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团经过
我离开东北到达北平后，记得是先找到或遇到罗荣桓同志。抗战时期他曾任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兼领我军山东军区；抗战胜利后又从山东调往东北与林彪主持东北战事；东北解放后又率军进关，大约比我略早一些进入北平。我们见面时，他正筹划由“东野”（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改组为“四野”的南下工作团，便要我去该团任秘书长，实际负责建团的工作。
“四野”南下工作团，从组团、到团员由部队分配到南方各地各条战线工作，时间不过一年多，我到武汉就离开南下工作团，时间更短。但是，这项任务却是我一生中一个重要的过渡，由军政工作向国家建设工作的过渡。时间已经过了半个世纪，不少事情记忆已经模糊，好在十来年前，原南下工作团热心公益活动的一些同志，组织编印了几期《四野南下工作团团史文献资料选编》，可以弥补我回忆中的不足。由于南下工作团的领导同志许多人已经作古，他们还上门向我采访，邀我出席来自全国各地的团员的聚会。因为我视力全无，未能出席，有负一片盛情。但我为这个刊物写过两篇文章：一篇被放在卷首忝为《前言》；一篇题为《进军中南的一支生力军——南下工作团》，这是与赵卓云、曹诚、杜星垣同志合写的，他们曾分别是南下工作团三个分团的主要领导同志。
1949年开年的军事形势，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已经结束，东北、平津、华北先后解放，华东、中原只有少部分地区正待解放，大致只有长江以南的中南、华南、西南和西北还在蒋介石手里，但已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此时的主要任务是向长江一线集结，渡江解放上海、南京、武汉和重庆。1949年2月中旬，此时已经陆续出关的“东野”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说，该军在与北平学生联欢时，学生有参军的要求，是否可以在北平招收1万名学生参军。中央很快复电林彪、罗荣桓、谭政、陶铸和华北局的彭真、叶剑英等人，原则同意“东野”的要求。“东野”迅即与华北局、平津两市委负责同志商定招生参军的办法，并于2月24日报中央。“办法”规定，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的名义动员学生报名；平津地区初中以上年满18岁的男女生凡自愿者皆可报名，经考试合格者可以录取7000人，另3000人拟在技术工人、职员和各类技术人员中招收，对大学理工科、医科学生一般不作动员。南下工作团以谭政为总团长，陶铸任副总团长，并成立了以陶铸为首的五人委员会。招生的启事和简章登载在《人民日报》、《北平解放报》和《天津日报》上，报名者便涌向各报名点，我们很快就完成了招生任务。总团下设一、二、三分团，我担任总团的秘书长，张平凯任副秘书长，协助陶铸同志工作。招收的学员陆续报到后便分团编队进行培训。培训的方式主要是学习：听大报告，阅读书籍、文件，分组讨论，通过学习懂得革命的道理，了解党的政策，以便结业后南下作为工作骨干分往新区工作。这批学员虽然只有少数是由平津两地党组织动员参加的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多数是毫无革命经历的青年学生，在学习期间却见了大世面。因为到南下工作团来作报告的有许多是中央领导人和党的知名人物，如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叶剑英、罗荣桓、彭真、薄一波、李立三、王明等；至于文学艺术界、社科界的名人就更多，如郭沫若、艾思奇、刘白羽、吴晗、邓初民都出席过南下工作团的活动。我们总团和分团的主要负责人作的报告更多。现在有记录可查的，我就作过五六次报告。
到1949年10月，南下工作团约14000人的干部和学员分配完毕，分往继续南下即向西南进军的部队和地方（大部在中南各省，少部分去华南）的大致各一半。其中有一部分由“四野”进行培训，作为部队的高级参谋人员；一部分留京由外交部培训，成为驻外使馆的文秘人员。这10000多人并非一齐南下，而是根据南方形势的需要分批去的。
我是1949年8月初随第三分团沿津浦铁路，经天津、徐州再转达开封的。三分团在开封河南大学进行学员的学习总结、鉴定和结业式后，于9月下旬又开赴武汉。到武汉后，“四野”司令部、政治部在汉口民众乐园举行欢迎会，也是欢送会。因为会后，三分团的学员也包括我们干部便陆续分配，走向中南各地的党政军各自的工作岗位了。一分团和二分团则分别在河南鸡公山、汉口中山公园举行了学员结业、分配性质的大会，时间还略早于三分团。
武汉——一生的重要转折点
中南重镇武汉市，是1949年5月16日解放的。前此，“二野”、“三野”于4月下旬在长江下游合力发起渡江战役，解放了南京。与此同时，“四野”几十万大军分三路南下，前锋已迅抵湖北，几天之内就与当地的江汉军区、鄂豫军区的部队形成了对武汉的包围圈。武汉解放后，中央批准成立了华中局（旋即改为中南局），林彪为第一书记，罗荣桓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并实际主持中南局的工作。
在我随南下工作团南下的途中，中央宣布了广西省的领导班子，由张云逸同志任省主席，我任第一副主席。我在“四野”的学员分配工作结束后，张云逸就多次催我去广西履职。不料我到武汉后才知道我的组织关系却转到了中南局。我向中南局提出去广西的事，中南局不同意。
张云逸这期间又几次见到我都说：“走吧，走吧。”
我说：“中南局不同意我去。”
他说：“中南局也不能否定中央作的决定啊。”
我说：“还是听中南局的吧。”
当时，中央预定的南方各省的一把手，广东是叶剑英，湖南是黄克诚，湖北是李先念，浙江是谭震林……，但不久就皆由地方调往中央担任国务院或其他重要部门的领导，再由其副职接替工作。这显然是中央有意识地安排，先由一些资深而更多地方工作经验的同志到地方奠定基础，再从各省党政领导副职中提拔一批或者说是再锻炼一批人主持各省党政工作。
我到达武汉这年的秋天，正是长江大水，长江中下游造成了严重灾害，我们才建立不久的新政权便忙于组织复堤救灾。事有巧合，中南局要我去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农林水利部当部长，这个职务大约还未及开展工作，该部就改为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也由我任部长，后又改由一位民主人士刘斐先生任部长，我改任副职和党组书记而实际主持工作。中南局的这个决定对我说来虽然是等于降级使用，却也基本符合我原来的想法。我的想法是根据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在全国解放后，我们党的工作要由领导打仗转变为领导建设。
毛主席这时才发表不久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已经说得很清楚：在新的局势下，我们过去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他又说：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学习经济工作。不要装懂，不懂就学，学它一年二年三年。当时国家百废待兴都要搞建设的大环境、我个人的志趣和主席这番话，应当是我未计名位同意中南局分配的原因。这也是我个人的想法，或者说是我这一类人的想法，有些人并不以此为正确，而认为继续留在部队或去地方当官才是正路。当时我就察觉，有些人以为我要去广西时对我非常客气，后来听说我不去广西了，可能误以为我是犯了错误，或者未被重用，对我便不屑一顾了。
当时谁能想到，我在武汉一呆就是30多年（即是在80年代初我退居二线改任长办顾问后，我的工作仍在武汉），而有关长江治理开发的工作，则成了我终身的职业——只要我一息尚存，就不会停止我对于长江问题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