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南根据地的党政建制
1945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东北局在沈阳张作霖的“大帅府”宣布成立。东北局下设机构在解放战争中时有调整。其中，辽南地区在1946年6月之前我党在东北初设建制时，曾分属辽宁省、安东省、辽东省。1946年6月下旬成立了辽南省分委（驻岫岩县城），归辽东省委领导，我与吕其恩同志分任正副书记；政权机构为辽南行署，有两位同志分任正副主任；军事上为辽南军区，我是政委，司令员是吴瑞林。辽南省分委下辖一、二、五3个地委，各由书记、专署专员、军分区司令员分管该地区的党、政、军工作。一地委驻辽阳，另辖海城、营口、岫岩、青城；二地委驻安东，另辖安东市直属区、孤山；五地委驻庄河，另辖新金、复县、盖平、万福，全省共辖12个县（市）。
辽南这个地区三面临海，形如半岛，北临沈阳，西望锦州，既是东北的咽喉带，也是向南出海或人关最便捷的地区。蒋介石在东北战场的战略是“南攻北守，先南后北”，视辽南解放区如心腹大患，必欲去之才能放心，1946年10月间便调军大举进犯辽南。针对敌人的战略，我军在辽南的任务就是削弱敌人，拖住敌人北援，保存自己，坚守辽南。陈云同志此时曾把东北的敌人比作一头牛，这头牛疯狂地从南向北窜犯，你不拽住它的尾巴，南满受害，北满更保不住。但在当时敌强我弱情况下，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必须付出巨大代价，所以我们的仗打得非常艰苦。此时从总体上讲，无论是人数、装备，我军都是弱势，在战略上，必须避其锐气，不以死守城市和铁路为目标。蒋军此时因尚未与我军作过较量，未曾受挫，而正是最狂妄时，到11月底便以胜利者的姿态占领了辽南，对我之避让和转移还蒙在鼓里。根据辽南地区敌我形势的新变化，1946年底，东北局决定将辽南省分委改为辽南省委，划归由陈云同志为书记的南满分局领导。到1948年8月，敌强我弱的局势早已颠倒过来，蒋军在东北的败局已定。此时又将辽南省委改为辽宁省委，书记是张秀山，我任副书记、省军区副政委
在蒋军采取的“南攻北守，先南后北”作战方针重点进攻的地区中，尽管我们在战略上避免和蒋军死拼硬打，但在转移、掩护和建立新的根据地时，仍然时受重创。我们最艰险的时期是1946年10月至1947年5月，这段时间最有名也最壮烈的是我们参与支援配合的“四保临江”之战。
放手发动群众巩固革命根据地
日本投降后，我军比国民党提前几个月进入东北，群众对我党我军的一切表现都很满意。但他们还不知道国民党的腐败，他们认为中央军当然要比日本人好，共产党好，但太穷了。在国民党党政大员和各级官吏你争我夺的“大劫收”中，群众很快觉悟，说国民党是“二满洲”、“二鬼子”。群众在还没有看清楚国民党的真面貌前，被国民党利用，起初东北群众曾以中立的态度对待我们，其中也有一些人曾经狂热地拥护国民党，并被反动派的组织牢固地控制住了。这时我军的活动因为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处境十分困难。甚至于在国民党到来前，曾拥护过我们的革命群众和群众运动中被提拔的一些新干部，在本地区也无法存在下去。
当东北大多数人处于中立状态时，我们争取时间作了许多成功的尝试，因而在群众运动中培养了一大批青年积极分子，也是我们所培养的第一批东北新干部。这些积极分子是在我们发动群众开展诉苦等运动中培养起来的。当我们开始建立革命组织的时候，在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革命活动的初期，就发现群众中存在着对伪满反动势力的仇恨，后来我们专门组织受难群众开展诉苦运动，这种诉苦运动引起了大多数贫苦群众的共鸣。有一些受苦受难最重的群众在诉苦大会上，因过于激动而晕倒在会场上。这种诉苦运动，实际上在抗日战争后期也在抗日根据地开展过，当时我们叫做“反恶霸”。但在抗日根据地内的恶霸分子还不会像伪满的恶霸那样严重和数量那么大。伪满统治下的这些恶霸比抗日根据地内的恶霸更坏，要受到更大的仇恨与打击，这样也就在群众中出现了对恶霸的清算行动。这种清算行动叫“算账教育”、“清算教育”。我们在南满开展的这种诉苦运动，当时负责群众工作的江华就曾用电报向中央报告过。这种诉苦运动，当时很快地在其他地区开展起来，而在解放军中开展这种诉苦运动，就成了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当时毛主席也对这种在部队进行诉苦的阶级教育作了很高的评价。
由于我军力量在开始时处于明显的劣势，也由于广大群众的中立态度，所以国民党军在其主力开始进入东北后就很快占领了东北的大中城市，并且在这些城市的郊区建立了相当大的反动统治机构，特别是从山海关到沈阳广大的辽南地区和安东、通化地区。在这些地方，国民党的反动政权有一段时间似乎相当巩固，所以这个时期的辽南省在同国民党斗争中处境非常艰苦。以陈云、肖劲光为首的中央南满分局在全东北也是处于最艰苦的境地。正是他们所率领的东北解放军第三、第四纵队，也就是后来的40军、41军，在“四保临江”中，打退了国民党的四次进攻。
在最艰苦的时期，我们曾一度将群众发动起来了，但群众的斗争热情不久就消沉下去。当时，在诉苦运动中的一些积极分子，在我军撤走蒋军占领后，还被迫“悔过自首”。所幸这个反复时期只持续了将近一年时间，东北解放军就开始了对国民党的反攻。在这种情况下，广大群众很快就又起来了。经过这些反复的斗争过程，群众的政治觉悟才得到了考验，有了较大的提高。在诉苦运动中，我们提拔起来的青年干部，约有七八百群众，都参加了辽南的政治学校。他们回到本地后，受到了当地群众的欢迎，也成了我军在当地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在这个时期，国民党的贪官、党棍和兵痞把蒋占区弄得乌烟瘴气，解放区的群众就有不少要去那里看个究竟。此时，北满和其他一些地区是相对稳定的解放区，而辽南地区在我们于1946年撤出后，结果凡是去南满国统区看过的人，都有了亲身体会，这时他们才相信共产党、相信解放军，最终成为我们的群众基础。
在辽南与蒋军周旋
我们放手发动群众建立辽南根据地的时候，正是国民党占领南满铁路沿线和大城市的时候。我们利用国民党军向北进犯和攻打四平等大城市的这段间隙，在辽南非敌占区，争取时间初步完成了辽南地区根据地的建设工作。
国民党军在得手四平并进占长春后，却再也不敢进犯哈尔滨与齐齐哈尔。因为就在国民党军攻打四平时，我四纵在辽南发动了鞍（山）海（城）战役。1946年5月22日，我军一举攻克鞍山，并乘胜南下海城，迫使驻守海城的国民党云南部队184师师长潘朔端宣布起义。进而我军又一鼓作气拿下大石桥和营口等城市，并在新开岭全歼敌整编25师3个旅，活捉整编师师长李正谊。我军在南满的节节胜利，震撼了东北的国民党军司令部，迫使他们改变作战方针为“先南后北”，集中主力调转主攻方向向我辽南地区扑来。他们一方面固守沈阳、抚顺和鞍山等大中城市，一方面用王牌军新六军16师和22师轮番与我辽南独立师作战。这时我们处于极端的困境中。幸而新六军105师是学生军，只能守城不能出城作战，否则我们的仗将打得更苦。
1946年10月至1947年4月至5月间，我南满中小城市先后全部落入国民党手中。其间，国民党军气焰嚣张，在南满先后四次向我临江发动攻击。由于我四野三纵和四纵英勇抗击，敌人侵占临江的目标始终未能得逞。
国民党军欲取临江而不得，从敌人方面来说，未将新六军投入战斗是一重要原因。这不是国民党军的指挥部不懂这一点，而是从1946年10月起，我辽南独立师即缠住新六军不放，且在无数次的战斗中，我方每每取得胜利。也不是新六军的战斗力不强，而是他们在占领区内不得人心，群众不再支持他们的结果。当时我们的部队虽然也没有取得群众的充分信赖，但我们的指战员十分清楚，牵制新六军对整个东北战场的重要意义。尽管我们与新六军周旋的时间正是东北的严冬季节，条件极其艰苦，但我们的指战员硬是拼死与新六军作战。当时如果我们不战胜新六军，我们自己也就失去了立足之地。严峻的形势可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克敌制胜的动力。
当然这与辽南独立师指战员不断克服自身的错误思想不无关系。这些错误思想在当时的省委内引起了很大争论。当时部队中曾出现要与新六军决战的急燥思想，这是不懂得牵制新六军重要性的一种表现。我们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只要我们坚持运动战，不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就能把新六军拖在南满，而拖住新六军，时间对我们包括北满乃至全东北就十分有利。当时有人对我说，我们现在是武装游行。我对他说：就算是武装游行，我们拖住了敌人，时间也对我们有利。事实果真证明了这一点，北满地区正是充分利用了我们与敌军在南满周旋的时间，发动群众，清匪反霸，才创造了“三下江南”作战的条件，而我军“三下江南”作战反过来又大大支持了南满的对敌斗争。
指战员中存在的另一种错误思想是怕与敌人主力作战伤亡过大，主张把我军主力分为游击队，用游击战术骚扰敌人代替运动战。假如我们采纳了这个意见，就会失去我军的优势地位，也就失去拖住敌人王牌主力新六军于辽南的重要作用。因为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体，必须看到它的两面性，避开与敌人主力作战虽可减少部队伤亡，但失去群众的支持兵源补充就难了，并且降低我军的士气。如果我们害怕敌人，群众就更不会接近我们，参军无人，兵源断绝，还谈何军事优势？这时我们又产生了一种不同意见，忽视补充新兵的重要意义。当时我们与新六军作战的战士，个个都是久经战争锻炼的骨干，也是未来的班排级干部，如果不补充新兵，我们每次作战伤亡的都是骨干，就影响到部队的存在与发展。如果补充了新兵，他们就能带领新兵继续作战，使新兵再变为骨干。为此，我们省委不得不派出组织科长田仁杰同志亲赴旅大招兵。旅大同志鼎立相助，从工人群众中募得新兵数千人，部队才得以壮大和补充。
当时还有一种极左思想，就是不重视背靠关东洲作战的重要意义，认为我们在靠近关东洲附近地区与敌作战，不如在鞍山、沈阳等大城市附近作战更能动摇敌人。仅仅有此想法大家还可以讨论，求得认识一致。可事出意外，有些同志竞利用我去旅大联系招兵的机会，擅自把队伍拉走了。结果他们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其中一位同志表示再也不敢这样独立行动了。
国民党新六军12师、22师被我牵制，打乱了杜聿明在东北的战略部署。他向蒋介石提出要求，不惜冒引发中苏冲突之风险，也要发动对我“岗边”的进攻。“岗边”，是东北作战时我军的一个俗称，即指：北为蒋占区的皮口至普兰店公路一线；南为苏军驻守旅大区的前沿岗哨一线；东起姚家，西至石河驿，长约40公里、南北宽五六公里的狭长地带。由于我辽南独立师的驻地背靠由苏联驻守的大连岗边，所以对辽南独立师发动进攻也叫对岗边进攻。但蒋介石没有同意杜聿明的意见，答复他说，现在切勿与苏联发生冲突，待消灭中共后再与苏联作战。该密电解答了一个争论，就是我们预防国民党的大进攻是正确的。东北国民党有在岗边消灭我军的这种意图，但当时辽南省委内部不相信有这种可能，所以在我提出要严加防范的时候，反而说我是错误的，甚至是严重错误。实际上，这是许多同志的麻痹思想。后来我们接到中央的密电，得知东北国民党确有在岗边消灭我军的意图，只是因为蒋介石不同意才作罢。在中国革命史上因这种麻痹大意而造成的失败事例并不少见。
在军事斗争最艰苦的这个阶段，如果我们在上述争论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在辽南地区就可能造成重大损失。所幸的是，我们避免了可能犯的任何错误。为了争取在党内不同意见的结论中取得一致，我作为省委主要负责人，也曾在斗争中采取了较多的让步。这种让步就是为了争取在不同意见中使正确的意见获得通过。这在我的一生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在我的一生中，面临过多次党内斗争，我都采用了较多的退让，这种退让也不免使工作受些损失，却避免了更大的损失和失败。
辽南军区的建立
辽南军区部队建设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辽南独立一师开始时是以冀中调来东北的一个营部加一个排作为基础，逐步发展壮大为独立一师第三团。我们将胶东蓬莱县大队改编为独立一师第一团，将八路军调来东北的干部配上新参军的战士组成第二团和第四团。由这四个团组成东北独立第一师，在保卫辽南革命根据地的战斗中，经受了解放战争的锻炼和洗礼。
我们还将在战斗中受伤经治疗康复后的干部和战士作为骨干，加上新兵编成辽南独立二师。后来将辽南独立一师、辽南独立二师，加上辽宁军区调来的一个独立师合编组成第五纵队，即42军的前身。42军是抗美援朝纳入志愿军建制首次跨过鸭绿江的部队。
这样，在短短的时间里，辽南军区的部队即由一个不够一个团的力量发展壮大为相当一个军的战斗力。这种建军速度的获得和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与巩固分不开。由于根据地的建设，群众阶级觉悟不断提高，参军浪潮一个高过一个，扩充部队也就有了兵源保障。由这些觉悟了的受苦群众所组成的武装力量，虽说接受正规训练的时间较短，但是战斗力却相当强大。实践证明，我们在辽南组建不久的武装力量，在与经过美国训练并由美式武器装备的国民党王牌军作战时，不但没有处于下风，还每每取得胜利。原因是我们坚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并通过战争磨炼和提高部队作战能力，逐步把部队造就成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人民武装力量。
随着军队的建设与壮大，地方政权的不断加强和巩固，人民群众的利益也就有了坚强的保障。因此，人民群众也就更加热爱人民解放军和地方人民政府。在革命群众掀起的参军浪潮中，我们适时扩编了一个补充师，归入42军建制，还在41军12师来辽南休整时，为其大大扩充一番，将来时的1900人的兵力扩大到15000余人，为该部队参加塔山阻击战准备了条件。
进行土地改革迎来参军热潮
1946年5月，遵照中央“五四”指示和东北局“七七”决议精神，我们在辽南地区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先进行反奸清算、“二五减租”，帮助农民从地主手中分得土地。
经过近半年的工作和斗争，至1946年10月底，根据地内无地少地的贫下中农都分到了土地，他们无不由衷地感激中国共产党、民主政府和人民解放军。这期间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其中不少具备共产党员条件的被吸收入了党。随着新党员大量增加，建立基层党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我们在抓紧建立和健全基层党组织的同时，还积极健全村屯政权和县保安团、区中队等武装组织，为剿灭土匪、迎接敌人大规模进攻作了最根本的准备。
辽南省委对土地改革的指导思想十分明确，以土地改革为中心，同时完成当前各项紧急任务。我们结合辽南地区的实际，作出了八条土改政策规定，保证和推动土改运动健康进行。我们还从各地抽调大批干部参加土改干部训练班，为地方培养领导土改斗争的工作骨干。省委干校的学员也全部编人省委土改工作团，与各地干部相结合，深入农村发动和组织农民投入土改运动。
1948年夏秋，辽南的土地改革运动先后结束，农村的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世世代代受剥削、受压迫的贫下中农，如今翻身成了土地的真正主人，积极性空前高涨，生产力大为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为辽南长期而艰苦的解放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土改后期，有的地方也曾发生过偏差，侵犯中农利益者有之，地主富农专分坏田者也有之，甚至个别县还发生乱打乱杀、提出杀人越多越好的口号。在毛主席发表谈话后，我们一经发现即予坚决纠正，并用“复查”的办法集中进行纠偏，使问题得到基本解决。
除去抗战胜利后我们迅速调集军政力量进入辽南，并建立地方政府这一时期外，我们撤出后，辽南就成了国统区，所以辽南又是东北解放最晚的地区。营口市直到1948年11月才最后解放。辽中、台安、盘山、牛庄等县，辽阳、海城、营口县的一部分以及鞍山、营口市的郊区都是新的解放区。对于这些新区的土改，辽南省委发出了专门指示，注意吸收老区土改的经验教训，对新区土改的政策规定得更加具体而符合实际，避免了老区土改中曾经发生过的偏差。新区的各级党委，普遍都加强了对土改工作的领导。凡参加土改工作的干部都必须经过严格训练，工作队到达基层后，一方面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一方面要把土改的政策、规定全盘交给群众，要求群众按政策规定办事，从而避免了一些过激行为的发生，使阶级划分、平分土地等基本工作能沿着政策轨道健康进行。土改运动中得到的浮财，我们说服群众不要尽数分光，而由农会用于购置农具和牲口，分配给缺少生产工具的农户，以帮助他们尽快发展农业生产。
无论新区或是老区的翻身农民，在土改中获得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之后，都知道这是来之不易的，必须用鲜血和生命去保卫它。于是他们一次又一次掀起参军热潮，为解放战争提供了不断的兵源。1947年5月至7月3个月，仅新金、复县、庄河3县，参军人数就上万人。他们还组成地方武装，积极配合清剿匪特，仅盘山一个县即查出并消灭土匪300余人。他们为了支援前线，还组织了运输队、担架队，成为解放军一支不在编的后勤大军。
战时党的建设
在刚进入辽南时，党的建设工作几乎是一片空白，一切都得从头做起。俗话说：万事开头难。但再难也要抓紧党的建设，因为它是做好辽南工作的关键。
党中央派到辽南的干部，都是从各抗日根据地抽调的。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干部，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是一批优秀的工作骨干。
我们省委在研究地、县委工作班子时，考虑到在战争条件下开创工作局面的困难，强调干部配备要强一些，决定仍按干部在抗日根据地的职级进行分配。即原来是地委书记、专署专员、地委部长的干部到地委一级的机关工作；原来是县级干部的仍到县委一级机关工作；对于区一级的主要领导人员，区委书记和区长也从老干部中挑选。由于这些干部都具有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群众工作经验、对敌斗争经验，甚至吃苦耐劳的经验，而且分配合适，各得其所，所以他们到达地方后，一经与当地实际情况结合，就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
地县区级机构的架子搭起之后，虽然有了领导核心，但工作人员还十分缺乏。工作人员的来源，只能依靠就地选拔解决，省委要求各级党委注意从工作和斗争的实践中发现和培养人才。反奸清算、剿匪、减租减息、土地改革、支援前线等各项工作中，都曾涌现过不少积极分子。我们通过举办学习班、组织工作队等方式进行培养，并向各级机关输送经挑选合格的工作人员。这些土生土长的干部，天生的同群众有密切联系，十分熟悉民情，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方面发挥了非常独特的作用。
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我们还组建了省委干校，以加强干部培训工作。从1946年9月开始，我们从各地县区抽调干部到干校学习，特别注意对在工作局面最艰苦时期涌现的积极分子，一贯跟着党走的骨干的培养，先后吸收了800多名这样的干部来干校学习。干校学员主要学习当前形势、党的方针政策，以及社会发展史等基本理论课程。
1947年夏，我们还成立了以培养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建国学院。这个学院的学员，均为具有“国高”（国立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干部。通过形势教育、近代史教育、党的基本知识教育，解决学员的世界观问题、“正统观念”问题，以及对中国之命运的认识等问题。学习期间，一些刚从国民党占领区来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现身说法，用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国民党的种种罪行，对转变广大学员的正统观念和消除对蒋介石抱有幻想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学员们还通过劳动锻炼和党的方针政策学习，学到了从事革命工作的基本知识。建国学院的学员毕业后，有的分配到土改工作队，有的分配到领导机关工作，绝大多数都成为工作中的骨干力量。
党建的一条重要任务就是要搞好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在地县区搭好架子后，我们即着重抓了这一工作。
辽南地区原有党的力量十分薄弱，除营口市有少数地下党员并保持一定活动外，其他地方没有党员更没有党的组织。我们要求各级党委结合工作与斗争，注意发现和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并对其中具备共产党员条件的及时发展入党，以建立基层党组织。各级党委都非常重视这一工作，基层支部很快就普遍建立起来，成为领导群众进行根据地建设和对敌斗争的坚强堡垒，绝大多数党员和干部都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但因组织发展偏快，也曾出现一些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为了巩固土改成果，为了粉碎敌人进攻，也为了更好地支援战争，解放全辽南，解放全东北，我们及时进行了认真的整顿工作。
辽宁省委根据东北局的目标和要求，做出了具体部署。首先组织和训练整党工作骨干队伍，明确指出这次整党以正面教育为主。对党员进行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在老解放区还要公开党的组织，向贫下中农宣布党员名单，以征求他们对党组织和党员的意见。在整党中发现的问题，要区别不同性质予以处理。对那些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要坚决清除出党；对那些虽然犯有错误，但还可以教育的党员要给予热情关怀，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帮助其改正错误。由于各级领导认真掌握政策，整个整党过程中，没有发生过大的偏差和错误。
通过整党，清除了个别的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党的组织更加纯洁了。广大党员普遍受到了一次党性教育，政治思想觉悟大为提高。各级党组织与群众的联系更密切了，工作作风更深入更民主了，这就大大提高了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由于我们始终抓住了党的建设这一条最根本的任务，带动和促进其他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政权建设、军队建设、群众组织建设也都相应得到加强，革命根据地也就越来越巩固。
与高岗的斗争
东北解放后，经中央批准把原来的小省委合并为如同现在规模的大省委，辽南省委改为辽宁省委。辽宁省委书记是张秀山，我是省委副书记兼军区政委，白坚任副书记，杜哲衡任省长。过去，南满工作是由陈云负责，现在改由张秀山负责。
高岗的反党阴谋在1954年的“高饶”反党联盟暴露时才被总揭露。其实，在陕甘宁边区时早就有人发现高岗闹宗派，凡是和他意见不同的人都要进行打击报复；反之，一旦发现与气味相投或可能支持他的人都要进行拉拢。日寇投降后，党中央为了照顾他将他调到东北工作，而他却利用东北的有利条件扩大了他的宗派活动和反对党中央的活动。东北是全国最先解放的大区，在林彪、罗荣桓率领“四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向平津进军之后，东三省就成了高岗的天下，这正是他实现个人阴谋的最好时机。
在很长一个时期里，高岗为了实现他的阴谋，常常提出一些与中央不一致的口号，还经常打着林彪的旗帜借此抬高自己。为了庆祝东北的解放，实际上也是为了利用东北解放这个有利条件，借宣传林彪的功劳抬高自己，使自己与林彪处在同一个地位。他在庆祝东北解放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大肆宣传，东北的解放是“林高思想”的胜利。那位抗大的“红色教授”张某人也在主席台上竖起大拇指并且在台上走来走去，再三高呼：东北解放是“林高思想”的胜利。而高岗却在东北局一次高干会议上点名指责我说：“林一山说，东北局的改组是篡党，是严重的错误。”听高岗这话，我立刻明白了他的用意。这是要逼着我表态。而我的表现出乎他的意外。第二天，我发表了一个文字声明，在大会上一字一句地读，然后请大会主席团审查。如果我确是说了这样的话，愿意接受组织的任何处分；如果我没有说，我建议给造谣的人宽大的处理，因为我向来主张民主，允许说错话。如果是高岗说了错话，我请求党原谅他。高岗听我说了这样的话，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表现得十分不自在。大会闭幕的时候，他在闭幕式上总结时说：“这件事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何必老太婆的裹脚布又臭又长，来此一套。”短短几句话，就想将这事不了了之了。从这件事中足以看出高岗的嘴脸。
根据高岗一贯所表现的宗派思想，我想他一定会打击报复，于是在这次会议之后，我便决定离开东北。同时我也知道他是不会轻易让我离开东北的。正巧高岗到中央开会，东北局的工作由陈云临时代理，我就趁此机会要求陈云准许我离开东北。我对陈云同志讲了许多离开东北的理由。事有凑巧，当时东北局宣传部长王稼祥同志不同意我的要求，想让我和他共同主持东北的宣传工作，他说只挂一个名，具体工作由我负责。他说他是一个重残废，只能是个名义上的部长，实际的领导工作要由我负责。我说我的右手也是残废。王稼祥见我去意已坚，自然不便过分勉强，但不免扫兴地说：“那就算了吧”。王稼祥同志当时还有一层意思：要是我能答应，他将来调中央做宣传工作时，要我和他同去。现在看来，我总算有自知之明。事后在我的一再要求下，还是离开东北。等高岗开完会回来时，发现我已离开东北到了北京。
不久以后，高岗在东北召开高干会议，内容是批判白坚、林一山、刘建章的“反党”行为，并且要中央通知我返回东北接受批判。由于中央没有对此事表态，于是他不得不“缺席批判”，并将会议决议送到中央转给我。对东北局这个决议，我没有表态，只是承认日常工作中可能有错误。东北局当时在全国的威望很高，我以为中央会让我对东北局的决议作出文字答复的，出乎意外的是，中央对此事并不过问，而是将我的“声明书”与东北局的决议一并搁置，这就等于将二者划了等号。此事在中央决定撤销大区时，我曾向中南局领导邓子恢同志重申己见，说我一直想不通。邓老说：“你是个好同志，中南局多次会议上都说过。下面的决议，中央没表态是不算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