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这个回忆录将我的一生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求学到革命，在学校学到一些文化知识，阅读了一些革命书刊，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党的影响下从自发地到有组织地参加了反蒋、抗日的学生运动，简而言之，可以说是为我做人、做事和干革命做准备的时期，是我的成长期。第二个时期从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到解放战争基本结束，是我从事武装斗争的一个时期，我参与和领导创建了胶东、辽南两个革命根据地。第三个时期从1949年初至今的半个世纪，主要是从事长江的治理开发工作，以及包括黄河水沙利用、东北和内蒙林牧区土地综合利用、西部调水以改造新疆和内蒙荒漠等问题的调查研究工作。这50多年里，我在党的领导下，在众多优秀同事们的配合与支持下，做了一点有益于人民的事情。然而就个人而言，这些已完成的工作和未完成的课题，随着我年岁之增将离我愈远，再絮叨它徒费精神。如果我一生中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和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对于年轻人、特别是水利工作者还不无参考价值的话，能就记忆所及留下一点记录也好。记录的详略倒在其次，“真实”应当是我在本书写作中的最高原则。
但是，追求真实是一回事，能否做到秉笔直书全无顾忌又是一回事。这也正是我在忆述中最费斟酌的地方。因为，无论是战争年代或是建设时期，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依然存在着各式各样的人物。回忆往事，必然要涉及往日的是是非非。为了保证它的真实性，我将依据史实进行叙述。
我年轻时就很信奉孙中山先生的一句话：“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至今仍视为至理名言。但是，人微言轻，因官阶之高低，同样的意见而份量不同，同样的工作而难易悬殊，所以我们不妨再给这句话增加一层意思：伸手要官不好，而不当官手中无权也办不成事，至少更难以完成任务。问题在于做官是为谋私，还是为公。尽管我知道权大好办事，也知道为官之道，而我一生却几乎放弃了一切可望升迁的机会。幸而在治江工作中，我获得一个最有利的条件：毛主席、周总理对我的信赖和器重。我视此为一生之殊荣，在做事和做人上益加谨慎，惟恐有失。有人说，林一山这个人能瞎吹，才受到如此信任。我的话说起来的确不算少，但往往是一些无个人功利性的闲话，天文地理、农林渔牧、鸟兽虫鱼，虽非专家，而知无不言，且常不论场合，不看对象，对领导、同事、部下和工农群众，只要我有兴致而别人又愿意听。所以有的中央领导同志说我：你林一山天上知一半，地下全知道。如果把和领导，尤其是和中央领导谈话视为晋升的机会，不是唯唯诺诺，便是巧言令色，我都做不到。凡是在领导面前能说会道却又谨小慎微的人，和他的下级往往无话可说，至于群众更不屑于交谈，所谓上谗者必下骄。我除去工作上有难处、有想法才有求于领导，此外别无所求，所以我用不着迎合领导，看着领导的脸色行事。在与主席会见中，开始谈话我就有问必答，答话比问话多，而与长江无关的事我尽量不谈。在南宁会议上我汇报三峡工程造价时，一些中央委员当着主席的面和我“讨价还价”，认为我报的价可能是“上马预算”，也可能认为我为了迎合当时潮流大家说多少就是多少。但正好相反，因为我言之有据，除非有人能证明我的算法不对。中央决定先上葛洲坝，我是惟一上书反对的，但此事一经决定并要我参加工作，我就全力以赴。在我说话完全不起作用的情况下，只要有我参加的会议，我就没有一次是不提出意见的；在工程行将半途而废的情况下，总理要我出面主持修改设计，我是知难而上。此非自诩，这都不是瞎吹的。主席和总理都不是喜欢听瞎吹的人，他们信任我，委重任于我，首先是因为看中了我是个干实事的人，而且有长办（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简称）这支可靠的技术队伍。因此，在做官、做事上如果不可得兼，我宁愿选择做事。因为官位于我如浮云，只有一生能做几件有意义的事，才会得到无限的欣慰。我一生最感遗憾的是，三峡、葛洲坝这两大工程的两位伟大奠基者都未及与我们分享到成功的喜悦。
有人说我一味好大喜功，就只知道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这类大事。这个意见只说对了一半。我的确非常重视三峡工程、南水北调这两件大事，为此几乎竭尽了我大半生精力。因为我所做的是长江的事，而不是一条普通的河流，要解决长江的问题，离开了像三峡这样的特大工程是不行的；我国北方严重缺水的局面，离开“南水北调”也无法彻底改变。但是，说我一味只干大工程也不尽然。像“石碴地”里能不能长出好庄稼这样的小试验田，我也有浓厚的兴趣。20世纪60年代初我外出考察常走山区公路，从偶尔看见到有意识地观察和思考，我发现公路挖方一侧的树都长得矮小，而另一侧石碴填方上长的树一般都长得高大茂盛。说来应当是寸草难长的石碴地何以如此反常呢？于是使我联想到一个问题，石碴地种树有此良好表现，石碴地种庄稼会不会也能长出好庄稼呢？如果经过试验证明石碴地也能长出好庄稼，三峡库区周围都是山地丘陵，坡地土少石多，正好可以推广石碴地种植；而对全国类似土地资源的利用，其意义就更非同一般了。后来我将此事告诉了原长办主任、时任水利部副部长的黄友若同志，他也很有兴趣且支持进行试验。长办规划部门遂派常鉴豪同志负责这项试验。他先后在郧西、淅川找了两块石碴地，以与正常土壤地旱作同样的耕作方式连续进行了6年的试验，结果按平均亩产石碴地与全县耕地之比，麦、棉、薯、豆等作物绝大部分超过通常土壤地的产量，最高的一年为1: 45，只有少部分是二者相近。其中自有科学道理，这里不宜细说。由此可见我对各种调查试验和新发现都满怀热情，并不限于大的工程，更未计个人功利。三峡工程从80年代中期论证以来，我就没任何名义了，只是在公众媒体宣传三峡工程时，常有记者采访我。但我对三峡工程的进展并不隔膜。我期盼着它能在我有生之年顺利建成。
人的一生，不论人物大小，都有自己的愿望，也就是自己想做的事。我一生所做的事，如果按我年轻时所想，已经大大地超过了，许多事是过去从未想到的。但到老年时回顾，则仍觉得还有许多应做的事未能去做。这是因为年轻时既缺乏阅历也缺乏条件，不知道哪些事国家最需要，自己又可以干，而且有机会干；及至老年，则一生风风雨雨，经验教训都有，自己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皆有自知之明，但已时不我待。我能够做成几件有影响的事，主要有两个条件：一是在我走上治江岗位后，便抓紧时间学习业务，了解情况，掌握全局，能迅速提出治江的近期工程和未来计划，而且不论是近期和远景，都有一个较高的起点，确属于国家建设之所急需而又事涉大局的项目；二是有了这样的计划，才会受到中央的支持和举国的关注，这样才有可能在中央支持下办大事。这两条为国家建功立业的条件，我都具备了。如果我就任后只靠吃老本，自甘外行，肖规曹随，一切按照旧水利机关的章程办事，防汛岁修，岁修防汛，一个流域机构只能办一些水利局的事，其前途也就可虑了。
进入老年之后，我常常自问，人的一生究竟能做多少事情？这个问题，由于各人的条件不同，答案肯定不会一样。但有一个答案我想会是共同的，即你的一生不可能把你想做的所有好事都做完，总不免有所遗憾。
从本书里大家就可以看到，我还有一些计划并没有实现。这些计划有的是二三十年前，甚至更早以前提出来的，今昔相比，虽然原理原则不会改变，但实施的条件已经变化，可能另有新的办法取代我的计划。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比如长江流域规划中的航运问题，我们对长江干支流航道、湘桂赣粤运河及其运量都有规划，现在面对空运，尤其是密如蛛网朝发夕至的陆运交通，内河水运日趋衰落（长江航运已多年靠有限的货运勉力维持，客轮在有些历来繁忙的河段近乎空载），于是这些规划中的一些工程恐须再作斟酌，至少可以从缓计议。话说回来，如果因此而轻水运重陆空并形成一种倾向，不论是否需要、是否经济，而一窝蜂似地大修高速公路、铁路和开辟新的空运线，也不免会产生新的问题。在我国中东部人口众多、土地十分紧缺的条件下，最突出的将是占地问题。此外在一味向陆运方式倾斜下，它也会出现运量的问题。我说这些是想说明一点，在治江上，贵在敏于思考，能有创见，即使自己的见解一时难以实现，甚至时过境迁已不适用，也并非全无意义，至少可以作为一种思路供人借鉴。最使我感到遗憾的是我对黄河治理的一些设想没有得到展现。不过我深信，我们的后来人在治黄上会更聪明、更有办法，他们会对前人的种种设想作出自己的选择。
我为什么总觉得还有许多事没有做完呢？细想起来，与我秉性喜欢思考而一有所得便想付诸实施有关。这种思考在我离任乃至双目失明后，因无公务缠身又足难出户，反而益加活跃而广泛。不仅有本书已提到的一些问题，还有过对成都平原地下水利用，乃至汉字改革方案的思考与研究。这么多的想法，有一些又与我的职责无关，或者虽尚属份内而非急要，此生自难一一实现。人们常说，许多人在晚年离职后都有一种失落感、空虚感，不是郁郁不乐，就是枯寂无聊。我则相反，总感时不我待，要争取多做一些事情。这样即使不能事事如愿，也比常怀失落空虚之情强。我愿以此与同志们共勉。
我的青年时代求学一 从求学到革命
求学
1911年6月，也就是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宣告成立的前夕，我出生于山东文登县的林村。我的幼年是在农村度过的。小时候，我渴望上学识字，当时，村里有一所小学，我在那里上学。由于学校时办时停，我也就有时上学，有时辍学在家，帮比我大几岁的哥哥做一些小买卖，还于一些农活。
我的青年时代，正值中国处于军阀混战及北伐大革命的重要历史时期，因此，我的思想发展不能不受到时代的深刻影响，当然也包括共产党的影响。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每到旧历年关，看到四乡都有许多人从海参崴一带回家过年，我非常羡慕他们。海参崴原是中国东北的领土，在绥芬河口海湾东岸，1860年在沙俄迫使清朝订立的《北京条约》中割于俄国，改称符拉迪沃斯托克，俄语是“控制东方”的意思。此地东望日本，近窥中国，西指朝鲜，确是沙俄在中日朝三国之间插进来的军事要塞。有一个我叫爷爷的长辈，曾经摸着我的头说，像这么大的孩子到了“崴子”，干得好可以一直上到大学，可以参加赤党反对白党，可是再也不能回家来了。不能回家，这在别人看来是件憾事，而我幼年丧母，继母对我不好，所以对家庭已经没有留恋，这正是我要远走高飞的理由。
在我十二三岁后的几年中，曾帮助我哥哥从事小商业活动，在自家开的作坊里做他的助手。在我当助手的过程中，我接触了许多农民和小商人，也得到他们的称赞。这也是以后我哥哥宁愿多负一点债，也要帮助我到威海卫的英国学堂求学的原因。威海卫位于山东半岛东端北部的黄海之滨，为海防重地，明代在此设立“卫”一级的军事建制，驻军扼守，以防倭寇。这种“卫”明代以来全国各地多有，最有名的如“天津卫”，后来撤“卫”大多变成了县、市治所，也就通称“威海”了。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即在此进行，清北洋水师全军覆没。1898年威海卫被英国强行“租借”，英国在此设立类似香港总督的“行政长官公署”。熟悉清史和看过有关宣统皇帝影视剧的，都知道溥仪退位后在民国初年聘请过一位叫庄士敦的英国老师，却很少人知道庄士敦此前已在威海卫英公署供职十几年，更不知道1930年代表英政府将威海卫归还我国的也是庄士敦。英国人在威海卫既有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也建立了不少教堂、学校和医院。威海卫虽小，在近代西风东渐之初，却处处得风气之先，远比山东内地开放得多。但是，那时的中国民间，对西方人可以说是憎恨、惧怕和崇羡的情绪兼而有之。科举取仕的路子断了以后，求学最好进新学堂，而新学堂所设的许多课程又是引进于日本和欧美，所以索兴直接进外国教会办的洋学堂也就成了风气，沿海开风气之先则尤为盛行。哥哥送我到英国人办的学堂学习的目的，并非是学成做个中国店员，而是要做一个洋店员。因为在我哥哥心中，中国在清朝受洋人的欺负，到了民国不仅还是受洋人欺负，而且军阀混战，更是民不聊生，当个洋店员可能更稳当些。虽然当时我还有一种奢望，并不满足于做一个洋店员。这个时期我虽然没有明确的政治思想，但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放弃学习，其中包括农业、商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学习。这些学习，极大地丰富和拓宽了我的知识面。
从政治落后的威海卫英国教会学校，到政治活跃的山东省济南高中，是我青年时代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但说到去济南省会高中上学的经历，却完全是几个偶然因素凑在一起的结果。
1931年夏，我的六姨父从大连回家，表示要在经济上帮助我上学，并可以去济南正义初级中学二年级插班，实出望外。当时他在大连做官，听说他的外甥曾要求在大连做店员，他都没有同意，但他却愿资助我这个远一层的晚辈姻亲，我感到不可靠就表示不去。结果他把我六姨和我们两人都带到了济南。到了济南后，才知道六姨父哄骗了我。原来，我六姨坚持要离开老家跟他走，他不带她走不行，便盘算先将她带到济南，然后悄然离去。这就需要有人在济南照料六姨，并负责把他送回老家。因为我比他外甥聪明，把六姨交给我他比较放心，索兴把我们两个都带出来。正是有这样一个机会，我才幸运地考上了济南高中。没过多久我接到六姨父从南京来的一封信，严责我立即将六姨送回家乡去。因为我要上学，我说服了六姨，由她外甥护送她回家，我才避免了白考，进了济南高中。
我在威海卫的英国教会学校读了几年书，本想到济南插班读初二的，侥幸这一年山东省教育厅一反常规，准许招收同等学力和教会学校的学生，这使我有机会得以应试。但对同等学力学生条件苛刻，录取比例只有30%。我原来抱着碰碰运气的想法应试，谁知一试就榜上有名了。我以低学历考上高中，现在看来，是我在教会学校以广泛的兴趣和勤奋，读了不少课外读物的缘故。
学费问题的解决也出乎意料之外。当我看到榜上有我的名字时，却是又喜又忧。来济南时，哥哥给的花费剩下的只够办理入学手续，后来争取到了在东北当店员的表哥的一点帮助，才维持了半年。没想到，后来林村一百多户乡亲，自愿捐钱给我上学，解决了我的学费问题。可算是天助自助，得道多助。
中国沿海从鸦片战争开始，是我国最早遭受西方列强和日、俄等国掠夺的地区；到19世纪末，山东半岛又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由于外国人在中国土地上为非作歹，为所欲为，也激起了沿海人民的不断反抗。文登地区也自然不会例外。因此到我懂事时候，便自然地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爱国思想。那时候，我的两种想法交织在一起，一面要为自己的生活奋斗，另一面要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情。
大约在1927年前后，北伐革命影响到了我的家乡，许多地方反对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群众运动风起云涌地开展了起来。有一次，我参加到群众运动的行列中，把国民党的区政府砸了个乱七八糟。区民团鸣枪威胁，更加激怒了群众，大家又一举打垮了这支反动武装。在这次运动中，相邻的牟平县的群众运动规模更大，牟平县政府镇压群众，纵火烧毁起义群众的村庄，我亲眼看见浓烟滚滚蔓延数十公里，激起了我对敌人的无比愤怒和对人民的由衷同情。北伐战争所掀起的革命思潮不久就被反动政府暂时镇压下去了。这时，我的心情处于矛盾之中：对国民党的反动腐败深恶痛绝；对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却又寄予强烈希望。每当老师在课堂上讲解三民主义，尤其讲到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中国革命只革一次、不革二次和建国大纲时，我都聚精会神地洗耳恭听，兴奋得忘记了一切疲劳困乏。每当军阀混战时，我一面痛恨军阀，一面又幻想有一方能统一中国。这种矛盾心情，一直持续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当国民党丢掉了辽、吉、黑、热四省，我对国民党的幻想才彻底破灭，下决心从革命理论中另寻出路。
“九一八”事变后的爱国学生运动
1931年暑假末，在济南高中办完入学手续半个月左右，就发生了日本侵略军侵占东北的“九一八”事件。罢课救亡运动很快席卷全国。在山东学生界居领导地位的是济南高中，于是我就成了一个积极分子，并从中受到深刻的教育。每当想起这件事，就想起了我是怎样从对国民党的幻想破灭中认清革命前途的，所以，我总把这次救亡运动对我思想的影响看作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大约在10月初，济南高中组成了一个请愿团，济南市所有学校也都响应，愿和我们同去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出兵收复失地。愤怒的同学们冲入济南车站，发现站长和工作人员全都藏了起来，于是大家就占领了车站。当济南后期师范和许多中学的同学们也纷纷云集车站时，声势越发浩大起来。这时，韩复榘派来武装部队层层包围学生，但机智勇敢的学生们打乱了敌人的一个个阴谋。
原来，我们请愿团里一位济南高中篮球队的同学发现，包围我们的武装部队里竟有一位常在一起打球的球友，于是就立即利用这一关系，晓以爱国之心，争取士兵们的同情和支持。这样，军民对立情绪很快就缓解了。就在这时，我们得知在黄河北岸的南下客车中，有急欲返回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同时又得知在济南南边的一个小站上，蒋介石的要员蒋梦麟有急事要赶赴北平。我们分析了这一情况后，认为这对我们占领车站进行谈判有利。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列火车轰隆隆开过来，想强行穿过济南车站。我奋不顾身第一个跳下站台，接着同学们一起跳下，站立在铁轨之间，迫使司机不得不紧急刹车。这在当时被称作“卧轨事件”。与此同时，又传来消息说，蒋介石正下达命令：全国铁路各站不得运送学生到南京去，违令者斩。韩复榘也施展花招，想诱使学生上当，表示愿意与我们谈判。我们仔细研究了对策，第一，利用韩复榘与蒋介石的矛盾，迫使韩复榘将矛盾上交；第二，拖延通车时间，扩大不利于国民党的政治影响；第三，利用日本浪人在车站周围的活动，加重韩复榘怕发生事故的担心；第四，组织铁路职工家庭出身的学生成立司机班，准备自行开车，并组织若干分队四处搜寻站长，说服站长支持我们，并保证不使他承担责任。我们声言：“宁愿为国牺牲，不怕翻车危险，一定要把火车开到南京去。”由于我们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经过多次谈判，终于获得了胜利，一列超载的列车用两个火车头牵引着，把请愿团的上千名学生送到了南京。
火车经过浦口轮渡到达南京站以后，我们山东请愿团举着请愿的横幅，喊着响亮的口号，迈着整齐的步伐，穿过下关和城外的田野，来到市区的中央大学。途中我们看见先于我们到达南京的沪杭的请愿同学，已经改请愿团为示威团了。他们扣留过往汽车、“洋车”，直到把车身写满标语才许开走。当我们进入中央大学后门的时候，所有教室、宿舍响起的“欢迎山东同学！”、“壮大救国队伍！”、“打倒卖国贼！”、“打倒卖国政府！”、“打倒卖国军阀！”、“反对锦州中立区！”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延续数十分钟之久。同学们高涨的爱国热情，使我们每一个人都热血沸腾。同时也感到，我们原来的出兵收复失地的要求已经落后于形势了。于是我们商定也将请愿团改为示威团，口号也由“要求”改为“打倒”和“反对”了。在这种紧张的情况下，国民党的特务加紧活动。中央军校的某些人，企图瓦解青年学生的爱国意志，动员我们不要睡水门汀地板，而到他们有暖气、沙发、钢丝床的房间去住。大家识破了他们的阴谋，不顾时令已是隆冬，仍睡在地上，不吃他们送来的东西，顶住了国民党的物质引诱。第二天我们高举着示威大旗开始行动，到外交部示威，但外交部长顾维钧及各级官员都躲起来了。由于我们采取了“过激”的行动，蒋介石不得不出来接见了我们山东同学。在四面机枪的包围下，蒋介石站在国民政府院内用桌子临时搭成的台子上，油腔滑调、强词夺理地欺骗我们，又激起了在场同学的无比愤怒，大家不时以厉声斥责。在被激怒的青年面前，蒋介石虽然也收敛了他那“主席”的威风，容忍同学们连连斥责，罗罗嗦嗦狡辩了一番，把失陷东三省的罪责推卸给国民党广东派陈友仁等人的身上，但对我们提出的武装收复失地的正义要求仍不敢正面答复。这样，蒋介石不敢抗日、卖国求荣的丑恶嘴脸又一次暴露在群众面前。记得当时在场的还有时任蒋的秘书长的邵力子先生。
当时平津同学批评我们山东同学不敢打蒋介石。我们认为抗议行为和强硬态度已完全表示了对当局的不满，如果行为过火，反而会被敌人利用，这是一种斗争策略。12月7日，我们的示威队伍路过国民党励志社门前，得知蒋介石正在社里开会，山东同学又高呼口号，痛骂卖国政府。接踵而来的平津同学就包围了励志社，并要蒋介石出面接见。蒋介石自然不出面，却让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和教育部长蔡元培出场应付。这二人一露面，即被愤怒的同学围攻，并强行用人力车把他们拖走。这时蒋介石的卫队硬将陈、蔡二人抢了回去。
平津同学还主张等武汉、广州的同学到达南京后，用更大规模的群众力量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有一个晚上，他们首先捣毁中央日报社，割断国民党的“喉舌”，再向国民政府进军。国民党政府终于凶相毕露，派出警察对学生开枪，7位上海同学在秦淮河畔倒在了血泊之中。对此，鲁迅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揭露中央社编造学生系“不幸失足落水”的谎言，及国民党欺骗舆论的行径。事实上，示威学生的这种行为已经上了蒋介石的圈套。据说，当示威同学包围励志社时，蒋介石自己不露面，而要陈、蔡出头就是有阴谋的。蒋对陈、蔡说：我出面不如二位深得人心。事后国民党又以陈、蔡在医院养伤答记者问来大作宣传。陈铭枢说，他为自己身为京沪卫戍司令未能维护社会秩序深感失职；蔡元培说，他从事教育事业数十年仍不能得到青年的信任而引以为憾。我当时感到陈铭枢这个国民党的广东派，能带领他的十九路军来京沪接替蒋介石的嫡系，客观上可以抑制蒋介石的力量，不应打击而应争取；尤其对蔡元培先生这样的老教育家，如果行为稍有不慎，就会造成消极影响。果然，蒋介石就以一些群众的过激行为为借口，武装押回了去南京请愿的青年学生，将一场爱国学生运动给镇压了下去。
反“会考”运动
“九.一八”事变在全国范围内引发的爱国运动，就这样被镇压了下去。接着是蒋介石回溪口老家假装下野，释放扣押的胡汉民，以及喧嚣一时的蒋、汪、胡三派合作、团结救亡的闹剧，又一幕幕上演。这些政治闹剧真可谓戏中有戏，花样翻新，而无一不是恐日、媚日的勾当。诸如在十九路军“一.二八”淞沪抗战后，与日寇签订求和协定；在华北支持蒙奸李守信侵入内蒙，破坏收复过内蒙重镇多伦的吉鸿昌察北抗日同盟军；容忍汉奸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南方加紧消灭十九路军组织的福建人民政府；用美国的棉麦借款做军费，集中全力进剿各苏区根据地，扩大内战等等。蒋介石为了讨好日本帝国主义，竟然提出什么“敢言抗日者杀”，以致数年内国民党报纸称“抗日”为“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打倒××帝国主义”；还说什么“和平未到绝望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攘外必先安内”等等。这实际上是响应了日寇外相广田的“三原则”，即“共同防共，经济提携，善邻友好”的诱降阴谋。蒋介石不仅破坏一切抗战的组织和行动，连人民反对日寇侵华的思想也不准许存在。面对他的倒行逆施，人民群众虽然敢怒而不敢言，但内心却更加深恶痛绝了。
就在日寇步步进逼，民众、特别是青年的救国图强情绪高涨之际，山东省教育厅却于1932年冬提出了一个“大会考制度”，规定所有的中学生都必须在“会考”中考试及格，才能拿到毕业文凭，妄图把学生引向埋头读书、不问国事的歧途。我们当时称之为“愚民政策”。同学们对会考固然非常反感，想进行抵制，又担心枉自寒窗十载，到时文凭落空。虽然在山东学生界对反对“会考”不无思想矛盾，但究竟是爱国事大，这年冬天，一场全省性的学生反会考罢课运动还是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时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立即派出大刀队镇压。他们闯入学校，在薄暮时把三年级的同学全部撵出校门，并强令不准在济南留宿。这更激起了广大同学的愤怒和不满。
在济南高中全校掀起反“会考”罢课运动的高潮中，我先是高二乙班罢课的班代表，后被推选为学生会主席，并参与领导了济南各校联合罢课的斗争，号召全省同学都起来反“会考”。国民党则加紧破坏反“会考”运动，策略是各个击破，先攻破薄弱环节，在全省强令复课，最后重点打击济南高中。这时的济南高中有一个外号，被称为“土匪训练班”，而进步的同学却以此为荣。
在全省、全市多数学校均已复课的情况下，省教育厅布告宣布：勒令济南高中限期复课。逾期后再次布告又称：布告只有一次、二次，绝无第三次，如再不复课，决不收回成命，即行解散学校。这时多数同学对于取消“会考”制度失去信心，主张复课。学校方面并不了解这种情况，未敢鸣钟上课，而要一些有威信的进步老师说服学生复课。老师要求与同学谈话的小布告，被一位言行过左的同学撕掉了。这时我立即召开罢课学生的会议，分析了形势：一、绝大多数同学对于取消“会考”制度的斗争感到失望，形势不好；二、一旦学校打钟上课，老师一到教室，多数同学会上课，则罢课运动面临失败；三、取消“会考”制度已不可能，要争取解散学校揭露国民党，将我们的“失败”变成是国民党的失败，即采取“失败主义”来扩大社会影响，争取社会同情；四、接受老师的建议，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召开全校大会，动员群众继续斗争，罢课到底，用全体同学的力量粉碎“国民党”的阴谋。罢课领导人会议一致同意我的主张，决定由我和龚肇启两位同学为代表，向老师表明同学们愿意听听老师的意见。这样，全校同学大会召开，进步老师谆谆劝告同学们“要保持冷静，复课学习”，个别同学也应声表示同意复课。这时，许多积极分子都争先发言，一一揭露韩复榘如何镇压学生的罪行，号召继续与韩展开斗争，顿时群情激愤，连中间同学也要求学校收回成命，把三年级同学找回来，坚决罢课到底。散会时，只有少数同学和老师对这次大会的结局甚感遗憾。后来济南高中被解散的消息传出后，就连罗马天主教办的相当保守的天津《益世报》也发表社论，批评山东办学无能，教育失败。
当时，我怎么懂得并提出所谓“失败主义”呢？那是因为在当时的抗日运动中我交了一些进步朋友，从交谈中得到了一些革命知识，以及自己认真学习革命理论的结果。在韩复榘的大刀队驱逐三年级同学时，我发现了一本列宁著作《论左派幼稚病》。我如饥似渴地读完，懂得了在运动中不讲策略，正是“左派幼稚病”的严重错误。结合我们的斗争实践，使我体会到利用合法斗争的重要性。反“会考”失败后，学校重新甄别学生。这时因同学们反对一些水平太低的教员，学校要对这些同学采取惩戒措施。我同另一位代表一起，向学校训育主任主动表示辞去学生代表的职务。因为事先我们分析过情况，认定训育主任再也找不出更合适的学生代表，我们可以借此机会向学校说明这次斗争是广大同学的意见，而不是少数人的鼓动。训育主任听了我们的意见后，虽然不便明确表示支持学生，但看法显然已有所改变，终于使校方意见发生分歧，无法处治我们。此后，一系列斗争实践使我懂得了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当时我同一些进步教员关系较好，知道学校许多内部情况，这对我们能作出正确判断，确实起过好的作用。几年后，即1937冬，我同曾作过韩复榘军法处处长的威海卫特区专员孙玺凤谈判抗日事宜，从他弟弟孙玺琦口中获悉孙玺凤曾参加过山东省党部讨论逮捕林一山的问题，并说，当时他哥哥是不赞成的。这与全国解放后查悉山东敌伪档案关于逮捕林一山问题未得到通过的记载完全一致。联想到为什么在反“会考”失败后，学校没有开除我，而开除了学生会的副主席和其他人，分析其中原因：一个可能是因为我比较讲究斗争策略，国民党的人认为我还能听老师的话，是一个可以商谈而比较温和的代表；另一个是当时国民党完全知道我们党内的情况，不仅知道谁是共产党员，而且知道山东共产党组织当时还没找到中央的党组织。因为站在第一线斗争的党员，一般都被捕杀害了，使山东共产党组织失去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系，直到1936年才恢复组织关系。这说明我们党在幼年时期即直到遵义会议以前还不能深刻认识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的关系，不善于隐藏和保护党的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