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参加抗日爱国的学生运动到现在,整整70年。但在1937年以前的秘密工作时期,我没有把它作为我的重要经历,而是作为投身革命的准备期。自然,如果没有这段学生时代的斗争经历,这以后就不可能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建立胶东根据地的革命事业。
人在老年总是要回忆一生在事业上的成败得失,在道义上和人际关系上是与人为善还是损人利己。但是这种回忆总是相对的,因为认识的水平与人的觉悟有关。事业上的成败得失,是否有愧于人,这种回顾我在任期间无暇涉及,及至晚年才有时间和心情,也比较更透彻更全面一些。
我的幼年时期,生活很苦,自己将来到底要做什么也没有明确的想法。但是我有一个信念,就是要立志做个有道德的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我虽然对自己的才能估计很低,但对“有志者事竞成”这个名言则确信无疑。当时,我把儒家经典《四书.中庸》中的一句话“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当作我的生活行为的信条。这就是说,自己的才能虽然比不上别人,却可以通过千百倍的努力去赶上别人,乃至超过别人。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信念,所以我在几十年的奋斗过程中,成功总是要比失败多得多,并且成功总是比原来设想的要大,失败要比原来设想的要小。在数十年的斗争过程中,我每个时期的成功对于我一生的进步都有很大的鼓励,更增加了对自己的信心,而失败、挫折或困难我都视为成功之母,对我自己走过的路,从无悔恨。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就是最大限度利用自己的优点,去克服自己的缺点,尽量避免自己不能胜任的工作,而选择和开辟符合自己能力的道路,并为之努力奋斗。我也认识到这样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即“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但是,回忆一生,我还是知彼不足,知己也很不足,甚至于直到今天,我对于自己的缺点估计过多,对于自己的优点估计不够。在选择工作道路时,总是小心谨慎,实际上有些人却认为我这个人并不是小心谨慎,恰恰相反,在工作上倒往往是大胆泼辣敢作敢为。我认为自己水平低,别人却认为我是虚心。这种矛盾现象我将在以后的具体问题谈到。
我在青年时期,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因而对正义斗争很感兴趣。但是在政治斗争中走什么道路,很长时间迷惑不解。最初对于“孔孟之道”很感兴趣,后来对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抱有很大希望,只是这种希望被国民党的所做所为给破坏了。“九一八”事变爆发,使我对“三民主义”失去了信心,同时也使我找到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个决定我这一生的最重要的选择。在为社会主义斗争的道路上,我又曾经把社会主义的前景理想化了,实际上这是一种空想主义。在党的文件中,经常会看到“坚持团结”的字样。我当时认为共产党是一个理想的组织,不会有缺点,党员也不会有什么严重错误。在党建立了抗日根据地的时候,她由一个处于秘密状态的政治组织,变成了在局部地区公开的执政党。这时的斗争和工作和以前相比,不仅与组织与社会接触的方面增多了,党员之间的接触也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党内的许多矛盾也都暴露出来了。这些矛盾总的来说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反应,但又不能事事、处处说它是阶级斗争,毛主席把这种斗争概括为人民内部矛盾。这对我们在党内做好团结工作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哪一种或哪一些斗争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或者是比较接近于阶级斗争以致于会发展为阶级斗争,则涉及到党的领导艺术问题。党的领导不是抽象的,而是通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和组织去实现的。领导艺术好,或者说是水平高,党的工作就顺利,党的团结就加强;反之,不调查,不研究,对客观实际一无所知,全凭主观愿望瞎指挥,就会造成工作混乱,使一般问题也复杂化,表现在干部问题上,甚至会形成复杂的政治斗争,把本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问题,变成了敌我性质的阶级斗争。这些斗争使我回忆这几十年来,我所遇到的各种矛盾,究竟应该怎样分析它们的性质?这些矛盾反映在一些我所知道的党的干部上,他们所犯错误的原因、性质轻重又该当如何去认识?现在看来,在处理各种党内团结问题时,既要考虑到有利于革命事业,又要考虑到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的道德标准问题。在共产党取得全国革命胜利以前,把这些斗争处理好,是各种斗争中最重要的问题,而在全国解放以后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当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则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回顾我的革命斗争的生涯,凡是在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发生较大的矛盾时,我的重要经验就是要时刻警惕,不要为了个人利益使矛盾激化,而要为了革命利益,做些必要的忍耐和等待,以至自我牺牲,使之在尔后的工作检验中化解。几十年来,在每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我都用这种态度处理问题,度过了每个困难时期,而且胸怀坦荡,心情比较愉快。
回忆我这一生除学生时期外,按工作性质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即:胶东抗日根据地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长江水利建设时期,以及进入晚年以来。
在胶东抗日根据地
1937年“七七”抗战开始后,中共山东省委要我负责在胶东半岛恢复胶东特委,组织抗日武装起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我经过艰苦的努力,克服了一系列的困难,作好了武装起义的一切筹备工作。这时候,省委决定改由刚从狱中获释的理琪同志任胶东特委书记。他是1936年4月初到胶东的,同年底就因叛徒告密在烟台被捕入狱,当时任胶东特委书记。经党营救出狱后,他在1937年12月下旬,又在胶东发动了抗日武装起义,并把这支抗日武装力量定名为山东省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我和理琪同志并肩战斗了两个月,他就在1938年2月的雷神庙战役中牺牲了。胶东根据地的领导工作于是又由我负责。胶东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一直到抗战胜利,始终是山东省七大根据地中最大的一个。在抗战的前三年,我们可以从许多方面总结很多经验。从我个人的体会来讲,我想从两个方面来总结经验。这就是武装斗争和党的团结。
在“七七”抗战以前,中国共产党遭受国民党的残酷镇压,绝大部分党员惨遭杀害或者被捕入狱,不少党的组织和党员也都互相失去联系。中央在总结这一时期的损失时说,红军损失了90%,白区的共产党几乎是全部。抗日战争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对于抗日武装起义的成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一时期的抗日武装起义的组织工作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我们幸存下来的党组织几乎无人注意学习军事知识。等我们的抗日武装起义成功以后,中央才不断地派来了一些红军干部,我们的武装力量始得以迅速壮大。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过程来看,关键问题是抗日武装起义的组织筹备工作,和正确选择发动武装起义的时机,尽快打开局面。只要我们的起义成功了,而且能够抵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在较大的地区站住脚,我们就可以和那些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或者进步青年很快地联系上,形成武装斗争不断壮大的政治局面。
我很重视军事知识在抗日武装斗争中的重要作用。在秘密时期也就是“七七”事变以前的一段很长时间内,我在没有内行指导的情况下自修军事学。这种军事学难免有教条的形式,军事知识也并不丰富,但在实践过程中证明,它的重要性远比我原来的估计要大得多。简而言之,有一些军事常识与完全没有军事常识,两者之间的差别是相当大的。这种差别之大也不仅仅是表现在当时的工作中,而且在党内军内团结中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的团结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既要尽量减少没必要的争论,又要避免过多的迁就。在军事斗争时期,所谓“工作”,主要是打仗,武装斗争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这里我举一个实例。我在胶东特委组织武装起义时,有人曾担心,我可能无法应付当地党组织可能存在的宗派问题。但我有信心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只要武装起义成功了,团结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我们第一次武装起义被国民党反动派打散以后,我在农村代表特委另建秘密根据地的时候,在一个党员的家中,遇到了一些被打散的游击队员,他们都是武装斗争的骨干,正在哭丧着脸抱怨领导又犯了1935年胶东农民暴动一样的错误,并且说这次起义又上了当。当地领导把我介绍给他们,对群众说:“你们听听林同志的意见。”在我讲了一些道理之后,他们的脸上就出现了笑容。时隔不久,我们的第二次起义终于成功了。由于起义成功了,本地原来存在的宗派问题也就大大减少了。为什么?党的骨干分子和群众看到你能带领他们打胜仗,就会团结在党的周围共渡难关共享胜利。自然这时仍然不免有少数人离心离德,或者仍有芥蒂。这时在领导和骨干中,只有少数分子不跟我们合作,闹独立,闹不团结,这些人最后自己被孤立,他们的活动必然以失败而告终。
第二个事例是理琪同志的过早牺牲,在群众中引起的震动。也由于我懂得一些军事知识,并且在武装起义的筹备工作中成绩显著,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我又是省委原来确定的特委领导成员,这才能够顺利接替理琪的领导职务,继续壮大我们的武装力量,扩大根据地,更多地联系了过去失去联系的党员和追求革命的青年。如果在军事上完全外行,仅仅靠省委任命的资格,虽然大家也会接受你的领导,但是能否顺利接替工作、能否稳定局面就很难说了。
第三个事例是,中共中央派人到山东成立中央山东分局,并派人往胶东接替我的工作。由于从中央派来的干部有建设根据地的经验,并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因为是中央派来的自然就有威望),那时在胶东存在的一些矛盾问题,他们大部分顺利地解决了,胶东革命形势又有了新的发展。但是他们的工作也存在缺点,主要是宗派主义思想。他们没有听取我的意见,而是去听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意见,否定了我在起义工作中的成绩,并且在一次会议上批评我,说我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生出身,没有受过布尔什维克的严格的锻炼。他们虽然这样对待我,我却不能以牙还牙,用同样的态度对待他们,或者从此消极下去,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总是严格遵守党的组织原则,做我应当做的事,至少尽到一个党员的责任。这时我担心他们由于不了解情况,把工作弄糟。敌人的力量很强大,万一出现问题,往往就会使我们来之不易的战绩毁于一旦。这时我很注意全国的、山东的时局的变化,关心抗战的形势问题;但如有想法和意见,则依然向组织提出,至于是否采纳、采纳多少则又当别论,而我必须尽到我应尽的力量。几十年后,我仍然认为我当时对团结问题的处理是正确的。同时,还是存在一个老的问题,就是我对当地党内情况还是不甚了解,特别是一些有野心的人我没有注意到,在团结问题上也有许多失误。
第四个例子是,在三年以后,即1941年,当时的中央山东分局的负责人已经是第二任了,因为他听到的是过去的情况,所以他认为我有很多错误,便专门把我从胶东调往山东分局以便了解真实情况。
有一天,分局通知我去开会,当我见到分局负责的同志时,他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这个林一山的眼怎么今天没有瞪在头顶上。”
我说:“我向来没有把眼瞪在头顶上。”
他说:“那我怎么有个印象,你总是把眼瞪在头顶上呢?”
于是他就宣布正式开会。他说“我很想了解你的情况,今天你可以详细说一下你的历史。你可以从儿童说起,说多少我都愿意听。”
于是我就开始讲我的儿童时代。那时候,我对家庭的环境很不满意。我四岁失去了母亲,继母对我很不好,我总是不屈服,坚决与她斗,因为我是老二,所以家里人就叫我“二驴”。说到这里时,分局领导同志就使劲鼓掌说“驴”的好,到现在你还有这个驴脾气。当我谈到我负责胶东半岛武装起义的时候,虽然我没有失败,但是后来接替我的工作的同志,批评我错误很多,一无是处。我又举了很多的事例证明我没有任何对不起他们的地方。
我的工作情况说完后,山东分局领导同志说:“过去我们不知道林一山是哪里来的干部,也不知道他都做过什么工作,只知道他的能力,但是思想不好。只有黎玉知道,可是他从未说过你的一句话。现在听了你说的,才知道你是任劳任怨,心情还很开阔。你说的有些话难免有些怨气,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时他又问:“过去山东分局通报批评你,你是否生气?”
我说:“山东分局没有忘了我,我倒感觉心情舒畅。”
他说:“那些批评的通报都是不对的,只是找理由要批评你,因为山东分局当时什么情况也不了解。”他又说了些鼓励我的话,说我虽然在工作上很有成绩,却从来也没有居功自傲,最后还说了几句带有结论性的话:“派人了解情况的人宗派主义,反映情况的人宗派主义,分局官僚主义,我个人官僚主义。”
我这次到山东分局,住的时间很长,后来才知道,我去了之后,他们找到一些老同志经常了解我的情况。我回到胶东后,才知道调我到山东分局,原来是不想再叫我回来。我离开胶东后,我有些日常使用的东西,也都被别人拿去了,也以为我不会回来了。
我对同志向来是看优点多,看缺点少。在团结问题上,我往往大意,没有想到别人对我警惕性却是很高。在山东分局了解实情决定分配我的工作,要我担任胶东新班子的主要领导人时,我虽然没看作是一件大事,可是有些同志却另有想法。有的认为我应该感谢他;有的认为我可能与他争权;还有一位同志向我讨好,而且很动感情,他在胶东干部群众大会上说:“我们的一山同志,不但是胶东的功臣,也是山东的功臣。”这话虽然表示很热情,但我在内心上却感到非常不安。
会后,我专门找他谈话。我说:“你说这样的话,我内心很是不安。”
因为我们在中学时就是老朋友,所以他就批评我说:“你现在还是一个学生,不是一个政治家。你不懂在政治上要互相支持。”和这样的同志在一起工作,特别是当掌握较大权力时,肯定不会有好结果的。但是我对他还是长期不介意,总是希望他能够认识自己的缺点。后来证明,凡是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者,都很少有所觉悟,也很少有人能得到一个好的晚节。而且对于这种人,不论你如何迁就和让步以求团结,最终连表面的团结也难做到。因为他们总是得寸进尺,个人的私欲是不可能完全满足的。
在抗战时期的后五年,我们的根据地迅速地扩大了数倍,但是党委的团结比过去并未有多大改善,甚至更为严重,我用最大的忍耐,艰苦地度过了这个时期。只是因为党委成员有较高的水平,所以工作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特别是第三任中央山东分局领导人罗荣桓同志是坚强而有水平的,因此我们对抗战胜利充满了信心。这个时候的国际形势也对我们有利,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寇的失败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在胶东根据地除去打仗外,我还组织过农业生产自救运动。这时,我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不可能摧毁我们的根据地,但我也担心历史上曾有过的荒年,如果万一发生了,日本对我们的经济封锁远比军事进攻的威胁更大。正是这个时候,中央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实行生产自给,减少人民负担。我在胶东和鲁南前后二次组织的农民生产运动,证明我们可以通过发展水利促进农业,避免可能发生的严重荒灾,也证明群众采用我们的生产方法获得丰收后,在欢欣鼓舞中也更加相信我们党的力量。我在响应中央号召的生产自救运动中就曾经想到,当时抓农业生产,一方面是为了当时的自救这一目的,另一方面我也考虑到我们革命最终目的还是发展生产,所以还是要发动群众使他们认识到科学生产的重要性。虽然我们当时觉得全国的革命胜利还很遥远,但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领导群众发展生产的知识也应该和其他各方面的知识一样受到重视。在这次开展的领导农民进行生产的运动中,我用实践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只要我们努力,我们的生产潜力还是很大的。我当时所领导的根据地的农业生产试验由原来每年亩产约100公斤,一年后就提高到亩产千斤。如同宣传革命、宣传抗战一样,我们开始向群众宣传我们的生产方法时,依然经过了很大的努力,群众才勉强接受。当他们在生产实践中取得良好效果时,他们自己就到处宣传,许多群众就自觉地按照我当时的办法,而且还采用有创造性做法,发展他们的农业生产。如今看来,建国后要我转入水利战线,我能乐此不疲,始终未离开对水利问题的思考,与在胶东领导农业生产运动这段经历不是巧合,就是一个缘分。
在辽南解放区
我的革命生涯的第二个阶段,是从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到解放战争取得全国性的胜利。在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时期,我担任中共辽南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当时辽南地区是东北最艰苦的地区,但它的作用却很大。辽南地区的南边是旅顺、大连地区,东边是安东地区(现丹东市),北边是沈阳地区,西边是锦州地区。这是国民党占领东北时要最先控制的地区。他们采用“先南后北”的战略,廖耀湘率领的有“远征军”之称的精锐部队新六军就驻扎在这里,成为与我辽南军区作战的主要对抗力量。只要我们在这一地区站住脚,敌人就必须以强大的力量来对付我们。所以,我们辽南地区所面临的困难越大,所起到的作用也就越大。
东北各省除安东地区外,都有广大的地区作后方,虽然都有它们自己的困难,但都不存在像辽南地区由廖耀湘这样的精锐部队所控制的情况。而且,辽南部队与廖耀湘的部队,无论在规模和武器装备上都不能相比,只是在毛主席的总体部署和战略思想指引下,我们才能指挥得当,愈战愈强,每战必胜。因为这时新区群众还没有什么觉悟,我们的根据地还未成立起来,一旦战败,部队没有依靠。而国民党军队战败时,则有很多据点可以依托。我们在艰苦的战争中,把一个临时组成的游击队锻炼成为敢与国民党的名牌部队相抗衡,而且是人民解放军的一支正规部队。辽南主力部队开始的番号是东北独立一师,后来在战争发展过程中又扩编为辽南军区独立师,最后和东北另外一个独立师合编为42军,后来又成立了42军的后备师部。在辽沈战役以前,辽南军区还向41军补充了1万余人,使它胜利地完成了著名的塔山阻击战的任务。
在解放战争过程中,我从局部战争的实践中,亲身体会到毛主席军事思想的正确性,也亲眼看到我军由弱到强、由防御到进攻的发展过程。这个时期虽然军事斗争使我们的处境非常艰苦,但比这种困难更大的是党内的团结问题。因为我们的处境越是困难,一些同志的意见越是很难统一。这时我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怎样坚持原则,不在重大问题上犯错误,怎样克服困难,坚持到东北的军事形势开始好转,这就需要在日常工作中多作一些让步和忍耐,以换取支持我必须坚持的意见。我当时看得很清楚,需要团结的同志工作能力强,成绩也很大,只是在思想上有很多缺点,特别是骄傲自大,而且表现出一些个人野心。但在战时那样艰险的情况下,必须先推动工作运转以取得战争的胜利,不能求全责备放着有才干的人不用。可惜这样的同志后来多被林彪利用了。这种团结和让步在以后另一种工作中,也碰到很多,而且涉及的问题面广,由于我事先有一些思想准备,所以我能顺利地度过当时的难关。
到1948年年底,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华北解放,国共双方军事力量旧有的不平衡即敌强我弱的态势,出现了我强敌弱的新的不平衡,我军开始向南方国统区推进。我在辽南省委书记任内,由于在土改问题上不同意高岗的过“左”的错误路线,要把我打成“反党分子”,虽然中央对高岗的做法未予理睬,我也不愿再留在东北在他下面工作。所以当陈云同志要我担任东北局宣传部部长时,我没有同意,而随“四野”人关到了北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