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在党的领导下进行
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次大规模的学生爱国运动。这次运动在当时的广泛影响和以后的深远意义，毛泽东同志在1939年12月9日在延安召开的“一二.九”运动四周年纪念大会上曾作过如此评价：“一二.九”运动像“五四”运动作为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准备了“七七”抗战，推动了“七七”抗战。
当时有人说这个运动不是党领导的而是自发的；也有人说，是在党的影响下自发形成的群众爱国运动。这两种说法，前者不符合史实，后者则不够全面。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几年里，不论是参加抗日爱国活动、反对“会考”，还是寻找党的活动，我政治上的觉悟和斗争方向，主要是从进步书刊、学校进步活动和与地方党组织的联系中得来，这样对问题的认识就不免有局限性。直到“一二.九”运动中山东地方党与党中央建立联系后，山东的革命活动才重新纳入党中央的轨道。
在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后，我才知道党中央提出抗日的口号，不是“九一八”后，而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党中央为抗日问题召开过几次会议，作出过决议，有名的如瓦窑堡会议、洛川会议。可以说，我们党是经历了一个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联蒋抗日这样一个过程。这时我才了解到，在我当初参加的胡汉民所领导的中国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前，我党就同胡汉民组成过反蒋联盟。我也亲眼看到，群众对我党提出的抗日口号做出的强烈反应。在“一二.九”运动初期，我把中共中央“八一宣言”的文件夹在阅览室报夹里，有个别同学看到后躲开了，有的同学看到后情绪激昂，接着大家都围过来争相传阅，齐声说：“厉害！厉害！”，赞扬这个宣言写得好，有动员的力量。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虽然《何梅协定》不让群众知道国民党把华北让给了日本侵略者，但是，当群众看到丰台车站上一车车满载全副武装的日本军队从车上下来时，他们落泪了。他们看到蒋介石对日寇的进犯不做任何反击，日寇在不放一枪一炮的情况下占领了华北。为了不当亡国奴，愤怒的群众爆发了“一二.九”运动。由于国民党对共产党实行残酷的大屠杀，分散在群众中的共产党员已不很多，因此党不能时时处处太具体地领导这个运动。但是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确以普通群众的身份倡议成立了领导运动的统一机构。
在“一二.九”革命运动中，我多年来想找到与中共中央有联系者这一愿望终于实现了，因此我有机会阅读党的文件，从而了解到党从1927年蒋介石叛变后的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共中央领导从陈独秀、瞿秋白到向忠发、王明，都没有找到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这几个阶段的错误最严重的是陈独秀的右倾和王明的极左，直到遵义会议后，党中央才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同时还了解到“一二.九”运动的实质是反对蒋介石将华北让给日本侵略者。根据《何梅协定》拼凑的、由日本人同意、蒋介石任命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河北、察河尔、北平、天津四地）当时被公众认为是汉奸组织。但是中共华北局指示不要称他们为汉奸，要争取将他们引导到抗日的道路上来。事实证明，党是有远见的，后来通过分化瓦解，团结其中的大多数，终于领导群众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使抗日运动逐渐深入扩大，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党的这个指示我亲眼所见，眼界为之大开。后来运动的发展很快就证实了这个指示的正确性。在“一二.九”运动中，我还了解到中共中央的另一个指示。北伐以来，我们一直喊的口号是“打倒列强”、“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此时变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打倒卖国贼”。这些新口号都以日本为矢的，并且要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特别是英、美反对日本独占中国的态度，争取团结国际一切可以抗日的力量。在对中共中央文件的学习、分析中，我们体会只要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汉奸、卖国贼，这场民族革命自然就成功了。
“一二.九”运动的全民动员作用也是很明显的。最明显的是军民抗日意识的大觉悟。从“九一八”以后，在蒋介石对日“不抵抗主义”政策的长期影响下，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军人的抗日情绪也不免受到消极影响，恐日、失败的情绪，不问时事的情绪都有。只有一部分先进分子抗日而无群众支持是难成气候的。而每次运动，军警更是奉命阻止乃至镇压。这次运动中的军民就不同了。有一次我发现士兵对我们学生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
北师大有个女同学叫丑泽兰，她在北海大桥上拽住一个殴打她的二十九军士兵，痛哭流涕地质问：“为什么城外都被日本人占领，而城内我们反对日本人，你们却来打我们。
这个士兵求她：“你放了我吧，你放了我吧。”
但丑泽兰还是不放手，并说：“你必须承认你错了，否则你就是打断我的胳膊，我也不放。”
后来这个士兵终于认错了。这种情况过去是不会有的。
1936年6月1日，广西军北上抗日向湖北进发。这时连蒋介石也不敢阻拦，处于尴尬地位。这时的情况我比较熟悉，因为我参加了广东反蒋抗日会议。这次会议不欢而散是因为蒋介石用欺骗的办法瓦解了会议的参加者，结果会议中的广东派投降了蒋介石，而由广西派单独组织了这次北上抗日。据说西南派和北方各派也有秘密联系，准备互相配合。这时北平的学生也游行集会，拥护西南出兵。虽然蒋介石又用老办法欺骗西南军撤回广西，而南方终于出兵抗日的影响是很有意义的。
在日军加紧侵华的形势下，国民党内的英美派也劝蒋介石不要内战，应考虑抗战问题。当时在北平可以感觉到，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对我们的态度也反映了英美的友好。我当时利用这个形势，动员同学们多次到司徒雷登的办公室看斯诺在苏区拍摄的新闻片。这些新闻片是无声的，放映时由斯诺夫人讲解。当时斯诺所著的《西北印象记》已经发表，也就是后来又增补而成的《西行漫记》。后来我到延安开会带去了这本书。在这个时期，英美的特工也打进或另雇间谍进入日本特务机构，将日本特务向天皇作的侵华报告提供给了我们。这个报告比日本有名的“田中奏折”更具体，其灭亡中国的计划：一是要灭亡中国首先要利用中国的官僚、军阀、政客等力量，这一部分力量只要皇军稍加打击，便会投降；二是蒋介石组织了一个核心力量，对皇军不是真友好，但如果皇军对其狠狠打击，使之走投无路，最后也会投降皇军；三是中国共产党是我帝国的心腹大患，虽然被蒋介石几乎全部消灭，剩下很少的一部分力量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但中国共产党深得人心，对这个力量不可忽视。所以，我们天皇帝国应联合中国的各派力量，共同对付中国共产党。我认为整个抗战期间，日本人在中国所采取的侵华对策，与这个小册子是完全一致的。
“一二.九”运动周年纪念会
“一二.九”救亡运动中，我担任中共北师大支部书记，不久为中共北师大中心支部书记，我联系的除了师大附中，还有在南城区的东北大学文学院、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等几所学校。北平的其他大中专学校则另行组织了党的中心支部。同时北平党组织还认可：革命青年有我的介绍信就可以去山西军或东北军接上关系参加工作，所以对这些军队的情况我都比较了解。如：张学良的下属分两派，一是办公厅派，一是公馆派，当然公馆派的人与张学良更亲近一些。东北大学的校长是办公厅派，所以“一二.九”镇压学生时，东北大学也同其他学校一样镇压学生运动。东北大学的学生向张学良告学校的状，在张学良批评他们时，东北大学抱怨少帅向“左”转，学生不知道，既然少帅能向“左”转，为什么学生不能向“左”转呢？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眼睁睁看到自己的东北地盘和故土沦为日本侵略者之手，又有杀父之仇，思想上已渐起变化，所以在到达西北后就把各地到东北军参军的爱国青年组成了一个武装的爱国青年团，形成了东北军的一支爱国武装力量。据说抓蒋介石时，这是一支最可靠的队伍。
随着全国抗战形势的发展，蒋介石采取了大规模的扩大内战、反对抗日的措施，他把全国能调动的剿共大军集中到西安，准备内战，准备彻底消灭陕甘宁地区的革命根据地。据说他已从德国购买了大批包括毒气在内的军火，准备把东北军和西北军布防在前沿阵地，而中央军在后面督战，这样正好达到一箭双雕、两败俱伤的目的。这时，西安将星云集，一片杀声。而另一方面，东北军将士和广大爱国群众则忧心忡忡，担心日寇大举进攻，中国面临亡国的危险。群众强烈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而蒋介石却磨刀霍霍准备向革命大开杀戒。大约在即将到来的“一二.九”运动周年纪念日，西安的爱国群众排队走向华清池，准备向蒋介石请愿。为防止发生大规模流血惨案，这时张学良开着车来到群众队伍前面，阻止前往。但群众情绪激昂，任凭张学良怎样劝说，都无法阻止。直到张学良最后说：你们无论如何要相信我张学良，如果在短时间内我不能答复你们，你们可以杀了我。这样才制止了愤怒的群众。听了张学良的这番话，当时我就有一种感觉，似乎觉得张学良代表群众向蒋介石请愿，可能比革命群众向蒋介石请愿效果要好些。
在1936年“一二.九”一周年的时候，北平的学生也准备举行纪念活动。可是，冀察政委会为了防止学生闹事，禁止集会，而“学联”为了举行纪念活动，准备延期一天（12月10日）举行。实际上，12月10日这天也无法举行，只好又推迟到12月11日下午。这天采取了先分散行动，再集中开会的办法。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这个纪念会没有遭到军队的阻止。我所参加的单位不是大集中点，当时正准备朝大集中点进发。这时，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朝我走来，似乎要来抓我，不料他跺了一下脚，挥挥手嘴里说：嗨，你走吧。但很快他又转过身要我站住，将我带到警察所。因为长期从事革命活动，我对被捕早有思想准备，一些宣传品已销毁了，此时我没有任何顾虑，毫不畏惧地跟他走了。傍晚，在警察所我和其他几个青年等待处理，可是一直没人理睬我们。快到半夜时，还没有动静，我正感到奇怪，这时，一个穿着警官衣服的人拖着长调问：你是干什么的？我回答是学生。这时他说：好了，你可以回去了，以后好好念书吧。走在回学校的路上，我就准备将这件出乎意料的事讲给同学们听。回到学校后，只见同学们都在吵吵嚷嚷，都在讲述各自的故事，简直轮不上我插话，只能在旁边听。这时我才发现，就在我被关的时候，他们也被军队围住，带到景山公园，听秦德纯市长训话。训话内容是：同学们爱国行动是对的，但是要听政府的话，注意秩序，然后现在大家可以去游行了。同学们听到这话十分高兴，因为平时行动都是不自由的，现在好了，可以自由自在了。同学们争先恐后讲着他们愉快的心情和感受，讲着他们是怎样高呼口号参加游行的。甚至他们宁肯多走几条路，延长游行时间，好晚一些回学校。因为大家情绪高涨，因而直到半夜才各自回到宿舍。
又过了一段时间，天还没亮，一个女同学闯进我的房间，兴奋地掀开被子叫醒我，给我一张报纸，我一看，竟是登载“西安事变”的号外。因为女生宿舍的后窗临街，所以她们先得到这张报纸。只见号外上醒目地印着15个字的大标题：“张学良妄做主张，叛变党国，留蒋西安”。这则消息马上激起同学们极高的情绪。大家都认为新的革命形势终于到来了。这就是大家都熟知的发生于1936年12月12日，由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发动的逼蒋抗日的“兵谏”——西安事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