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后的东北
1945年8月，苏联政府根据1945年2月11日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南岸的雅尔塔，苏、美、英三国政府秘密签订的《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即通称之《雅尔塔协定》，对日宣战，出兵东北。《雅尔塔协定》规定：在对德、意法西斯的欧洲战争结束后之两三个月内，苏联应对日作战。其中，涉及中国东北及其邻国的条款还有：维持外蒙（即蒙古国）现状，大连国际化，旅顺口为苏租用之海军基地，中苏共管中长铁路，以及可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这个协定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五大同盟国的中国和法国参加，对中国尤为歧视。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将其于日本投降后占领的中长铁路与旅顺港归还中国。中长铁路是中国长春铁路的简称，铁路西自哈尔滨至满洲里，东自绥芬河，南至大连，呈丁字形，系由东北地区的原中东、南满两条铁路于抗战胜利后合并。
苏军捷足进入东北时，暂驻苏联境内的我东北抗日联军数百人，此时也与苏军并肩回到祖国。与此同时，即1945年8月10日、11日两天内，延安八路军总部朱德总司令接连下了7道命令，令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各地区之我武装力量迅速就地和易地接受日军和敌伪武装投降。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队固然远离东北，我军除冀热辽军区之兵力离东北较近可以迅速出关，多数根据地也是鞭长莫及，就近从海上进入辽东半岛的就只有胶东军区了。
据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辑的《解放战争中的辽南根据地》所记，我军最早进入东北的是冀热辽军区分几路派去的队伍，时为8月中旬日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后，其中有一支部队不久即进驻沈阳。9月上旬，胶东军区党委根据中央部署组成了以吕其恩为司令员、只有七八十人的“八路军海南先遗支队”，从海上出发，智取辽南沿海的庄河县城；下旬起，由肖华、林一山、吴克华、万毅等率领山东军区的部分机关干部和部队共约12000人分批由海上在辽南登陆；11月初，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又率领鲁中军区的一批队伍和地方党政干部到了沈阳。其他根据地如晋察冀、晋冀鲁豫、陕甘宁边区的干部、军队也陆续出发。与此同时，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以彭真为书记的东北局，彭、陈、伍三人旋即由延安飞抵沈阳；稍后，林彪、李富春、李立三、张闻天、林枫等十几位领导人也到达东北。接着中央东北局成立。此时各地进入东北的部队，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到1946年初，经中央军委决定改称东北民主联军。经过1947年一年的苦战，我军已由抵御蒋军的进攻转向大举对蒋军的反攻，解放全中国已成为作战的目标，故于1948年元旦改称为东北人民解放军。
与我军同时，1945年8月底，蒋介石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辕主任，并公布划分东三省为辽宁、辽北、安东、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9省和哈尔滨、大连两市；接着由杜聿明率领蒋氏王牌嫡系和装备最好的原中国缅甸远征军，从大西南空运东北，并另调部队出关，在沈阳组成以卫立煌、杜聿明、郑洞国为正副总司令的“剿总”，与我军在东北展开争夺战。
东北战争开始前及以后的几年中，中央的指示、总结和指导性的文件不断，这是我军东北战争的指南。起初，先到东北受降的八路军有不少官兵都想据守大城市，中央鉴于敌我力量悬殊，要我军让出蒋军急欲占领的大城市，去比较偏远的城镇和农村开辟根据地。但蒋介石得寸进尺，他非要把我军彻底消灭才罢休。我军为了生存，被迫迎战。可开战后才发现我们对蒋军实在估计过高，小仗不消说，大仗从四平街、锦州到长春、沈阳，我军出战必胜，到1948年初冬东北即全部解放。
日本投降后，胶东同志对形势的分析，现在看来是太肤浅了。因为没有对未来形势的正确分析，所以后来在我们遇到许多问题时，由于缺少思想准备而大大增加了当时我们在工作上的困难。当时的分析虽然不可能很全面，但只要我们在这个方面稍微有些认识，对未来的工作就会产生较好的影响。特别有一点更重要，就是在确定离开山东到东北去以后，会有什么新的问题，当时也没有好好研究。当时我们对于形势的分析往往是信心大，对困难估计小，这一倾向不仅在胶东，在山东，似乎在全党，甚至在中央都不例外。在中央有不同意见，估计是受到了苏联的影响，因为斯大林对于我党的指导思想向来持有不同意见。当时我看到一个文件，它的题目叫“和平民主新时期”，主要内容是一种和平幻想，好在当时毛主席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我们对蒋介石要力争和平，如果他打内战，我们就奉陪到底。1945年8月蒋介石接连三次电邀毛主席赴渝谈判，就是故作和平姿态。我们也心中有数，他不过是谈谈打打，直到被拆穿恼羞成怒为止。
初到东北
大约在1945年9月下旬，我和肖华、吴克华、万毅4人接到中央电报指示，要我们立即去东北，与彭真、陈云联系。这件电报的内容，主要是调兵东北的目的和意义，其中有“干部先行，部队跟进”8个字我记得最清楚。吴克华、万毅怎么去的，是分别去和有无部队随行，还是同行而未带部队，我均无记忆。只记得我和肖华是未带部队，而乘坐小轮船从胶东过海，在辽东半岛登陆，只有一宿的时间，大约在9月18日左右到的沈阳。林彪原来要到山东，部队走到半路上日本就投降了，于是他转向东北，因为是步行，就比我们晚到了很长时间。彭真、陈云比我们先到东北，与我们见面后就立刻把我们的工作确定了。我与肖华留在南满，并立即到安东（今丹东市）布置工作。吴克华、万毅则不管地方工作，主要领导从山东过海的部队。我们接受任务后，立即紧张地进行建立根据地的准备工作。这段我去东北的经历，与前面所引用的《解放战争中的辽南根据地》一书的记述略有不同，究竟何者有误，这里已勿需考证，权且两说并存吧。
当时开展的工作与抗战初期所做的准备工作完全不同。我们每天所面临的问题都是一些新的问题，所幸我们当时的大多数干部都有比较丰富的革命工作经验，都能提出克服困难的办法。当时我们的最大困难是从关内调来的干部太少，有许多干部由于交通条件不便，不能及时来到东北。所以当时省一级的机关，只能尽早地建立一个架子，至于地区一级或县一级的机关更是一个空架子，有许多具体问题都不能解决。最初的工作，是迎接和分配从关内来的军政干部。同时，我们还要应付没想到的一些困难。例如伪满洲国虽然垮台了，但它的社会基础还都存在，许多汉奸都得到国民党的承认，他们都有暂时隐蔽以迎接国民党到来的思想，或是成立一些表面爱国但实际上是反革命的组织，甚至打入我们组织内部准备等国民党到来后再里应外合进行所谓的“起义”，来邀功领赏。后来的事实也果然如此，一些伪满人员和汉奸都成了国民党的情报人员。
另外我们没有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苏联红军士官作为个人或公众对我们是友好的，但在行动上却必须听从指挥不得不支持所谓合法的国民党政府。在苏、美、英的国际会议中，国民党有许多具体资料指名道姓控告苏联红军对我们的友好活动，我们当时也没有考虑因中苏外交关系的制约，苏联红军处境的困难。当时我们在野，国民党政府代表中国，苏联在外交上也得说得过去。话说回来，当时的苏共特别是斯大林对于中国的政策也很有问题。苏军进入东北后，先将大批日军的战争储备和工业设备抢运苏联，对我军能否收复东北并无信心，甚至估计我军会占下风，因而有时未免过分迁就国民党政府。例如据说有的在攻克柏林中立了功的干部，竞因为和我们有接触而被斯大林撤职了，他们流着泪离开了岗位而再也不能和我们联系了。也由于我们不懂得合法斗争，国民党政府曾根据汉奸和它的情报人员所提供的我们的一些疏失，在国际会议上使苏联为难，我们却不会利用我们掌握的合法组织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中央对东北解放区的指示
日寇投降后，国民党部队尚未完全到达东北之前，我军还处于初步整顿，根据地也尚未建立。这时，国民党采用集中兵力攻占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的作战计划，我东北部队未能像在关内的部队那样，在且战且走的情况下歼灭国民党的部分主力。这时看起来国民党部队的军事优势似乎远大于关内，但我们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有信心战胜国民党的进攻。因为中央的指示非常正确，而且也符合东北地区的具体情况。
首先可以从双方的军事实力对比来作一个分析。国民党部队由于有美国的全力支持，很快到达东北，除了云南的曾泽生部，其他部队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而且装备先进，训练有素。这时他们集中兵力占领南满铁路和沈阳一山海关铁路及各个大中城市，我军未能阻止他们前进或是歼灭他们的部分主力。我军此时在与国民党部队对比中，不管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装备上，都处于劣势，不具备打歼灭战的条件，所以暂时的撤退是必要的。我军调往东北的部队也是一些主力部队，虽然这些主力部队在军事装备和官兵数量上和国民党主力部队有很大差距，但在抗战时期又都是抗日根据地的主力，只要得到补充，很快就会具有很强的战斗力。我们后来把所有武装力量整编成12个纵队，其中l、2、3、4、6、7共6个纵队都是老部队；5、8、9、10、11、12共6个纵队都是在老干部带领下由冀、热、辽和东北本地发展起来的队伍组建而成的。部队整编后，很快就改变了东北的军事局面，使全军都有了强有力的领导干部和满员或基本满员的军事编制。在最后决战前，我们的主力和地方武装共有100万的兵力，国民党主力加地方武装为55万，这样我们就具备了以多胜少对国民党打歼灭战的条件。
在我军开始进入东北的时候，中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示，这就是：国民党的部队在占领东北铁路干线和大中城市后，是处于分散状态，我军可以在铁路干线两侧占领中小城市，建成巩固的根据地。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集中力量歼灭他们部分主力。实践证明，东北的战局发展基本符合这一设想。当时有这样一种情况，国民党采用了“先南后北”的战略，全部控制南满，使我们的辽南省委处于极端困难境地，以至于未能控制任何一个中小城市。但国民党也无力占领北满，在以哈尔滨为中心的北满大部分地区，除长春被国民党占领外，其他地方都被我们控制。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我党开展了坚强有力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北满和西满得到了充分的兵源补充，因而在1947年夏季，在北满就开始了对国民党大规模的反攻战役。在这次夏季战役中，北满解放军渡过松花江进行了激烈的“三下江南”的德惠之战，以后又在两次四平战役和长春外围作战中基本上歼灭了孙立人的新一军和长春的外围部队。在这次夏季战役中，我军根本改变了东北局面，由防御转为进攻，国民党部队退缩在据点内，再也不敢轻易出来。
东北军事形势由防御转为进攻，和在全国军事形势的转变一样，存在着一个共同的新问题，就是人民解放军能否在攻坚战即攻占城市的战役中和野战中一样取得同样的胜利。根据毛主席的人民战争理论，我们不打无准备之战，不打消耗战，而是打速决战、歼灭战。我们从游击战到运动战，最后到攻坚战，向来都是采用在歼灭战中获得武器装备上的补充，就像《游击队之歌》唱的一样，“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在我军由防御转为进攻的时候，敌人曾经幻想依靠从美国获得的优势装备改变战局，美国人即使在国民党不断战争失利的情况下，也是估计我们将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当我军开始反攻的时候，杜勒斯说，共军在运动战、野战中可以取得胜利，但不能在攻占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中获得胜利。当人民解放军在攻占大城市不断取得胜利的时候，他又说，共产党可以攻占城市，但不能管理城市。后来当他看到人民解放军不仅能够占领城市，而且管理城市的成绩出乎他们的意外，这时美国人才明白国民党从他们的手中能够获得的任何优良装备很快就会变成解放军的装备的事实。中国的战争形势使美国感到再也无法挽救国民党的失败。
在全国解放战争即将获得最后胜利时，中央在指挥全国三大战役的辽沈、平津、淮海战役中，有一个重要决定，就是不仅要在每一个战役中获得全歼的胜利，而且要在全国范围内不让国民党逃跑，以避免其东山再起。在解放东北的作战计划中，林彪提出的办法是由北满向南逐步推进，达到消灭国民党军的目的。中央没有同意林彪的意见，而是采取“关门打狗”的办法，把国民党军全部消灭在东北，不许放走他们，也不许其平津部队南下，再与关内的国民党军接应。因而东北的解放就为平津战役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