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3年到1958年的6年当中，除去中央南宁会议毛主席点名要我和李锐同志列席，向会议谈三峡问题为会议性接触可以不计外，他特别召见我面谈就有6次。在数以百计的省部级干部中，特别是在企事业部门的干部中，获此殊荣者实在不多。为什么？原因就是毛主席特别关注长江的建设，尤其是三峡工程这样的关键性项目，故接连垂询。
“长江”舰上
1953年2月19日，我接到中南局通知，要我随毛主席外出并汇报工作。为了随行方便，我被安排住在毛主席下榻的汉口“杨森花园”内。这里原是四川大军阀杨森的别墅。园外警卫森严，园内环境幽静。由于是第一次陪同主席外出，我的心情不免一时紧张一时兴奋，心中不停地揣摸着主席此行的用意，也猜测主席将和我谈些什么。
这天，我备齐了一切必要的资料，与毛主席一行数人分乘几辆小卧车朝着江边疾驶而去。毛主席在长江边下车后，漫步穿过宽阔的江滩。时近中午，远望大江，似乎显得格外浩瀚。这种观感自然与我当时的心情不无关系。武汉关附近临时搭成的一个专用码头上，毛主席在簇拥着的随行人员的前面，静悄悄地登上“长江”号军舰。
刹时间“长江”舰起锚，在“洛阳”舰的护航下，缓缓离港进入了长江的主航道。
从此，我随侍毛主席身边，开始了三天三夜的航程。
旅程刚刚开始，毛主席也不休息一下，就派人把我找去，我没想到一上船就立刻叫我去汇报。我匆匆挟上一本《申报》地图，来到二楼主席的卧舱里。这时，毛主席早已等候着我了。他身着绿色军呢大衣，头戴军帽，脖上随意地系着一条方格围巾，满面红光，全不像年已六旬的人。他见我来了，马上朝我快步走来，满面笑容地与我紧紧握手并请我坐下。待我靠近他坐下，主席很随便地问我：“你过去见过我吗？”
主席的问话使我想起中央那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来，我马上说：“见过几次。那是西安事变放走蒋介石后，1937年春中央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我是白区代表到了延安，主席曾参加过我们的小组会，我还问过许多问题。”
听了我的回答，主席很幽默地说：“真对不起，你认识我，我不认识你。”
毛主席谈话这样温和，这么平易近人，使我略为紧张的心情渐渐地放松下来。这时，毛主席的眼光落在我手中拿着的为纪念申报创刊60周年出版的《中国地图》上，问：“你这本地图是在哪儿弄来的？”
我说：“是在东北打仗时从汉奸那里弄到的。”
主席说：“这本地图还是不错的，长征开始时我路过湖南、广东边界时也弄到过一本，以后打仗行军经常用它，长征时它给我帮了不少忙。”
接着，毛主席又注意到我的右手，关切地说：“你的手是打仗时受伤的吧？
我说：“是的，是‘七七’事变后我在胶东第一次跟日本人作战时受的伤。”
主席又问：“你打了多少次仗？”
我估计了一下说：“较大的战斗约有十次，小规模的游击战可能有一二十次。”
他听后说：“好！打一打仗有好处，可以减少主观主义。”
主席的话使我想到，在军事上指挥打仗，是胜是败，事实上比其他工作的成败更容易辨别。
接着，我们的谈话转入他要我来的正题，他开始详细地了解有关长江建设的主要问题。
首先，毛主席向我了解长江洪水的成因，问长江流域气象特点是什么？暴雨区分布怎样？我打开随身带来的长江流域图，着重介绍了长江流域的两个暴雨区。一个是从南岭向北流水的地区，如赣江、湘江、资水、沅水，时间大概是4、5、6三个月，暴雨的发展是从江西到湖南，由南到北，由东到西逐步发展；另一个暴雨区是四川盆地西部、北部、东部和三峡区间，也包括秦岭以南的汉水流域，时间在7、8、9三个月。这两个暴雨区一般情况下，在降雨时间上是互相错开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长江不会发生大的洪水灾害。毛主席频频点头。
我又讲了引起长江洪水灾害的降雨情况。如果这两个大暴雨区同时降雨，这些暴雨区的洪水汇合在一起，长江的河道不可能安全下泄，就会发生水灾。这种全流域性降雨的天气一般在5至10年可能发生一次。另一种暴雨在较大的地区发生，即区域性暴雨，因暴雨强度太大也会形成罕见的特大洪水，像历史上的1860年、1870年和1935年洪水灾害，就造成了特大灾害。这种情况在长江有历史记载的1000多年间就是这3次，其原因与这种暴雨中心的地理位置的关系非常密切。
毛主席又问：“长江流域暴雨最大的强度是多少？”
我说：“根据历史记录，1935年7月间的一次暴雨的降雨中心在湖北五峰县，这一次降雨总量达到1500毫米，比两湖地区通常年份一年的雨量还多。这次暴雨造成的灾害使汉江中下游一夜间就淹死了8万余人，澧水下游死亡4万余人。川西的峨嵋山青衣江流域因地形关系，每年的降雨总量都可达到2000毫米以上，所以叫作‘川西天漏”’。
毛主席听后笑着说：“真了不得！”说着转过身去对一路陪同的公安部长说：“罗瑞卿同志，你这个高个子有多高啊？”
罗瑞卿同志笑着说：“大约有一米八几。”
主席笑了：“呵，长江真能下雨，有的地方年降雨深度，比你罗瑞卿这个子还要高啊！”
毛主席又以极大的兴趣多次询问了有关气象、水文和洪水成因的问题。
毛主席问：“天为什么会下雨？”
我根据自己所了解的气象预报的经验，简单地讲了一些我所知道的气象学的规律。中国是大陆性气候，降雨的主要原因是西伯利亚的大陆气团与太平洋的海洋气团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两个气团之间形成一个低气压槽由西南向东北有一个流动气流，这个低气压槽经过的地方就是降雨带。在低气压中往往形成低气压涡，在低气压涡经过的地方就会发生更大的暴雨。为什么夏天雨量大，主要是太平洋气团的势力越到夏天越大。大陆的夏天气温上升快，因而空气的压力减小，海洋气团的势力由东南向西北延伸，所以中国夏天雨季的到来也是由东南沿海向西北大陆延伸。
毛主席又问：“为什么有一些暴雨往往产生在某些地方。”
我又具体作了说明：“气象变化的具体因素太多，降雨往往是在一种必然基础上发生的偶然现象。由于太平洋强大的气团不断地向大陆延伸，而大陆气团因受地面复杂因素的影响，分裂成许多小的气团。这些小气团在流动的过程中高气压和低气压互相接触，当低气压由地面向高空流动时，因高空气温降低，使得空气中的含水量相对的饱和，这样就变成云雾直到下雨。从降雨的必然性讲，降雨的道理很容易说清楚，要是作气象预报，因为这些气团之间变化因素很多，就不一定准确，往往有些地方突然出现特大的暴雨。这种特大暴雨虽然都是一些偶然因素促成的，但是从气象理论上说也是在必然基础上发生的。”
毛主席听到这里，饶有兴致地说：“有意思，有意思。空气里有气团，气团分高压、低压，这气象学里也有蛮多辩证法嘛。”
“长江”舰在碧波万里的江面上破浪前进，团团棉花般的浪花拍打着船舷，发出哗哗声响。
毛主席透过窗户凝视着涛涛奔腾的长江，若有所思地说：“要驯服这条大江，一定要认真研究，这是一个科学问题。”
接着，他转过头来对我说：“长江的水文资料你们研究得怎样？”
我暗自佩服毛主席对水利问题如此内行，便向他详细汇报说：“我们已经组织了一支力量，整编了长江历年的水文资料。这些资料数以万计、重以吨计，统统作了整理。但由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时期打了多年的内战，干支流、上下游各站的记录，时有残缺，互有矛盾，因此，在整编过程中，我们不得不采取各种方法辨别真伪，作些插补，有些记录不得不用人工的方法去‘塑造’洪峰。”
“什么叫塑造洪峰？整理资料怎么还能插补和延伸？”毛主席打断我的话，十分好奇地问。
我解释说：“工程师在整理水文资料时，如果某一地、某一个时期缺乏实测的资料，而设计上或其他工作上又需要所缺的资料，便利用一条河流上下游河段的实测资料，或其他时期长期实测的资料系列，通过计算分析进行合理的插补延伸。有些资料中互为矛盾的现象，还可以通过合理性检查，对一些过大过小、互大互小、大小巅倒的数据舍弃不用。这样，如遇某一次洪峰我们没有测到，就可以利用上述办法获得的数据，推求洪峰。这就是人造洪峰。如果上游洪峰流量大，下游流量反而小，就可能是支流分泄了，或某处发生过决口，而水文资料上没有这个记载，这就可以根据调查研究的资料和逻辑推理的办法，将明显的遗漏补充进去，作一定的延伸，这类资料均属于延伸、插补的资料。我们在解放后几年的洪水预报中，证明这种延伸、插补的方法是可行的。”
毛主席听到这里颇感兴趣地说：“这个方法真有趣，很有科学道理！”接着又详细询问了许多有关具体问题。
经过个把小时的汇报以后，主席兴奋地说：“你不要走，我请你吃饭。”
毛主席吃饭很简单，只有两菜一汤，除了辣味以外，没有什么鲜味，可主席吃得津津有味，他一边吃饭，一边说：“我在北京很忙乱，出来后空气新鲜，心情愉快，能自由地谈问题，了解情况。”
当日傍晚，船泊黄石港。深夜，主席来到黄石钢厂。工人们正在炉前紧张地操作，熊熊炉火映照着毛主席高大的身躯。借着炉火红红的火光，工人们立刻辨认出来人是毛主席，他们一边不停地紧张劳动，一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位来到身边的伟人，激动万分地低声奔走相告，毛主席来了！毛主席微笑着边走边看，与几个不在班上的工人亲切握手，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21日上午，军舰抵达九江，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同志到舰上迎接毛主席上岸，并在九江接待了毛主席。
之后，毛主席仔细视察了九江市容。同主席并肩漫步的是罗瑞卿同志和铁道部副部长武竞天同志。他们三人身材都很高大，走在一起更显魁悟。罗瑞卿当时负责保卫工作，为了安全起见，他多次劝主席上车。毛主席为了尽可能地了解各种情况，增加感性认识，多次拒绝他的建议，继续往前走。沿街的商店都挂有毛主席的像，有些人不敢相信是毛主席来了，赶紧再看看墙上的图像，这才认定确实是毛主席。
时间长了，群众都认出了毛主席。在中心大街的尽头，迎面涌来了潮水般的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这时，罗瑞卿同志要毛主席向左转，走进了一个小胡同，这里已停了许多小车，大家马上分头乘车离开了。
主席的这次视察没有像在武昌视察那样被无数围观群众挡住了去路，这是罗瑞卿同志的一次巧妙布置。毛主席批评保卫人员说是用铁板把他和群众隔开，不让他看到社会情况。这次在九江，算是一个例外。
毛主席在省委接待室听取了江西省委和九江地委领导的汇报后，就离开九江上船又继续东行。这时正是晨雾初开的时候。毛主席乘坐的军舰缓缓离开九江码头，沿九江岸边码头全是热情的群众，他们不停地高声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站在军舰的甲板上，面向群众挥手致意，直到军舰缓缓进入宽广的长江主航道。
这个季节正是江西鄱阳湖水系，特别是赣江上游降水季节开始的时候。遥望九江一带江面更是水天一色，阔无涯际。
当那云雾缭绕的庐山消失在朦胧的天际时，毛主席又继续与我交谈起来。这次，毛主席把话题转入了长江流域和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这个更大的题目上来。
我向毛主席概略汇报了我们已做的关于长江平原防洪工程的规划工作。这项规划的第一阶段：是加高培厚长江干支流两岸的防洪大堤，以增强大堤抵御洪水的能力和扩大长江河道宣泄洪水的能力。第二阶段在此基础上，再开展蓄洪垦殖工程。这种工程就是有计划地把长江两岸一部分湖泊洼地用堤防围起来，需要时再修建可供洪水进入和排出的涵闸。如果不是大水年，可利用圩堤内的土地进行耕种，发展农业；如果遇到特大洪水的年份，干流堤防不能抵御和宣泄时，就用于分蓄长江洪水，降低长江干支流的洪峰，以牺牲局部利益达到保障更大范围内农田和重要城市安全的目的。这种办法我们叫做蓄洪垦殖。
当汇报到治理长江的第三阶段是修建山谷水库时，我展开了一张长江流域水利资源综合利用规划草图，图上的干支流上标着许多兴建中和规划中的大大小小的水库群。我说，我们计划兴建一系列梯级水库，来拦蓄洪水，从根本上解除洪水的威胁，同时开发水电，改善航道，发展灌溉，最大限度地进行综合利用。
主席凝视着祖国的万里江山图，从青藏高原的长江源头，莽莽昆仑，金沙江、大渡河、岷江、嘉陵江、乌江、湘江、汉江、赣江……直到上海、长江口。那睿智的目光纵横万里。他在图上比划了一个大圆圈说：“太好了，太好了！”
接着，他将目光移向群峰竞立的三峡河谷，低头沉思片刻后，突然指着三峡以上地区对我说：“修这样许多支流水库都加起来，你看能不能抵上三峡这个大水库？”
我回答说：“从长江致灾洪水的主要来源说，这些水库都加起来还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的防洪效益。”
主席又伸出手，指着三峡东口说：“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就先修这个三峡水库怎么样？”
毛主席的话说出了我酝酿已久但未敢贸然提出的想法。毛主席是大战略家，才如此准确地掌握了长江的洪水规律与其他水库的相互关系。
我兴奋地回答：“我们很希望能修三峡大坝，但现在还不敢这样想。”
毛主席又重复着我的话说：“都加起来，还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你不是也这样说了嘛！”
我见主席兴趣正浓，便又向他介绍了美国人萨凡奇在解放前提出的关于开发三峡的“Y.V.A计划”。主席问我当时的造价，我说，萨凡奇提出的造价是13亿美元。主席就派人找罗瑞卿同志来了解人民币与美元的比价，然后又掐指一算，认为造价不算高。此外又问了工期和地质基础条件方面的问题。
过了一会儿，主席又派人来找我，说要请我吃饭。这次与上次一样仍是两菜一汤，主要是辣味。饭间，主席一边吃一边随口问我：“你有多少工程师啊？”
我说：“有270位工程师。”
主席停下手中的筷子，惊讶地说：“你的工程师讲百呀！”我说：“四九年时，别的单位不要的工程师，我都要了嘛。”主席又问：“那么你有多少技术员？”
我说：“有一千多。”
这一回主席更加惊讶了，说：“哦，技术员讲千啊！”
我说：“是啊，我登报招收技术员，这一下他们就都到我这里来了。”
主席眼光中充满赞叹，使我很受鼓舞。以后，主席回到北京就找傅作义部长，说了他与我的这段谈话，要傅作义加强水利方面的技术力量。
军舰继续顺流而下，行至安庆时我发现毛主席的卫士们在扛着一块大木板走向一路护航的“洛阳”舰。
我好奇地问他们，为什么要将毛主席的铺板搬到“洛阳”舰上去？他们说“洛阳”舰的士兵有意见，认为“洛阳”舰与“长江”舰是同级的，为什么主席总住“长江”舰，不到“洛阳”舰上住一住，为此毛主席就到“洛阳”舰去睡了一夜。
当晚军舰停在安庆码头，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来见了毛主席，并且要求给安徽日报报头题字。毛主席像似带着埋怨的口气说：“你们什么事都找我。”但说归说，主席还是挥毫题下了“安徽日报”四个大字。
毛主席还听取了安庆地委书记的汇报。当汇报到大别山区的老百姓有很多人得大脖子病时，主席说：“这个病是饭食缺碘造成的，多吃海带就可以防治。”
天亮以后，军舰又启航驶向南京。
毛主席起床后，在“洛阳”舰的甲板上要与全体水兵们合影留念。接着，主席又向我们招手说：“你们也来吧！我们也合一个影吧。”这张合影不久就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了。
毛主席与我们合影后，又满足舰长的要求，为海军写下这样的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次日，毛主席回到“长江”舰后又和我谈起南水北调的问题。毛主席问：“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把南方的水借给北方一些？这件事你想过没有？”
我说：“想过，那是当我想到全国农村水利化问题时，考虑过这个问题。”
主席又问：“你研究过这个问题没有？”
我说：“没有。”
“为什么？”主席问。
我说：“不敢想，也没有这个任务。”
主席这时用铅笔在地图上指着白龙江问：“白龙江的水，能不能引向北方？”
我说：“不行。”
“为什么？”主席问。
我说：“白龙江发源于秦岭，向东南流向四川盆地，越向下游水量越大，但地势越低，不可能穿过秦岭把水引向北方。而白龙江水引向西北更有意义，引水工程也有兴建的可能性。越是河流的上游，地势越高，居高临下，则利用地势自流引水的可能性越大，但水量却越小，因此引水价值不大；反之，河流越是下游，水量越大，地势又越往下越低，引水工程的可能性就越小。”
主席觉得我说得有道理，也就没有往下问。
但主席又把铅笔指向嘉陵江干流的西汉水说：“这里行不行？”我说：“不行。”
主席说：“为什么？”
我用与白龙江不能引水的同样道理做了说明。
接着，主席指着汉江问：“汉江行不行？”
我回答说：“汉江有可能。”主席问：“为什么？”
我说：“汉江与黄河、渭河只隔着秦岭平行向东流，越往东地势越低，水量越大，而引水工程规模反而越小。”
这时，主席用铅笔从汉江上游至下游画了许多杠杠，每画一个杠杠他都要问：“这里行不行？”
我说：“这些地方都有可能性，但要研究哪个方案最好。”
当主席指向丹江口一带时，我说：“这里可能性最大，可能是最好的引水线路。”
主席即问：“这是为什么？”
我说：“汉江再往下即转为向南复北向，河谷变宽，没有高山，缺少兴建高坝的条件，所以也不具备向北方引水的有利条件。”
我为什么说丹江口一带可能最好呢？因为，当时我们在研究汉江中下游防洪问题时，曾提出过丹江口工程，只是还没有考虑利用这个工程进行南水北调。主席的提醒立刻使我想到如果经过调查研究工作，丹江口工程有可能作为南水北调的一个方案。于是在这次接见后不久，当年我便布置了引汉济黄线路的查勘。
主席听到丹江口一带可能有条件兴建引水工程时，立刻高兴地说：“你回去以后立即派人查勘，一有资料就即刻给我写信。”这年我们在汉江丹江口河段勘查了三条线路，其中一条就是由丹江口水库自流引水，通过“方城缺口”向北方引水的线路，也就是当前南水北调中线基本线路。我并且将这一查勘结果迅速报告了毛主席。方城在豫南，汉江支流唐河的上游。境内有一处地方的南北水系分水岭的地势较低，略施人工，便可引水北去。宋代对此已经发现，并进行过引水的尝试，史称“方城缺口”。
军舰快到南京时，主席又叮嘱：“三峡问题暂时还不考虑开工，我只是先摸个底。中央分管这项工作的同志，你也暂不跟他们讲，但南水北调工作要抓紧。”
后来我才知道，主席在同我谈话前不久，即1952年10月间去黄河视察，黄河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黄委）主任王化云同志向他汇报，该会正在通天河查勘有引江济黄的打算时，毛主席已经说过，“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点水来是可以的”。接着在1953年2月，也就是这次在“长江”舰上接见我的前几天，毛主席又召见王化云了解通天河引水调查情况，当他听说只能引水100亿立方米，当即表示，100亿太少了，能在长江多引些水就好了。这样看来，他这次约见我的目的是看有没有更好的调水办法。结果，我不仅与主席谈论了引水的选址选线方面的问题，而且所提引汉华北的方案更具优越性，他显然是满意的，所以要我抓紧进行。
船到南京以后，陈毅同志上船迎接，这时主席亲切握住我的手说：“好，我算是了解了长江，了解了长江的许多知识，学习了水利，谢谢你！”然后在陈毅同志的陪同下，健步走下了“长江”舰。
一次深有殊荣感的航行结束了。但在“长江”舰上与毛主席的谈话，为我勾划的这么一幅宏伟的蓝图，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使我豁然开朗。主席的眼光、胸怀和气魄确实与人不同，他从战略的高度肯定了长江建设中最为关键的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这两大课题。
从主席的总体设想来看，虽然对三峡仅仅是摸底，暂时不干，只要我马上抓紧南水北调工作，但并不等于他不重视三峡工程，也并不等于按轻重缓急，将二者排出先后次序。我理解他的意思，是根据我的汇报情况，他所设想的南水北调这项工作还未开展起来，相对于三峡工程，他所了解的情况还远远不够，还没有达到三峡工程那样的程度，因此指示我立即回去作调查，有了情况马上给他写信，使他对南水北调工作也能和三峡工程一样心中有数。
因此我认为，为了实现毛主席的宏伟理想，我们应同时抓紧做好三峡和南水北调这两大项工作，不应顾此失彼。而应以充分的技术准备，等待中央决定兴建任何一项工程的时机的到来，这样才不至于造成临阵磨枪的被动局面。以后的事实证明，由于我们迅速组织力量布置南水北调工作，同时进行三峡工程各项科研工作，才在1958年中央成都会议通过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中，决定兴建丹江口工程，从而也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