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占牟平城
1938年2月12日，太阳刚刚落山，皎洁的圆月已经初悬天空，一支由中国共产党胶东特委领导、刚刚举行地下起义不久的抗日游击队——“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向烟台市东南30公里的敌人据点牟平城开始了急行军。这支部队诞生还不满一个月，就决定从威海以南30公里偏僻的大水泊村冒雪西上，意图是攻占牟平，控制胶东的战略中心地带。在到达昆嵛山前的崔家口村时，据当地党员同志介绍，牟平城内伪警察队伍的下层，对国民党县长和公安局长的投敌行为十分不满，想过来参加抗日队伍。理琪同志便决定乘伪军内部矛盾和下层士兵动摇之机立即攻城。
鲜红的抗日大旗迎风飘扬，后面跟着一支百多人的部队，但伴随着夜色加深，短短的行列渐渐地变得似乎是一支很长的队伍，伸向黑夜的远方。每个人都怀着坚定的胜利信心和对敌伪暴行的无限仇恨，没有感到丝毫疲倦，一夜就走了40公里。拂晓的时候，部队到达了牟平附近，集结在城南5公里的小岗背后，开始观察地形，布置袭击路线。理琪同志同意大家的建议，由我兼任临时参谋长。我们决定先派一个便衣活捉守门的伪军，然后打进城去。但这位便衣同志只有一支打不响的哑巴手枪，于是只好把我的手枪和哑巴手枪对调。可这支哑巴手枪在战斗中用来吓唬敌人，一点也没有减少它的作用。
天色慢慢变亮，以坚固著称的牟平城可以隐约地看清轮廓了。当便衣同志进城的时候，一声号令，这支小小的部队就像越野赛跑一样，一直奔向城关。说也奇怪，住在东关的伪商团好像事先有什么发觉似的，当我们距城还较远的时候，黑压压的伪商团队伍的前半截业已插进东门了。不利的敌情变化没有动摇我们，相反大家冲得更快了，个个跑得满身淌汗。大家一面跑，一面脱衣服，先丢棉大衣，后丢棉袄，一路都是棉衣，真正是轻装前进。我和理琪，还有第一大队长孙端夫和政委宋澄等同志，带领主力由南门攻人了牟平城，另有少数同志由东门攻人。这时城外城内，到处是一片枪声。伪军没有进行什么抵抗，我们很快就占领了全城。
我们的突然袭击，使敌人没来得及作任何布署。当我们攻进商团驻地时，楼上楼下挤满了伪军士兵，而手中都没拿武器。我的那支哑巴手枪和其他同志的真枪一样，发挥了很大的威力。
“不许动！”
“举起手来！”
“把枪交出来！”
“快！”随着我们的命令，伪军乖乖地将枪都交了出来。接着我们立即向伪县政府进攻。正前进时，忽然伪县政府西院里出来一个伪警，他本来是来投降的，但吓得忘了举手。在我身旁的李启明同志非常机警，照着那个伪警就开了一枪。伪警以为这下子完了，吓得面色苍白，蹲在地上连声叫喊：“我不能抗日了！我不能抗日了！”
我走上前去，想看看他伤在哪里，他说：“不用看了，完了，完了！”
其实他一滴血也没有流，不过是裤裆的棉花被打烂了。我说：“喂！朋友，你没有完，连一滴血也没有流！”
他马上起来摸摸裤裆，笑了：“我能抗日了，我能抗日了，我领你们去捉汉奸县长！”
战斗很快结束，总共缴获了约100条枪，逮捕了两个伪县长和两个伪公安局长，还有一个伪商会副主席。人们很奇怪，为什么一个县城里会有两个县长和两个公安局长呢？原来国民党的县长和公安局长，在组织地方反共武装失败后，日伪一来就将政权交给日伪了。国民党的县长住在汉奸县长家中等差事，国民党的公安局长住在汉奸公安局长家中等差事，真是厚颜无耻。国民党的县长被俘后，没有丝毫的惭愧，不过因为担心他的性命财产，有点恐惧的样子。
他一见我就大声喊起来：“了不起呀！了不起呀！你们真了不起呀！”
什么意思呢？无非是想拍马屁。国民党的公安局长似乎有些感动，他表示以后要抗日，但也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已，事后证明，他一直也没有放弃坚决反共和对敌妥协的立场。
雷神庙战斗
牟平城战斗结束，袭击战获得了全胜。根据“游击队袭击胜利远退却”的战斗原则，部队应该立即撤出城外重新布置。但各级指挥人员谁也找不到他自己的队伍了，集合哨子吹来吹去，没有人理睬，战士们都分散在大街上，在愤怒地折断旗杆、撕破五色汉奸旗子。我没有办法，就沿着大街高举双臂向着城外示意，到处高声呼喊：“走呀！走呀！集合了！”
部队只有走走停停，等待掉队的人。最后只好停在一个远离村庄名叫雷神庙的孤庙里。真没想到，竟在这个破庙里，遭遇上一场残酷的战斗。理琪同志壮烈牺牲，我受重伤，另有好几位同志伤亡。
一到雷神庙，我们在队伍的去向问题上出现了分歧。但此时我们已不可能再由雷神庙撤到更远的地方去。有人恋恋不舍牟平城，理琪主张成立县政府，就地建立政权；有人主张甩开敌人，到山区建立根据地；也有人当折中派，主张既不远离城关，又能背靠山区。当我们的争论快要结束时，我们才发觉，不知什么时候我们已经被日寇包围了。
原来在我们正激烈地争论时，远处的天空上已出现了盘旋低飞的敌机。这分明是个不祥之兆，我已感到撤退迟了的危险。但我还存有侥幸心理，认为那只是一般的侦察活动，如果隐蔽得好，就不会被发现。后来才知道飞机盘旋是在掩护地面上敌人军用汽车队的前进。原来布置在烟台公路上由阎世印队长和刘仲华指导员率领的一支阻击部队，他们只是隐蔽在西关外的村子里，没有向敌人开一枪；布置在司令部周围二三里路的哨岗，事先虽然交代过“发现敌情就鸣枪警报”，但也同样是一枪不发地跑走了；最事关重要的是驻扎在雷神庙附近直接负责警卫司令部安全的主力部队，也没有任何报告就不声不响地押着俘虏撤退了。
我们被包围的司令部只有20来人，除了理琪同志和我，还有第一大队长孙端夫和政委宋澄，其余是三个女同志、两个神枪手、十几个新参军的农民战士，还有一名机关警卫队队长。大家在一个屋子里吃午饭，吃饭时几个主要负责同志还在继续争论。这天正是阴历正月十五（1938年2月13日），农民把过年吃的大馍馍送给我们吃。突然有一个农民战士万分惊慌地大呼：“呀！鬼子！”
我向门外一看，大门外两边已站着几个留有小胡子的日本鬼子，头戴钢盔，提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式步枪，迎门还放着一挺架好了的重机关枪。大家马上向庙的四边分散，敌人也立即开了枪，一场面对面的激战开始了！
敌人用机枪控制着庙的大门，四合院的四栋庙房无法互相联络，谁想通过大院就要遭受敌人的射击。为了指挥战斗，我要从这栋庙房经过庭院跑向另一栋庙房。我手持哑巴手枪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三四米远的地方，反而把鬼子吓了一跳，他还未及扫射我转身就跑。但我们各守一处庙房，都能冲着庙门开枪，鬼子只有闪开大门，躲在门外待机而进。我们瞄准任何一个企图冲进庙院的敌人。我的对面有一个敌人从庙外伸进了一条腿，立即被一位射手击中。敌我相距只有10余米，两方面谁不小心谁就要吃子弹。从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大意地露面，警卫队长杜子林同志没有注意就被敌人击中头部而牺牲了。
敌人因为达不到目的而恼羞成怒了。他们发起了总攻，四面的屋顶曾一度被敌人占领。在我的对面屋顶上露出了十几个敌人的脑袋，排得整整齐齐，朝我们屋内射击，我马上命令已被打穿了肺部的胡老头向敌人射击。胡老头约40多岁，当兵20多年，射击准确，百发百中。敌人利用屋脊和钢盔的保护，只在钢盔的下沿露出两只眼睛，但胡老头每枪正好射在屋脊和钢盔之间，一枪打死一个，剩下的敌人都溜跑了。宋澄同志在另一屋内组织反击，把敌人赶回到第二线。我爬上墙头看到敌人在庙的周围布置了几道防线，都筑有临时战壕。
敌人又攻上来了，我们退守到各栋庙屋内坚决抵抗。有些同志不懂得利用有利的地形地物打击敌人，总是想冲出去。我拿出怀表给他们看，时间已到了下午三四点钟，不久就要天黑，只要坚持打到夜晚，一定能胜利突围；而白天突围必定全部牺牲。敌人可能看到天已将黑，就更加疯狂了。在我的背后有一角关着的窗子，一下子捅进来十几把刺刀，我看出敌人想打开窗子冲进来，就立即命令胡老头打了一排枪。敌人又用机枪通过窗子向屋内乱射，接着又放起火来，熊熊烈火很快烧着了我对面和南面的两栋房子，但敌人也不敢穿过火焰，想不到这火却成了我们的防线。
天色已经有点昏暗，射击逐渐稀疏。敌人只能向屋内胡乱射击，带光的弹雨向屋内喷射，却打不着人。可是我却麻痹起来了，不知怎地把一支胳臂露出门框外，挨了一枪，一刹那间，我觉得全身松软，背靠着墙歪坐在地上，血不断地流，我昏迷过去了。鲜血流满了跟前的几个地凹，还在不断地流着。当我苏醒时，射击已经停止了，一切都是死气沉沉的，只有一支曾被枪声吓得老是打颤的黄狗趴在地上喝我的血。我没有想到我还可以冲出去，也不想因为我而影响大家突围。
天已经黑了，巧得很，又下起了大雪，面对面看不到人。敌人终于把队伍收缩了。当晚9点钟的时候，几公里外的远处忽然响起了枪声。这是一支国民党的地方部队，我们本来约定共同攻打牟平城的。我们拂晓时就拉开战斗打进了牟平城，他们到傍晚才行动。虽然迟至现在才来，但能为雷神庙战斗解围，也是有大功的。
这时大家一齐呼喊起来：“同志们，援军到了！敌人退却了！大家冲啊！冲啊！”
听到同志们的呼喊声，我就不自觉地与大家一起越过打塌了的破墙，跳到外面去了。这时我觉得全身都是力量，跑的时候只感到被打断的右手妨碍前进。当时我认为右手全被打掉了，只剩下一层皮，就一面跑一面用左手加劲想扯掉它，后来才知道右手腕只打掉了一半，剩下的一半是不可能扯掉的。
我坚持跑了一二百米后，才由一位17岁的姑娘夏来同志把我背起来，另一位姑娘黄哉同志找来一副担架把我们伤势较重的同志护送到了安全地带。
黄哉同志是一位很有组织能力的女同志，很快就将担架队组织起来了。天亮以后她们开始带领担架队用接力赛跑的方法向后方护送我们。在7架侦察敌机的威胁下，护送我们四五个伤员，一天跑了50多公里，在当时可真不是一件平常事！每当飞机在上空盘旋时，担架队就分散隐蔽，飞机走了再集中起来。就这样一直把我们抬到了林村我的家。从那以后，我的家就成了胶东抗战期间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后方医院。
最不幸的，也是损失最大的，是理琪同志的牺牲！他在这场战斗刚打响时就在指挥中中弹，倒在庙的庭院里。在失血过多，无法突围施救，已经奄奄一息之际，他还一再嘱咐我们要节省子弹，坚持下去。
牟平袭击战的胜利消息，从牟平城开始打响第一枪的时候起，就以最快速度传开了。从1937年年底敌人动用70多辆汽车从青岛到烟台进行武装威胁以来，农村笼罩着悲观气氛。牟平大捷的消息，把那些悲观气氛一扫而光。后方同志在我们攻入牟平城后，听到的都是节节胜利的消息，没有听到任何一点不好的消息。因为农民在互相传播消息时，都是互相祝贺，有时还喜欢夸大我们的胜利，谁也想不到我们会遇到什么危险。他们听说理琪同志壮烈牺牲了，我的手打伤了，都怒声喊着：“枪毙汉奸！”在群众的愤怒呼声下，汉奸县长未经审判就被枪毙了。当农民得知我们到达后方，伤势虽重，但不久仍可以恢复工作时，又感到莫大的欣慰。
共产党员总是能把悲愤变成力量的。党的武装总是越战越强。雷神庙的突围，是我们一系列胜利的起点。虽然我们在战斗中失去了坚强、优秀的理琪同志和杜子林同志，可是我们马上就重整了自己的队伍，开始了新的斗争。在雷神庙的战斗考验中，干部和战士都大大提高了战斗水平和政治觉悟。不肯坚决执行原定军事计划而使指挥部受到严重损失的干部受到了处分，坚决服从命令的干部受到了广大战士的爱戴。理琪同志的英勇牺牲，教育了这支刚刚成立的部队，意义是极其深远的。我们的胜利突围也大大提高了全军的胜利信心，每一个战士都认为党的武装力量是永远不会被打败的。当人们得知日寇用十数倍伤亡的代价垂头丧气地窜回了烟台据点时，胶东半岛的800万人民沸腾起来了，到处传颂着奇袭牟平城和固守雷神庙的神话般的故事，一两天内就传到了胶济铁路附近。敌人弄不清我们究竟有多大力量和什么时候进攻他们的孤立据点，只能用飞机到处侦察，掩护着地面部队大撤退，把各县兵力退缩到青岛、烟台、威海三个沿海据点和胶济铁路一线。
雷神庙战斗后，虽然部队的几个领导同志困在床上养伤，但因此所造成的有利的政治形势使我们的抗日部队在几个月内就壮大了数十倍，并将烟台战场扩大到青岛、威海和胶济铁路沿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