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回师运南
孙伯龙晋升为鲁南军区副司令后,具体分管军事训练和机关工作,这比在山外带兵打仗,南征北战轻松得多,安定得多。但是,他在思想上并不轻松,也并不安定。
运河支队、苏鲁支队和峄县县大队先后进山后,日军疯狂进行清乡扫荡,环境日趋恶化。原峄县支队的叛逃分子孙茂墀公开投靠日军,当了古邵区的伪区长兼警备大队长;阴平的孙景义也被日军委任为周营区的伪区长。这些民族败类,同日军串通一气,兴风作浪,到处搜捕和迫害革命群众,并分别在古邵、周营安了据点,极力推行囚笼政策。继之南石沟、上辛庄、老和尚寺、牛山后、种庄、南常、多义沟、圩子、金寺、坊上、马兰屯、白山西、二里沟、东西于沟等数十个村镇,都先后安了据点。运河沿岸所有大小渡口,也都修筑了碉堡。这样,运河南北地区全部伪化了,人民群众重新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消息传来,孙伯龙心情沉重,又十分气愤。特别是“二孙”投靠了日军,对他的刺激很大。所以,接连十多日,他坐卧不安,时刻牵挂着山外的一切。他经过反复考虑,觉得自己必须回到山外去,重新发展队伍,决不能让运河南北地区得而复失。于是,他下定决心,请求出山,重新打开运河南北地区的局面。鲁南区党委和军区领导,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经研究决定,同意孙伯龙出山的请求。孙得知后十分高兴。但是,孙回到山外,重新组建部队,又以什么名义呢?当时,正值山东分局成立国民党抗协自卫军,又因孙与国民党的渊源关系,便任命他兼国民党鲁南抗协自卫军峄山支队支队长,彭畏三为政治委员,孙云亭为副支队长。对以国民党鲁南抗协自卫军这个名义,孙伯龙又转喜为忧,默默不乐。他觉得自己曾被国民党开除,又冠以“国民党”名义,难免有屈辱之感;同时,八路军的军区副司令,兼着国民党抗协支队长,简直是非驴非马。为此,他心里矛盾了数日,便找鲁南区党委书记赵镈同志反映。赵与孙是黄埔军校同学,平素两人很要好。经过赵博同志的谈话,他才乐于接受这个委任。
此次出山,除了以孙伯龙为首的峄山支队外,还有运河支队、峄县县大队一中队和峄县党政机关。因为运河支队一部分升入了主力,力量薄弱,所以鲁南区党委和鲁南军区根据115师首长的指示,派教导二旅五团副团长王根培同志带五团三营随他们一起出山。从此,原运河支队的创始者---朱道南、孙伯龙、邵剑秋等又走在一起了。
他们要杀出山去,打开局面,必先打几个胜仗,造出声势,才能站住脚跟,尽快发展部队。但选什么地方作为突破口呢?孙伯龙、朱道南、邵剑秋等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先打运北重镇---周营。
周营是原来运河支队时常活动的地方,也是孙、邵的家乡,地理、民情都了如指掌,又根据侦察得知,周营为峄县第四区伪区长兼警备大队长孙景义所盘据,兵力共有三个中队,约200余人,分驻三个小据点,据点围墙高约3米,外有围壕宽3米,深3米,壕外有铁丝网,围墙四角各有一座碉堡,可谓“深沟高垒,易守难攻”。夜间据点周围汽灯高照,亮如白昼。孙景义认为防范森严,八路军不可逾越。
1941年2月10日夜,我出山部队和党政机关,跨过枣庄至峄城的铁路支线,进至枣庄西南的放马场一带隐蔽,严密封锁消息,做好攻打周营的一切准备。
2月11日夜9时许,部队由放马场一带出发,凌晨一时到达周营外围。担任主攻任务的各连连长带领排的干部,实地察看了地形。担任防御韩庄、阴平两处敌人增援的两个连,也分途开入防御阵地。3时整,一声令下,突击队迅速剪断了铁丝网,用梯子架桥越过了壕沟。碉堡里的伪军发觉后,向我军开枪射击。我掩护部队立刻用机枪打灭了围墙上的汽灯,以密集的火力压制碉堡内的敌人,突击队飞快地跃进围墙,后续部队也随着冲了上去,对东、西两据点分别展开攻击。约摸半个小时,两据点之敌全部缴枪被俘。担任主攻中心据点的九连,也同时冲了上去,如入无人之境,伪军纷纷投降缴械。
此时,唯有孙景义带着几个护兵,据守在中心碉堡楼上。我军先是向他喊话,劝其投降缴械,而孙景义却傲气十足,坚持顽抗。接着,孙伯龙又向他喊话,说:“大哥,你下来,我保证你的生命安全。”孙景义仍然不愿放下武器,我军立即用机枪掩护,突击队抱起用煤油浇过的秫桔向楼门冲去,而楼门是用铁皮裹着的,怎么烧也烧不着。这时已近中午,韩庄、阴平据点的日军出动增援,并分别与我打援部队交了火,炮弹一颗接一颗地在周营周围爆炸,情况异常紧急。
五团副团长王根培看到孙景义至死顽抗,战斗未获全胜,心里十分焦急,便命令战士们把梯子靠上碉堡楼,他抢先登上梯子,疾速登至搂的水溜子附近,向楼上猛扔了两枚手榴弹,孙景义被炸伤后,支撑不住了,便连声哀叫道:“别打了!我投降!我缴枪!”战斗至此胜利结束。我军以牺牲一人的代价攻克了周营据点,俘获200人(枪),主攻部队和打援部队安全撤至周营以北10华里的王楼等村。韩庄、阴平前来增援的日军进了周营后,盲目地向周营北发了一阵子枪炮,未敢北犯,垂头丧气地返回据点。
为了造成我军出山的巨大声势,孙伯龙、邵剑秋等研究决定,部队跳到运河以南,继续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部队在王楼休息后,于当晚10时许开始南下,12日2时到达运河渡口,可渡船早已被敌人控制。结果找来找去,只找到一只渔船渡河。部队于拂晓前渡过运河,进驻到新闸子等村。战士们正在吃早饭时,忽然传来了岗哨的枪声。接着,九连连长任振家前来报告说:“台儿庄的日军乘汽艇来到了,已经登了岸。”他边说边指挥战士们就地展开,迅速占领附近有利地形,准备打击敌人。顿时,十几个日军冲过来了,咿哩哇啦地直叫唤。我军遂用机枪、步枪猛烈射击,手榴弹在敌群中连连爆炸,打得敌人狼狈不堪。战斗相持约两个小时,运支作战参谋褚雅青,带领一个排迂回至敌人侧后,我正面部队发起冲锋。敌人腹背受敌,慌忙撤退,窜上汽艇,向六里石方向疾驶溃逃。
六里石村是运河线上的闸口之一,驻有伪军一个中队,碉堡修筑在运河的月河圈内,四面河水环绕,形势险要。据点的前面是运河大坝,闸口宽6米,水流湍急。当我军追至六里石时,伪军急忙将闸口跳板抽掉,妄图凭借运河天险进行抵抗,我军决心拿下六里石。战斗从上午开始持续到黄昏,始终未能接近敌据点。各部立即召开战地动员会,研究分析此次战斗的重要意义。一致认为,攻打六里石,是我军出山后的第三仗,如果拿不下来,势必影响部队的声威。纷纷表示,发扬红军强渡大渡河的精神,坚决拔掉六里石据点。运支十一连王连长主动接受了强攻任务,立即动员群众送来了数十块门板,在机枪组的密集火力掩护下,突击队疾速用门板铺起跳桥,奋不顾身地冲过闸口,向敌人碉堡展开猛烈攻击。激战约半个时,守敌大都被歼灭,其余纷纷跳河泅水逃命。
至此,我军各部和党政机关出山后,一鼓作气,协同作战,接连取得了周营、新闸子、六里石等战斗的胜利,声威大振,传遍运河南北,为重新打开局面奠定了基础。部队与党政机关于18日拂晓前,到达黄邱山套,与胡大勋、胡大毅带领的五、八中队胜利会师。从此,孙伯龙、邵剑秋诸部和党政机关,不但在运南站住了脚,而且部队发展很快,重新开辟了黄邱山套抗日根据地,先后在黄邱、旺庄、新河建立了三个游击区,并控制了微山岛。
但是,敌人并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日伪乘我立足刚稳之际,疯狂地进行扫荡,妄图把我党、政、军从黄邱山套赶出去。此时,王根培副团长带领的五团三营,因执行新的任务,返回了抱犊崮山区,归还115师建制。至此,峄山支队、运河支队、峄县县大队一中队和峄县党政机关,在敌强我弱、地区伪化、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开始了新的长征,迎接更加激烈、更加残酷的对敌斗争。
十一、壮烈殉国
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在12月8日,发动了太平洋战争。11月1日至12月25日,在华北占领区进行了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从11月5日开始至年底,日军纠集5万余兵力,对鲁南、鲁中山区进行了为期近两个月的疯狂大扫荡,加之国民党顽固势力对我军的磨擦和压迫,抱犊崮山区我军活动范围大大缩小。当时,由于日军不能同时兼顾对运河南北地区进行扫荡,故从初秋开始至年底为止,我运河南的黄邱套和旺庄等中心区,还暂时处于相对稳定的局面。县级的党政机关驻防旺庄达82天之久尚未移防,这是部队出山以来未曾出现过的情况。
孙伯龙率领峄山支队出山后,一直同运河支队、峄县县大队一中队并肩作战,参加春夏两季中的反扫荡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与此同时,他还运用我党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政策,争取了驻周营据点的伪军队长孙晋德带领数十人(枪)反正,部队不断扩大,并与周围的友军建立了联系,互通情报,以利于更好地孤立和打击敌人。
1942年初,驻枣庄、峄城等据点的日伪军,在敌结束对鲁南、鲁中山区大扫荡之后,就开始对运河南北地区进行扫荡和蚕食。元月2日,日伪集结1000余人,对驻防毛楼的我峄山支队进行远距离的奔袭。
孙伯龙驻防毛楼,距涧头集据点仅有六华里,也近半月之久未有移防。敌人鉴于1941年春夏两季分路合击失败的教训,突然改变了战术。是日凌晨,日军从四面悄悄包围了毛楼。哨兵发现敌情后,即向孙伯龙支队长报告。孙支队长略一沉思,说:“敌人来得好快呀!看样子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即命令部队迅速向西面库山转移。当部队走出毛楼不足一华里时,突然遭到南面仅半华里远的东、西于沟村内敌人的伏击,当即有10余名战士倒下,也有的溃散。孙伯龙一面命令部队立刻回村固守,一面向敌人还击。但是,由于敌轻重机枪的疯狂扫射,组成一道道火网,孙支队长的头部、腿部连中数弹,倾刻倒在血泊中……
天亮之后,撤回毛楼村内的仅有几个非战斗人员和两个后卫班,共30余人。敌人发现我守村部队兵力薄弱,便缩小了对毛楼村的包围,以村外的零散房舍为依托,从西面发起猛攻。在这全军即将覆没的紧要关头,峄山支队秘书梁巾侠主动担负起指挥战斗的任务,她把大部分兵力集中在西面固守,接连打退敌人十余次进攻。当时,村内的全体战士都以必死的决心,坚决执行孙支队长“固守毛楼”的遗命,灵活机动,英勇善战,尽量放敌于近处,一枪一个准,提高命中率,高度爱惜子弹,给敌以更大杀伤,终于在村民们的支持下,激战至晚。运河支队作战参谋王福堂率五中队前来接应,梁巾侠带着生还的、大都负了伤的20余名战士突围。这一仗打死打伤日军百余人。
在毛楼战斗中,孙伯龙支队长壮烈牺牲了,他的枣红战马也因在炮火中脱缰而被日军俘去。敌人看中了这匹良马,但任凭鞭打也休想骑它。日军指挥官找来了驯马的能手,竞被它活活摔死。最后,这匹义马被敌人枪杀了(另传说不食而死)。当时,峄县的爱国诗人孙倚亭,据此咏诗《烈马行》,登载于《鲁南时报》。诗曰:
日寇绝人性,海内日沸腾。
中华好儿女,杀敌励忠贞。
烈马称德比君子,来自冀北马群空。
抗日军人作坐骑,冲锋陷阵敌人惊。
一朝遭敌袭,烈马陷敌营。
烈马不为敌人驭,駃騠腾踔长嘶鸣。
一任敌寇施鞭挞,不食刍豆竞捐生!
君不见人着衣冠行禽兽,认贼作父虎作伥。
残杀同胞不知耻,烈马独为正气钟!
噫吁兮,何以人而不如马;感此遂赋《烈马行》。
十二、功载千秋
孙伯龙牺牲的噩耗传到鲁南山区,我党政机关干部和广大军民都深感痛惜。孙伯龙同志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运河支队、峄山支队威震敌胆的出色指挥员。他的牺牲是运河南北地区抗战事业的一个重大损失。罗荣桓、陈光等首长都高度评价了孙伯龙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坚持团结抗战的一生。
当时曾经与运支保持友好往来的友军官兵,听说孙伯龙殉国,不少为之捶胸痛哭。
孙伯龙同志的遗体,由抗日县政府从后孟村买来一口棺木成殓后,安葬在涧头集附近的郑庄,日伪声言要扒坟扬尸,又迁至黄邱山套尤窝子村东的山傍上,该村开明地主刘钦贤献出一块墓地。此后,又有几位运支抗战烈士,也长眠在支队长的身旁。直到解放以后,还有一位历经南征北战的运支老战士,于临终前交代子女,死后要陪伴支队长去。其后人遵此遗嘱,将这位革命老干部葬子孙伯龙墓地的北面,使两位英灵紧紧靠在一起。
在那战乱的岁月中,每到清明、春节之际,尤窝子的村民总不断到孙伯龙墓前添坟烧纸,他们还念叨着:“运河两岸的老百姓,永远忘不了你啊!”
解放后,省人民政府和国家民政部先后签发了孙伯龙烈士证明,省民政部门并将其列为枣庄地区著名烈士之一。省地方志编篡委员会,把孙伯龙的名字列入了省人物志,为枣庄市从古代匡衡、贾三近至当代的十四位著名人物之中,称赞孙伯龙“英勇善战,屡立战功”。济南军区汇编反映山东、河南两省烈士事迹的《两岳军魂》一书中,刊载了关于孙伯龙同志《团结抗战的楷模》一篇传记。1989年11月15日《联合周报》和1990年第一期《山东黄埔》杂志,都先后发表了省黄埔军校同学会陈镇中秘书长缅怀孙伯龙烈士的文章,即《黄埔精英,抗战楷模》,赞颂孙伯龙烈士:“表现了黄埔精英,华夏男儿,团结爱国,英勇抗战的无畏精神,功勋卓著,青史永垂。”市党史办编篡的《运河支队抗日史略》下编《人物志略》中,第一个便是孙伯龙的传略,文中评价他把39岁的生命和全部鲜血贡献给他热爱的土地,无愧为华夏儿孙,英勇抗战,团结爱国的光辉模范。
区、乡人民政府在孙伯龙故里,为其修建了陵园,迁墓立碣,流芳千古。当时还健在的亲密战友邵剑秋,为其撰写了碑文。在墓碑落成的典礼上,乡中学的全体学生献词曰:
“您为国洒血,浩气常留寰宇;
您为民捐躯,英名永驻人间。
您生的伟大,永远是我们的楷模;
您死的光荣,永远活在我们的心坎。
如今啊!您忠魂归故里,浩气冲九天。
人民永远怀念您,苍松红花护灵前。
您一生献忠诚,祖国松柏长青翠;
您九泉含笑意,桃李芳菲满故园。”
此后,这里便成为当地青少年瞻仰革命先烈的地方,使人们从中了解到革命所经过的艰苦道路和中国人民为获得自由解放所付出的巨大代价。
1989年5月,市政府拨款修建的运河支队抗日烈士纪念碑亭落成,巍巍“怀烈亭”高13.2米,亭名三字苍劲有力,是当代著名诗人贺敬之所题。原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亲笔题写了楹联:“青山到处埋忠骨,后继奋起振中华”。在童邱龙同志撰写的七百字的碑文中,三次提到孙伯龙的名字和事迹,这些无声碑文记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和对烈士的高度评价。碑文的结语是:
“勒石永誌,略述颠末;
以慰英灵,以励来者。”
后来之人不断来此,拜谒丰碑,汲取政治营养。他们满怀激情地写道:
“您倒下了,倒在血与火之中;
您的倒下,换来了共和国的屹立。
一腔热血,凝固了一片硝烟,
天空才会云透风清,黎明才会这样宁静。”
青山耸立,松柏常青。孙伯龙为抗日救国英勇献身的精神,永垂不朽!
(ocr识别稿校对/志愿者张敬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