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8年2月12日，太阳落山后，皎洁的圆月，在东方升起，一支由中国共产党胶东特委会领导的刚起义不久的抗日游击队——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朝烟台市东南30公里的牟平城进发。
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是从威海卫南60公里的大水泊冒雪西上，目的是控制胶东的抗日战略中心地带。部队到达昆嵛山前的崔家口时，从牟平城内来的情报说：警察局的一些下层人员对国民党县长和公安局长的投敌十分不满，想反正过来，参加抗日部队！针对这一新的情况，特委书记理琪和大家进行研究，决定乘其内部矛盾和下层士兵的动摇之机，向敌人进行突然的长途奔袭。
兵贵神速。为夺取战斗的胜利，第三军一大队的战士披星戴月，连夜急行军。这支100多人的队伍，以抗日大旗为先导，人人精神抖擞，奋勇向前。随着夜色的加深，战士的间隔越来越大，渐渐地拉成了一条长线。同志们抱着坚定的信念，怀着对敌人暴行的无限仇恨，踏着深深的积雪，走了将近100里路，丝毫不感到疲劳。13日拂晓，部队到达牟平城外，集中在城东南5里的小山岗——八里巷的背后。理琪同志和大家一起，观察地形，研究攻城路线。理琪同志和大家同意我的建议，并由我兼任临时参谋长，制订了一个作战计划：决定先派便衣摸到城门，活捉守门的哨兵；控制城门以后，再行攻城。可是，有位便衣同志，只有一支“哑巴”手枪。在战斗马上就要打响的紧急关头，活抓哨兵，抢占城门，是决定战斗胜负的关键，没有枪是不行的。战斗就要打响，谁也不十分愿意把手中的枪让出来，我便把自己的手枪调换给那位便衣同志，让他去完成这一紧急任务。
东方现出鱼肚白，以坚固著称的牟平城，已经可以隐约地看见它的轮廓了，当我们估计先头部队已经攻到城门或已经进了城的时候，一声令下，这支人民的抗日部队，就像尖刀一样，直插向城关。说也奇怪，驻在东关外的商团，好象事先就发觉了什么似的，当部队距城还很远的时候，黑压压的商团队伍的前半截已先我插进东门了。这种敌情的变化，对我们是很不利的，但它并没有动摇我们攻城的决心，相反，大家冲得更猛了。战士们跑得满身是汗。为了轻装前进，大家一面跑，一面甩掉了身上的大衣和棉衣。理琪同志和我，还有第一大队长孙端夫、政委宋澄等同志，指挥主力，很快由南门攻入牟平城。另有少数同志，由东门攻入。从城外至城内，喊杀声和枪声，响成一片。在我攻势的压力下，敌人没有来得及作任何挣扎，就作了瓮中之鳖。我们胜利地攻占了县城。
当我们攻进商团驻地时，楼上楼下，簇拥着商团团丁，赤手空拳，束手待擒。“不许动！”“举起手来！”“把枪交出来！”随着我们的命令，团丁乖乖地领我们把藏起来的枪全部取出来了。
我们攻击伪县政府的部队正在运动中。忽然，从伪县政府西院跑出一个警士来。他是准备投降的，但因为没有举手，被我身旁的李启明朝其腿部开了一枪。这个警士，吓得面如土色，连声叫喊“我不能抗日了！我不能抗日了！”我走上前去，想看看他伤在哪里。他说：“不用看了。完了！完了！”其实，他身上一滴血都没有出。他听这样说，站起来，摸摸裤裆，连说：“我能抗日了，我能抗日了！我领你们捉汉奸县长去！”
这次奇袭牟平城，速战速决，旗开得胜，缴获了100多条枪，逮捕了两个县长和两个公安局长，还有一个商会副会长。人们一定会奇怪：为什么一个县里会有两个县长和两个公安局长？原来国民党的县长和公安局长同其他许多县的国民党同僚一样，在敌人到来前，他们坚决打击抗日武装，在日军到来后，或暗中勾结敌人，或直接投敌，将政权交汉奸县长、公安局长了。这时，国民党的县长和公安局长，正在汉奸县长和公安局长家里等待分配新的差事。国民党的县长被俘后，脸上没有丝毫的愧色，看来只是担心自己的生命和财产，精神上才有点恐惧。他一见我就大声喊：“了不起啊！了不起啊！你们太了不得啦！”什么意思呢？无非是想在我们面前讨好。国民党的公安局长有些两样，似乎有点“感动”，表示以后要立志抗日。其实，也不过嘴上说说而已，后来的事实说明，他和县长一样未曾以投敌失节感到有愧，一直没有改变反共、破坏抗战和准备投降日军的反动立场。
（二）
攻城战斗胜利结束了。根据军事学的原则，游击队“袭击胜利远退却”，部队应该立即撤出牟平城进入安全地区，以防意外。战士们正在搜捕残敌、散发传单、折断旗杆、撕破汉奸旗，越干越起劲，一时难以集合齐。为了应付新的敌情，我通知部队出城。上午10点钟，部队到了雷神庙。
雷神庙在牟平城南一公里处，是一座孤庙。在这里，理琪召集干部开会，讨论行动计划。会议上几种意见争执不下：有人恋恋不舍牟平城，主张就地建立抗日政权；有人主张甩开敌人，到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在争论不休的情况下，也有人提出一个折中意见，撤到离牟平城不远的东南山，既接近牟平城，又可远离敌人。第三种主张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会上决定，部队立即转移。可是，这个决定刚刚做出，雷神庙就被日军包围了。
原来，我们正在开会的时候，远处天空有敌人的飞机在盘旋低飞。当时，大家预感到在这里久待有危险，可行动计划尚未最后决定。正在此时，又产生了侥幸心理，认为那是敌人侦察我们活动的飞机，如果隐蔽得好，是不会被发现的。后来才知道，飞机来回盘旋，是在掩护地面上的敌人军用车队前进。我们早晨攻城前布置在烟、牟公路上一支阻击部队，因为队员都是新参军的农民，缺乏作战经验，没有坚守岗位，阻击敌人，未放一枪就撤走了。我们到达雷神庙时，设在司令部周围的岗哨，事先已交待如发现敌情要鸣枪报警，但站岗的战士发现敌人后，一枪没发就隐蔽起来。更成问题的是在距雷神庙半公里处负责警卫司令部的部队，没有得到命令随着押解俘虏的主力部队撤退了。
被包围在庙内的干部、战士20余人，除了理琪和我以外，还有第一大队长孙端夫、政委宋澄和特务队长杜梓林等几位中队干部，还有3个女同志、两三个神枪手和十几个新入伍的战士。我们还在开会时，送饭的老乡招呼我们吃饭。那天正是阴历正月十四，农民把准备正月十五吃的东西，送给我们吃。就在吃饭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农民大呼：“哎呀，鬼子！“我向外一看，大门外两边站着几个留小胡子的日本兵，头戴钢盔，手握上了刺刀的三八式步枪，迎门不远处架着一挺机枪。大家一看，马上向庙的四边分散开。这时，敌人开枪了，一场面对面的激战开始了。
（三）
敌人用机枪封锁着庙的大门。四合院的正殿、南倒厅和东西两厢之间，无法互相联络，谁想通过大院，就要遭到敌人的袭击。为了指挥战斗，我拿着“哑巴”手枪，突然出现在离敌人三四公尺的地方，把敌人吓了一跳。在敌人措手不及的情况下，我转身进入东厢一个房间，可能就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负伤了。理琪在指挥战斗中，不幸腹部中弹，倒在院中，在生命垂危时刻，他还再三嘱咐大家节省子弹，坚持到底。我们分别把守整个庙院，沉着应战，瞄准射击企图冲进庙院的敌人。双方相距只有10公尺。敌人伺机反扑，我们不断地变换位置射击。我看见一个敌人刚从庙外伸进一条腿来，立即被一个射手击中。激战中，杜梓林同志在同一地点第二次出现时，头部中弹，壮烈牺牲了。
短兵相接的战斗继续着。不少同志受了伤，但每个人只要有一口气，就继续坚持战斗。这时，我身上虽然已经受了3处伤，衣服也被打穿了好几个洞，但自己并没有发觉。直到血已经从身上流到鞋里，走路时，鞋里的血发出咕唧咕唧的声音，才知道自己负了伤。
敌人几次冲锋冲不进来，恼羞成怒，以密集的火力发起了总攻。四面的屋顶曾一度被敌人占领，但在我们坚决有力地反击中，敌人被打下去了。在我对面的屋顶上，整齐地冒出了十几个敌人的脑袋，一齐向我们射击。我马上指挥已被子弹打穿了肺部的神枪手——胡老头，向敌人射击。胡老头约有40多岁，当兵20多年，射击准确，百发百中。虽然敌人下有屋脊上有钢盔掩护，但只要在钢盔下沿露出两只眼睛，胡老头的子弹就正好射在敌人的钢盔下沿，一枪一个，发发命中。剩下的敌人，一看生命难保，都溜下去了。宋澄在大殿后花园里组织反击，把敌人赶回第二线。这时，我趁机爬上墙头一看，敌人在庙的周围布置了好几道防线，而且都筑有临时掩体。有一个老道士出了庙门，走到敌人面前，说着什么。我向大家传话，白天突围是不可能的了，必须坚决抵抗到黄昏以后，才能设法冲出去。
敌人又攻上来了，我们再次退守到各庙屋里，继续抵抗。这时，有的同志主张突围，我拿出怀表看了看，说：“快到四点钟了，只要我们坚持打到夜晚，就一定能够胜利突围。如果白天盲目突围，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势必全部牺牲。”
天将黑的时候，敌人更加疯狂了。在我背后有一个关着的窗户，敌人一下子穿进来几把刺刀。我立即告诉了胡老头，他有经验，不从正面向敌人射击，而是站在旁边斜着向窗外射击，于是，所有的刺刀都不见了。敌人在远处用机枪朝窗户盲目射击。后来，敌人放火了。烈火很快烧着了南倒厅。火势越烧越旺，熊熊的大火倒成了我们的一道防线，敌人不敢冒着大火向里冲了。我们的同志乘机撤出了南倒厅。
黄昏时候，天空飘着雪花。此时，枪声逐渐稀疏了，敌人只是用机枪胡乱地向门窗扫射。虽然带光的子弹嗖。嗖地飞来，但苍茫的暮色掩护着我们都在安全的地方躲起来。由于我麻痹大意，一只胳膊被敌人打了一枪。接着，我觉得全身松软，背靠着墙，歪坐到地上，昏迷过去了。我有时昏迷，有时醒来。当时，我认为突围的希望很小。昏迷时，我看到我的血流满一个坑，有一条狗正在喝我的血……。我最后一次苏醒过来时，射击已经停止了，周围的一切都是死气沉沉的。
晚上9点钟，忽然从远方传来枪声。这枪声来自一支地方武装。敌人开始收缩了。这时，大家一齐呼喊起来：“同志们{援军来到了！同志们，冲啊！”听到同志们的呼喊声，我不知道自己哪来的一股劲，从血泊中爬起来，同大家一起越过打塌了的院墙，跳到庙外去了，淌过小河继续向前行进。突围中，我觉得被打断的右手妨碍前进，心想；既然打断，干脆扯掉算了。我扯了几下，怎么也扯不掉。后来才知道，右手腕只打断了一半，剩下的一半自己是不可能扯断的。胜利突围以后，我觉得身体疲惫不堪，同志们用门板抬着我，后有黄在等人组织老乡用担架抬着我前进。当时，他们在7架敌机的侦察威胁下，护送我们四五个伤员，一天跑了50多里路，那真是一件不平凡的事情啊！敌机在我们上空盘旋时，担架队员都分散隐蔽。飞机掠过后，再继续赶路。就这样，一直把伤员抬到我的家。
雷神庙战斗从午后打到晚上，激战8个小时，这一仗，第三军以少数缺乏战斗经验的指战员和劣势装备，抗拒数倍于我的敌人，打退敌人很多次进攻，取得毙、伤日军数十人，烧毁敌汽车数辆的胜利。
雷神庙战斗结束后，留在后方的吕其恩等，当听到理琪和杜梓林牺牲的不幸消息时，都失声哭了起来。是的，战斗使我们失去了多少好同志啊！但他们的精神是不死的。这种精神，将激励我们投入新的战斗，。去争取新的胜利！理琪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自1937年年底，敌人用70多辆汽车，从青岛到烟台武装示威以来，不少人产生了悲观情绪。牟平袭击战和雷神庙战斗，把那些悲观空气一扫而光，大大地鼓舞了胶东人民的斗志。记得我们攻克牟平城以后，广大群众欢欣鼓舞，互相祝贺，那情景是十分动人的。这一消息当天就传遍了全胶东，直至于更远的地方。
雷神庙战斗后，也大大提高了胶东全军的觉悟。在司令部被包围以后，没有得到命令就撤走了的干部战士，都感到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是军事纪律所不能允许的。特别是受命在牟平、烟台之间截击敌人的那支部队的战士，一致拥护指导员刘中华同志，因为他曾经高呼“没有命令不准撤退！”所有的这些情况，是我们以后总结经验、教育部队、提高战斗力的政治思想教材。
雷神庙战斗，是胶东抗战中一系列胜利的起点。它使我们的干部和战士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坚定了抗战的必胜信心。此后，群众中到处流传着奇袭牟平城的神话般的故事，传颂着雷神庙战斗胜利的佳话。
雷神庙战斗后，“三军”司令部赏罚分明，处分了不执行原定军事计划而使部队受到严重损失的干部，表扬了坚决服从命令的指战员。这一决定，更加提高了“三军”一大队的战斗力。
敌人在雷神庙吃了败仗，垂头丧气地溜回烟台据点，再不敢轻举妄动，只是用飞机作掩护，对附近县城进行骚扰。以后，在我胶东人民抗日的高潮中，在我们军队继续西上抗日的威慑下，敌人只得龟缩到青岛、烟台和胶济铁路沿线，其他县城全部撤退，敌人也很久一段时间不敢进入威海卫。
雷神庙战斗，打响了胶东抗战第一枪。从此，胶东军民乘胜前进，抗日部队在几个月内扩大了数十倍。共产党领导的真正抗战的军队的红旗，在胶东大地到处飘扬起来了。
文章刊登于《胶东风云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