塞也夫：“你看现在的三峡工程设计工作，已达到怎样的水平了？”巴氏明确回答说：“现在就可以进行施工准备了。”
巴克塞也夫不会适应中国的潮流，迎合中国领导人，他的结论至少在原则上是有根据的。苏联在水利水电技术上也是大国，已经做过许多可与欧美同等级的大型工程，在坝工、机电、通航建筑物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苏联专家会惦量中国同行的轻重。因此总体上可以说，当时三峡工程设计的条件、水平和组织施工的能力，已经接近、达到和在某些方面超过了世界水平；工程中所能涉及到的重大技术问题均已提出，有的可以解决，有的将在全国性攻关中解决，仅有少数项目如水轮发电机组和升船机的一些技术指标世界上尚无先例，需要我们突破。世上从来没有要一切条件皆备才能干的大事，只要基本具备就应当有勇气承担下来；要是万事俱备才敢干，则往往不是大事，这种人也干不了大事。
有人会说，三峡工程许多问题当时还在争论，并无定论。这是事实。这些争论，如坝址问题、通航建筑问题、水库泥沙问题（几乎是所有问题），一直到七八十年代、乃至开工后也没有停止过。但是所有争论的问题，争来争去，又大多以当初的意见为结论。例如坝址问题，长办50年代就推荐三斗坪，我在70年代末主持选坝会议时还争执不下；后来水利部再度召集选坝会议仍是各有主张，最后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的办法定为三斗坪。这类周而复始的问题很多，由此可以说明，凡是当时能考虑到的，我们没有重要的遗漏，而且尽可能推荐多种方案供选，但不论你有多少方案，也满足不了有些同志的要求。这种无益的论争真不知耗费了多少时间。我向来认为，办任何事情，只要在事实上、理论上能成立，在主要方面又有可行性，一时还不能解决的技术问题，属于实施中的具体问题的，最终都会解决。葛洲坝工程就是最好的说明。这个工程上马时，固然太缺乏准备，许多重大问题还不清楚就开工了；就是在中途停工改由我主持设计时，也只能说长办的设计班子原则上可以胜任这项工程，而不能说它一接手就全无问题事事顺利，实则不断碰上一些意想不到的技术难题，但终于一一克服。
葛洲坝工程的实践还证明，我国技术人员在五六十年代已有能力进行三峡工程。因为葛洲坝工程是个低坝，电站装机容量只有271万千瓦，仅相当于三峡的七分之一，工程的规模与效益远小于三峡，局外人很容易认为它比三峡工程简单，实则大谬不然。三峡工程的总工程量虽然大于葛洲坝，因量大与工期的矛盾在施工上不无困难，而终究是具体问题；但其大江截流、地质基础、航道泥沙，以及枢纽布置等问题的处理，易于葛洲坝，或者近似。其特殊的困难也大多是三峡工程过大的规模所带来的。葛洲坝工程地处三峡出口处的大转弯处，河流由二三百米突然展宽到2000多米，水深流急，葛洲坝、西坝两个江中小岛更增加了工程的复杂性，而且有基础软弱夹层问题，其中涉及工程成败的一大关键问题的大江截流尤为困难。而且与三峡工程相比，葛洲坝的主要技术问题无先例可援，每一个问题的解决都克服了重重困难。退而言之，这两大工程在技术上至少是各有难易。那么，我们既然能在1970年开始修建葛洲坝，为什么就不能提前几年修建三峡工程呢？一些外国专家在参观葛洲坝后说得好：中国人能修建葛洲坝，就一定能修建三峡工程。
我还有一个想法：萨凡奇要在政治腐败经济萧条下的40年代修建三峡工程，20年后水利技术更为进步，国力更强，我们反而不能修吗？显然三峡工程可否修建之争，已经不单纯是一个技术问题。我常常想，对于60年代修建三峡工程的设想，不仅对此持异议者视为冒进，主张修建而认为条件还不具备者也大有人在。但是与三峡工程同时进行准备工作的原子弹这种对中国科技人员完全陌生的高新技术项目，何以无人视之为冒进？如讲实施的条件，可真是白手起家，完全是在探索中求进，与三峡工程的工作基础和中外可资借鉴的河流治理开发的理论与实践相比，就相差太远了。但原子弹终于在中央支持和科技人员的努力下完成了。原子弹制造的成功，当然靠的是科学技术，但这些科学家们首先具备的却是胆识和信心，如果连接受任务的胆识和信心都没有，不要说无从学习和掌握原子弹技术，就是掌握了一些技术，也会在重重困难下退却的。不妨再作假设，如果原子弹研制工作在进行中也进行公开讨论，再作决定，则崇洋自贬者有之，叫喊困难者有之，怕这怕那者有之，恐研制之难更甚于三峡工程，至少在六十年代是不可能的。
说到这里，还应当对大坝的防护问题略加回顾。50年代新中国初建，国际反华势力还很强大，一些国家正等待着中国的失败，我们不能不强调世界战争的因素。所以1958年提出了大坝的防空问题。1959年又根据总理指示成立了三峡防空科研领导小组，由中央军委副参谋长张爱萍、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钱正英和我等5人组成，同时下设以军事研究部门为主，有中科院、清华大学和长办等单位人员参加的试验站。开始是在水库附近进行水上、空中和命中防护体的化学爆破模拟试验。1964年秋天，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时，长办就有工作组在试验基地，三峡工程模型和国家其他测试项目的物体就预设在原子弹爆炸影响区的周围。为适应防护需要，在坝址选择上，始则提出在窄河谷的石牌段建坝，电站厂房等建筑物尽量按地下式或其他掩体方式布置的方案，其中还包括我提出的在石牌采用定向爆破修筑堆石坝的设想。石牌方案的勘探和科研设计工作用了两年时间，因地质条件差，技术复杂，造价高，不能采用；后来又改在太平溪继续进行防护方案和分期开发的研究。总之，我们曾投入不少时间和力量于防护办法上。
但在空中侦察技术足以明察秋毫、洞悉地下的今天，如此庞大的水坝又能藏到那里去呢？此路不通，只有另觅蹊径。我们终于有了新的思路：一是世界上既有战争的破坏，国家重要建设就有防护问题。问题在于如何防护？我们已经长期研究的那种被动的防护方法，既不可取，尤不可能。因此只能采取通常的坝型和枢纽布置方式。要防护，只能靠自己强大的国防力量。在防空设施上，世界上有的我都要有，且争取另有创造，使未来敌国不敢对我轻易发动战争；一旦战争到来，大坝有可能成为攻击目标，则采用临时预警，提前降低水库水位，使之接近天然河道状态，尽量减少损失。另一方面，一个国家的首都、重镇、交通设施和军事设施更应当是战争破坏的目标，我们还没听说过有哪个国家因考虑未来战争而停止包括水坝在内的国家的重要建设的。由于有了新的防护观，战争不再是三峡工程建设的制约因素这一结论，现在已为大家所接受。而在五六十年代防护问题，曾经是影响中央对三峡问题作出决定的一大因素。
三峡防护问题，1958年最初提出时，可能是对世界战争的一般考虑；到1959年以后，中苏关系已渐趋恶化，中央对防护问题就比一般性的考虑更进了一步，在三峡工程这步棋上显然更为慎重。1959年9月底，我向周总理报送了有关三峡工作进展的报告。在报告中，我根据《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要点报告》业已推荐的坝址，建议采用三斗坪坝址200米的方案；预计1960年春可完成坝线初选工作，1961年春可以完成初步设计。在谈到中苏专家对初设要点报告的意见时，主要是对南津关、三斗坪两处坝址的比较：
南津关的好处是施工期对外交通方便，航道问题可一次性解决，而地质条件差，枢纽布置不便，工期长，造价高；三斗坪唯一的缺点是坝的下游至峡口区还有30余公里的航道问题需要增加一个梯级——葛洲坝工程。不久，国家科委三峡组在汉口召开了第二次三峡科研会议，会议总结了一年来科研会战的成果，提出了今后科研主攻的17个重大技术问题。1960年上半年，长办完成了三斗坪坝线的选择、葛洲坝建坝的方案和为60年代初开工作准备的《三峡水利枢纽施工准备工作计划》；水电部组织了中苏专家上百人，就三峡坝线和地质问题在三峡查勘；国防科委完成了关于三峡防空问题的阶段性成果。不料就在中苏专家密切合作之时，1960年8月全部苏联专家奉调回国。当时苏联专家组一位代理组长和另外一些专家正在庐山进行三峡工程的日常工作。长办副主任李庭序同志为此上山向他们宣读了中苏两国的照会，并向他们赠送临别礼品。也是这一个月，在中央北戴河会议期间，周总理在他主持的长江规划工作会议上，宣布了三峡工程步伐放缓，而“雄心不变”和“加强科研，加强人防”的决定。这几年正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从此，三峡工程即转入上述防护方案、水库泥沙问题、分期开发的研究阶段，直到“文化大革命”近乎停顿。
应当说，此时苏联专家的撤离在工作上已无大影响，我们完全可以独立行事了。苏联专家在时，长办俄文翻译力量相当强，他们撤走后，固然可以减少一些，但决不能散了摊子。我要人事部门选留一部分，再配备一些英语人员，成立一个水利水电科技情报部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奉行“一边倒”政策，谁知连外语也是“一边倒”，学俄语成风，而英语几乎废止，更别说其他语种。稍后，长办的科技情报又增加了法语、德语和日语。现在英语成为时尚，俄语恐怕又受冷落了。前苏联，主要是俄国，在水利水电方面是世界一流的，我们在情报工作上要独具眼光，不能随着流行风气跑。1960年8月的北戴河长江工作会议，可以说是三峡工程的一个转折。此前，我们日以继夜马不停蹄地紧张工作了五年多，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三峡工程真犹如一支已在弦上的箭，只等中央一声命令，便可以随时引发，并达到预期的目标。此后，工作虽然仍在继续，而何时可以付诸实施，就无从谈起了。
我们不妨设想，如果国家建设顺利，没有出现三年的经济困难，中苏关系也无变故，更无“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三峡工程在60年代初获准兴建，于80年代完成，是大有可能的。此时，葛洲坝工程可以同时开工，也可以稍后开工，而施工期无疑可以缩短，延至80年代末，也可以完成。这样，国家在这20年的时间里，可以将投入三峡的人力、物力以及三峡工程的收益转向长江中上游干支流和其他流域，修建一大批枢纽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