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地的建设
胶东西部根据地的巩固工作大体是在1938年秋季完成的。所以日寇的冬季扫荡虽然将蓬、黄、掖三城占领，但我们的根据地并未缩小，甚至某些地方还有一些发展。1939年秋至1940年春季这几个月中，中央和山东派来大量干部充实胶东的领导。特别是1940年“皖南事变”后，我党提出反对投降、反对倒退的口号，对国民党右派势力进行了全面的打击。在这场斗争中，胶东也将国民党的地方势力大部分消灭了，胶东的抗日根据地扩大了一倍多，将原来东海东端至西部根据地之间失去的根据地全都恢复，使东西两部连成一片。除了领导机构的加强，还增加了一些新的领导机构，新建扩建了一批生产企业。如：成立抗大山东分校、胶东北海银行、山东财委，扩大和新建黄金生产基地、兵工厂、军械生产、弹药制造以及有关化学工业生产；同时还加强了对伪满地区的秘密工作。与此相适应，我们拥有一批小轮船、木船，加强了在海上的活动，往南可以和长江两岸的新四军联系，往北可以与大连的胶东商人联系。我们还动脑筋找关系，用在汇出地购物、收款地付款的汇兑办法，将在东北的山东人往老家汇的款，用来购买钢材及其他物资，而在山东就地付款。这样既方便了群众也有利于我们的工作。
这一时期是八年抗战的最后一个阶段，同时也是胶东抗战三个阶段中的最后一个阶段。从八年抗战整个战略上的分析，胶东根据地和党的其他根据地所经历的过程是一致的。1937年7月至1938年夏是我党胜利领导胶东抗日武装起义时期；1938年夏至1940年秋冬之间，是我党巩固胶东抗日武装根据地的时期；而1941年至1945年则是胶东根据地的大发展时期。在抗战八年中，我们党的队伍经历了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一个发展过程。这最后5年里，我们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
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大发展是中央山东分局和罗荣桓同志正确领导的结果，胶东根据地是全山东各根据地大发展的代表。胶东根据地及其抗日武装力量为争取全国的胜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仅仅是陆军方面，在蒋介石发动内战时，就很快成立了五个很有战斗力的军，其中有两个军在全国都很有名：一是三野的九纵( 27军)；另一个是四野的四纵(41军)。这两个军在解放战争中都打过硬仗，在有名的塔山阻击战中出现过不少战斗英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胶东部队就有数以百计的指挥员成为将军。现在我国主要军事领导人中不少是这两个军出身的。不仅在军事上，在工业、财经，尤其是金融业方面，胶东根据地的干部和产业都成为新中国初建时的主要基础之一。
胶东抗战的胜利来自中央正确路线的指引，但要贯彻中央的正确路线，还要靠胶东各级领导班子及其领导成员的团结。山东分局最后一位领导人、也是主持山东工作最久的罗荣桓元帅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胶东地区的形势非常好，如果领导班子团结，那成绩还要好得多。”当时胶东地区的领导成员是：林浩、许世友、吴克华、彭家庆、林一山五人。
敌后大生产运动
毛主席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胶东党委1943年冬积极作出了响应。但当时根据地的生产运动主要是农业开荒。农业开荒是从陕甘宁到各抗日根据地都能做的事，而胶东情况特殊，即所有的丘陵都是有主的，可以说几乎是无荒可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委的同志就有意见分歧，可谓各有主张。军区政治部的同志上山开荒，秋后几乎一无所得。
在胶东，最好是按照胶东群众的经验在山坡上建设水平梯田，或者是建设沟底漫水梯田。这种办法可能在当年不能受益，但从长远看，是扩大耕地、建设丰产高产田的一项农田基本建设。司令部以许世友同志为首亲自领导部队进行人工造田。他利用军队的劳动力运土添高河滩，用马粪和人粪做肥料，抽水灌溉，部队在秋后吃到了大米。
我则带领党委机关干部到麦田里去“开荒”。当时许多同志很奇怪，到麦田里怎样开荒？我再三宣传说真正的“荒地”是现在正在耕种的肥沃良田，因为从同等的劳动力和肥料投资来说，用它们提高产量的潜力最大。换言之，胶东农民世代耕种的熟地良田，只是相对于盐碱地和其他贫瘠地而言，其实这里好地的产量是很低的，远远未能充分利用。更具体地说，一亩本来可以出产几百斤、上千斤，如果它实际上只能出产几十斤、百把斤，这种地不就是荒地吗？
我向农民宣传这番道理，同时以一个玉米棒子和一个麦穗应有的颗粒数为例，计算一亩地在良种、精耕和水利条件下应有的产量，不是当时的一二百斤，而是当年就可以提高到近千斤，第二年争取达到1500斤。
果然，我的做法在半年内就被证实是成功的。不到一年，我就到山东分局开会，此后几乎没有再回胶东，是否都达到了按计算应达到的1500斤我已说不清楚，但肯定基本上接近这个水平。因为从此以后，群众就自觉地把打井增产运动从我所试验的那个村向四周广大地区扩展开来。大增产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以罗荣桓同志为首的山东分局，并引起极大的重视。山东分局要我接待新华社记者，我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值得过份宣传。但在肖华同志再三催促下，我终于还是接待了记者。1949年12月我在上海碰到山东的一位老同志程兆轩，他说他在陕甘宁时对新华社的报道不大相信，认为太夸大了。我说这是事实，你可以亲自到胶东去看看。我这时认为条件变了，全国胜利了，我的设想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际上，近一二十年来的水田旱地，凡是有井灌渠灌等水利条件，再选用良种，合理施肥并精耕细作，全国各地许多地方都达到了亩产一二千斤，少的也有四五百斤，旧社会亩产几十斤、百把斤的地反而占少数了。这倒不是推广了我的经验，而是同一个道理罢了。
农业高产试点
下面用具体事例来忆述我在胶东时是怎样进行一个点的实验工作的。
一是开展农业高产宣传。
在开始向群众宣传大生产运动时，农民对于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都不存在任何怀疑，但说到要在麦田里开荒时，一般的农民就不相信了。特别是说到每亩地可以年产千斤和1500斤时，大家都认为太离奇了。为了使说服工作有效，我就召集有经验的老农开会，与大家一起把麦穗和玉米棒摆在眼前计算产量。当讨论每一个麦穗应该有多少麦粒时，大家数了一下，一个当时最好的麦穗也只有20个至30个麦粒。我问他们：一个麦穗从道理上讲，应该有多少麦粒呢？我要大家拿几个麦穗和玉米棒子来仔细数一数，孬的、好的和一般的都各有多少颗粒？如果按穗轴、棒芯上粒位计数，那么一个健全生长的麦穗和棒芯上又该是多少颗粒？结果发现，现有麦穗上的麦粒只有二三十粒，穗轴上还有不少瘪粒和“虱子皮”，如果水肥充足、精耕细作、种子优良，一个麦穗有70个至80个甚至100个麦粒应该是可能的。同样，大家也计算了一下一个玉米棒能有多少粒。大家发现最好的玉米棒上部往往是没有长粒子的玉米芯子，而没有长粒子的玉米芯表面有许多小空洞，如果这些玉米芯子的上部每一个小空洞长满了粒子，那么十多个玉米棒子就可以多得1斤玉米。如果每亩玉米不是种700棵- 800棵，而是改种2000棵- 3000棵，那么亩产500斤- 1000斤就是合理的了。当谈到每亩地能有多少麦穗时，就必然说到播种的麦粒。一个麦粒可生一棵麦苗，每一棵麦苗可分蘖到十几棵带麦穗的麦杆。这时大家异口同声地说；“麦、稻十八口家嘛”。当谈到根据本地已有的高水平农业技术和生产条件，麦、秋两收亩产粮食可达到一两千斤时，大家一致地说：“一亩园十亩田嘛！”
二是订立合同，约法三章。
老乡们相信“麦、稻十八家”，也相信“一亩园十亩田”，那么他们是否真心相信了呢？这是不会的，因为农民的小农经济和落后的经营方法，使得他们在生活上每年都处在吃不饱、穿不暖的状态，他们不敢去走新路，去冒风险进行试验。虽然他们表示相信用科学方法可以大增产，但如果要他们当真地行动起来，那就没有一个人表态了。怎样使他们的信心表现在行动上呢？这就要说服他们参加农业合作社并订立合同，约法三章。这个合同主要精神是，要他们保证采用新的的经营方法，我则向他们保证如果农业革新失败了，减产的粮食我代表政府向他们赔偿；如果丰产了，不管增产多少，都是他们自己的。我当时是胶东行政区的参议长，他们相信我的话是算数的。
大家相信订立合同的好处是政府承担风险，但订立合同要签字划押，这一点他们又有疑虑了。在报名参加合作社时，他们是踊跃的；在划定农业合作社农田面积时，要在约100亩的范围内首先订立农田使用权的合同，他们争论也是不大的；但牵涉到每家的具体利益时，争论就多了。
在制定土地使用权条约时，条例的中心问题是地主、富农的土地产量和地租都要固定下来。规定中的原产量和地租可以比过去稍高一些，但在合作社经营后，产量大增和土地肥力提高的效益都应属于合作社，拥有地权的主人不得中途收回土地。这一条款是符合减租减息原则的，而地权所有者也懂得收回土地后，他们得不到水利灌溉的好处，所以他们愿意以土地做股份参加合作社。如果他们愿意在合作社中再多得一些好处，他们就可以用劳力投资、货币投资、肥料投资等方式作为合作社的投资股份。贫下中农没有土地，则可以用劳动力作为投资方式人股。合作社秋收后增产的分配方法，原则是鼓励各种投资。
对以上所订的这些条款，大家采取了观望、走着瞧的态度，没有大的争论。争论最激烈的是承包农田的农户。在不减少原有肥料的质量、数量和保证农田劳动力等方面，他们讨价还价，争论非常激烈。特别是原来有土地的经营者，包括富农或者中农，讨价还价最为激烈。我与他们争论越是认真，他们就越是斤斤计较。我的意思是保证合作社能有大的丰收，在他们看来好像是我怕自己吃亏。因此他们就更加计较，在订合同时，我让他们算出在过去经营的土地上，每年送厩粪多少车，他们就尽量把数量、质量降低一些。在农田劳动条例中，规定和计算每亩地需用的劳动力，深耕和深翻土地需要用多少劳动力，播种、锄地和收获要用多少劳动力，对此他们都与我争论得很激烈。在订立合同时，他们虽然表示同意了，但还哇哇叫苦，连声叫喊同志呀，我们吃亏啦！但条约订立后，我通过党支部调查他们的反映，他们在背后多表示满意。他们当众表态：“咱们的合同还是公道的！”他们所说的“公道”，实际上是占了大便宜。
三是肥、水、土三结合，合理种植。
经过两三个月的紧张工作，我亲手规划的打井计划完成了。麦收后立即灌田秋播。在胶东经常是麦收后要等一段时间，雨季才能到来。这种情况农民叫做晒麦茬，晒了麦茬的土地不能播种玉米，因为玉米生长期长。晒了麦茬后等雨来了再播种，秋收就没有保证了。合作社的土地是割了麦子立即翻地播种。麦收后播种的玉米又肥又壮，丰收在望。因为是合作社第一次经营农业，有许多设备不够齐全，灌溉渠道系统不全合理，井水供应也不理想，在秋苗生长最旺的时候，曾发生过供水不足的现象。为了减轻旱灾，我说服农民轮番灌溉，隔一行灌一行，这样可以保证秋苗用水的最低需要。这种做法对我来说是提心吊胆的，我很担心第一个秋收就达不到预计的产量。
在我担心秋收结果不好的时候，农民的心情却有了变化。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也不敢想有这样好的收成。如今，他们望着麦后茁壮成长的玉米苗，坚信秋季将是一个大丰收。在土地肥料方面，我纠正了撒胡椒面的农业贷款办法，把农贷资金集中使用，购买饼肥，都投放在合作社的土地上。这种将肥料、水利和土地深翻三结合的经营方法，使三个条件互相促进，效益明显的表现出来，所以参加合作社的农民在心情上有了很大的变化，个个喜形于色。
出乎我的意料，秋收一季每亩就超过七八百斤。因为冬麦播种墒情好，肥料充足，麦苗茁壮，他们已很满足，但也认为麦收亩产只能有五六百斤。
在当时的农业生产中我深知打井引水是一个关键，因此把它作为工作重点。我打的井当时叫“大井”，一个井不是灌溉几亩地，而是100亩- 200亩地。而当时农民个人打井，哪怕是一口只灌几亩地的小井，也是很困难的。所以我要集中精力把大井打好。井是否能打好，群众在旁看热闹，我依靠机关干部和警卫部队自己来干，并由兵工厂制造水车。我早出晚归一刻也不离开现场，并督促大家按照我的要求施工。当井深快要达到要求时，我知道地下承压水必须严格控制，否则会使工程失败。在胶东半岛这种丘陵、小平原互相间隔的地形中，由于地面坡降较大，承压水的压力特别大，井壁更易崩塌下陷。一天，快要吃午饭的时候，顽皮的战士在井底挖土时，发现土层好像橡皮那样出现弹性。他们在弹性土上跳着取乐，有的发现半腐烂的古代植物根杆周边射出很高的喷泉细流，又都张口去接泉水。这时已到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命令他们停止施工，并告诫他们如果不小心，承压水打通了，地下水很快就会冒出来，甚至接近地面，会出事。我要他们快将土造八楞沉井和井底的基础工作准备就绪，并先进行周边块石回填加固，作好这些准备后再继续挖井。但战士半开玩笑地高呼：“快跑东山吧！地下水快冒出来了，了不得啦！”我回村吃饭不到一个小时，担心他们不听话，午间没有休息，急忙赶回打井处看情况。结果一丈多深的井坑，大部分已被水淹没，而且水位还在继续上升，并形成泡状波浪。这些战士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还在笑着围观，我严厉地批评他们为什么不听话？他们说，他们在井底没有做什么，只有一个人向地下刨了一下，以后水就冒出来了。于是我只好改变计划，进行抢救工作，周围架起水车抽水降低水位，还要战士继续工作。刺骨的凉水，冻得战士无法忍受，医生用酒精给在水中劳动的战士擦腿，并给他们喝酒暖身。经过几个月的劳动，大井终于打成，在当年的麦收季节，算是用上了。我自己在劳动中体会到，那时打一口大井确实很不容易，而且还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在秋收后，尤其是在冬麦播种后，我发现在同样一个小平原上，甚至周围靠近的村庄，都无声无息地建成了许多大井。这些井虽然规模没有我们这口井大，相对当地的情况而言，也够大的了。他们为什么那样快地打成那么多的大井，我当时没有作调查，我相信这是典型示范的力量。后来我在其他村庄，也见到这种情况。
我问一位正在引水灌溉的农民：“你们的井打得好不好呀？”
他举起手中的铁锹在空中打了一个转，好像玩钢叉一样，骄傲地说：“就靠这个吃饭啦！”
在农业大生产的宣传中，我应该宣传的东西很多，我想说的话也很多，但在秋收后我没有说过的话农民自己都说了。在合作社丰收前，我劝农民不要到山上去种薄地。当时在讨论肥料问题的时候，发生许多争论，因为他们总想把一些肥料用在他们自己的山丘薄地上。秋收后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他们表示以后再也不种山上事倍功半的薄地了。
我办农业合作社的其他一些情况，在这里就不详细说了。当时我所关心的是这个运动怎样向更远的地区开展。当时胶东行政区各县都有许多同志来学习打井经验，我在听取他们汇报时，纠正了一些错误的做法，也学习了某些地区先进的经验。我认为要开展农业大生产运动，必须多开这种现场会，有计划地培训干部。可惜，我这个想法，由于战争的原因未能实现。当全国胜利后，1959年我去胶东，来到了抗战时期成立的这个合作社，发现曾经不断扩大的这个高产地区，不但没有继续前进，反而早已倒退了。我问他们是什么原因，他们不满意地说：“原来有生产能力的干部都参加淮海战役支前去了，以后调来的干部都不过问农业上的事。”对此，我深有感触，以点带面的开展生产运动，必须有正确的领导体制，要训练干部，学习技能，在业已成功的基础上要有骨干长期坚持下去。缺了这一条，那个念念不忘的社会主义乐园是不可能建成的。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事水利又倡办农业，并长期乐此不疲，这与我当年的这些经历不是没有关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