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关系建立据点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占领了北平、天津，中共北平市委指示，平津党组织撤到山东济南。由于平津党组织已遭严重的破坏，大部分党员已与组织失去联系，少数有组织关系的同志在南撤的混乱中也难以按正常的组织调动手续，到指定地点接头，于是组织给我的任务是到济南后用“面认”的办法恢复地方党组织。我在济南的另一个任务是选派革命青年到冯玉祥部队的指挥部门去。
我们由平津撤到济南，大概是在8月上旬。中共山东省委决定我去胶东前还附带给了我一项已如前述的任务，在鲁北建立一个抗日武装起义基地。这项任务在长山中学马耀南那里用去了大约一个多月的时间，因而到9月中旬我才来到胶东。
我来胶东时中共山东省委只给了我4个党员的关系，其中一人还未回到胶东。接上关系的3个党员，1位黄县白马镇乡校校长余己午，1位蓬莱城东安香于家村的于眉，他是从北京大学支部转来的关系；1位牟平城东上庄镇乡校的训育主任张元修。另外，还通过蓬莱的“民先”关系与荣城县政训处的汤丁光取得了联系。我个人又通过“九一八”以后在济南结识的一些同乡进步青年——其中有文登县城的刘汉同志和二马村的邵英同志，由他们与其他一些人取得联系并建立“民先”组织。这时我与刚从监狱出来的中共党员刘渠川即潘复生取得了联系，并告诉他先恢复健康，起义成功后再找他。我在烟台发展了本宗族的林基鑫为“民先”队员，作为活动的一个联络点，但他未能与本地抗日组织取得联系。我离开省委后，省委指定张加洛任掖县县委书记，并要他与我取得联系，但是很可惜也未能联系上。以上这些党员和进步群众的关系在各地都未能逐步扩大联系范围。
这时我想找到与本地党组织有联系、被称为“昆嵛山帮”的一些同志。“昆嵛山帮”是1935年11月4日中共胶东特委领导的一次农民大暴动后一直坚持斗争的一支武装组织，约有10余人。从9月中旬到10月中旬一个月的时间内，我从西部的蓬莱、黄县一带，到东部的文登、荣成、威海等县，来回跑了几趟，希望能以“昆嵛山帮”为骨干，组织一支稍具规模的抗日武装队伍；再通过黄县乡校余己午等同志的关系，把可能拿到手的约100支枪交由这些富有战斗经验的骨干成员掌握。我当时已认识到早期的抗日武装起义一定会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联合进攻，而打退国民党的武装进攻必须让“昆嵛山帮”的同志担任骨干，组成强有力的抗战队伍。总之，我们必须先有完善的组织准备，才能把起义旗帜举起来。
我到胶东一个月的时间转眼过去了，黄县的枪支还没到手，寻找“昆嵛山帮”也没有结果，我十分着急。这时由天津南下的日寇已经占领沧州，并且紧逼德州。如果德州陷落，济南可守多久也很难估计。在这种情况下，抗日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虽然有一些进展，但不足以应付形势的发展。到11月中旬，经过一个月的活动，又找到了荣成的曹曼之、李耀文、李渭川等同志，但与他们没有党的关系，也不知道他们与胶东特委是否已有联系。
经过两个月的活动，我感到在胶东只有蓬莱、荣成两县的工作可以作为武装起义的基础。这两个县的抗日活动团结了大量的革命青年知识分子。蓬莱县以于眉、于仲叔、于寄愚三兄弟为主，开展抗日筹备工作稍早于荣城。蓬莱县的有利条件主要是与黄县乡校容易取得联系，而荣成则可能更容易找到“昆嵛山帮”。根据当时于眉同志的汇报，栾家口小学的教员用高粱杆当枪，组织群众性的军事训练，很有意义。我们一旦准备武装起义，就必须学会瞄准射击；枪支在手而不会使用，谈何打仗。所以这时用高梁杆当枪训练就不是小事。这位率先用这种土办法进行训练的小学教员、蓬莱武装起义的第一大队长赵一萍同志（原名马秀生），是马保山的侄子。
由于荣成这些同志不是从外地来的，有可能通过他们找到与特委的联系。因此，我暂时放松蓬、黄一带的工作，着重同荣成的同志一起活动。但山东形势的发展使我预感到，原设想在日军占领济南、青岛后，国民党的反共分子逃跑和投降的时候，实现抗日武装起义的计划可能落空。
1937年的11月间，即到胶东后的第三个月，我在胶东东部地区，乃至荣成县以外的活动有了一些希望。这就是在我与文登县国民党县长李毓英的一次谈话中所谈到的一件事。李毓英愿将全县200名小学教员的武装队伍交出来，再由我出面转交给他和刘汉同志负责。但是，当此事具体进行时，并不理想。我们当时几乎是赤手空拳，谁愿把那么多枪支和人员交给你呢？当然，也并非全无收获。我因此了解了地方武装的情况，吸取了教训。如果我们没有强大的武装作为团结的核心，这种可能也正如以后的事态发展那样，我们在县政府内部与国民党头子何玉堂的斗争终告失败。李毓英县长是一个胡传奎式的人物，而国民党右派头子、县教育局长何玉堂又是一个刁德一式的典型人物。在形势有利于刁德一的活动时，胡传奎就会动摇转为破坏抗战的力量了。
天福山起义
我的耐心终于有了结果。当济南即将失守时，中共山东省委在营救政治犯的活动中，发现狱中有原胶东特委书记理琪同志，由此进一步知道了胶东原来已有一个特委组织。因此，省委当即决定理琪同志回胶东负责重新改组特委，并交理琪同志转给我一封信。理琪同志回到胶东特委后，立即通过柳运光同志与我见了面，并宣布了新的特委名单，他们是：理琪、吕志恒（吕其恩）、林一山、石匠俞（邹青言）、柳运光、张修已、李紫辉（女）。见面地点是天福山下的沟于家村，时间大致是12月17号。
既然由理琪同志牵头组成胶东特委，省委交给我恢复胶东党组织、建立武装根据地的任务总算有了交代，我肩上的担子也减轻了。
从山东的政治形势看，我们的相会太晚了。这是我活动三个月得到的结果，但重新部署抗日武装起义工作也还是“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感到遗憾的是：如果我当时不是固定在荣成一带活动，可能早就找到“昆嵛山帮”了。因为当时张元修同志就在上庄镇分校，而“昆嵛山帮”已同他联系上了，他到我家找我，已找不着了。当时，如果我四处活动，就可能早碰上张元修，早点得知这一消息，早就同他们取得了联系。
理琪同志，原名游建铎，河南人，据说在冯玉祥一个部队的电台里做过报务员，后来参加过江西的宁都暴动，又在中共上海党组织的地下电台工作过。1936年派来胶东，同年底因叛徒告密，在烟台被捕入狱。他很有工作能力，有着丰富的秘密工作经验，但他毕竟在狱中时间太长，对当时的形势不太了解，特别是欠缺军事知识。他一回到胶东特委，就立即通知“昆嵛山帮”到沟于家村集合，部署武装起义。在我与理琪同志相会的时候，“昆嵛山帮”的同志和其他一些刚从狱中出来的同志像宋澄、刘中华等也都同时来到特委。可惜当时对这件事情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我看到理琪同志的这种布置，思想上引起一些疑惑，但理琪同志事先已作了决定，我也无可奈何。他没有考虑过他来胶东前我作的准备工作，我也不便提出不同意见，我的起义组织计划只好作废。但我同时也很高兴，因为我终于和特委各成员以及“昆嵛山帮”的许多同志见面了。我有疑惑的原因是：黄县的枪支闲置了三个月，是否已经丢失，我当时也没有把握。事后经过调查，黄县乡校的枪支是在这以后一个月丢失的。余己午和另一所乡校的教育长胡湘符同志，这两个共产党员都被迫离开了乡校。同时，在这个时期，文登城内的刘汉等同志处境也很困难。这种情况下，我只能支持理琪同志的倡议。1937年12月24日在天福山召开的会议上，宣布山东省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成立。第三军暂编为第一大队，于得水任大队长，宋澄为政委；下设三个中队，一个宣传队。天福山地处文登、荣成、威海三县边地上，地方偏僻，交通不便，国民党的统治薄弱，我们的群众基础却不错。在队伍编排就绪后，特委便命令向西去文登、牟平、海阳一带开展活动。
在天福山宣布起义时，我们的队伍只有几十个人。队伍下山向西游动再求扩展，特委则在山下的沟于家村作为联络据点，留人秘密驻守。我和理琪及特委其他同志分头去各处发动群众，壮大武装。
反动派岂能坐视“三军”的发展与壮大？这时的牟平、海阳、文登各县都利用政府军警和地方武装不时地对我党抗日力量进行围捕。我们的队伍在它刚成立时，由于人数太少又缺枪支，且缺乏对敌斗争的经验，伤亡很大。1937年12月底，一大队成立后不久，到文登县岭上村宣传抗日，就遭到文登县长李毓英的暗算，他早就纠集了五六百人将我们的队伍围住，开枪射击。我们人少枪更少，又全无准备，败北可想而知！
尽管首次起义就受重创，胶东半岛仍群起响应。“三军”人枪虽少，各地响应的革命力量更是势单力簿，但国民党反动派已是草木皆兵，惶惶不安。
威海起义
天福山起义失败后，我并未意识到形势的严峻，只感到形势紧迫，需要立即组织第二次起义。除了要石匠俞到莱阳寻找中共县委关系，我也立即到荣成与曹曼之、李耀文联系，商量下一步的工作。当时，他们组织了一个“河山话剧社”，估计敌人不会特别注意他们。我一进城，按照秘密工作原则，我没有说他俩的名字，只说了他哥哥张晋绅和县第一高小李渭川的名字。当我和李渭川见面时，他们非常惊讶地说：“你怎么来了？赶快走，县里正四处搜捕他们俩。”
于是我立即换上李渭川的衣服，化装从另一个城门出城。天很晚了，我迅速向特委联络点的沟于家村赶，半路上在陪我一同进城的袁荣同志的家中过了夜。天亮后，我又继续赶路，当我赶回沟于家村时，发现特委的同志全搬走了，只有特委留下的一个联络员。他告诉我说，特委发现村子周围有国民党特务在活动，才搬走了。接着联络员将我领到另一个山沟中的小村，这个村子只有一二十户人家。特委的同志也不在，只见到一封从渭县寄来的信放在桌子上。内容是介绍“民先”关系，被介绍人名叫孙玺岐，他住在威海专员公署。于是我拿着这封信立即去了威海。对我的这种活动，后来有人感到很奇怪，他们认为特委的重要负责人为什么去找一个“民先”队员。实际上，我的打算是重新组织起义，找一个“民先”队员只是为了多一个联络点，为了将来活动方便。当时我想的是到胶东西部举行起义，而实际上轰动胶东的第二次武装起义是在威海打开了局面。这倒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到了威海专员公署的大门前，我正打听孙玺岐时，孙从里面出来迎接我。一见面，他表示对我很熟悉，说和我曾在济南高中同学，只是不同届。他又说：“你来威海我哥哥马上就知道了，但我哥哥表示他不会害你。”他哥哥叫孙玺凤，时为威海的专员。他说当年他哥哥在法国留学时，就认为共产党应该是合法的，想当面与我谈一谈，即使谈不成，也不会害我。经孙玺岐牵线，我与孙玺凤见了面。当时我同他谈的题目是“胶东共产党与威海专署合作抗战的问题”，最后不欢而散，没有结果。当时谈话有这么一段。
他问我：“你们有多少支枪？”
我回答：“有200支枪。”
他又问：“你有多少射击手？”
我说：“我们的射击手多得很，200支枪都能配上射击手。”
这时他低沉着嗓音拖着长调说：“那有什么资格谈合作。”
经过孙玺岐的介绍，我又同威海专署政讯处于事孙端夫见了面。我问他什么学历？他说是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毕业生。“一二?九”期间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中共支部归我领导，这个学校当时有个外号叫“北平苏维埃”。“西安事变”消息传出时，其他大学的很多青年学生都倒向国民党一边，而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只有一名国民党学生表示反对“西安事变”，为此还在饭厅发生口角，他还挨了打。事后，北平市的国民党质问法商学院院长张申府，也遭到了张申府的严辞拒绝。因此，当我一听到孙端夫说他是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我就对他完全相信了。经过孙端夫的介绍，我又与威海中学高中部的两名进步教师取得了联系，一个是袁时若（袁志刚），另一个是赵野民。经过这两位教师的介绍，得知他们在学生中也建立了“民先”组织。同时，我又与当时威海海军的“最高长官”周军需官取得了联系。
为什么周军需官成了海军的“最高长官”呢？因为海军司令沈鸿烈当时就在青岛，他委派的威海海军司令上任时带着日本籍夫人，遭到了全体海军的反对，并把他赶走了。这样威海海军就没有了司令，周军需官自然就成了最高长官。周军需官是一个进步青年，他喜欢看革命书籍和有关抗战的进步刊物。他曾经问过威海中学高中部的这两名教员能否找到八路军。后来我告诉这两名教员，请他们告诉他：林一山就是你要找的八路军代表。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与周军需官见面的。和他的几次见面和谈话都很投机。我谈的许多观点和意见，他都很尊重。凡是他能办到的他都立即去办。他问我是否需要电台，他可以为我提供一部电台。我感到目前最缺少的是枪支弹药，当时队伍还没有组织起来，暂时还不需要电台。
我对他说：“青岛的日军已经到了烟台，而烟台离威海又很近，说不定什么时候，日本鬼子就打过来了，形势十分严峻，你们应该立即行动，作好准备。日本人来时，首先要将军舰炸沉海底，而这之前，你们的后方仓库，包括弹药库等都要撤到山沟里。”后来我果真在报纸上看到威海海军将仓库撤到农村，将区乡政府的房屋都占了，把区乡政府的工作人员都赶走了的消息。
这次我在威海的活动大约有一个星期，之后我又回到天福山，向特委汇报了我在威海几天的活动。大家听了我的这番话又感到了希望。当我介绍完威海的情况时，理琪同志马上说：“现在我们将计划变一下。原打算今晚我同于得水到昆嵛山去查看根据地，代替沟于家村秘密支部，现在改由你和于得水去，把你威海的关系介绍给我，我在威海等你回来，再组织起义。”
理琪同志当天就动身去了威海，而我和于得水连夜兼程赶了100多里路到达了牟平境内的昆嵛山区。其实路程还不足100里，我们要避险绕着村庄走，步行了120多里路，竞没有穿过一个村庄。可见于得水对这里的地形和环境是何等地熟悉。一到昆嵛山，我们就发现“昆嵛山帮”的大部分同志都在这里。当时他们都为这次起义失败和牺牲伤心流泪，甚至认为和过去几次起事一样又上了敌人的当了，所以情绪非常低落。这时，于得水指着我对大家说：“大家不要悲观。这是林同志，下面请林同志给大家讲话。”
我给他们讲了当前的形势，讲了从党中央到地方党组织都在努力抗战救国，大家对前途要有信心。他们听了我的这番话，才露出了笑容。
我原打算看了昆嵛山区后，就立即去威海，但事与愿违，客观形势的发展与我们最初的想法很不一致。我们一到昆嵛山，就下起了多年未见的一场大雪，一连下了好几天，这样就不能按期到达威海。为了早点赶到威海，在一片泥泞的道路上，我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赶路，过一个山坡时，由于控制不住刹车差点出事。尽管路途艰难，我还是于当天夜里赶到了威海。但这里的情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理琪带领起义部队当天就已经离开了，我来晚了一步。经过打听才知道，我联系过的所有同志都已离开，只剩下海军还在，但是海军也在变化。我原以为这次起义，海军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武器装备，但实际上，起义的武器装备是别的方面提供的。于是我找到周军需官与他商量怎么办。我与他研究了好几次，有时甚至整宿没有睡。当时的形势是沈鸿烈又派了一名司令到威海海军上任，还请周吃了一次饭，就剩下交接工作了。周说他不掌管武器，掌管武器的是一个名叫赫道魁的人。就在我同周军需官商量的同时，赫道魁也忙了一宿。在天亮时，我对周军需官说：时间来不及了，我得马上离开这里。显然他也感到无可奈何。这样我只好离开威海又赶回沟于家村。
回到沟于家村，理琪同志对我说：“你不要再离开了，赶快编队。”其他同志你一言我一语，争着讲起义准备的事。我一边提出有关编队的方案，一边听着同志们讲的事。原来在我和理琪同志分开的这一周里，理琪又去威海把关系接上了，而且已经安排队伍便衣进入威海，作好了起义的准备。而这时威海传出谣言说日本军队就要来了。谣言估计来自两处：一是与汉奸有关系的人；二是可能来自威海的警察局长郑维屏。其目的是造成混乱，威胁孙玺风专员。在谣言引起的混乱中，孙专员想逃跑，但郑维屏不支持他，海军与孙专员有矛盾也不让他逃跑。国民党官员中，普遍存在着贪污现象，孙玺凤也不例外，他将自己的大部分财产都寄往住在天津英法租界的小老婆那里。海军的军饷大部分被他克扣，这引起了海军极大的不满。相比之下，孙专员还是觉得共产党与他没有矛盾。因为海军与我们关系较好，我们劝说海军让他兄弟二人走，海军才答应了。没想到孙专员竞同意给我们100多支枪，也算是一个交换条件吧。终于在开往香港的轮船起锚前谈妥了条件，孙玺凤兄弟两人才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
据胶东特委其他同志近年有关威海起义的忆述说：在与孙专员达成协议后，1938年1月15日下午，由“三军”的战士和孙端夫从政训处带出来的一批士兵共六七十人，打开了专署军械库，用一批前所未有的枪支弹药武装了“三军”，宣告威海起义成功。威海起义后，16日傍晚“三军”便整队出发，离开威海，次日清晨回到老据点沟于家村进行整编。
由于部队的迅速扩大，特委和部队由山区迁入平原重镇大水泊村。我们的部队是按照党委直接领导游击队的组织形式编制的。胶东特委与军政委员会以统一的机关名义领导工作。部队的具体领导，则由政治部直接领导各大队。军队组织形式：大队设队长、政委；中队设队长、指导员。军队建设、指挥作战和军队日常工作的领导都是按照红军双首长制进行工作。
当时部队发展很快，每天都能听到部队扩大的消息，有时候听说某地扩大了多少支枪，有时候又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说，某处成立了独立大队或又有多少枪支拿到了手。文登城里的顽固派在他们逃跑前，听说我们要求他们释放被捕人员时，立即乖乖地将我们的同志都释放了。
最使我们感动的是，广大革命群众的参军热情。除了驻军的附近地区，远至100里以外的牟平县境内每天都有群众络绎不绝地来报名参军，甚至阴历年除夕来的人也没有减少。形势虽好，但这也增加了想不到的困难，这就是怎样说服有些人回家不参军。我们组织了几位女同志，每人持有一本花名册，把报名人的姓名地点记录下来，再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们回家耐心等待，有枪时再通知他们报到。那些经我们劝说勉强答应回家的人自然不高兴，他们遇上其他来报名的人，还发牢骚说：“你有熟人吗？没有门子是进不去的！”胶东人民参军抗日的热情，由此可见。
虽然我们的旗帜是山东省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没有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字样，但我们的作风和军纪使广大群众都相信我们的部队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各地失去联系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都自动来特委联系工作，那些没有参加组织的进步青年和爱国青年也都纷纷报名参加工作。因为有了“三军”抗日的旗帜，我们在一两天内做的扩大组织工作，比起义前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效果都显著。
这股参军热潮来势何以如此之高涨？现在看来，与其说是热潮，不如说是一股不可抑制的抗日怒火。原来在我们起义前，广大群众面对国民党统治下的抗日时局，广泛地存在着一种悲观情绪。他们时而听说日寇由青岛入侵烟台的数十辆军车，如入无人之境；时而又听说某县的县长投敌当了汉奸，警察变成了伪军，眼看着自己的家乡要受日本鬼子的蹂躏，真是又怕又气又恨。在听到这些消息的同时，又听到共产党人揭竿而起，发起了抗日救国，他们便接踵而来，投身报国之门。
威海起义后的1938年2月初，胶东特委根据新的形势，决定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司令部”，理琪任司令，我任政治部主任，并将“三军”整编为两个大队、一个特务队；同时成立“胶东军政委员会”，由理琪、吴志恒分任正副主席。干部的任免和命令的下达由理琪和我共同签字。
有利形势的大发展，加强了我党我军的内部团结，但错误的倾向和分裂党的活动也暴露出来了。岭上村事件后，“昆嵛山帮”的某些同志曾产生了怀疑和悲观的情绪，他们未能及时参加威海武装起义。由于他们团结在于得水同志周围，经过党的教育后，又很快回到了部队。于浪被任命为第二大队长后，自作主张吸收了一些不纯分子。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军政委员会撤销了他的职务，随后也清除了一些不纯分子，纯洁了队伍。纯洁党的武装永远是党在建军中的战略问题。尤其是在胶东开始建军时期，清理不纯分子为以后建立一支党的坚强武装打下了基础，保留了一个好的传统。原特委成员刘振民同志由延安回到胶东，拒绝参加特委，拒绝与特委合作，坚持自己的错误主张，对国民党顽固派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特委仍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他，允许他外出活动。由于他自以为是，不肯悔改，最终被顽固派杀害。特委组织委员石匠俞不满特委的知识分子政策，借寻找莱阳县委关系的机会，擅自去掖县参加当地的武装起义，而不肯及时回特委汇报与莱阳县委取得联系的情况。这些错误倾向的出现，虽然对革命有些影响，但革命高潮仍在迅速发展。
革命武装力量的继续发展，也对国民党内部的爱国青年产生了吸引力。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任命俞心清为全省政训处总负责人。俞心清是冯玉祥西北军内的进步人士，对山东抗战形势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俞心清负责任命了全省县以上的政训负责人员，这对我们的活动当然大有好处。这些人员都是经过选择的，一般也都是进步或爱国的青年。这些人除了有一些参加我们的抗日筹备工作，另外也有一些在我们起义后参加了抗日工作。与此同时，韩复榘在全省普遍推行了乡农学校制度，任命知识青年为县以下区级政府的负责人，取代了传统的豪绅地主对区政府的控制权，这在客观上对抗日运动也是有益的。所谓乡农学校制度，就是一种政、教、卫三位一体的区级政府组织形式。三位一体就是：“政”是区长；“教”是教育训练地主富农子弟，；“卫”是区保卫团和区武装民团等组织形式。乡农学校的校长实际上就是一个直接掌握武装的区长。地富子弟实际上很少参加乡校武装，他们一般都花钱雇佣贫苦农民作替身；一些无钱雇佣人的地主才让自己子弟参加乡校武装，而又无时不盼着儿子有机会逃回家。这种乡校制度反而有利于我们当时组织青年参加抗战。
胶东武装起义有些晚，而且起义又发生在偏僻的半岛东端，所以我们掌握武装后，应该及时西上，控制战略上的重要地区。但由于许多同志都是来自东部地区，对于西部地区的重要性认识不够，不愿意西上。结果坐失良机，对于大规模发展革命力量不利。本来理琪同志打算到昆嵛山建立一个点代替沟于家村，可因为威海起义把这件事情搁下了，所以当我提出西上时，出现了不同意见。我提出举手表决，绝大多数同志都举手表示赞同，可是他们看到理琪同志没有举手时，又把手缩回去了。
会后，我跟理琪同志说：“我们不能老呆在这里，应该积极西上。”
理琪说：“等把枪凑齐了再走。”
我说：“哪里都有枪，怎么会弄不到枪呢？”
后来我找了一本山东分县图，拿给理琪看，我指着地图说：“你看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我们是胶东特委，不是县委，我们要向胶西扩展，怎么能老困在东头呢？”理琪看了这张图后思想有了触动，马上同意西上。一两天后我们就出发了。
从威海起义到“三军”西上，前后大约有一个月的时间。在和平时期，这一个月的时间可能是眨眼工夫，而在战争时期，我们得一个月的时间也很漫长。当我们西上到达牟平县境内时，发现这一地区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内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许多有能力的党员在与上级党组织没有发生政治关系的情况下，独自开展革命活动。对于这些同志，如果我们党组织早一点与他们联系上，他们发挥的作用就会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