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军”西上
“三军”西上，是指特委及其所领导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由偏僻的半岛东端西上战略要地。这个问题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在当时曾引起了争论。威海起义证明了两个问题：一是从开始与孙明光同志接上“民先”关系后，我们发现在威海有许多革命积极分子自动进行抗日组织活动，这种情况在其他地区也有；二是前面说过威海起义后，失去联系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及广大爱国青年都纷纷与我们联系，这种情况在山东半岛其他地区也出现了。因而“三军”西上就是抓紧有利革命时机，壮大队伍的一个重大战略任务了。为什么这个问题会引起争论呢？原因是我们看问题往往会难以把握眼前与将来，局部与整体、次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当我们经常听到在周围出现好消息时，许多人舍不得离开这样一个“老窝子”，不肯茫然地走向自己不熟悉的地方。这在一般情况下也是有道理的。如果不是从全面看问题，不利用这样一个“老窝子”抓紧时机建立和巩固革命根据地，也确实是一个问题；离开“老窝子”在当时似乎是一个损失。但是，从总的形势分析利弊关系，向胶西地区扩展显然更加有利。对于是否固守胶东和向西扩展，在绝大多数领导干部的意见得到统一后，我们便立即行动起来，于1938年初冒雪西上了。
为了不放弃文、荣、威地区原有的工作基础，在“三军”主力西上时又成立了“三军”文、荣、威边区办事处，继续领导东部地区的工作。
在西上部队前进了约50公里，进驻牟平境内的崔家口村时，很快就有地下党的同志贺致平来报告牟平城内汉奸的活动情况。他们建议利用一部分爱国警察做内应，再次攻打牟平城。我们接受了建议，立即行动起来。
“三军”西上接近和进入牟、海广大地区时，首先对该地区地下党的同志们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在这个地区，除了有许多地下党的骨干分子可以在本地发挥作用外，还有可以作为当地团结中心的贺致平同志。贺当时在河北出狱不久，党的北方局军委便介绍他到胶东来参加抗日武装起义。他有个设想，主张在这个地区独立起义，掌握武装，建立根据地。只是他想与胶东特委联系，特委未敢接纳他；同时烟台的党组织派人与他联系，负责联系的同志也未敢与他联系。因而这个地区的党组织和干部同样没有发挥足够的作用。当“三军”进入牟平时，贺致平同志的活动为“三军”西上创造了两个有利的条件：一是他们掌握的武装虽然未能在地方扩大，但也及时与“三军”会合了；二是他们的工作基础为我们攻打牟平城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我们攻打牟平城前，贺致平同志已与国民党张建勋取得联系，争取张在我们攻城时能佯作不知，暗中配合。
贺致平同志在牟平境内的活动，在他未能与特委取得联系的情况下，他也只能起到上述作用。如果他与特委取得联系，有特委的支持，他的作用会更大一些。例如1937年12月，他在一次牟平全县乡校校长会议上与上庄乡校校长周诚斋相遇不相识，发生一场顶撞，因而失去了可能在牟平全县掌握乡校武装的机会。这个机会如果有特委的内部联系，贺致平同志和周诚斋同志就不会互撞而是合作，就有可能在牟平县组织一支强大的武装队伍，而且与他们相邻几个县的某些乡校也可能被吸引过来。这样，其工作成绩就不会小于后来的蓬莱起义、掖县起义和李兆琪同志领导的崂山起义。
胶东特委决定西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福山县的陈煜叛变。陈原是国民党的福山县长，在雷神庙战斗日寇受创的影响下，他未敢降敌而处于左顾右盼的可动摇状态。此时福山县开明士绅何东皋劝告陈离开他的部队而专任县长。此意甚好。我们就派去许多干部去改造陈的这支军队。不料，因我此时在青岛养伤，工作由其他几个同志分管代理，意见不一，优柔寡断，而被从青岛党内新来的高嵩同志将原计划打乱。高不明情况，未经党委同意，便擅自同意陈煜既当县长又兼任县大队副队长，仍然留在部队。这样，陈煜便将我们的干部一个个排挤出来，又与国民党此时成立的所谓敌后抗战部队取得联络，而沦为一支不抗日、专反共的地方武装。这种局面下，我们如果仍然把兵力留在福山，则战线太长，不如向西扩大。高嵩所为，当时我并不知道，是后来经过调查才清楚的。但由于党内宗派主义作怪，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后来曾利用新来的陕北干部不明情况，偏听偏信，将福山失利之事作为攻击我的材料。
为巩固胶东西部根据地创造条件
当胶东特委与“三军”进驻栖霞、牟平、莱阳、海阳一带的时候，特委与蓬莱、黄县一带地方组织建立了较密切的联系，但对掖县以及半岛的西南部情况不甚了解。这时特委开始在栖霞、福山、牟平一带开展了根据地建设工作。当时特委的方针是在全胶东力争普遍发展抗日武装力量，扩大抗日根据地。但国民党顽固派也开始了有组织的反共活动，在我们控制的蓬莱、掖县内部出现了不稳定的局面。这一点我们事先没有足够的认识，因此特委放弃了以普遍发展为主的方针，改为巩固内部为主的方针。由于当时特委对部分地区情况了解不够和对形势的变化估计不足，因而在行动上未及时采取新的措施，致使在3月至4月两个月内，特委在栖、牟、莱、海一带的活动未能取得显著成效。
当特委决定必须以巩固内部为主时，于1938年4月底、5月初继续西上进入蓬、黄地区，随后在威海前线的一、八两个大队于6月初也奉命集中到了蓬、黄一带。
“三军”主力进入蓬、黄后，加强了以统一战线政策为主发展起来的“三军二路”部队内部的巩固与团结工作，也为以后彻底整顿与改编其中几个拒绝接受领导的大队创造了决定性的条件；另外对黄县起义部队也在客观上给予了支援，使他们能够清除内部不坚定分子，成立了以范心然、王文仲与陈云涛（陈迈阡）、仲羲东等同志为首的“三军四路”部队。
掖县工委以郑耀南同志为首的第三支队，枪多人少，内部很不稳定。由于以马保三、张文通、韩明株等同志为首的鲁东特委领导的第七、第八支队帮助掖县县委及时平息了一次严重的叛乱阴谋，镇压了赵森堂、王文峰、杨天佐等反革命分子，掖县县委才巩固了自己的武装。
鲁东七、八支队对掖县部队的支援与“三军”主力进入蓬、黄一带，起了互相配合的作用，扩大了胶东西部的革命声势。对于鲁东部队的这种支援，应该理解为各友邻地区之间的一种模范合作关系，而不应该看成是片面或单方面的。也正像我在来胶东前的长山中学之行，说服了掌握大量枪支的校长马耀南，为鲁北地区著名的黑铁山武装起义打了基础一样，都是友邻地区的互相支援。
“三军”西上的这一战略行动，挽救了胶东在“七七”事变后战略上的两个损失：一是“七七”事变后特委没有尽可能地恢复各县党组织；二是在形势有利的情况下，特委没有将领导中心及时转到西部地区。“三军”西上是否成功地补救了这两个损失？我们的答复是部分而不是全部的补救。事实根据：一是在有介绍的关系中，如白马镇乡校校长余己午同志已掌握到约100支枪，因特委未能及时组成武装部队，最后丢失了这些枪支。虽然在3个月后，理琪同志回胶东时，找到了“昆嵛山帮”，但也未能发挥作用；二是在胶东有许多可独立一方组织武装起义的老干部，多数未能与特委取得联系，因而没能充分发挥其领导作用，如牟平的贺致平同志、胶县的韩育民同志；三是1937年12月底岭上村事件发生后，石匠俞同志同意去莱阳县找县委关系，但却迟迟不去，后来找到了又不肯回特委汇报，因而使力量雄厚的莱阳党组织可作为特委领导中心的有利条件无声无息的丢失了。四是西部地面大，枪支多，战略地位重要，如果我们的领导离开东部转向莱阳，那么特委在东部取得的成绩可能变得很小，但特委的领导作用在西部就比东部显然要大得多。胶县的韩育民同志组织了一支坚强的队伍，却被改编为国民党姜黎川部队的主力。即墨县的袁超部已形成了可以独占一方的力量，在袁超部通过顽固派韩炳宸防区时，特委派干部帮助袁超把部队带到根据地整编，不幸的是这位干部把行军路线通知了顽固派，遭到伏击，全军覆没。崂山的李兆琪同志虽与党失去联系多年，但他团结一部分进步青年，在青岛郊区建成了一支较大的抗日武装，掌握的枪支约为当时胶东起义部队的四分之一，是胶东四大独立起义部队之一，因孤军奋战，失去外援不得不撤出崂山地区，在该部队北上过程中，原有的4个营逃跑了1个，1938年冬经过叶晶川与特委联系后才接受特委领导。五是胶东特委在东部武装起义的成功，牟平战役的政治影响，以及后来的在蓬、黄、掖一带建立的抗日根据地，使得胶东抗日部队终于在西部控制了一部分战略地区。因此，这些成绩还算是一种战略上的胜利。当然，求全责备、完美无缺，在任何事物中都是不存在的。但从总结经验的角度说，本应该把事情做得更好一些。
虽然西上这一行动还有一些缺陷，主要是在栖、牟、莱、海一带耽搁了一段时间，但由于我们最后还是贯彻了“三军”西上的战略计划，所以在西上后，除了巩固蓬、黄、掖3县根据地外，也在平度、招远、莱阳、掖县4县的边区建立和扩大了根据地。在鲁东特委及其武装调离了鲁东地区，我们与鲁南的山东中心地区也无法直接联系的情况下，还是保持了另一条交通线路，建成了昌（邑）潍（坊）小块根据地，这样就可以绕道鲁北与山东省委取得联系。这时胶东4个地委，除西海、北海最大的两个地区外，南海、东海两个地区也各有一支小的部队和小块根据地，这就为以后进一步扩大胶东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军二路”整编
所谓“三军二路”，就是于眉同志为首的蓬莱县委所领导的第三军第二大队扩编的第三军第二路军。他们利用雷神庙战斗的影响很快发展为11个大队，并且正确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而以周云鹤为司令、于眉为政委、于寄愚任副政委。这样就把地方乡农学校的队伍都组织起来了。在执行统一战线的过程中，我们党有计划地团结利用改造这支部队，使其成为一支强有力的抗日部队。乡校部队是旧式部队，改造这种部队在我党建军史上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在蓬莱的这支部队中，除了于眉领导的由县委组成的第二路军第一大队由赵一萍（马秀生）任队长，张而已任政委外，还有由我军攻占蓬莱县城任命的县长于仲淑组成的县大队也是一支新式部队。其余9个大队都需要利用各种机会逐步进行改造，都需要经过艰难斗争的过程。我党有步骤地争取了四五个大队，使他们基本上成为可以部分接受共产党领导的中间性的部队。在这个过程中，国民党的顽固分子也加剧了他们的活动，他们说服周云鹤不再同意另外两三个大队接受我党的改造，同时也加强了国民党的影响，并给这两三个大队配备了更强的武器装备，且每个大队扩充200人- 300人，使他们成了典型的国民党影响下的部队。在这种情况下，在“三军二路”部队内就形成了界限分明的两种势力。
在我党影响下的中间力量中，有一个大队已有我党的干部叶回东任队长，可是这个大队下属的三个中队队长还没有经过改造。另一个大队的大队长是由我们党内一个同志的亲戚担任，他也是一名进步青年。还有一个大队的队长是个爱国青年，基本上可以接受我党的领导，其中有一个中队的中队长是一位工人出身的中共党员，我们将这个中队看作这个大队的骨干。最后一个大队长是由于眉的三哥任队长，此人是“青红帮”的头子，他既没有革命思想，也没有抗日思想。从这4个大队的情况看，蓬莱的这支部队左、右两派力量基本对等。所以我们当时主张这4个大队只能维持现状，等待我们主力部队全部集中后再待机行动。这时“三军”司令部已来到蓬、黄边界，如果“三军”总部所直接领导的3个大队，再加上蓬莱部队中两支有共产党领导的大队，这4个大队对付那3个大队困难不大。由于威海的第三大队、第八大队没有及时赶来，所以我们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三军”总部来到蓬、黄两县的边界时，正是1938年的5月，这也是仲羲东、范心然所领导的“三军四路”部队正在形成和巩固的时期。我们从外县调来一些零星部队到黄县来充实四路部队，如宋竹亭等所带领的队伍全部编入四路军，使四路军壮大起来，这对于解决“三军二路”所存在的问题是大有好处的。到了6月，由中央派来山东的干部王文和高锦纯同志到胶东接替我的工作，这时三大队、八大队也来到蓬莱、黄县。“新官上任三把火”，他们到后就立了一功，将蓬莱部队中由国民党控制的4个大队缴了械，进行了整编，消除了内部隐患，巩固了该地区我党的武装力量。但高锦纯和王文所立下的这个功劳有一个决不能缺少的条件，就是“三军”主力全部西上；没有“三军”主力全部西上是不可能对军内不稳定力量进行整编的。
同时，掖县三支队尚有许多问题也急需解决。由于牟平战役胜利的影响扩大到胶济铁路以西以南一带，所以掖县的郑耀南、张加珞便乘着这个胜利的机会在掖县举行了武装起义，成立了掖县三支队，占领了掖县城。而鲁东的七支队、八支队也把三支队中疯狂反共的国民党分子赵森堂、王文峰、杨天佐杀掉了，并整编他们控制的部队。由于他们起义前没有与特委联系上，所以他们是独立行动，不愿意接受特委的领导；但接替我工作的王文、高锦纯同志是从延安来的，所以他们又勉强接受领导。掖县问题的解决，和掖县问题有关的平度、招远、莱阳、掖县4个县的广大地区也被我们控制了。胶东西部的抗日根据地也形成并初步巩固了。
遗憾的是，山东四大起义之一的崂山李肇奇部队失去了四分之三的兵力，遭到了很大的损失。李肇奇是黄埔学生，北伐失败后回到山东被国民党逮捕，长期关在监狱，弄得家破人亡。由于他长期在监狱中，他的过去无人了解，这对他的隐蔽反而有利。出狱后，他在本县地方武装中任教官，从接触士兵，进而合法掌握武装。他除了交一两位知心朋友外，对其他任何人从不暴露真实身份。所以牟平战役后，他就利用国民党的合法身份拉起一支一二千人的队伍。蓬、黄、掖根据地建立后，通过左派积极恢复叶晶川的活动，同意李肇奇将部队调到根据地来。但胶东特委对李肇奇部的了解、研究和对策，错误很多。除了李肇奇部走向根据地时逃跑了1个营外，其余4个营在整编时，绝大部分合并成一个营，任命原部队中一个姓姚的做营长，李肇奇部在进入根据地后进行整编时又将李调离。李肇奇此后情绪低落，身心交瘁，不久就病死了。新任命的姚营长是国民党嫡系“税警团”的骨干力量，这样就给了姚某一个弄权篡军的机会，他先将我党的政工人员从部队中一个个调离，一天夜间他终于带着这支部队投向了国民党。由此可以看出：李肇奇部大部分人员的叛变投敌，主要是我们工作的失误造成的，可以说是胶东特委在西部根据地巩固工作中一个大的失误。这个部队收编的失败，与胶县的韩育民部、即墨的袁超部这两支部队收编的失败都大不相同，因为当时我们的干部在军事上和能力上都还不能与李肇奇相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