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水库寿命有多长
毛主席提出三峡水库寿命的问题
1958年夏，毛主席在武昌东湖主持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安排会议日程时，毛主席对会务负责人王任重同志说，在听完各省的工作汇报以后，再听林一山的汇报。
一天拂晓时分，我接到电话，要我向毛主席汇报。我很奇怪，按习惯这应当是毛主席休息的时候，怎么可能听取我的汇报？当我怀着试探的心情按时到达武昌东湖时，才知道确有其事。但是，这时正在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几位同志对我说：“你在这里等着吧，我们还没有汇报完。”
从与会同志的谈话中得知，主席通霄未眠。大家劝他休息，他硬是强打精神，坚持开会，最后还是在会场上睡着了。为了让主席多休息一会，大家就暂时离开一会。他醒来后又叫大家回会场继续开会。他们还对我说，主席太困了，这一次确实睡熟了。直到中午，毛主席才听取我的汇报。他问的主要内容是三峡水库的寿命问题。
我当时并未对此作过准备，只是作了一般的回答：“至少可以运行200年- 300年。”
这是根据三峡以上千支流在300年以内不修建任何水库的情况而作出的估计。实际上这种情况是不会有的，300年以内总要修一些水库，因而这是最保守的年限。
主席听过我的汇报后沉思了一下，很惋惜地说：“这样大的工程，千年大计的工程，二三百年就淤死了，那太可惜了。”
于是我知道毛主席希望三峡水库寿命是越长越好。但在三峡水库淤死以前，泥沙较多的支流可能已经修建了一批水库，不会有太多的泥沙进入三峡库区。例如，只要在金沙江上修建了向家坝水库或者在向家坝上游的溪罗渡或白鹤滩任修一个水库；在嘉陵江干流上修建亭子口水库，光这两个水库即可拦截进入三峡水库泥沙的75%以上。因而在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水库的设计工作中都没有认为三峡水库寿命是一个大问题。因此，毛主席对三峡水库寿命表示惋惜的态度出乎我的意料，但也引起了我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促使我反复思考这个问题。
毛主席对三峡水库寿命的担心，使我首先联想到毛主席对黄河流域规划和三门峡水库的担心。原来毛主席早在三门峡水库开工以前就曾说：“你们修水库，可不要修成泥库啊。”可见这是毛主席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但我当时对此还不知深浅，只是认为如果下决心加以研究，就应该可以解决。事实上，因为水库寿命问题前人并无专门的研究，要作出正确的回答显非易事。
50年代末三峡工程未能上马的原因，除去国家经济困难和因中苏关系破裂后对世界战争的考虑所提出的工程防护这两个方面外，另一个制约因素就是水库寿命问题。毛主席如此重视，我自然想尽快地解决这个问题，使毛主席放心，为三峡工程上马扫除一大障碍。但此时我正集中力量于工程防护问题，只对水库泥沙问题研究作了一般的布置。而当时的中外泥沙专家对水库淤积问题的一般认识是：既然是水库，就会淤积，只是时间长短问题。从理论上讲，这似乎也是不可逆转的一大趋势。但是我想，水库淤死从理论上讲，也应当是有条件的。例如流速较天然河流变缓而降低了水流挟沙能力，淤积加快；如果能够改变水库淤积的条件，也就能够改变现有水库淤积的状况。至于如何改变水库流速以及其他条件，在思想上尚无明晰的思路。我于是就此和技术人员进行讨论，并布置河流研究部门对水库泥沙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在专业部门尚无研究结果时，我便把理论上的推断或者说是常识性的思考先告诉了王任重同志，并表示外国人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不见得不能解决，至少不能成为我们不作研究的理由。
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王任重同志，他听后非常重视并表赞同。1963年，毛主席到湖北来，这时三峡工程因水库寿命等各种因素的制约，阻力重重。当毛主席和王任重谈到三峡问题时，他无奈地表示，三峡工程他不想干了。
王任重对毛主席说：“您对三峡最担心的是不是水库的寿命问题？”
毛主席说：“是的。”
王任重说：“一山同志说这个问题外国人没有解决，我们自己不一定不能解决。他正在积极研究，很有信心。”
任重同志这两句话很起作用，这正是主席所乐意听的。因为近百年来，也就是中国门户被迫开放、列强入侵以来，外国人看中国人，总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中国人自己也渐生自卑感，认为外国人干的，中国人干不了，外国人没干过的，中国人更别想干。而主席一生偏不信邪、不崇洋，在反帝斗争中困难再多，无不一一克服。所以他一听说我要干外国人没干过的事，就认为是大长中国人的志气，成与不成尚在其次，而精神着实可嘉，便急切地要王任重给我打电话，要我在限期内写个报告。
但由于我过去对这个问题还只是理论上的推断，尚未作深入地研究，又没想到主席这么急迫，立即要我写报告，既没有思想准备，更未及收集资料，再加上从电话中得知主席很快就要离开湖北，我成事心切，便赶忙在短期内赶写出一个关于水库可以长期使用的报告。
据说毛主席硬着头皮看了这个报告后问王任重：“这个报告你看了没有？”
王任重说：“看了。”
主席又问：“你看懂了没有？”
王任重说：“没有。”
主席皱着眉头说：“是呀！我也没有看懂。”
我听了这个消息后，感到主席已经满怀希望认真研究了我这个报告，我却没写好，实在对不起他。
后来我对周总理说：“我又欠了主席一笔账，写了一个失败的报告”，并表示我要还账，一定要写一个成功的报告使主席能看懂。
水库可以长期使用
报告没写好，主要问题并不在文字上，而是还未占有实际资料，证据不足，我们自己还未弄通。于是当年就组织了河流室的人员研究水库寿命问题，并由文伏波、唐日长、张植堂等几位高级技术人员陪同，于1964年夏天随我到东北、内蒙、西北十几条河流调查水库淤积问题。由于有了感性认识，又有了实际资料，使这项研究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当年就将我们的新认识向总理作了口头汇报。
我们这次水库调查，发现有两座水库更具有代表性和启示性：一座是日伪时期在辽河支流柳河上修建的闹德海水库，它因为大坝底部设置有排沙孔，已运行几十年仍无大淤积；一座是宁夏的张家湾水库，是无底孑L土坝，只几年时间便淤平了，后来一场大水将大坝冲开一个缺口，河床下切，很快又恢复为天然河床的状态。显然，闹德海水库是因为在汛后空库排沙，所以大部分库容可以长期使用，只是这种单纯冲沙没有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张家湾水库淤死的主因是无排沙底孔。这两座水库虽然很小，但其一冲一淤的原理在一切大中型水库的设计中，皆有可供吸取和扬弃的参考价值。
与外业调查的同时，我又要求长江科学院河流研究部门从文献资料上对国内外其他河流的水库淤积进行了研究。不料他们所得的结论竞与我们水库调查的发现与认识不谋而合。这样我们对于水库淤积原因的认识，就不仅是感性的，而是更具有规律性的理性认识。
为什么在国内外早已存在一些闹德海式的未淤积或冲淤大致平衡的水库，而无人提出“水库可以长期使用”呢？这是因为在毛主席未提出水库寿命问题之前，设计人员视“水库必淤”为天经地义不可逆转之事，谁也对此没产生过疑问，至多只是在这个框框内争取水库少淤一点，淤慢一点，寿命长一些，而终无长期使用之想。因此，这些事实上可以做到长期使用的水库，也并非在设计上有意为之。既非有意为之，也就无意于发挥其指导作用，在水库建设中推而广之。如言按既定目标，从专门研究中获得“水库可以长期使用”这一新观念者，当首推长办。
这个报告（后题为《水库长期使用问题》）写成后，我先报送周总理。周总理亲阅了我的报告后，对报告的印刷和制图都作了具体规定。他说，给毛主席的报告要用大号铅字，附图要制版，不要蓝晒。于是，我们按总理的批示将报告重新付印。由于寻找大号铅字和制版厂家，又拖了一段时间，直到1966年春“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才交给总理转送毛主席。
水库长期使用技术首次用于三门峡
由于黄河流域规划遇到的问题较多，周总理很早以前就要我注意对黄河问题的研究。遵照总理的指示，1958年我就开始研究黄河问题。1964年底，周总理召开了全国性的治黄专家会议，我也被邀参加了。会上，总理要我提出解决三门峡库区淤积的方案。事有凑巧，我在北方水库的调查和新研究的水库可以长期使用技术正好派上用场。于是我提出三门峡工程增设排沙设施的改建方案。这一方案得到总理的支持，并得以在治黄专家会议上通过。在周总理的重视和督促下，三门峡改建工程才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建成。
三门峡改建工程完工后，经过几年的调度试验，库区泥沙达到了进出平衡。我在1974年曾在三门峡库区乘船观察库区情况，并听取了有关调度使用的汇报，证明库区泥沙的运行规律和原设想完全一致。三门峡水库的改建成功，等于给以后兴建的葛洲坝工程作了一次近似1:1的模型试验，为我们解决葛洲坝库区泥沙淤积问题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使我们更有信心说服那些不相信葛洲坝库区淤积可以避免的怀疑者。葛洲坝工程建成后的运行结果又一次证明了水库可以长期使用技术的正确性。
一天两次接见
1958年9月11日拂晓，我被电话铃声叫醒，才知道是湖北省委办公室通知我去武昌东湖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我去后等到吃了午饭，主席才在会议室里单独接见了我，主要向我了解三峡水库的泥沙问题。
汇报结束后不久，主席突然问我：“你说说看，李锐这个人是个什么思想。”
因主席问的是思想方面的问题，我想这只能就事论事，谈他的治水思想问题。我说：“李锐的思想从原则上讲，是保守的，具体说，他似乎认为苏、美没有做的事，我们就不应该做。”
主席说：“中国革命的历史，也有这个问题，苏联人没干的，我们就不能干！”
主席可能还想听听我的看法，见我又谈不出什么问题来，便未与我深谈。
在南宁会议上，毛主席说到在党内培养秀才时，就说李锐有写作才能。所以让他做过通信秘书，参加了南宁会议和成都政治局扩大会议，参与起草了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政治局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文稿，除了毛主席批改几个字以外，据说全文基本上是李锐同志起草的。当时我看到了这个讨论稿，记得毛主席在眉批上批的字：“积极准备，充分可靠。”
会后，周总理跟我称赞李锐起草的这个文件。因为李锐当时是主席的通信秘书，所以，他能经常进出许多政治局委员的大门，更便于向中央领导人谈他对三峡工程的意见。当时，李锐正在水电总局局长任上，也是政治上很活跃的一段时间。
因为三峡工程的事我在南宁会议上已做了详细的汇报，是年2月底至3月初在随周总理考察三峡途中的现场会上，我又更为具体地将长办关于三峡、长江流域规划这两大问题向总理作了陈述，并为总理所接受，且形成一份总结性的文件作为总理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稿，可谓大局已定，所以我未再列席参加成都会议。而李锐则作为文秘工作人员参加了这次会议。于是李锐在谈论三峡问题时，便往往特别强调他参加了会议而林一山未能参加会议，从而给人以似乎有利于其主张的印象。但在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中，三峡工程总归得到了完全的肯定，要求“初步设计应当争取在1962年至1963年交出”，而不是缓做与停做。
毛主席与我闲谈了不到半个小时，又约我陪他去游长江。我随同主席乘车从东湖来到武昌长江大桥桥头下，稍停片刻又换乘一艘早已候在江面上的专船。上船后，我发现张治中先生已先在船上。主席邀我和张治中下水，均婉辞，只见他如鱼得水般在大江里健臂划行。张治中是安徽巢县人，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的首席和谈代表，在弃旧图新参加新中国建设之时已步人晚年，对故乡建设尤为关切。他在与主席会见结束后便邀请我陪他到安徽考察。安徽除皖北和皖南的少部分，其余和皖中濒江地区尽属长江流域，我曾多次去过安徽考察，对于安徽的经济建设可能比张治中了解得更多一些。
当天晚上，没想到毛主席又请我和王任重两人到汉口惠济路“老通城”吃晚饭，因未涉及工作，不妨说是一次餐叙吧。在场者十几个人：主席、任重和我一桌；主席身边工作人员七八人一桌；再一桌是三个孩子。
主席指着孩子问我：“是你的孩子吧？”
我说：“是的。”其实，有一个孩子是我的司机的。
主席又对他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只顾自己吃，也不管管孩子”。
于是有两位工作人员便到了孩子那一桌上。这是一家以湖北著名小吃闻名的老字号餐馆。主席在“老通城”吃饭的消息很快传开，餐馆外面马路上围满了人。
过了几天，我接到我表弟一封信，他在信中祝贺我被主席接见，说我很荣幸。我当时奇怪这事他是怎么知道的。我找到报纸才看到这一年国庆节的《人民日报》上，有毛主席在武汉接见林一山的消息。我当时对这次接见也没觉得跟往常有什么不同，只是在一起吃了一顿饭，可是新华社专门发了消息。后来我仔细一想，才觉得这次毛主席接见我大约是他对过去有关长江的事要告一段落，此后即将长江的事交给周总理。从此我就再也没有晋见过毛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