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共产党员有个原则,就是要按组织的需要分配工作,不能按自己的要求选择工作,伸手要官。但在组织分配工作时,也要允许党员表示自己的意见,力争做到个人要求与党的要求的统一。实际上,我在革命过程中,向来还未曾向组织提出过自己的要求,为了自己的利益给组织增加困难。
我经常听到有些同志发牢骚,有怀才不遇的哀叹,说党内无人了解他,上级不了解他,其他同志也不了解他。这些人究竟有什么才能我也不知道。也有一些人,有一点才华,但他们似乎只会利用他的“才华”拉关系,走后门,干一些不利于革命的事情,而结果他还是飞黄腾达,达到了伸手要官要权的目的。我并不羡慕他们,我也经常看到一些人耍小聪明,大多数还是得不到他们想得到的东西,甚至于得到一个可悲的下场。我自己所得到的东西都是组织上给我的。我从来没向组织伸手要求过什么。在我看来,不伸手要而可以得到的东西最可宝贵。同时我也有多次机会,组织上要给我的很多,我都没有接受,对此至今我也没有后悔过,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也正因为一生道路选择是正确的,才有条件为党为国家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我有时在想,在党内我只能通过加倍的努力,得到我不准备得到的荣誉。因为我既没有经历过党的创建时期,又没有参加过红军的长征,只是搞过学生运动、参加过抗战和解放战争,而没有更深的革命资历;反过来说,如果我努力工作的目的就是要得到个人的荣誉,就可能一事无成,遑论荣誉。
二
我的缺点很多,最重要有两条:一条是我对人的认识能力很差,另一条是我的阅读能力很低。
我识别人的能力差,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有很多场合别人都能很快记住所接触的人,我却记不住;有很多人能长期地记住他所接触过的人,我却很快地把他们遗忘了。另一方面,有许多人在短期内可以辨别出他所接触的人的品质,而我却对别人看优点过多,看缺点很少,不能全面、正确判断他人。自古以来,认识人的能力是成大器者决定事业成败的关键,即所谓“知人善用”。
我的阅读能力差,差得别人都不能相信,这大大影响我的工作效率,常使我很苦恼。后来我发现,这个缺点可能是因为幼年经常患严重眼疾所致,不是先天缺陷。我很羡慕许多人可以博览群书,查阅历史资料。我亲眼看见他们读书时一页一页很快翻过,可以迅速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他们读书、批阅文件至少要比我快三四倍。
这两个缺点曾经多次影响我对工作的选择,也大大影响了我的学习、工作的效率。
三
我的第一次工作选择的机会,是1938年底,我是否同意任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长的事。
1938年底,中央山东分局决定调我做宣传部长,我当时表示宁愿维持当时的工作职务,做胶东区党委宣传部长,而不能胜任山东分局的宣传部长。山东分局同意了我的意见。这既是组织上对我的照顾,还有一点就是组织上原来就有一个计划,由胶东的理琪同志或者是我做宣传部长,后来理琪牺牲了,就改由我来担任这项工作。一方面认为我做这项工作比较合适,另一方面这一工作无人承担,只是有一个干部临时代替。此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团结问题。我当时受到排斥和打击,很多人认为我担任宣传工作是合适的,其实我的困难只有我知道。一般说人都要讲名誉、地位。当时从全党的干部情况看,我任胶东区党委的宣传部长,也是一个不低的职务,因为当时的区党委就相当于省委,山东分局就是中央派驻地方的一级组织。
我的第二次工作选择的机会,是1949年1月要我留在东北局宣传部工作的事。
1949年1月,中央东北局确定我担任宣传部的工作,这一次也是组织上对我的重用,我也没有接受,理由同在山东1938年我不接受提拔重用是一样的。但是这一次的工作决定同山东的那次具体情况不相同。当时的中央东北局的宣传部长是由党的著名人物王稼祥同志担任的,而且当时的东北局各部长就相当于中央的部长级。王稼祥同志找我谈话,说明为什么要我做东北局宣传部的具体领导工作。王稼祥同志还有一层意思很清楚,他到中央工作的时候,我也要随他到中央宣传部。现在看来,我对于这个职务的婉辞,可以说是有自之明的。如果我接受了这个职务,党的宣传工作我能否胜任愉快又当别论,与长江水利建设可就失之交臂了。
我的第三次工作选择的机会是1949年秋季在中南局的工作分配。
1949年2月,我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秘书长,工作相当繁杂。当南下工作团的任务在1949年秋完成以后,中央宣布我担任广西省政府第一副主席,主席是张云逸。这个职务是显然比中南水利部部长和长委会主任高,也正是所谓从政的“正途”。我未走“正途”,而在有些人不屑一顾地技术机构终此一生,不仅无怨无悔,反因一生能献身于长江而颇感欣慰。
我的第四次工作选择的机会,是50年代初邓子恢同志两次与我谈话,想为我的工作操心。
1952年秋,邓子恢同志找我谈话。他作为中南局代理书记,想为我安排一个更适合我的经历与身份的工作。这样,他就想去找高岗为我说话。我婉谢了。不久以后,邓子恢同志到中央汇报工作,住在中南海,正好我也在北京,于是他通知我到中南海中央政治局招待所他的住处。他又约我在他的住所与饶漱石会面,意在通过饶提拔我,我又婉辞了。当时高饶如日中天,只要通过邓老向他们靠拢,就会“官运亨通”。但我丝毫没有动心,当时我感动者,惟有邓老对我的爱护而已。这并非我已察觉高饶的问题,而是秉性不愿仅为官职求人。
我的第五次工作选择的机会,是1954年京汉路上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工作时,主席问中央谁了解我,我没表态。此事我在前面已经谈过。
1958年,中央在南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三峡工程的准备问题。会议后期,主席指着我对总理说:“他的工作以后你管吧。”
总理说:“还是主席管吧。”
毛主席说:“我这么忙,哪有这么多时间。”
于是总理说:“好吧!”以后我的工作就由总理管了。
每次想到这件事时,我总是要想,总理为什么还要客气一下,还是要主席管,我的工作究竟是不是那样重要?在以后的几年中,总理对我的工作是表示满意的。可是我已感觉到,正是因为我的职务与中央托付的重任不太适应,我的工作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而我却只是忍耐和等待,没有想到如何去沟通,其中包括向总理汇报我的困难。
第六次是刘澜波部长想要我到水电部接替他。大约1962年时,刘对总理说:“把一山同志调到水电部来,好吧?”
总理说:“我还没想过这件事。”
刘澜波认为自己碰了软钉子。至于他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我也很奇怪。他要我到水电部来的意思,三年后我才知道,中央曾拟定我到水电部代替刘澜波,让刘到辽宁省做省委第一书记。因为刘澜波在电话上约我去见总理时,我不积极,他就摔了电话(我戏称此事为“摔电话”事件)。因为没我陪他去见总理,他也没到辽宁去,中央只好做了另外的决定。此事我在前面也已经说过,念念不忘,是有感于刘澜波同志的一片深情厚意。但我宁肯在自己岗位上尽自己的本份,而毫无遗憾。
以上这几个事情使我感觉到,1954年主席对我的问话和1958年在南宁会议上谈到我的工作的归属的含义是一致的。中央其他同志对我的工作安排如果所提意见合乎道理,中央也可考虑另作安排。刘澜波同志两次提出我的工作安排的意见,因为我没有和他交谈,所以也不知道他跟中央哪些同志研究过我的工作。对于我的工作安排,除了总理的意见,其它意见我都没有考虑过。伸手要官是不对的,如果提出自己的工作要求有利于工作,也是应该的。因为只从组织一个方面考虑,总是不如再加上个人意见去考虑更周到一些。我解放后长期未动,原因主要在我个人,不能责怪组织。
当时我的工作在总的方面是不会有大的改变了。我已经离不开治江这个岗位,如果要离开,或者硬性的调动,似乎一时也没有马上可以接替我的人。现在来看,如果我对总理提出个人工作上的要求,提出的要求又是为我创造更有利的工作条件,总理答应是有可能的。还算侥幸,我没有向总理叫过苦,最大困难总算也解决了。根据毛主席的意图我的工作任务,主要是南水北调和三峡工程这两件大事。这本是水利部的工作重点,也是水利工作中的最宏伟的计划。由于具体的原因,把这一工作从水利部分出来,不由水利部管理,我的工作就不可避免地要遇到很多阻力,甚至于我自己也曾担心我的工作长此下去,可能会遭到失败,而我到部里去就可能有利于我所承担的任务。这件事所涉及的干部分配方案未曾公布过,所以别人也就不知道。
当时我在工作上,遇到了很多困难,其中之一是丹江口工程的复工问题。刘澜波为了争取我同意调动工作,主动表示水电部愿意放弃其他工程,把投资项目改为丹江口复工项目。丹江口水库是长办研究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的关键工程,但是久拖不定,影响了我们的全部工作计划。如果不是刘澜波的帮助,丹江口工程就会继续拖下去,这样就会使我的三峡工程研究和南水北调计划遭到挫折,甚至于关系到能否完成葛洲坝工程这一关键问题。也正因为刘澜波的帮助,使长办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顺利完成丹江口第一期工程,按原计划积累了经验,为以后兴建葛洲坝工程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丹江口工程的重要性,外界恐怕不甚理解,长办的同志却不能糊涂不清。没有丹江口,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就会长期地纸上谈兵,中央也难于下决心。没有丹江口的实践,长办要承担葛洲坝工程的设计就不大可能,中央要把葛洲坝工程的建设交给我主持就更无根据,正因为我们完成了丹江口,葛洲坝的设计才非长办莫属。我常说,三峡工程好比一个峰,要有梯子才能攀登,而荆江分洪闸、蒲圻、丹江口、葛洲坝工程就是一级一级的梯子。所以丹江口工程是治江工作中的一步大棋,这一步棋能不能下,大而言之,关乎长江流域规划的推进;小而言之,与长办的发展息息相关。试想长办如果不能把三峡和南水北调这两大工程推上国家议事日程,她还能干什么大事?还可以原样长期地维持下去吗?
四
我从幼年开始,向来是谨慎从事。不管我是从哪一方面的生活来总结,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在革命斗争中,有时可以说是并无十分把握,不无风险,但也不是毫无依据的。但是,一个人如果在斗争中不冒一定的风险,那么他在一生中只能是平平庸庸,碌碌无为。“冒险”,就意味着成功与失败都有可能,甚致失败的可能性远大于成功,但失败的教训的积累却又意味着为成功带来更多的机会。
一个人的一生,无论是战争时代和建设年代,要有所成就,都有冒险和牺牲的问题;只有碌碌无为之辈怕冒险更怕牺牲,但也决不会有什么业绩。这一生如果尚有成绩可言,在个人利益上都有程度不同的自我牺牲。至于这些牺牲是否过大,是否可以少一点牺牲,而多做一些事情呢?我认为在所做的牺牲与所获得的成果之间,事后应该有一个认真的总结,通过总结所积累的经验与教训就是人生最重要的财富。
1949年秋,中南局改变了中央对我的工作安排,当时我“将计就计”,接受了中南局分配我做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长的工作,并确定今后的工作方向就是做水利工作,但这只是一个争取的目标,还不能做最后的肯定。1953年春,毛主席听了我的工作汇报之后,对我的工作即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工程两件大事提出要求后,我树立了为之奋斗的目标,而意味着此后不宜随便调动。我当时有一种认识,就是不管担任哪一级的领导,对所领导的工作必须有一定的业务知识,而这一点又正是中央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所明确指出的:今后为了要建国,我们过去的许多知识可能已用不上了,建国所必须的新的知识,客观上要强迫我们学习。如果学习业务知识,就必须深入基层,具体领导一些业务工作,而高高在上,只听汇报作决议,工作中就不能没有盲目性。我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初步地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水利科学知识。
五
大约在50年代里,因为长江右岸的崩塌,可能会使沪宁铁路南京以下的路段有陷入江内的危险。这是由于过去的铁路选线工程师缺乏水利常识或者疏忽大意,选线工作犯了错误,是可以原谅的。但到了50年代,我们就不应该重复这种错误,而应将铁路改线后移。离江岸几公里就是一个丘陵,将铁路移到丘陵区,就永远不会再受长江崩岸的危险。当时铁路路基工程投资,平原上每公里约30万,丘陵山区约百万,如果铁路改线10公里,铁路改线工程总投资也不过1千万。这本是铁道部自己的任务,但是各单位之间有些本位主义,不愿改变这段铁路的线路,而要长委会来完成长江的护岸工程。我不同意这个意见,建议铁路改线。因为我当时已经知道长江下游一带的护岸工程,其投资要比铁路改线的投资大得多,也可能是几倍或数十倍,并且铁路改线是永久性的,而成功的护岸工程也只能保证一定时期的有效性。由于铁路方面坚持己见,我便向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管华东工作的柯庆施反映,由柯转告中央。中央恰由邓子恢负责处理这件事。邓老当时是副总理,党内职务是农村工作部部长。在柯庆施批评我不采纳铁路方面的建议,我要发言说明我的理由时,柯很不耐烦地批评我要虚心一点,我认为柯太主观,马上反驳说,要虚心,才应当听听别人的意见。柯可能感觉自己无理,于是哑口无言,会场气氛马上变得紧张沉寂起来。但事后证明,柯庆施度量还大,并不计仇,在1958年我给他去电请他批转上海市工业部门为我提供一套电站输配电设备时,他立即批转了。后来沪宁铁路改线也照办了。现在沪宁铁路要穿过一个小隧洞,正是根据我所建议的改线计划改建的新线。
六
葛洲坝工程不仅又一次锻炼和提高了长办这支技术队伍,也更具备了完成三峡工程设计任务的条件。按常情说,我完成了中央交付的重要任务,这时我可以向党提出职务上的要求。但我既未借毛主席接见的机会表示此意,也没有向时常接触的周总理提出。再早一点,我在1954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这一时期,即在我完成了长江流域规划、丹江口工程设计和三峡工程初步设计之后,我就可以改变我的职务,或者说我应当恢复已有的职位。但我没有这样做。我的工作如果有了变动,官可能大了,三峡工程、南水北调的任务可能遥遥无期,长办这技术队伍可能被拆散——这都是我不愿看见的。这是否我过于夸大了自己的作用呢?不论此一设想正确与否,我当时确有这种想法,因为当时长办一切大事还只有我更便于向中央直接出面。在我退居二线时,长办的地位已经比较稳固,新的领导班子已逐渐形成并日臻成熟,他们不仅有能力促进中央决定兴建三峡工程,在即将实施的南水北调工程中长委会也必将作出应有的贡献。所谓“彼一时、此一时”也,当时我的担心不是没道理的。
七
有的人千方百计要做大官,做了大官,可以名利双收、光宗耀祖、权倾一方。也有人做了大官,要实现自己的抱负,为国家建功立业,为社会多做贡献。也有人不计官位,只重业绩,官大了管得宽,多做些事,官小了也尽自己的本份。看来不论官大官小,只要想当好官,做事与做官并无矛盾,只有意在谋私弄权的官,才与他的职务有矛盾,做事与做官的关系成了反比,官越大,反而事做得越少,甚至多做错事、坏事,还不如不干事。
我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多年水利工作中,总而言之做了两件事:一是组织完成了一批工程的规划、设计和建设,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基本资料与科研资料;第二件事是为长办的机构、队伍奠定了一个基础。事实证明,长办这样水平的机构,在水电系统中,是很优秀的。在我的工作过程中,我有一个体会,就是任何一个相当于部一级的机构,都有可能创造出几个或者更多一些像长办这样或者更高水平的科研设计机构。要做到这一点,只要领导人不是以做官为主,而是以做事为主,就初步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我在工作中还有一种体会,我们越是有较多高水平的科研设计机构,我们的领导就可能在总的方面具有更高一级的水平。群众提高领导,领导提高群众,这是一种互相促进的良性发展。
八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为了学习水利科技知识,开始有意识地深入基层,了解基层水利工作。在我与科技人员接触时,发现他们各有长处。他们在旧中国无从施展,我必须依靠他们,同时利用他们带好青年一代技术人员。这就需要在广大职工中发扬技术民主,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技术民主在过去的科学技术界,是很难实行的,他们充其量做一位好的公务员,尽忠职守,份外的事与己无关。有了技术民主,不分上下各抒己见,他们就有关心治江大事的积极性,在技术上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逐渐具备了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在困难面前富有创造精神。我对长办这支队伍很有信心,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克服了个人单干的思想而形成了一个团结有力的整体。技术民主在长办习以为常,虽已受其益而我们反无感觉,而由长办调到其他单位工作时,一经比较才明显感到长办的技术民主作风。
其次是长委会水利机构体制改革的经验。长委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建立了一套独特的组织结构形式。科学院的河流研究、土壤试验、材料试验和水工模型试验等都与规划、设计、施工直接联系。这些部门虽然各有分工,各有自己的任务,但彼此都能互通声气,密切合作,互相促进。我们这一套组织结构形式,开始时也没有经验,只是感觉到过去已经知道的水工管理方式有些不合理,到了1954年,我们就有了一些感性知识,证明我们所采用的这种组织机构形式是合理的,也是成功的。
再就是设计项目的流水作业制度。长委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采用了一种比较不同的专业分工机构。据说过去有一种通行的制度,大概叫“工程师项目负责制”。这种制度所规定的某一项目如枢纽工程,要确定一个主任工程师,由他负责领导与枢纽工程项目相关的其他各种专业的工程师。而长委会所采用的制度与此不同,我们名之日“流水作业法”,简单说就是长委会所承担的工程项目如某一水利枢纽,负责领导该项工程的工程师,不是领导与该项目相关各专业的工程师们,而是领导长委会各专业部门,例如航运专业、机电专业、施工设计专业等。反过来说,长委会的这些专业部门,同时可以担任各个项目的设计,如航运、机电、施工等多种工程的设计,由此而形成了流水作业。对比起来,前一种“工程项目负责制”,就是每个项目负责人要领导一个“小设计院”,其弊端是浪费人力,经验不足,水平难以提高,长委会的流水作业可以同时设计好几个水利枢纽。
长委会在工作作风和工作体制诸多方面的经验,可惜尚未被水利界所完全认识。这也是一个遗憾的事情。
九
人的一生想要做的事总是不可能完全做到。有的人一生基本未做多少事,也有的人一生想做的事大部分都做到了,只是想做的不可能都做到。这里所谓的一生愿望应该是老年时期的自我设想,不是在青年时期便安排未来一生想做的事。我一生所做的事如果只是为了实现青年时期的设想,我认为我后来达到的在当时是无法设想的。我所做到的超过了我青年时的设想。如果到老年时再看,则最多只做到了一半,觉得还有许多应做的事,而未能去做。这是因为年轻时缺乏阅历,不知道哪些事国家最需要,自己又可以干,而且有机会干。到了老年,则一生风风雨雨,经验教训都非常丰富,一生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已有自知之明。这时我往往发现自己过去不是虚掷光阴,就是失去了一些可以完成不少重要工作的机会。
十
我个人的历史事实证明,如果我在1965年秋天到了水电部,我不一定能比现在做更多的贡献。第一是几个月以后便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在水电部肯定也做不了什么事。第二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原来按总理的设想,要争取三峡尽早开工。但出乎意外的是毛主席先批准了葛洲坝工程。葛洲坝工程的实践证明,我如果是用水电部的力量去做这件事,很可能不如用长办的力量,至少我熟悉长办的人,更便于直接领导,也好合作共事。水电部权力大,管的范围大,工作条件虽然远比长办强,但我一到水电部就能马上利用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班子,也是不可能的。葛洲坝工程开工二年后的实践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当总理要我负责葛洲坝工程的规划设计任务时,我当时也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让其他部门的设计力量退出葛洲坝指挥部的设计代表团,由长办负责设计,以保证长办这个设计班子的完整性。这样长办的规划设计工作才能做到有条不紊,发挥她的技术优势。
在葛洲坝工程开工的头两年,我以总指挥部副总指挥的身份深入基层,参加一些规划设计工作的研究。虽然我提出的方案总指挥部大部分没有接受,但我所做的葛洲坝工程的科学研究工作,对后来我全面负责葛洲坝工程非常有利。在周总理任命我担任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主任职务时,我这才比较有把握。周总理要我两年完成葛洲坝工程设计任务,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在前两年我已经在做这项工作的研究工作,对存在的问题也看得比较清楚。开工的头两年,我虽然是一般领导成员并不负主要责任,但中央既已批准兴建,就要全力以赴,和其他参与单位共同努力,使之在指挥部领导下胜利完成。我在写给毛主席的信上曾说,这个工程的勘测设计工作未做准备,不能兴建,没有勘测设计而要开工,就必然要出现问题。但我不能看着工程的失败,借以证明我给毛主席写的信有先见之明。我当时说话虽然无大作用,但因而使我了解了葛洲坝工程问题所在。如果在我担任副指挥长时不是积极工作,而是置身事外,等着它的失败,这不仅是党性不纯和个人品质问题,我亦将一无所获,总理要我负责时,我会遇到更大的困难。
十一
在治黄上,首先要培养一支专家队伍,在思想上完全克服或取代老一套的治黄观念。这自然不是在短时间内可以做到的。传统的治法,都是多修水库,而实际完成的却是“泥库”。用这种办法来根治黄河泥沙问题显然是不可能的。但在黄河三门峡工程失败以后,仍然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坚持在黄河上修建“泥库”的思想。周总理当时认为既然知道治黄方针错了,就不应该再牺牲陕西平原,三门峡水库对陕西平原的淹没问题必须彻底解决。这在当时就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许多人还认为三门峡是一个很好的水库。实则三门峡工程的彻底改建,取消了它的水库作用,才可以真正解决黄河泥沙问题。虽然在80年代已经有了“小流域治理”的成功经验,他们还不放弃水库治黄思想。我在治黄上主张,应当把黄河的泥沙当成一笔资源,在上游发展引黄灌溉事业,采用引黄放淤的办法,使大量泥沙沉淤为肥沃的土地;黄河下游的水可以通过跨流域引水去解决。
十二
在技术上,要不守旧,不迷信外国人,充分发扬技术民主,谁对就听谁的。
要培养一支在水利技术上有系统理论和经验的科研设计队伍,以取代多年来的老一套的水工科研技术做法,这也是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因为这一套旧的水工科研方法有许多来自苏联和美国,而来自苏联、美国的东西我们往往把他们好的经验舍弃了,却盲目地学习他们的缺点。三门峡工程本来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但因为盲目相信苏联的技术可以解决问题,结果发生了问题。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有许多工程失败的例子可以证实。以平原建闸为例,就说明我们的科研技术机构有彻底改进的必要。例如,从1950年开始,所谓在软基础上修建大流量、不打基桩的泄洪闸,是从苏联方面学来的经验。而我在以后的几年中,才得知苏联并没有这种经验。他们只是在灌溉系统中修建过这种类型的小闸。在50年代初修建的淮河润河集泄洪闸和以后的几年中在黄河、淮河流域所修建的同类的泄洪闸,都在建成后一开始放水泄洪,就大部给冲垮了。而对于这些闸的设计,特别是淮河润河集的设计,苏联专家布可夫审查时曾说过,闸的设计很好,炮打不坏,可是润河集泄洪闸在1954年大水时开闸泄洪,很快就被冲垮了。另一种原因是润河集大闸的水工模型试验与规划设计单位各自为政没有密切配合,模型试验单位也不知道大闸模型被冲垮的原因,提不出修改设计的意见,在模型中冲垮的大闸照样按原设计施工,所以这个大闸一放水就被冲垮了。在以后的几年中,我看到在黄河上也修建了一些这样的大闸,也都是照样一放水就被冲垮。这些闸被冲垮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没有设计先进的消力池。此外,也不能排除在基础处理、材料质量和施工质量方面的问题。
我们必须组成一支现代化的科研技术队伍。这支队伍必须有科技民主的工作作风。
1950年2月在查勘荆江分洪区时,有一位工程师因为我不同意他的意见,他面红耳赤好像受到了很大打击。我就给他讲技术民主的道理,启发他要学会这种民主。在革命队伍里,特别是做技术工作的,职务不分高低,都要听取不同意见,意见不对也不是错误。后来,他提出一条建议说:老堤多有上百年甚至更长的历史,堤基通常已被压实,挖掉大堤再加处理就可修建泄洪闸。他的这个想法很重要,不久我们在修建汉江分洪闸时,在一个水流条件好基础条件不好的地方,修了一道大堤,经过几个月时间的压实,就解决了在这一地区建闸的基础问题。
两年以后,当荆江分洪大闸开工时,水利部派来的一位老工程师,倚老卖老,以为自己懂得多,却提出很多错误意见。我不接受他的意见,他很恼怒,说了一些不礼貌的话。为了不影响团结,我忍让了他的无礼,在荆江分洪工程完工以后,他还说了一些对我很不满意的话。他说这次到荆江分洪工地来,原想立功入党,由于我不接受他的意见,使他未能立功,感到非常失望。
以上这两位老工程师的事例,一个说明讲技术民主就可以调动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在工作中发挥才智;一个则说明不论他来自多大的机关,多老的资格也别迷信他。
在技术干部中,有技术民主工作作风的,还有一个事例可以说明,这就是上面说过的苏联水利专家布可夫。在他修建润河集大型泄洪闸时,虽然忽略了消力池,但是不久以后他又参加了荆江分洪闸的讨论。在讨论中,他有一个合理化的建议,长委会的工程师接受了他的意见,并称赞他这个建议,命名为“布可夫槽”。当时在中国的其他苏联专家还认为他所得的这个荣誉有些过份。什么叫“布可夫槽”?原来泄洪闸的消力池顺水长度如果要保证安全,就必须延长,这就要增加工作量,增加投资。布可夫建议可以不延长消力池的顺水长度,只要在消力池以下挖一个深槽,在这个深槽中抛下足够块石就行。这样在开闸泄洪,消力池以下部分被洪水刷深时,这些块石就可自动下沉,以防止消力池被洪水冲垮。因此,消力池以下的防溃刷深槽就叫做“布可夫槽”。布可夫这个建议是成功的。但只有他在参加了中国工程师的讨论会时,他才能做出这样的贡献。而在这以前他所指导的泄洪闸设计却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中国工程师设计的泄洪闸没有消力池建筑,他却没有发现。
十三
一般地说,大多数人都有事业心,而不愿白白虚度年华,都想在自己短暂的一生中成就一番事业。
我一生中,所创造的工作条件,总的说来是三条:一是当我确定一生要走革命道路时,首先就决定学习武装斗争和军事知识。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国家建设事业中,我选择了水利工作,并决心做一个内行的领导干部。三是我选择的工作是国家很需要的工作,而且是中央主要领导人所直接关心的事业。这些条件在中国历史上,都是一些想建功立业的人所想得到的条件,我都具备了。然而,有了这三个条件,并不等于事事顺利,一切如愿。因为,这只是三个重要条件;此外还有主观的、客观的许多具体条件,要一一具备,做事才可以达到得心应手的程度。
十四
在我12年的戎马生活中,有两个阶段我是作为主要领导人,另外两个阶段我只是作为集体领导成员中的一员。在这四个阶段中,我无论作为主要领导成员或是一般领导成员,使我最感到困难的是领导班子的团结问题。全国解放后,我从军政工作转入经济建设工作,也就是长江水利工作。几十年的工作证明,水利战线领导成员中的团结也是至关重要的。在我每一次工作变动中,或是说我可能选择另一种工作的时候,我总是把团结问题看作是第一位的。
1952年,我是荆江分洪总指挥部三个副总指挥之一,另外两位是王树声、许子威;总指挥为唐天际、总政委是李先念。长委会作为这项工程的规划设计和技术实施单位,集中了主要技术力量,还调进大量行政人员。总指挥部其他领导不是侧重于政治工作、技术行政工作,就是军工民工的施工领导工作,我则与长委会主要技术人员忙于处理设计、施工中的重要技术问题。这个工程虽然时间很短,同样也有团结的问题。在工程建设中,我在技术措施、工程质量上坚持原则,反对不学技术更不懂技术的瞎指挥,这些人自然对我很不满意。工程完成后,李先念作为总政委曾在中南局的会议上对我说:“你这个林一山,现在我才相信你,老实说,过去我就是不相信你。”他当时还称赞了我是最能忍辱负重的。他之所以这样说我,是因为不少人在背后说我,虽然没有点名,但大家都知道指的是我。但是我不管别人说什么,始终是坚持原则。当时水利部派了一名前面我已经提到的大专家来到荆江分洪现场。来了以后,他以专家自居瞎指挥胡说话。因为他的任何意见我都没有同意,所以荆江分洪完成后,他向水利部领导汇报时对我表示不满,这位水利部领导听了他的话之后还斜着眼看我。可我不能放弃工程质量和是非原则迁就错误。以后的其他工程,我与水利部有不同的意见时,取得一致的办法就是通过实践和工程的检验,最后才达到团结的目的。
十五
水利工程涉及面很广,技术问题非常复杂,必须建立起一支高水平的科技队伍。然而要建成这支队伍,单位领导者必须具备广泛的科学知识,又善于领导,更需要为这支科技队伍提供重要工程的实践机会达到目的。对于长办的科技人员来说,我们从荆江分洪工程起,到三峡工程开工,其中每一项工程实践都有助于这支技术队伍的提高。这支队伍如果没有经过各种工程的实践,我们为三峡工程呼吁,只能是空喊。
十六
全国性水利工程许多是一般性的工程。如果有创造性的工程,或者说是超前性工程,则往往难以通过,得不到支持。三峡工程为什么受到许多人反对,而且不少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对,正是利用一般人怕冒险求保险不愿超前的心理。通常认为三峡工程是世界上最大的工程,外国人都没有做过,中国人更难于做到。这种观点甚至一直影响到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其实我们今天享用的许多先进的技术发明,无一不是中外科学家超前发明的产物。可以说,科技领域没有超前的观念,就不会有科技的进步。
我在治黄问题上就有超前的思想。我国二千多年的治黄措施就是以大量人力物力用于修堤防汛,把黄河的水沙输送入海,如此年复一年永无休止。我认为应把黄河的水沙视为一种资源,通过两岸渠系把水沙引向两岸干旱贫脊地区,然后南水北调以济黄河。比如先把黄河的水沙在华北吃光喝光,使广泛的华北平原田成方,林成网,然后用南水北调替代黄河的水源。在三门峡以上把黄河水沙吃光喝光,使西北广大地区包括内蒙西部沙漠地区农业生产获得高产。特别是黄河河套上游的水约占黄河年总水量的2/3,这些向东流的水越过贺兰山口向西流向大沙漠地区。首先把大沙漠地区变成另一个更宽广、更富饶的河西走廊,并且改变了西部的气候生态。这种宏伟计划一般人认为是超前水平也不足为怪。从实践的过程看,它又是很普通的道理。1949年以来,如果我们在华北平原把黄河的水分成若干大小不同的支流,那么黄河若发生百年一遇甚至更大的洪水,就可以利用这些支流将洪水分流人海。如果分成许多条支流,黄河就不仅形不成水灾,她所形成的广大冲击平原还将变成“一水一麦”的农业丰产区,其产量要增加一倍至三倍。因为受到水闸的控制,这种新的黄泛区比起老黄泛区来,“一水一麦”的农作物经营方式实际是很少的年份,而大多数的时间是“一麦一秋”,甚至必然在很短的时间内又会变成“放淤稻改”的农业灌溉区,亩产可达千斤。在黄河三门峡以上黄河被吃光喝光的情况下,由“南水北调”接替黄河的水源。这种逻辑不是一种愿望而是有事实根据的。1964年开始的黄河两岸“放淤稻改”很快就发展到大范围的黄河灌溉区。同时,在三门峡以上广大黄土高原地区,水土保持工作者在长期的工作探索中找到了小流域治理方案。这个方案就是把黄河各支流地区都建成梯田。因为全部建成梯田,所以数百毫米的降雨也不会形成洪水。这种小流域治理方案在80年代就已经完成了很多。国外许多人士特别是联合国粮农组织人员,看到这些工程都很惊讶而且深表佩服。这一时期,我参观了甘肃省全国闻名的贫苦地区定西,因为小流域治理工程这个地区已开始脱贫致富。80年代,我还参观了宁夏的青铜峡水库,看到了这个水库与古代的而至今犹在发挥作用的秦渠、汉渠和唐渠。由此我看到了在2000年前,中国人就认识到可以利用峡谷尾部的较大坡降将黄河水引向河套灌区。在青铜峡以上一百多公里的黑山下峡谷尾部,这里也是黄河流域规划中的大柳树水库坝址所在。该枢纽电站回水海拔高程约1250米,沿着这个高程引水,可越过贺兰山以西的沙漠灌区。这种引水工程与2000年前的青铜峡引水工程只是引水长短和工程规模的大小不同,其工程理论、方法和性质都是一样的。这种有利地形黄河下游的峡谷出口河段、也就是京汉铁路大桥以上河段也有,它的引水条件比都江堰宝瓶口引水工程的地理条件还要好得多。我曾经认为:这种有科学根据的美景在周总理的领导下,一定会实现的。但事实上都未能做到。这个事实使我更加理解了周总理曾说过的“搞水利比上天还难”这句话的真正含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