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水北调与汉江流域规划
自从在“长江”舰上与毛主席长谈以后，我心中便不停地翻腾着南水北调的问题。特别是一想起毛主席说的“你回去以后立即派人查勘，一有资料就给我写信”这句话，就恨不得立刻见到查勘成果，以便早日向毛主席提出具体可行的引水方案。因此我一回到机关就迅速地行动起来。
首先，我立即组织了引汉济黄线路的查勘。查勘后我很快便把一个初步成果写信报告了毛主席。在这次查勘中，负责领队的是高级工程师王明庶同志。他思想敏锐，工作积极，能根据我的意图主动灵活地寻找可能的方案，他所选的这条线路与我向毛主席汇报的设想正相符合，即在汉江丹江口河段建坝挡水可成为最好的水源地。由于这次查勘研究的成果，使丹江口在与其上游其他坝址的比较中占了绝对的优势，丹江口坝址也因南水北调这一伟大工程，使之由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水库，在功能上得到了更大的丰富与扩展。更加欣慰的是，汉江的防洪规划与南水北调计划在拟建的丹江口工程中得到如此高度的统一和密切的结合。
由丹江口水库引水的这条线路，无独有偶，早在北宋时期，在江淮分水岭处动过工的这条运河恰恰在我们规划中的引水线路上。这证明古人就有过类似设想，而且测量准确，开挖深度与我们设计标准基本相符。这个意外发现使我们原估计的工作量又进一步减少。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方城县志》记载该县有个“死亡”沟和“始皇”沟，这当然是一种传说。它既不是“死亡”沟，也不是秦始皇挖的沟，而是据北宋一个运输史叫程能的建议开挖的。程能是西京运输史，为了把湖南湘潭的粮食运到北宋首府东京（开封），计划修建一条人工运河。他计划中的运河附近的赊旗镇正是当时南船北马的联接点。他利用唐河的水从赊旗镇以北的方城附近引入淮河，从此将南北水上运河联通起来。遗憾的是，这项运河工程未能完成。据方城县志记载，在工程进行过程中，一场大雨冲毁了已做的工程。我查阅了这段历史，认为不完全是洪水造成工程的流产，而可能是当时北宋已近末期，金兵南下，威逼京都，国库空虚，已没有力量去继续完成这项庞大的工程，只留下了这条运河工程中的关键——一个挖开的山口。现在这个沟我们还可以利用它。
此后数年，长办曾先后有两个勘测队进行引汉工程的勘测工作，其中有一个队长驻南阳。长办在研究丹江口工程时，同时进行了引汉工程渠首枢纽的选址工作，后来在六七十年代分别在河南陶岔、湖北清泉沟建成了两处渠首工程，开始引水于附近地区的大片农田。
鉴于华北需水量大，引汉水量总是有限，在50年代后期，长办还研究过从未来三峡水库引水于引汉总干渠的方案，如香溪一南河线，西乡河一堵河线，沮河、南河分段开凿隧洞线，荆门一南漳明渠线等。
我把宋代方城引水口工程这个意外的收获，以及几年所做的南水北调方面的工作进展，都给毛主席写过信。据我所知毛主席基本上都亲自阅过了，他得知引水线路找到了，非常高兴。1958年南宁会议期间，我听说毛主席追问陈伯达为什么把林一山给他的信丢了一封？我当时只知道这件事，却想不起毛主席没有看到的是哪一封信。
南水北调引汉济黄从此就成为汉江流域规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使汉江流域规划更加完善，更加显示出它在我国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引嘉济汉——南水北调的深入研究
在研究南水北调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嘉陵江干流上游的西汉水在地质年代不太久远以前，曾经就是汉江河源，后来经过嘉陵江上游的巴山南侧河源的溯源侵蚀，不断地切割，袭夺了汉江的上游段，变成了嘉陵江的河源——西汉水。1954年我查勘汉江河源时，发现河源河床开阔，从地貌学来讲，与一般分水岭地区的河源不大相同。这与后来发现西汉水本是汉江河源的情况相符，证实了这种袭夺理论。因而，把嘉陵江上游的水引到汉江，应当是可能的。这个工程规模不大，现在陕西有的地方为了修建水电站，已把嘉陵江上游的水引入了汉江水系。
在研究白龙江的开发过程中，我们在规划上选择了宝珠寺坝址线。该水库的水位都高于嘉陵江上游的水位，所以将白龙江水引入汉江的工程也不太大。因而，在相对的等高线二者之间也具备了选择引水线路的有利条件。当然，这只是规划方案中的可能性，具体的设计工作还需要进行大量的勘测科研工作。虽然未做设计工作，不能对这种研究方案作出具体的估计，但是这个引水方案的经济价值是可以肯定的。
我把发现嘉陵上游原来是汉江河源的情况和白龙江通过嘉陵江上游引入汉江的规划方案也写信报告了毛主席。在信中我解释了过去主席问我白龙江、嘉陵江的水能否引向华北，我当时认为不可能，是因为还不知道嘉陵江上游河段曾经是汉江的河源，因而认为从嘉陵江上游不能直接穿过秦岭向华北引水，而未曾想到可以利用西高东低的地形条件，沿秦岭以南的等高线，绕道通过汉江向华北引水。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主席在讲话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打开通天河、白龙江，借长江水济黄，丹江口引汉济黄，引黄济卫，同北京连起来了。”这句话说明毛主席看了我给他写的那些信。
正是长办内外业人员那几年在南水北调线路上所付出的艰辛劳动，受到了中央的重视，在长江流域规划中南水北调才成为一个重要的篇章。在1958年成都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中决定丹江口工程立即上马，固然是为了综合治理开发汉江，为南水北调预作准备也应是一大原因。
此后几十年，长办的南水北调工作尽管不无阻力，而终未中断，成果更为丰硕。近几年来，随着华北经济的发展和京津地区人口的激增，以及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北方缺水的问题较以往更为突出，中线调水已势在必行。我很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它能付诸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