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学生的军训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不久，日本帝国主义迫不及待地发动了“七七”事变。从此开始了国共两党联合抗战、全国军民奋起抵御的新局面。驻守平津一带的二十九军的爱国将士，在卢沟桥的对日还击中，打响了八年抗战的第一枪。“七七”事变的炮声震撼了全国，“一二.九”运动中的热血青年开始了新的生活，一批批走向抗日的战场。
当时，我担任北平学生军训的中共支部书记，领导军训学生的政治斗争。而这个斗争是针对和揭露国民党利用军训化解革命青年这一阴谋的。这场斗争使我能够及时知道“七七”事变的发展过程。
国民党的军训计划本来是向国人表示它是愿意领导抗战的，后来因日本人反对而取消了，现在的军训是“西安事变”后重新恢复的。为了表示对军训的重视，南京的学生军训由何应钦领导，北平的学生军训则由冀察政委会的最高负责人宋哲元领导，副职是国民党的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一O旅旅长何基沣。这个旅的二一九团当时正驻守卢沟桥一带，团长就是有名的爱国将领吉星文。二十九军是由原杨虎城将军领导的西北军改编的，抗日士气很高，何基沣旅长就是该军的左派将领。这对我们进行的这场斗争十分有利，特别有利于将群众中无原则的斗争引导到正确的革命道路上来。
这次军训本来是为了使青年学生学一些军事知识，实际上，这些国民党军官的军事知识多很肤浅，派来指导学生军训的又全是一些下层军官。他们把学生组成连、排，由军人担任排长，学习的内容只是些步枪操作技术和基本的队列训练。这些下层军官平时训练农民士兵时感到很困难，可是训练这些学生却感到十分轻松，他们只演示两次学生就全掌握了。由于每天重复这些枯燥的训练，学生感到厌倦，因而就不认真了。军官于是由开始时的称赞转为不满，学生和军官之间产生了对立情绪，由此而产生矛盾，引起了无原则的斗争。国民党规定：在军训期间被开除的学生，任何学校都不准再接收。这种规定对学生是个很大的打击。
为了争取何基沣，与他处理好关系，我们支部开了会，以各学校学生的名义写信，表示对何基沣友好态度的支持，希望他能坚持抗战。何基沣很快在大会上表态，表明他坚持抗战的立场。有一次，军训学生与军官之间发生了一点不愉快，一名学生要写信状告连长的粗暴。类似的事当时还发生了不少。又一次，两个学生为了争喝绿豆汤打起架来，斗殴中双方受伤。何基沣在会上宣布了这件事，并说：“还是大学生，真不应该。我已报告了中央教育部，取消这两个学生的学籍。”这时，学生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原来很多人早就知道这两个学生是国民党分子。何基沣在会上表示，他一定坚持抗战立场，对日寇决不让步，并说河北省主席冯治安已表态，要坚决抵抗日寇的进攻，坚持抗战到底。何基沣还告诉大家说：“有人向我写信密报师大学生要闹事，我不相信那些谣言”，并斥责这些人是以青年的热血洒自己的前途，“其志可鄙，其行可诛”。
不久，一天拂晓时，何基沣召开大会，告诉学生们，形势紧迫，日寇以宛平城为假定目标进行军事演习，他已将这一情况报告给冯治安。何基沣说：如果日寇进攻宛平城，我们决不退让。守城的营长来报告，敌人离宛平城很近了。何基沣对营长说：等敌人接近城门时就出城杀敌。营长又向他报告，敌人已经离城门500米了。何基沣当即下令：立即出城，消灭敌人！大会开到这里时，东方露出了晨曦，天亮了。这时，突然响起了枪声，卢沟桥边战斗打响了。何基沣向学生们高呼：“同学们，战争来了，我们就要到前线参加战斗了。”他要求同学们一边参加军训，一边准备参加战斗。但停止实弹演习，别的演习照常。之后，我们回到了西苑的住地，这天正好是1937年7月7日。
回到西苑住地后，枪声越来越激烈，我们得到来自前线的消息：吉星文团长已带领全团将士，死守卢沟桥，正与日寇展开激烈战斗。这时，在西苑兵营，很多士兵都磨刀霍霍，摩拳擦掌准备上前线。在部队开往战地时，我们热烈欢送战士们奔赴前线英勇杀敌，与日寇作战到底。在以后的几天里，何基沣不停地向我们报告前方战况，并说百姓为前方将士送水送饭，使他深受感动。
一次战争、一个战役的胜负，其战术、指挥、兵力、士气自然是重要因素或决定性因素。但是，如果总管这支部队的国家军事部门和中央政府平庸无能很不得力，也有许多转胜为败的战例。卢沟桥之役就是如此。一方是蓄谋已久、装备精良、后援不断的日寇，一方是在政府被迫言战而实想求和的背景下的孤军奋战。当时蒋介石正在庐山，他对日寇的无端滋事挑衅先是“口头抗议”，继之以“正式抗议”，在我军浴血奋战中还心存“和平解决”。所以在卢沟桥抗战过程中，国民党政府和冀察政委会地方当局一直在与日方谈判，直谈到所谓“双方撤兵”而实为我军南撤为止，日军则步步进逼，直到7月底平津相继沧陷。
从“七七”事变看蒋介石
平津沦陷，国立大学纷纷南迁。大约在1937年七八月间，我奉命离开北平，随一批平津流亡学生，其中有中共党员，也有民先队员和进步青年，去胶东组织抗日根据地。当时，山东党组织只有适应时局，在济南用“面认”的方法，将组织逐渐恢复起来。接着布置任务，让这些同志到敌人后方日寇占领区开展工作，建立敌后抗日武装根据地。就在这时，党内产生了一种错误理论：到敌后抗战作用不大，应该到大后方争取国民党共同作战作用才大，这正符合了王明的右倾路线。口号倒是叫得挺响，但实际上很多青年到大后方并没有发挥作用，甚至有些党员连党组织关系都丢掉了。而那些积极跟党走，到敌后工作的普通群众，甚至包括“一二?九”运动中的中间分子，很快锻炼成党的重要干部。这充分说明王明路线对党的破坏作用是很大的。
对日寇的进攻，蒋介石一贯采取的政策是被迫作战。“七七”抗战前是制止地方部队抵抗侵略，制止不了的，就用表面“增援”抗战的办法，达到制止的目的。所谓“增援”，就是增派蒋氏信得过可以任意指挥的亲信部队去渗透和干扰。“七七”事变因为二十九军坚决抗战，他制止不住，就是用“增援”的办法达到谈判、投降的目的。对于蒋介石的假抗日真投降，当时我就看出来了。因为当时蒋介石派出的增援部队是石友三的部队，石友三本身就不是抗日派。我还怀疑“七七”事变时蒋介石有密文指挥部队不准进行工事防御。很明显的一点：当卢沟桥枪声响起，日寇从本国或东北派出大批援军到卢沟桥，沿途没有遭遇任何抵抗，甚至在天津也没有遭到抵抗，这种事在战争史上从未有过。平津失守后，日寇沿京浦铁路和平汉铁路继续南下，沿途的部队都是单纯防御作战，只有济南失守后，台儿庄的战斗才有工事防御的表现，而这时，日寇已宣布要在几个月内占领全中国。在日寇登陆上海和进攻南京的作战中，也看不到工事防御的作战计划。这时，又听到来自国民党内部的消息：称赞“政学系”新头目张群的“十四字诀”的妙处：“战必败，和必乱，战而后和，和而后安。”前6个字是当前形势，后8个字是今后的任务。所以武汉失守后，就有德国驻华大使陶得曼的劝降，蒋介石前半夜同意后半夜动摇这个政治趣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