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鲁北工作据点
《我的长山之行》一文，曾发表在山东的一种党史资料刊物的第一期上，该文只是概述了我的长山之行与鲁北铁山抗日武装起义的前因后果。有些同志要我详细说明我是怎样帮助马耀南校长在我党领导下组织武装起义的经过，这里再加追述。
黑铁山起义是抗战初期在山东党领导下几个最大规模的抗日武装起义之一。在当时情况下，大规模的抗日武装起义必须有雄厚的党群工作基础和其他有利条件才能成功。为什么黑铁山这样规模的武装起义，同我去长山中学帮助马耀南校长参加抗日武装起义的事会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本文所要说明的问题。
在“七七”事变爆发后，严重的民族存亡危机，使每个人的思想都产生了极大地震动。此时，党的建设、武装斗争与统一战线党的这三大法宝，在新的形势下，就与我们发展革命事业有更为密切的关系。根据这种认识，我认为长山中学校长马耀南品行端正、思想纯朴、为人耿直、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是一个好的团结对象。但我在与他相识后的两年中，未曾有过任何联系，也不知道他的任何情况。当山东省委要我去鲁北建立一个工作据点时，我才考虑在长山中学了解一下他的情况。使我意外的是，情况发展极为有利，于是我决心在这里停留20天，把去胶东组织武装起义的紧急任务延迟了将近一个月。
大约在1937年8月下旬，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同志说省委决定要我去胶东领导抗日武装起义工作，同时又问我鲁北有没有工作据点？能否去建立一个据点？于是我就想到马耀南校长。
我见到马耀南校长，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他面带笑容地说：“你现在又回来了，咱们这里是个家，咱们就是一家人啊！希望你能在这里多住些日子。”
一番寒喧之后，他问我对目前形势的看法。我说：“也想问问您准备怎么办。”
他说：“我是要干的，还是先请讲讲目前的形势吧。”
我认为他已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所以我就把我对当前形势的看法讲了很多。主要是说明抗战刚开始，我们可能会放弃一些地区，以后随着群众觉悟的不断提高，抗日力量的壮大，我们的战斗力就会逐步加强，能有力地阻止敌人的前进，一直到最后战胜敌人。我所讲的这些道理，主要来自“西安事变”后党中央在延安召开的全国党代表会议中毛主席所作的报告的内容，又结合我对“七七”事变抗战时平津前线战争情况的分析。我讲的这些内容不久成了胶东共产党印发的《抗日必胜论》一书的初稿。《抗日必胜论》在胶东重印了几次，在党内外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在国民党友军中，都产生过好作用。马耀南校长听了我这段讲话后，非常兴奋，表示很同意我的看法，因为我的讲话指出了抗战的光明前途，对他很有帮助。他的表态使我认识到这种宣传在当时非常重要。
互相交换意见后，他的内心话越说越深，我知道他有许多理想，虽然难免也有空想。我引导他把全部的想法都亮出来了。他表示手下现有1000多支枪，这些枪都是地方学校的，这些学校的校长不少是他的学生或受他影响较深的人。他当时已经把许多知识分子组成了几个训练班。我听了他讲的情况后，感到要组织一支大的武装起义队伍很有希望。我在省委临走时，黎玉同志说全省可能争取到200支枪，对比之下这里的情况即便打折扣也是可观的。他看出我对他的工作很感兴趣，就领我出城去农村看了看他办的训练班。我问了训练班的学习计划和训练思想，他只是讲了抗战爱国的重要性。我对他说：“北伐前你在天津做过国民党的地下工作，你能体会到国民党右派叛变给你造成的思想上的痛苦。国民党右派的叛变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政权和武装，而当时的进步派是失去了正确领导才遭到失败的。如果我们现在组织的抗日武装革命队伍不接受这个教训，在我们的队伍中还会出现右派的叛变，抗战就不可能胜利。”我又向他介绍说：“当前全国有个进步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主要是组织领导抗战事业。这个组织不反对共产党，也不赞成国民党右派。北伐军开始时能够胜利前进，主要依靠进步力量，这个事实你是知道的。有这样一个团体，你可以通过它来领导和巩固队伍。”他听了我的话后觉得很有道理，因为当时全国各地抗战的青年积极分子大多数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
为了进一步商谈武装斗争这个重要问题，我问他在军事领导工作上有什么打算，怎样培养军事干部。他说，韩复榘准备派刘耀庭到他这里来领导部队。我说：“冯玉祥是行伍出身，并且亲自带领部队作战，在战争中培养的队伍应该是可靠的。但后来他的那些军长都脱离了他，韩复榘就是其中之一。如果要接受他来领导队伍，那你连冯玉祥的结果都得不到。”
他听后感到非常正确，表示拒绝刘耀庭到这里来。
我们谈到日寇来了怎么办的时候，他说：“在本地呆不住，就通过铁路把队伍拉到南山去。”
我提出：“离开本地没有政权，队伍供给怎么办？”
他惊讶地说：“这个问题确实很大，我还没有想过。”
我说：“光有军队还不行，还要有政权才行。如果没有大量的干部队伍，就不能发动群众建立政权。”
他听后，深感抗日革命工作不简单，要抗日还要考虑许多没有想过的问题。
经过几天的谈话，我认为从思想上彻底争取马耀南校长是很有希望的。于是我就征求他的意见，问他想不想在百忙中读几本书？他同意了。我就向他介绍了《社会科学概论》、《政治经济学》和倍倍尔的《工人与社会》等进步著作。在与他谈论问题的过程中，他抽空读书，把我介绍的书都读过了。看来他确实是积极读书的。我问他现在是否还认为唯物论就是大洋主义？他很惊奇地问我是怎样知道他有这个想法的？我告诉他，在一次欢迎一位新来的国语教员时，他在讲话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共产主义就是大洋主义！”。
他很佩服地说：“你还记得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过去是有过这样的思想。”
我们经过一番深谈后，了解到他要求进步是肯定的，抗战是坚决的。于是，我就对给他派干部的问题进行了试探。他表示非常赞成。他说：“不管谁来，最好你也在这里。你出主意，我听你的。”我当时已确定去胶东，只好再三婉言推辞。经过反复解释，他同意另派人来。他提出的条件是：一是要有能力；二是要大学程度。我答应没有问题，能力至少不比我差。我为什么答应他这一条？我当时认为这在中共北平市委领导下南下的党员干部中可以解决。以上问题解决后，我即刻回到济南与省委取得了联系。
在我离开长山中学后，有关他们的抗日工作准备情况，再未得到消息。当青岛、济南失守后，山东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起义在各地蓬勃发展起来。这时，我才得知他们在黑铁山起义，并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抗日武装部队。由于我党坚强的领导，这支队伍声势浩大，在群众中影响很深，普遍称他们为“廖（容标）、马（耀南）菩萨部队”。
从我党派干部去长山中学筹备抗日组织工作到黑铁山武装起义仅有几个月的时间，我们派去的领导干部积极团结马耀南校长是一个重要任务。当时，像马校长这样在上层社会比较有影响的人士，是我党统一战线工作中比较少有的团结对象。我党派到长山中学的干部廖容标、姚仲明等同志，工作很有成绩，所以才有在山东北部这样一次大规模抗日武装起义的成功。关于这一段工作的情况我不了解，我希望当时负责的姚仲明同志能够做一个总结。后来我在与姚仲明同志的谈话中，了解到一些他们这一时期的工作概况，我认为这个总结更有必要。在我离开长山中学短短几个月中，马耀南同志进步很快。我曾答应他派大学程度的干部到长山中学，后来没能实现，他也未介意。由于他们与马校长团结合作得很好，并且他们在政治、历史等方面有丰富的知识，所以马校长也就不看重他们是否受过大学教育了。
再谈马耀南同志
我与马耀南校长相识是在1935年2月。1935年2月至7月，我在长山中学附属小学任教员，与他相处了5个月。5个月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我对于他的为人，还算是基本了解的。他为人坦诚、直率、不弄虚作假，都是从他的日常言行中看到的。
听别人说马耀南毕业于北洋工学院，北伐前在天津做过国民党左派的地下秘密工作。他回家乡任长山中学校长是因为他对国民党右派叛变很不满，不愿在国民党内做一些他不愿做的事。也有人说，他曾因为反对蒋介石被开除党籍，后来又因为汪精卫的叛变脱离了汪精卫的假左派，所以他对国民党已不抱幻想。我在半年的时间里观察他，其一言一行同关于他的这些说法基本上是符合的。
他生活朴素，办事认真，尚有旧的道德观念。他要通过直感了解课堂情况和老师的讲课质量。我经常看到他在教室外面走来走去。我有几次在讲课中讲了一些政治问题，都发现他在教室外面走过。农村和县城内的高小学生年龄都较大，我讲的一些政治问题学生都还能听懂。我曾比较系统地讲过革命的三民主义，问学生当时的国民党政权是否实行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策，学生一致认为没有实行。和长山县相临的淄博煤矿曾发生了一起重大的死亡事故，死了数百人，韩复榘政府只给每个死难家属200元的抚恤费。我问学生，资本家为什么不关心工人的安全？在我讲这些话的时候，发现马校长在窗外听到过。我注意他是否向国民党县党部报告。事后证明，他没有做这样的事情。有一个夜晚在我的住处外，我听到有吵闹的声音，事后听说是马校长批评学校中一位姓贾的训育主任。这位贾主任与县中师范补习班的一个女生私通，被马校长遇见。从这几件事情可以看出马耀南校长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和深入。马耀南校长有强烈的爱国思想，这是我们争取他的主要原因。我答应中共山东省委在长山建立工作据点，就是打他的主意。当我到长山中学见到他后，发现他已在做一些抗日救国的准备工作。我开始感到有点意外，仔细一想也觉得是合乎道理的，正所谓不谋而合。当红军长征到贵州，蒋介石亲自到贵阳指挥围剿红军时，马耀南校长在一次会议上非常愤怒地说：蒋介石不打敌人，跑到贵阳打内战，这算什么英雄？国民党亲日派何应钦与日本秘密签订了出卖华北的《何梅协定》，国民党封锁消息不让中国人知道，马校长从外国的英文报纸上不仅得知这一消息，而且还从报纸上看到了日本侵略军开进天津的照片。他对这一卖国行为极为愤怒。每天早晨拂晓前还常常看到他身着马裤在体育场上攀杠子，跳木马，锻炼身体。他锻炼身体的目的不光是健身，还要准备抗战。我有意识地注意他这些表现，据此认为在“七七”事变开始后的民族危亡关头，他在我党的争取下不会选择其他道路。事实证明确是如此。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后，1939年7月马耀南同志就在战场上牺牲了。他牺牲前已是中共正式党员。从我党派干部到长山中学工作到他牺牲有两年多时间，他的思想进步可以算是很快的。他的牺牲是中共山东省党组织的很大损失。根据他的实际表现，如果不是在抗战初期就牺牲了，他的发展是很有希望的。作为一个烈士，我们对马耀南同志的评价在党内是肯定的。但对他的要求不应该与各种人物用同一个标准。从马耀南同志的家庭出身与社会地位来说，他的缺点在旧社会上层人物中是比较少的。他在参加了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起义工作后，与他一起工作的一般都是党的老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这些同志的文化程度一般都不很高，他也与之相处得很好，这与他过去“非大学生不交朋友”情况完全不同。对他来说能做到这一点就很不容易了，这是他选择抗日革命道路的必然结果。“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是我国古代的士大夫，乃至近代知识分子喜欢用来标榜自己、附庸风雅的联句，马耀南也很难摆脱这种根深蒂固的封建影响。他参加革命前看不起没文化的人，这在旧社会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足为怪。我主要从他的道德品质上、政治思想上看他的为人，如果对同志事无巨细，求全责备，同志之间就不能达到团结的目的。
我与马耀南同志在长山中学一别，至今已经60余年了，他是我常常怀念的一个人；与他的结识又始于我的军事生涯之始，在忆及我的战争岁月时更是首先想起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