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汉路上
大约在1954年11月的一个晚上，我接到通知，要到汉口车站作工作汇报。我上了火车以后，才知道是毛主席的专列，车上除了主席，还有少奇同志和总理。在一个很简单的见面问候之后，总理就要我汇报三峡工程问题。对汇报工作抓得这样紧，我当时觉得很奇怪，后来才知道，是周总理特意安排我利用列车在汉口至广水途中向三位中央领导汇报。
在这以前毛主席曾说过，三峡工程只是摸一个底，暂时不考虑是否上马，而要我着重研究南水北调问题。因此我对这次工作汇报，还心中无数，不知道需要汇报哪些问题。汇报都是问答式的，他们怎么问我就怎么答。汇报一开始，主席就提出三峡工程在规划设计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在提到三峡工程的建设问题时，他问我不靠外国人，我们自己能不能解决。我说这个问题就看中央怎么考虑。如果给我们一段时间，就是在我们完成汉江丹江口工程以后，我们的科研水平已可以达到世界水平，这时我们应当可以自己建设三峡工程，因为丹江口工程在世界上也属于一流工程。如果三峡工程需要尽早建设，那就需要苏联专家帮助我们。苏联的水利工作水平我认为与美国的水平基本相同。美国专家可以设计三峡工程，苏联专家也应该可以设计三峡工程。这时周总理问我，布可夫的技术水平怎样。我说，布可夫的技术水平虽然不怎么高，既然苏联派他来中国，我认为还是比较合适的。至少比中央电力部的专家克里廖夫好。头两年在荆江分洪工程时，是我们学习布可夫的技术，两年后我们就超过了他。
接着毛主席问我，三峡的地质条件怎么样。我说，我们现在的勘测手段如钻机等设备很不完善，我们更没有水上的勘探设备。我们虽然缺少先进设备，但在坝址地质问题上仍然自有主见，而且看来是正确的。比如我们一开始就认为美国工程师萨凡奇所选择的南津关坝址不合理，而把坝址暂定为三斗坪河段。三斗坪河段地质基础是花岗岩，这种地质条件各方面都比较好，也不存在大坝漏水问题，但花岗岩有一个问题是容易风化。在三斗坪坝河段中，水下的覆盖层和半风化层究竟有多深多厚我们现在还无法知道，只是在河岸上和山脚下的岸坡上做了一些坑探，大约在30米以下就可以达到较好的岩层。至于河槽内会不会比河岸的覆盖层情况好一些，也不能做出结论。据苏联地质专家说，世界上花岗岩河段的覆盖层和半风化层最深的可以达到100米。这时毛主席表现出一种不安的神态。他问我，100米以下怎么样呢？我说，100米的意思，是说100米以下就是好的岩石。我们估计三峡河段不会这样严重，覆盖层和半风化层最深的可能只有30米。这时我感觉到毛主席对三峡坝址能否找到可靠的地质条件有些担心，就说主席不要担心这个问题，如果三斗坪河段的花岗岩风化层太厚，三斗坪上下的火成岩河段约有25公里，我们可以选择的河段很多，在离三斗坪河段只有几公里的上游就是片麻岩河段。这时毛主席的脸上才有了笑容。少奇同志问什么是片麻岩？毛主席立刻伸出手表示很肯定说：“好啦，好啦，片麻岩就是花岗岩的变质岩。”我们知道，在片麻岩地区建坝一般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主席一年前在“长江”舰上，已对我们的工作有所了解，所以他这次也没有问其他的技术问题。过了不长的时间，火车就进了广水车站。
火车停下的时候，周总理对我说：“广水到了，你可以回武汉了。”
我表示，我又没做地方工作，本地县委的同志我也不认识，现在没有南下的车，天也冷，我无法回武汉了。
主席马上说：“不要回去了，我们就聊天吧。”
主席开口第一句话就问：“中央的同志有谁了解你呀？”
我在思想上没有准备，而且对于这个问题我不无考虑，就没有随便回答。
主席见我不说话，又问：“陈云了解你吧？”
我这时感到更不好说，尽管我在辽南时，陈云同志直接领导过我，而且时常见面，应当了解我。但我为什么不回答呢？这对有些人可是一个求之不得的机会呀。我一生有缘晋升的机会并不少，但我这个人向来不愿靠机缘升迁。据我当时所知，中央已有意要我去一个部主持工作。这样我就要离开长办，离开主席、总理已经交办的工作。这正是我难以割舍的，故缄口未答。
主席看我不表态，就说：“好吧，我们换个题目吧。”
另一个问题是议论美国经济的长短。主席问我，和我们中国的条件比较起来，我们的条件怎么样。我说，我没有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只从一般的地理条件说，我们与美国相比，各有利弊，相差也不会太大。在农业上我们的可耕地特别是平原土地比美国少得多，但是我们的气候条件不比美国差。我们的祖先对于在山区丘陵地带开发水平梯田有丰富的经验，所以也可以对缺少平原的缺点有所弥补。我们的山多而地下矿藏多在山区；山区河流落差大，水利资源更加丰富，远远超过美国。这些话毛主席听来显然很入耳。由于随便谈的问题很多，时间也到了半夜以后，火车正向郑州行进。在郑州，为了保密，火车就开进一个偏僻的货运车站。
这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同志要向主席汇报工作。主席就对我说：“现在你可以休息，天亮以后暂不要回武汉，我请你吃早饭。”
于是我就回到我的车厢休息。
天亮以后，毛主席不像往常那样，这次起得很早，通知我到他的房间里用早餐。我到他的房间外面时，看到少奇同志直接走进主席的房间，周总理却停在外面。原来周总理把我当成客人，要我先进去。我坚持让总理先进。
进去以后，我按指定的位置坐下，这时才发现我对面坐着江青。当江青问我是哪个县的人时，毛主席对江青说：“你们是老乡，你还不知道。他是文登县，在半岛的东边；你是诸城，在半岛的西边，相隔很近嘛！”
在随便谈了几句以后，开始早餐。我记不清吃的什么，只记得像往常一样，早餐很简单。早餐之后，我就乘车回了武汉。
回到武汉以后，不记得是住了一天还是两天，我就来到北京，向李葆华同志汇报了主席这次在火车上接见我的情况。
这时李葆华说：“刚刚国务院来了一个文，你可以看一看。”
这个文件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给中国的复照，说苏联同意派专家到中国帮助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的研究工作，第一批专家12个人立即前来中国。
中央此时决定将治江大事提上国家议事日程，当时对我来说，不免有些意外，如今看来也是事出必然。1954年洪水的大破坏，荆江分洪工程在危急时刻所发挥的作用，以及我接连两次向毛主席的汇报和多次汇报信，对中央决心根治长江、开发长江，显然都在发挥作用。
“中央决定要修三峡工程”
毛主席的《水调歌头?游泳》，这首闻名中外、脍炙人口的诗篇是1956年夏发表的。也就是在这一阕词发表后不久，即同年夏天，毛主席在武昌东湖第三次接见了我。
这次接见之前，是毛主席的一次集体接见，接见的是武汉地区一批有代表性的人士，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就在其中。这次接见由王任重同志主持。当我们在客厅坐着等候时，毛主席来了。他除去向大家招手致意外，见到我却说：“你这个‘长江王’来了”。接着又和我与李达等人一一握手。记得在主席与众人合影留念后，他就上楼到他的房间里去了。在被接见者离去后不久，我被告知到楼上去见毛主席。
我走进主席的房间，见李先念同志也在场。当时主席很高兴，还没说什么，就先开玩笑似地说：“你看能不能帮我找个人当主席，我给你当助手，帮你修三峡大坝，好不好？”
李先念说“：这个大坝长我都想当。”
此外似乎没再谈论什么，但主席却向我透露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中央决定修三峡大坝。
这次接见虽然如此短暂，但是，仅毛主席对三峡工程的此一表示，对我来说应当是比什么都重要。因为，长委会从1955年起便开始为长江流域规划与三峡工程的准备工作，同年末季我组织了大型的“长江查勘团”，请中苏专家就嘉陵江、岷江、乌江的三江下游建坝拦洪与三峡拦洪进行比较，并得出三峡建坝不可代替的结论，而且已将此认识撰文发表于1956年初的《中国水利》，正希望促其早日付诸实施之际，不料文章一发表便为李锐同志所反对。
现在，毛主席和中央都表示支持，我当时的心情不必多说也可以想见了。
《水调歌头?游泳》对当时争论之中的三峡工程，真可谓推波助澜，第一次掀起了全国性的三峡热。但对三峡工程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认为这只是一首美丽的诗篇，主席的浪漫主义，于工程之可否并无实际意义。我不赞成这种看法。只要看看此诗发表的前后几年毛主席一再向我了解三峡问题，恐怕也大多不会同意这种看法。
列席南宁会议
三峡工程的造价问题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毛主席在广西南宁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后来所说的“南宁会议”。这次会议除讨论1958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预算、批判“反冒进”外，就是听取有关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问题的汇报。
会议开始前，毛主席派飞机把我接到南宁。我与随行秘书张行彬同志是在汉口机场登机的。
据说当时有人向毛主席反映说：“还有反对三峡工程的。”
主席说：“那好，把反对三峡工程的人也接来。”
因为，我在1956年的《中国水利》上，发表了一篇有关长江流域规划与三峡工程的文章后，李锐同志便在同年的《水力发电》上对三峡工程表示了不同的意见，所以我一听说毛主席点名要听与我相反的意见，便知道必定是李锐同志。但在南宁会议上，我们的任务只是分别向会议作出汇报，私下并未交换意见。
会上，我首先碰到的问题，是三峡工程的造价问题。
在“长江”舰上，毛主席就问过我三峡工程的造价。当时毛主席得知美国萨凡奇所提的造价为13亿美元，合人民币78亿元时，主席表示造价并不算高。当时国家规定的主席基金为每年7亿~8亿人民币，在主席问我三峡工程要多少年才能建成时，我说要十多年，主席听后就说，光用主席基金就够了，不用再加别的投资。
在这次会议之前，苏联专家曾根据粗略的工程量，推算三峡工程约需200多亿人民币。但据长办当时主要技术人员杨贤溢同志估算有100亿就够了。这时我既无根据说苏联专家的200亿不对，又觉得中国工程师的估算不无道理，便用二数大致折衷再予放宽的办法暂定为160亿人民币，给毛主席写了报告。毛主席看了我的报告后，对王任重说，花这么多钱，什么时候可以修建呢？显然，毛主席当时已感到为难。
为了弄清苏联专家估算三峡造价为200亿的根据，我要我们的工程师向苏联专家问个明白。当我们得知苏联专家估算造价的根据时，我们也初步弄清了用混凝土工程量推算工程造价在规划工作的初期是可行的。苏联专家说，在工程还未进行设计之前，也只能根据一个工程的规模，计算工程的造价。同时我们也知道了苏联专家所报造价之所以如此之高，主要是根据当时在世界上已建大型工程的实际投资来估算的。后来苏联专家又根据中国工程师的意见再行估算，结果双方比较一致。这时我又给毛主席写了报告，把三峡工程造价估算为100亿- 120亿，后又改为90亿。到了南宁会议前夕，我要长办的施工造价人员再过细推算，看能否再有所降低，结果降到了72亿元。这个数字与美国专家萨凡奇所报的造价可谓不谋而合。
因此当我汇报到造价72亿元时，周总理说，如果少装机，装机500万千瓦，50个亿够不够，我说“够了”的时候，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其他同志看到我回答得很干脆，他们估计我会留有很大余地，就问25亿行不行？我说那不行。有的人说，答应了算了吧！他们似乎是在跟一个商人谈生意似的，猜想我是在漫天要价，便也来个漫天还价。我坚持说不行。
毛主席看到我坚持50亿的造价，就说：“那好吧，就算你说的这个造价，少装机，先把大坝修起来防洪。”
接着毛主席又说：“你会不会在中央决定开工后，又说不够了。”
我说：“不会。”
毛主席问：“为什么？”
我说：“有的单位在预算时压低造价，待工程开工后，再增加投资。长办不会这样。长办预算工程造价时，在高低之间，向来是就高不就低，多报而不少报，以保证工程顺利完工。现在的这个72亿，就是从原来的折衷数160亿逐步减下来的。”
毛主席对我能如实回答而又坚持不再任意降低的态度，显然表示满意。
为什么周总理问我装机500万千瓦、50亿够不够时，我很干脆地答复说可以呢？因为按当时的计算，三峡工程的总造价为72亿，其中围堰导流、拦河坝和航运建筑物的造价各为8亿，厂房和机电设备投资为40多亿。如果将原设计电站2500万千瓦改为500万千瓦，其工程投资分配办法应该是：500万千瓦的电站按10亿计算，其余尚未装机的2000万千瓦的机电厂房预留工程按10亿计算，再加上围堰导流、拦河坝和航运建筑物三项各8亿，共24亿元，合计44亿元。因此50亿元投资是够用的，但所留余地不大。
关于三峡工程造价降低到25亿是否可能的问题，如果我们正研究中的分期开发、围堰发电方案成功了，那是可能的。但这个问题当时尚未成功，因此我不敢随便答应。按照分期开发方案，围堰导流还有8个亿，防洪大坝也按8亿算，过坝建筑物不按原来永久性方案修建，按分期开发方案修建，至多也只需4亿元。这样加起来只有20亿，还剩5亿可作为装机投资。由于围堰发电，我们可以提前受益、提前回收，这样即使25亿不够，将总投资提高到30亿元，也是非常合算的。
毛主席提倡写好文章
在南宁会议期间，毛主席说到在党内培养秀才的问题。我的理解，毛主席要培养的秀才，应该是理论联系实际、善于总结工作经验、能把工作总结提高到理论高度的人才。当时毛主席批评党内有许多工作总结写得不好，有的杂乱无章，有的言之无物。也就是说，不是有材料没有观点，就是有观点没有材料。因此，他提出写作的三原则：即鲜明性、逻辑性、材料观点的统一性。
三峡工程问题讨论过后，毛主席问我：“你能不能写一篇像样的文章？”接着又说：“让王任重给你当政治委员帮助你，好不好？”
我说：“好，省委第一书记当政治委员当然好。”
毛主席又对我和李锐说：“你们俩竞赛看谁把文章写得好。”
我说：“我不行，我不会写文章。”
主席问：“为什么。”
我对主席说：“我只能用我的国语水平，勉强地表达我的工作经验。”
于是我写了一篇题为《长江流域规划与三峡工程》的文章。我的文章写好后，交给王任重同志，王阅后又交给他的秘书梅白帮我修改。梅白作了文字上的修改后对我说：“你的文章内容很有鼓舞力量。”
后来毛主席又将我的文章给了陈伯达，当时陈伯达是毛主席的办公室主任。
有一天陈伯达要我到他的办公室，谈他对我这篇文章的修改意见。他对这篇文章没有提其他意见，只说有一个“大缺点。”他指着我说：“这么大的工程，综合利用各方面都很好，为什么就没有灌溉效益呢？”
我说：“长江沿岸，夏季洪水位比两岸都高，要灌溉很简单，随便自流就可以了，内地湖水都可以灌溉。”
陈伯达说：“南水北调不是把水调往北方了吗？”
陈伯达对我的表态很不满意，表示出生气的样子说：“我要帮助你，你还不同意。”
他用手把放在桌子上的我那篇文章狠狠一推。这时我立刻走开了。我心里想，你会写文章，但是不切合实际，文章的价值也不大。何况这是以我的名义写的文章，我不能同意听任别人随意编造。
过了一天，毛主席在会议上拿出我和李锐两人写的文章，称赞了李锐文章上的一张地图说：“这个办法很好，一目了然。”
原来是这张地图上面画着全国可建的大小水电站，在大电站上画大圈，中电站画中圈，小电站画小圈，全国水电站的位置都标得很清楚。
我的这篇文章《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在一个月后周总理从武汉到重庆的途中，他看了曾有所感慨。他说，当初想要黄委写一个黄河流域规划报告，后来决定由水利部写，在水利部写了初稿以后，他不满意，后又叫胡乔木写。虽然胡乔木会写文章，但是不懂水利业务，也写得不好。周总理自己改了一遍，仍觉得不好。但对我这篇文章不料却是满意的。后来这篇文章经过总理的仔细修改，竟作为《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要点报告》的“总论”部分而传下来，这是我始料未及的。近期听长委会宣传处的同志说，他们前两三年在中央档案馆查阅三峡工程文件时，曾经看到一份关于长江流域规划的文件，周总理在上面改动的文字很多，可能就是这个“总论”。
多发水电少用煤电
毛主席重视防洪问题，也非常重视水力发电。在南宁会议期间曾说，南方水多尽量用于发展水电，凡是能用水发电的地方，就不要用煤发电，水永远用不完，煤总是会挖完的。我们的祖先会烧煤的历史已有2000年，我们的煤在地下最好再埋它2000年。
毛主席号召多用水发电对我们有特别的意义。新中国成立后，在研究发展电力的问题时，主张用煤发电的占绝对优势。反对用水发电的理由是用一种错误的理论和统计资料来证明火电比水电有利，说什么水电周期长，投资大。这种说法很能蒙混人的视听，所以到南宁会议时我们国家的水电开发量还不足水电可开发量的5%，而资本主义国家与我们却恰恰相反，他们首先注重水电的开发，有的发达国家水电开发程度已经达到80% - 90%，甚至开发已尽了。
毛主席的这段讲话可能有针对性，因为当时在电力部门长期存在着水、火之争，说到底也就是以发展水电为主还是以发展火电为主，一直争论不休。当然我们贯彻执行毛主席多发水电、少发火电的指标也应当实事求是。在水力条件好的地区以水电为主，在缺水多煤地区自然应以火电为主。同时应积极研究如何改进水电建设工作的不足，使之能充分发挥其价廉、清洁和取之不尽的种种优越性。
围堰发电 分期开发
在南宁会议上，中央领导同志都希望三峡工程少花钱，多发电。这使我想起了长办已经研究了两年的水电站如何提前发电受益的问题。我提出的办法是“围堰发电，分期开发”。设想在修水电站时，可不必等待大坝工程全部竣工才开始发电，而是在大坝增高过程中就分期发电。不仅在大坝水头很低的时候开始发电，甚至可以更早一些，在施工中就利用围堰代替大坝挡水发电，使水电站提前受益。这样就可以减少工程投资，最大程度可望减少一半。因为水电站受益时间可比正常工期提前一半，在以后一半的施工中，即可用提前受益的收入替代国家的投资。最使我遗憾的是，在南宁会议时此项研究尚无结果，而在这次会议以后大约半年多的时间，我们这个研究课题即已有了突破性成果，却未能在会上提出来。如果这个课题能提前半年成功，南宁会议上有同志要我答应用25亿投资完成三峡初期工程时，我能答应下来，中央就大有可能作出兴建三峡工程的决定。
虽然只是一个可能，还不是一个事实，但哪怕是很小的可能，只要争取到三峡工程在那时就确定开工时间，三峡工程就可以提前二三十年发挥作用，这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将有何等重大的意义！唉，仅仅差了半年时间，兴建三峡工程的有利时机便失之交臂。尽管此项研究还无结果，但为了给中央领导增加希望和信心，我还是在会上将“围堰发电，分期开发”的方法提出来了。但由此引起了李锐同志对一些基础性的技术问题的反问，为了避免无谓的争论，我在会上未作回答。
会后不久，周总理当面问我：“李锐提出的问题很好回答，你为什么不答复？”
我仍然笑而未答。我想既然周总理已经看清了李锐所提出的问题不是什么难以答复的问题，我就无须再去向总理罗嗦我为什么不答理李锐的原因了。如果总理再要问我，我再说也不迟。围堰发电与分期发电开发课题在研究过程中，也曾发生过不同意见的争论。苏联专家中与发电专业有直接关系的反而都说“围堰发电，分期发电”是不可能的，而苏联专家组长则说，研究这个问题是有价值的。为了广泛地征求意见，我带着这个问题，在1956年4月同几位工程师一起到了东北小丰满电站、哈尔滨电机制造厂和哈工大，与设计人员、教授座谈水电机组设计问题。虽然他们都说这种发电方式的电机设计不好解决，但也并非虚此一行。在小丰满电站所介绍的情况中，就有对我很有启发的材料。他们说，日本人修小丰满电站时，水位远没有蓄到设计的最低水位高程就开始发电了。同时我还利用小丰满电站正停机维修的好机会，进入引水管和蜗壳内仔细看了一番，没有发现因日本人提前发电而发生的气蚀破坏问题。
长办的工程师对于我提出的这个研究课题积极性很高，水工建筑工程师和机电设计工程师联合座谈，反复研究各种方案，终于突破了这个难题。像其他许多科学技术问题的研究过程一样，成功以后才发现，道理并不难懂。
下面我要说一说“围堰发电，分期开发”的方法，是怎样研究成功的。
在国内外水电站的建设历史中，一直以来有两个问题没解决好。一个问题是水电站建成以后发现电站规模太小，需要加大坝高抬高水位增加电力，这时就需要拆除原来的机电设备，另外安装符合高水位要求的机电设备。但是，机电设备投资在电站中所占比重很大，更换一套新的水电机组设备，就必须增加很大的投资，而拆下来的机电设备如果不能用在其他水电站，就会造成很大的浪费。另一个问题就是要修建一个较高水坝的水电站，如果水库水位没有达到设计高程时，就不能发电。因为一套水电机械设备，最好的运转性能，是只能在一定的水位变化幅度之内。高于设计水位时机械性能就有产生破坏的问题；而低于设计水位，也会产生机械运转性能问题或者是水轮机不能起动。因此，水电站大坝建设高程必须达到设计的水位下限才能开始发电。这就是说，直到大坝基本建成才能发电，于是就有水电建设积压工程投资，投产周期太长的说法。
我组织水工建筑工程师和机电设计工程师联合座谈，反复切磋，终于找到了上述两个问题的解决办法。
这就是要将水电站设计的最终总规模和水位总落差分成几个发电阶段，并使每一个水位落差阶段的机电设备运转条件都符合设计要求。办法是改变水电机械的内部结构，使其可适应水位的变化，达到发电的目的。为什么过去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呢？因为过去的观念是：一个水位落差幅度内，只能用一种与之相应的水电机组，如果水位落差幅度有了变化，就要用新的机电设备更换旧的发电机组才能发电。前面说过，这样在工程投资上是很不合算的。现在的办法是随着水库水位的不断上升，在达到另一个发电水头阶段时，不需拆迁机电设备，而是将原来机电设备内部某些机械构件改变安装办法或是更换部分构件，其中包括改换水轮机转子或者改装水轮转子叶片，电机则可用改装内部结构的方法而不用换新的电机。
这个科研项目的突破，大大打开了人们的思路和眼界。于是，可以按不同水电站的不同条件，研制和建造我们所需要的混凝土建筑物。至于机电设备的改装和部分构件的更换，应该如何作法，这是具体的技术问题，无须细说，只要说明不更换机电设备的道理，有一般机电知识的人也就懂得这一机电设备革新的含义了。至于某一个大坝分期发电的阶段是多少才算最经济合理，这在将来的实践过程中会总结出最好的经验。一般的机电工程师都了解，过渡性阶段水电机组的性能，标准低点无关大局，因为不论多少总是可以提前收回一些投资，只要最终规模的机组达到最好设计标准就行了。
这种“围堰发电，分期开发”的办法，在我国没有实现。但是听说苏联专家回国后，采取这种办法兴建了一些高坝，并且还把我们的设计办法作了修改和补充。据国际大坝资料介绍，苏联修建的萨彦申斯克大坝高约300米，就是采用分期开发的方法修筑的。毛主席在批准葛洲坝工程时，我曾建议，用修葛洲坝工程的投资，在三峡坝址上修建一个160米高的三峡初期工程。我当时的设想是，用分期开发的方法，达到最高水位160米，而初期只有120米。如果要完成三峡的最高方案，就可采用改装机组设备的办法，保证水电机械性能达到最优的水平，如果当时中央同意我的建议，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一原则进行设计。
事实上，葛州坝工程第一期工程的发电，就是在二期工程的围堰挡水下实现的，只是因为葛州坝工程的围堰高度低于三峡工程围堰，同时规划设计又不准许加高，限制了“围堰发电”效益的扩大。但“围堰发电”的理论，我们在三峡工程实战准备中，已经付诸实践了。
写到这里，我还要补充一点：“围堰发电，分期开发”这一提前受益的办法，因为起因于三峡工程，所以这种办法只宜用于规模很大、施工期较长的工程，对于一般规模的工程，这种办法就不经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