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给中央的一封信说起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与，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一时间，党内外对这一重大事件的处理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为了统一全党的认识，党中央通知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接到这一通知，我认真地给中央写了一封长信，信中陈述了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感想。先说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的危急关头，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计前嫌，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换取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大气魄大胸怀；接着我对“西安事变”提出了我的看法，分析了蒋介石虽然被迫承认“一致对外”，不敢背叛承诺的心理，并提出我党对国民党应采取什么对策的建议。
当时，由少奇同志领导的北方局出了一个党内刊物叫《火线》。就在我这封信发出后不久，《火线》的一个名为《合作专号》的小册子刊登了我这封信。刘少奇同志还用笔名为我这封信写了序言。在序言中，他高度评价了我这封信，说它代表了党的正确意见，值得全党同志学习。这封信可能是中央要我去陕北参加党的代表会议的主要原因吧。
到延安去
1937年3月，也就是“西安事变”不久和“七七”事变的前几个月，我接到通知，要我到陕北瓦窑堡去开会，而且是陪同斯诺夫人一同前往。但由于我不是燕京大学的学生，与燕大任教的斯诺教授没有合法的师生关系，恐怕难以混过国民党的关卡，也不符合我党秘密工作原则，因而组织上后来改由别的同志陪同斯诺夫人，我则与另外的同志一道化装进入陕北。会议原来定在瓦堡窑，因为东北军此时已经根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协议精神退出延安，瓦窑堡的同志已经跑步奔向延安，我也就直奔陕北。
党组织安排斯诺夫人进入延安，是有特殊意义的。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听说斯诺夫人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放走蒋介石一事感到忧虑和不理解，她曾找到中共北平市委书记黄敬同志，向他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她说，在世界各国共产党中，她最爱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过去与国民党合作，国民党多次叛变，使中国共产党损失惨重，如果再次合作，国民党再次背信弃义，她简直活不下去了。黄敬同志再三以我党的路线方针说服她，她仍表示怀疑。因此，黄敬同志主张介绍她到延安去见毛主席，直接听听中央的意见。斯诺为了他夫人安全到达延安，还直接驱车从燕大到北师大找我联系过。这在当时是很冒险的，极易引起特务对我的警觉。侥幸的是我恰好不在校园，斯诺仅给我留下一张英文名片，因而避免了因暴露我的地下党员身份而使北平地下党遭受敌人破坏。
后来，我在延安大街上见到了先期到达的斯诺夫人。她也穿上了一身红军军服，一顶红军八角帽戴在头上，面带笑容，满心欢喜地穿行在大街上。据说，她一到陕北，毛主席就热情地接见了她，并长谈了一整夜。毛主席极为耐心地一一解答了她所担心的问题。她心头的一系列疑虑终于完全消除，十分赞同毛主席的主张。
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会
延安，这个世界闻名的革命圣地，在红军才进驻时的落后面貌实在令人难以想像。完全未经改造的旧延安，街道两边小摊上买卖的东西以鸦片、鸦片烟具为最多。烟灯、烟枪和其他烟具都做得很精致，而房屋建筑却十分简陋，可以用来开会的房屋很难找到，会场只能设在一个天主教堂的大厅里，还兼做我们白区代表的住处，白天开会做会场，晚上在地上铺上草席就是我们的住房。
5月3日，会议正式开始。这是我党“六大”与“七大”之间的一次临时代表会议，是根据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而召开的。会议代表以红军代表为主，白区代表仅有20来人。这次会议的主席台上悬挂着“苏区代表大会”的横幅，另外还将专门召开一次白区代表会议。这次会议由少奇同志主持。会议不叫全国代表大会，而把苏区、白区代表会议分别召集的做法是当时的一种策略，旨在尽量减少对国民党的刺激，尽快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这个建议是毛主席提出来的。
当代表入场就座后，大会秘书长涂正昆宣布会议开始，并公布了大会主席团成员名单。接着，由毛泽东同志作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毛主席这时40来岁，身穿灰布军装，头戴八角帽。他的身体显得很瘦弱，双肩高耸。据身边人议论，毛主席正患肺结核病。在5月7日的闭幕式上，毛泽东同志又针对会议期间同志们讨论的情况及个别同志提出的不同意见作了题为《为争取千百万民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在小组讨论时，毛主席还参加了我们白区代表小组的讨论，并解答了我们提出的一系列问题。
作为一名在白区工作的青年党员，我是第一次进入苏区，参加我党具有历史意义的代表会议，亲耳聆听党的高级领导人作报告，亲眼见到毛主席并与他面对面地谈问题。这一切给我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新感受。尤其是毛主席所作的两个重要报告，提出了中国革命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问题，使我对中国革命前途充满信心，给我以极大的鼓舞和启迪，为我以后的革命斗争生涯指明了方向。这次会议上毛主席提出的一系列民族统一战线主张都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令我终生难以忘怀。
毛主席在开幕式报告中首先提出：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发展阶段。这种提法令人耳目一新，使我们明确了中国革命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我们的口号是：革命的爱国主义和全民抗日的民族战争。这说明了民族革命与阶级斗争的相互关系，同时，也分清了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两个口号的差异。
毛主席还对中国共产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为之斗争的三个主要任务：和平、民主、抗战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刻的论述。他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有一段离开文稿而更为生动的即兴讲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概括说：“我们过去两年为和平而斗争，现在和平开始实现了，我们就要为争取民主而斗争，将来更要为实现全民抗战而斗争。我们要巩固和平，就必须争取民主，有了民主才能进一步巩固和平，有了民主才能实现抗战，而只有实现抗战，才能扩大、巩固和平与民主，有了民主与和平，方能使抗战获得胜利。”他又强调说：“过去，我们是和平！和平！和平！现在我们要说民主！民主！民主！将来，我们则要说抗战！抗战！抗战！”
毛主席以他那抑扬顿挫的湖南口音，对和平、民主、抗战三者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浅出的演讲，深刻阐述了中国革命各个时期的不同中心。他那坚定高亢、极富感染力的演说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
毛主席在这次会议上为代表们分析了国内外政治发展趋势和主要发展方向；当时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一些问题的现象和本质的相互关系，使我们不致因国民党的种种行径而对未来总趋势产生动摇。
根据这种总的趋势，毛主席提出了许多具体政策，如取消革命根据地中央政府，取消红军番号，接受国民党在军事上的统一指导，以换取国民党停止内战，改变其反共政策。这种妥协让步的政策，就是为了实现全国抗战的总目标。
毛主席对待讨论中的错误意见也是很具伟人胸怀的。他一面指出这些不同意见对所讨论的问题颇带重要性，一面教育和鼓励我们的广大干部在党内正当的讨论中要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这对党内许多听不得不同意见的人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对于党内盲目一边倒的风气也是一种纠正。
大会闭幕后，仅仅两个月便发生了“七七事变”，这证明整个政治形势的发展都在毛主席报告的预料之中。
在小组会上向毛主席提问
在会议分组讨论毛主席的报告时，毛主席还参加了我们小组的讨论，并解答了我提出的一些问题。
那时候，找一处会场那么难，更别说分组会议的房间了。我们的讨论是在草坪上进行，同志们只有席地而坐。毛主席也和我们坐在一起。我在小组会上提出不少问题，毛主席都很耐心地作了答复。
在讨论当时的形势时我问毛主席：“蒋介石放走后，我们相信他不会也不敢否认他的和平抗日诺言，但我们也得有个思想准备，万一他还要打内战怎么办？”
毛主席说：“客观形势不允许他再打内战，打内战他已经失败了。他同意合作抗日是不得已的，他也懂得继续打下去国民党没有前途。当然事情是两方面的，在蒋介石的一方，被迫同意合作抗战，这主要是客观形势决定的，我们当然也准备万一他还要打内战的可能性。如果他还要打的话，我们党比国民党年轻，我就比蒋介石小10岁，无非是再打10年嘛！”
我在向毛主席提问时也曾表示过，我研究过军事学原理，读过《孙子兵法》、《苏联红军步兵操典》，还有林彪的《短促突击论》。当时毛主席严肃地说，“短促突击论”是错误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对林彪的评论，而且出自毛主席之口。在当时，林彪的名声很响，听到的都是吹捧他的话，没有一个人敢说林彪一个“不”字。很长时期内，我经常想到毛主席能和我们白区代表说这样的话，也是一种信任。林彪的“短促突击论”的确是错误的，他吹捧王明路线，用“短促突击论”论证王明路线是正确的，后来证明这是一种投机。《短促突击论》在苏区刚印发出来后，红军就被迫长征了。
我还向毛主席提出另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中央秘书处有毛主席反“围剿”的文件的油印本，这是一份绝密的文件。当时我看到中央的党内文件包括一些绝密件在内也是铅印的，惟独这份文件是油印本。文内的军事部署战例及战争形势范例也都是油印的。我意识到这份文件的保密程度，可能当时中央规定此件只准某一级干部阅读。开始秘书处不同意我看，后又同意了我的借阅要求。这可能是出于两种原因：一是我的要求太坚决，当时我还不懂得党内的保密规定严格到什么程度，只是觉得我们在白区的同志好不容易进入苏区，不准借阅是一种不信任；二是我没有发现另外有人对这种文件感兴趣，没有别人来借就减少了他们的压力。由于难得有这样的好机会，我便格外细心地阅读了文件内容，特别是有些说得非常详细的战例。如红军在国民党的严密包围下怎样在夜深人静时神不知鬼不觉地跑到包围圈外消灭国民党的部队。学习后我觉得收获很大，于是便向毛主席提出了许多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毛主席说：“我们的战略战术是辩证法的，有阶段性的，这一套东西敌人是学不会的。但这种文件也不允许被敌人拿到手，如果敌人拿到手，也会对我们不利。”在这以后，我读过许多毛主席关于人民战争的文章，但油印本上的许多部分都再未出现在这些文章中。
我也问过毛主席，我们对于三民主义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毛主席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孙中山后期提出的‘新三民主义’有许多东西是比较好的。孙中山提出的问题国民党根本不肯执行，可是蒋介石还是打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旗帜。我们在蒋介石叛变后却丢掉了这面旗帜。我们应将‘新三民主义’这面旗帜高高举起来，应该举得比国民党还要高。”
毛主席边说边将右手举得高高的。我理解毛主席的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就是民族独立和爱国主义，而蒋介石却卖国求荣。在日寇侵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我们要求抗战，而蒋介石却要进行内战，这就证明民族主义的旗帜，我们就是举得比国民党高。说到民权主义，国民党取缔爱国言论，我们提倡抗日，要求有抗日言论自由，我们的民权主义大旗也比国民党举得高。至于民生主义，孙中山说得更清楚，他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孙中山还说，我们革命就要一次完成，不要将来再来一次
社会革命，所以他提出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蒋介石却只是空喊民生主义。正因为我们高举了三民主义的旗帜，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将领和政要才会与我们合作。国民党的军队在“西安事变”中强迫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就是最好的例证。我对毛主席说的话还有一种理解，即他实际上批评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叛变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犯了左倾幼稚病。
可能由于“西安事变”后我给中央写的那封长信，引起了中央对我的注意。当时的中央组织部秦邦宪（博古）同志，拿出我填写的干部履历表指着“入党前的政治活动”一栏问我：“这个表是你填写的吧？”
我说：“是的。”
他接着说：“这怎么能说成是你入党前的政治活动？你本来就是中共党员嘛。”
我说：“当时，我只是参加一些革命活动，但我没有履行入党手续，所以不能算共产党员。”
这时他说：“我们党很多同志跟党失去联系后，就不做工作了，相比之下，你可是比他们强多了。”
我说：“从严格意义上讲，我不能算是党员。”
他说：“那也算马列小组。”
在这次会议正式开幕前，我还曾与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发生了一次争论，这是由我写给中央的“对‘西安事变’意见书”引起的。
张闻天同志把我的“意见书”拿出来说：“这个报告是你写的吧？”
我说：“是的。”
他马上对我说：“你的意见不对，你这是小老婆思想。”
我当时还年轻气盛，便直说：“我是列宁主义思想。”
接着，他又说：“我们与国民党合作就是要和蒋介石合作，你主张今天与这个合作，明天又与那个合作，这不是小老婆今天和这个结婚，明天和那个结婚吗？”
我说：“列宁主张寻找革命同路人，能同路多久，就力争同路多久，同路人不等于和小老婆结婚，万一蒋介石叛变了，我们就应当与任何一个愿意抗战的军阀合作；愿意与我们合作的抗日力量都应被看作革命同路人。”
听了我这番话，张闻天同志再未作表示。
在小组会中讨论毛主席的报告时，我们白区代表有的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当时我虽然不同意他们的见解，但也觉得讨论会中应该是民主的，应该各抒己见。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在大会发言时，我们来自白区的还有一个代表竟报了名，上了台。苏区的代表对此更觉意外，因为那时上台讲话都是很有地位的干部，这个来自白区“小白脸”真大胆。我也觉得他的胆子太大了，特别是这位来自白区的代表的发言竟表示不同意毛主席的报告。可是大会总结时，毛主席在作题为《为争取千百万民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时还鼓励了他。毛主席说，对于我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经过几天的讨论，除了个别同志提出不同意见外，大家都已表示同意。这些不同的意见，颇带重要性，因此希望首先就来讨论这些意见，然后再说到其他的问题。现在想来，我们所以能赢得抗战胜利、推翻蒋介石的统治，正是靠党和毛主席的这种民主作风。如果这种作风能在以后一直坚持下来，我们就会少犯许多错误，少走许多弯路，国家的发展会更快一些。
谁能想到，这位来自白区的代表在中央召开的大会上率直陈述己见的旧事，30多年后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给翻出来，说他的发言是反对毛主席！由于这位代表在抗战后期就已病故，这些“造反派”不肯罢休，他们又向我调查另一位白区代表的发言情况，也就是他们所需要的“反党言论”。不消说，他们在我这里是一无所获。
会议代表要批判张国焘
在开会期间，西路军惨遭失败，张国焘刚刚被迫回到延安。他坐在第一排，代表们要求中央对张国焘的错误开展批判。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下，张国焘被迫登台，只说了两句话：“我一贯拥护共产主义，一贯拥护党中央。”大家认为他在耍无赖，群情激愤，一致要求枪毙张国焘。毛主席劝说大家不要提出这样的意见，并说了一些要争取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给予改正错误的机会之类的话。
我们党内曾长期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有宗派主义错误，也有教条主义错误。在与这些错误路线作斗争时，毛主席说不仅必须坚持正确路线，坚持正确的方针政策，达到最后团结党的绝大多数，将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目的，还必须考虑到错误路线与共产国际方面的种种复杂关系。像党内的王明错误路线、张国焘的逃跑主义都与教条主义有关，而所谓的教条主义，实际是与当时的“第三国际”即斯大林的错误指示是有关的。怎样对待斯大林的错误指示是中国革命极其复杂的问题。执行他的路线，就必须妥善地处理好与“第三国际”的关系。在当时国际背景下，违背“第三国际”是个严肃的纪律问题，因而毛主席对斯大林的错误指示采取了一种策略的、灵活的方式。
新中国建立后不久，一位总政的同志说：长征中，毛泽东、周恩来（时为中央军委正、副主席）知道张国焘要擅自西上时虽不同意，但为了防止因此而可能发生的严重分裂，给张以归队的机会，仍然致电张同意其率部西上，显示了在有利于我党的团结和与“第三国际”的关系的原则下的灵活性。“第三国际”成立于1919年，曾在国际共运中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逐渐出现了不少问题，突出的是违反了各国国情，瞎指挥，终于在1943年通过会议宣告结束。在斯大林去世后，可能兄弟党又有人酝酿恢复或新成立共产国际的组织。毛主席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建议不再成立这种组织，得到与会各党的赞成。
中国革命与斯大林之间关系非常微妙，有时比战争中的问题还要棘手，这使我更进一步体会到中国革命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自由民主的苏区生活
苏区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我们来自白区的代表在短短几天的会议中，已经强烈地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自由民主气氛。
会议期间，白区代表在红军大学校长林彪的陪同下，参观了延安的红军大学。当时才三十来岁的林彪给我们介绍了红军大学的学习生活情况。我们还到延安城东参观了中央党校。中央党校是苏区培养革命领导干部的摇篮，在许多中央领导人和著名将领中，有的在这里上过课，作过报告，有的在这里接受马列主义熏陶，后来进入中央领导层。当时的李维汉（罗迈）同志任中央党校校长，成仿吾任教务长，他们热情地向我们介绍情况，并表示要多为白区的党组织培养人才。
在延安，我还见到了许多党内久仰大名的高级干部。他们都平易近人，态度谦和，平时与大家一起嬉笑玩闹，全无一点架子。
为了活跃生活，会议期间也安排一些文娱活动，我们白区代表很快与红军混熟了。我向朱老总提议，白区代表与红军开展一场篮球赛，朱老总马上同意并吩咐参谋、秘书们积极联系。我见朱老总这么爽快，又进一步提出朱老总必须参加。我暗自盘算利用朱老总这个“薄弱环节”以战胜红军队，朱老总一听，哈哈大笑着说： “好，我一定参加。”
球赛开始了，红军队里果然有朱总司令，他与四个红军棒小伙盯着白区代表队，虎视眈眈，跃跃欲试。我们队全是青年学生，齐刷刷的五个人，一副稳操胜券的样子。
一声哨响，双方开始了激烈地争夺。别看朱总司令在战场上叱咤风云，可在球场上果然是个“薄弱环节”。红军队连连失利，我们的比分直线上升。那四个红军棒小伙忍不住了，他们连推带搡地把朱总司令“逐”出场外，直筒筒地说：我们不要你了，不要你了。朱总司令打着哈哈赶快出场，让年轻人顶上。红军队换了一员虎将，球场形势很快发生了改变，我们白区代表队显然不是对手，比赛终于以我们的惨败而告终。
与国民党部队那种等级森严的官兵关系相比，红军的气象实在令我感奋不已。首次进入苏区所留下的印象，使我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未来和希望，成了我一生为争取自由、民主而奋斗的力量源泉。
会后一个多月，即“七七”事变后，我接受了党交给我的任务，去山东半岛负责组织中共山东胶东特委和抗日武装的工作。我在延安学到的东西，对我以后组织抗日武装起义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次见到毛主席，可以说是我军事生涯的开端。毛主席的讲话与这次党代会的精神始终伴随我走过硝烟弥漫的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直至1949年全国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