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组建运支
1939年秋,八路军115师先头部队686团、115师机关和直属部队,在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垣的率领下,先后抵达鲁南腹地抱犊崮山区,同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会师,开辟以抱犊崮山区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不久,义勇总队归115师建制,改编为苏鲁支队。峄县县委在运河南所掌握的孙斌全部也用了八路军的番号。同年11月,峄县抗日民主政府正式成立。这时,山外打八路军的旗帜问题,已提到工作日程上来了。
此时,朱道南已担任峄县民众动员会主任和峄县抗日民主政府的一科科长。根据抗日形势的发展和上级指示精神,他同县委书记纪华以及其他县委成员商量,决定把在峄县运河两岸活动的几支抗日武装,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统一起来,组成我党直接领导的抗日队伍,并决定此项工作由朱道南来做。朱道南接受任务后,于10月的一天晚上,由王家湾返回老家北于村,便连夜派人到张林将在家养病的梁巾侠叫来。按亲属关系,朱是梁的长辈。就参加革命来说,朱又是粱的引路人。两人见面后,朱询问了梁的身体状况,接着就攀谈起来。朱说:“你打算下一步怎么办?”
“我是因为沂蒙莲花山扫荡,自己患了伤寒病,组织上安排我回家休养;病好了,当然还是回到分局战地服务团去。”梁答。
“你不要回去了,地委领导决定,你就留在这里,协助我完成山外抗日武装的统一组建任务。”
“我有那么大的本事?”
“你跟孙伯龙很熟识嘛!可以帮我做他的工作。”
“如果组织上让我留下来,帮助你做工作,我当然服从。”
最后,朱安排梁先分别做做孙伯龙和邵剑秋的工作,看看他俩对参加八路军抱何态度,然后他再出面。
其实,孙伯龙对参加八路军渴望已久,常常有“求之不得”之感。所以,当梁巾侠从北于回来去周营见到了孙,向他谈了八路军115师进山后抗日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也谈了抗日义勇总队已归115师建制,编为苏鲁支队,最后问他怎么办时,孙毫不犹豫地问答:“那只好一致行动。”孙沉思了片刻,又说:“当初,我和剑秋受张里元的委任,是鲁南特委介绍的,我们同张素不相识,他未必相信我们。如今,八路军来了,我们岂肯坐失良机?”并表示他马上与邵联系,共同参加八路军。
接着,梁巾侠又协助文立正做邵剑秋的工作,并转达了孙伯龙的想法和态度。邵当即表示说:“坚决拥护孙伯龙,共同参加八路军。”邵还说:“此事,伯龙兄已给我谈了,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决心一道干八路。”
此时,张里元颇敏感,他看到鲁南形势的变化,便迫不及待地给孙、邵发来了信,信中写道:当今天下大势,不归于杨,则归于墨,何去何从,请君自择。”这实际上是想让孙、邵跟他干。对此,孙、邵也商议了,一致认为:山东各地,打抗日旗号的国民党游击司令不少,拿起鞭子赶成群,但真正同日军敢打硬拼的屈指可数,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抗日最积极、最勇敢、最能打胜仗。从平型关大捷那一天起,他们的这个认识就日趋分明了。所以,当晚,他俩都分别给朱道南写了信,要求参加八路军。
不几日,朱道南接到孙、邵的来信,阅后心情十分欢快。两个人的信都写得很长,主要意思都说,已动员好他们的全体官兵,决心一道干八路,为抗日救国做出微薄贡献。信中还恳切地要求朱,同他们一块干。这时,朱道南觉得组织孙、邵等部参加八路军,条件已经具备,便与纪华及其他县委成员商量,制定了组建部队的工作方案,并决定先向罗荣桓政委请示汇报。罗政委听了朱的汇报,又看了孙、邵写给朱的信,高兴地表示,同意县委的这个方案,将孙、邵等部归八路军115师建制,编为运河支队,并赞扬县委,工作做得不错,很有成效。
最后,罗政委指出:“运河地区临近徐州,西傍津浦路,南接陇海路,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我军如能在这里树起八路军的旗帜,巩固发展壮大起来,这将有利于华北、华中乃至延安的交通联络,意义十分重大。但是,日军也十分重视这一地区,宋太祖赵匡胤说过:‘卧榻之地,岂容他人鼾睡。一旦我军在此发展起来,这里必定是敌、我激烈斗争的地区。我们这支队伍就一定要顶得住,要敢于在日军头上跳舞。”罗政委的这些指示,为以后运河支队的建设和对敌斗争指明了方向。
同年12月底,八路军115师首长颁发了组建运河支队的命令,任命朱道南为政委,孙伯龙为支队长,邵剑秋为副支队长,胡大勋为参谋长,文立正为政治处主任。同时,师政治部还派红军干部王福堂、钟联祥、王广汉、杨荣和吴振东等10人,到运河支队工作。1940年元月1日,在周营正式宣布运河支队成立。从此,八路军115师运河支队的旗帜飘展在运河南北的大地上,孙伯龙等率领的千余名抗日健儿活跃在敌人的心脏地带。
运河支队成立后,日军和国民党顽固势力得知孙伯龙参加了八路军,便恨之入骨,互相勾结,恶毒地进行报复。日军曾多次搜捕孙伯龙全家,并纵火烧毁孙家所有房舍,他刚出生三天的小女孩险葬在火海之中。此时,国民党峄县反动当局也趁火打劫,无理开除了他的国民党党籍。日、顽的疯狂报复,不但丝毫没有动摇孙伯龙抗战到底的决心,而且更加激起了他对敌人的刻骨仇恨。在他得知爱女身患重病之际,也只是夜间回家看望了一眼,即在妻子面前发出“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感叹之后,便舍家弃子急促促地返回营地。
那时,敌人对孙是又恨又怕,尤其是那些为非作歹的汉奸们,一听说“大李庄(后改为中李庄)的牛车”则不敢妄生邪念了。因此,这一带的村民.每当遇到本地那些邪恶势力的欺压时,就借用“大李庄”三个字来对付他们,果然十分奏效,都不敢轻举妄动。至今,在这里仍然流传着“打鬼子邵世澄(邵剑秋),卫国保家孙伯龙”这一歌谣。
七、旗开得胜
1940年初春,孙伯龙率领刚刚建立的运河支队,活动于运河两岸和津浦路以东地区,运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分散隐蔽,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神出鬼没地不断袭击敌人,给日军以很大压力。贾汪等据点的日本指挥官恼羞成怒,便执意寻找运河支队进行决战。
元月5日夜,日军集结300余鬼子和200余伪军.由贾汪据点悄悄出动,企图在小山子围歼运支二大队未能得逞,于第三天拂晓扑向杜庄。当夜到达这里的运支三中队一、三排(二排驻邻村小王庄)正在吃早饭,哨兵突然发现敌人接近村庄,即鸣枪报警。中队长丁瑞庭一看情况危急,部队已无法转移,就决定固守杜庄。他一面指挥一、三排迅速抢占村南河坝等有利地形,准备打击敌人;一面派通讯员去小王庄通知二排,火速赶来投入战斗。
气势汹汹的敌人,拖着长长的队伍,趁着晨雾弥漫,径直向杜庄走来。当敌尖兵靠近我前沿阵地时,战士们就一齐开了火,当场打死打伤敌人十多个。日军一阵慌乱之后,开始组织反攻,机枪、大炮一股劲地向村内打来,并有一股日军从左侧向我军阵地迂回。丁队长果断地命令部队收缩阵地,撤进村内圩子固守。敌人占领并依托村南河坝,在密集炮火的掩护下,向村内发起一次次猛攻,都被我勇敢的战士击退。敌人气急败坏,便向村内发射燃烧弹,燃着了房屋、柴草,顿时一片火海。战士们冒着浓烟烈火,顽强地坚持战斗,村内圩子始终没有被敌人突破。
此时,运河支队部驻穆庄,距杜庄约5华里。孙伯龙闻到炮声后,即断定贾汪的日军偷袭杜庄,三中队正奋力抵抗。他本想派兵增援,但又考虑到杜庄周围是一片开阔地,心里十分焦急。过了好大一会儿,当他又听到炮声时,便高兴地挥动着拳头向身边的邵剑秋说:“好!好!三中队还在坚持!”
战斗持续到中午,出现了短暂的停顿。三中队刚布置好,日军又射来了毒气弹,呛得战士们直打喷嚏、流眼泪。丁队长指挥战士们用毛巾浸尿捂住鼻口,继续坚持战斗,又一次打退了敌人利用施放毒气弹发起的进攻。
下午4时许,枪炮声仍在继续,敌人的进攻却松弛了。这时,孙伯龙同邵剑秋商议是增援还是设伏?因估计三中队坚持到黄昏无大问题,增援不如在敌人归途中设伏,这样会给日军以更大的打击,遂决定派一中队到杜安山口截击。
时至黄昏,敌人使尽了种种花招,但三中队阵地仍巍然屹立。敌人无可奈何,只好赶着抢来的10多辆牛车,拖着几十具尸体和一些重伤兵撤回贾汪。当敌人行至杜安山口时,正遭我一中队伏击,又丢下了不少尸体,便狼狈夺路而逃。
运支三中队首战杜庄,固守村落,以牺牲6人的代价,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孙伯龙认真总结了此次村落守备战的经验,这主要是:(一)善于躲炮,减少伤亡;(二)沉着应战,放近敌人节省子弹;(三)依靠群众,配合作战;(四)机动灵活,可以少胜多。此外,为了鼓舞战士们的士气,运支宣传股长梁巾侠,还编写了一段歌颂杜庄战斗的鼓儿词,唱遍运河南北,至今盛传不衰。
5月4日,峄县、枣庄、临城等据点之敌,出动步兵三千,骑兵数百,分兵五路,围攻活动在运河北岸邵楼一带的峄县县大队,企图将他们一网打尽。我峄县县大队奋力抵抗,同敌人血战一天,打死打伤敌伪200余人,我方也伤亡近150人,尔后突围,二大队长孙怡然在战斗中负伤,二大队参谋长孙伯英壮烈殉国。
此时,运河支队一大队正在运河南岸的平山子一带活动,因相距较远,不及增援。为了不让敌人讨到便宜,孙伯龙根据日军往常的活动规律,估计韩庄出动之敌定会在黄昏前撤回老巢。于是,他同邵剑秋研究决定,“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遂命令运支一大队长邵子真,带领一、三中队隐蔽地北渡运河,黄昏前到达由阴平至韩庄必经之路的常埠桥,抢先占领有利地形,准备伏击敌人。
邵大队长接受任务后,即率部渡河北进,于黄昏前到达距韩庄据点仅有4华里的常埠桥村,抢先埋伏在村内村外的树林里。由于人心向背,日军对我军的行动一无所知,其先头部队一字长蛇直向常埠桥走来。一个日军指挥官骑着高头大马走在队列中间,由远而近,清晰可见。邵大队长深知“拉弓当拉强,擒贼先擒王”的重要,在敌人眼看到达据点、毫无警觉的情况下,即命令一名神枪手向骑在马上的敌人射击,该敌应声落马,他正是此次扫荡的日军总指挥副联队长广田中佐。由于我军的一阵猛打,敌人的行军队列大乱,在黑暗中东跑西窜,互相践踏。
约5分后,敌人施放了照明弹,企图集结队伍向我军反扑。因我军占领了有利地形,日军只能被动挨打,又失去指挥,乱发枪炮,结果自己打自己,闹腾了一夜,死伤惨重。直到第二天天亮,日军才把队伍收拢起来,再想寻找我军决战,而我伏击部队早已向运河南岸转移了。
此次伏击战斗,击毙日军副联队长广田中佐以下100余人,我军无一伤亡,仅以少量的弹药消耗,赢得了全胜。
为了扩大战果,更有力地打击敌人,孙伯龙发动全体官兵,利用人地两熟的有利条件,深入了解敌情,及时扑捉战机,出奇制胜,一举攻克了周庄敌据点。
5月中旬的一天,活动在韩庄据点的情报员刘秉吉,急急忙忙地赶到运河支队部驻地,向孙伯龙报告了一个重要消息,说是敌人已在塘湖村附近的周庄建立了据点,企图保护沙沟至韩庄这段铁路的安全,以防止我军破坏。孙伯龙听后,便轻蔑地一笑,说:“看样子小日本是叫我们搞怕了,扒了它几次铁路,翻了它几次火车,知道八路军的厉害喽!又在周庄安个据点,想把这段路看起来,没那么容易!”遂与朱道南、邵剑秋商量决定,将攻克周庄据点的任务交给一中队。
一中队队长华新乙接受任务后,即派分队长龚连生侦察敌情。龚是当地人,他通过周庄的亲友,把敌情摸得一清二楚,并在敌人内部安排好了内应。时在6月初,据点日军头目西村要回国结婚,强迫各“爱护村”为他送“万民伞”。一中队便借此机会,组织战士们化装成老百姓,以送“万民伞”为名混进据点,一举歼灭日军一个班,缴获轻机枪l挺,步枪10支。
7月下旬,孙伯龙根据从利国驿传来的情报,及时在曹庄召开中队长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如何粉碎日军在利国驿开采铁矿,实现“以战养战”的阴谋。经过大家的热烈讨论、献计献策之后,孙伯龙同朱道南、邵剑秋低声交谈了一会儿,便站在地图前指了指利国驿说:“钢铁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大家都知道,敌人在利国驿开采铁矿,就是为了实现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目的,我们必须粉碎敌人这个阴谋。根据掌握的情况和大家讨论的意见,我决定派三、五中队进去,抓一把赶快离开。”孙伯龙沉思了片刻,又说:“这里应该特别注意的是,事前要好好组织对利国驿敌情和地形的侦察,确保此次行动万无一失。”
会后,五中队长陈荣坡和三中队的王子尧排长,即奉命前往利国驿侦察情况。他俩通过亲朋关系,同利国驿铁矿警备队的崔振环、王敬方等人取得了联系,对敌情、地形了解得清清楚楚,崔、王还同意作我军的内应,并决定了袭击铁矿的时间和联络暗号。陈队长和王排长完成侦察任务后,即向支队领导作了详细汇报,孙伯龙遂指定三中队长丁瑞庭统一指挥此次行动。
下旬的一天晚上,三、五中队在丁瑞庭中队长的统一指挥下,由杜安集出发,途中虽遇中雨,但只是稍微减缓了行军速度,夜11时许到达利国驿铁矿附近,战士们隐蔽待命。12时稍过,矿部南大门发出信号,矿门也随之大开,丁队长带领战士们一跃而起,直向矿部扑去,还在睡梦中的6个日军,全死于战士们的刀下,20余名矿警,也都缴械当了俘虏。整个战斗,只用20多分钟就结束了。
自运支建立到春夏之交,仅仅数月,孙伯龙率领运支的健儿们,在苏鲁支队和峄县县大队的配合下,经过大小战斗数十次,给日军以重创,大量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
八、粉碎扫荡
运河支队的胜利和发展,直接威胁着津浦、陇海两条交通要道,引起日军的极大恐慌,便加紧对运河两岸地区的扫荡。
此时,运支一大队驻防旺庄一带,二大队活动于贾汪以东独角湖、督公唐山一线。孙伯龙根据各路情报的分析,认为日军这次扫荡仅有贾汪据点增兵,仍以单路进行,决心利用运河南北敌人指挥系统的不一和青纱帐有利时机,对敌人进行阻击,决不能让日军深入我活动地区。
1940年8月中旬,日伪军约500余人并配有坦克车数辆,由贾汪据点偷偷出动,经崮岘、阎村继续东进,迅速接近独角湖等村,妄图袭击驻防旺庄的我运支一大队。崮岘、阎村和独角湖一线之南北,都是蜿蜒起伏的山岭,在这里阻击敌人最为有利。孙伯龙便命令二大队以少数部队正面迟滞敌人前进,多数部队则在督公唐山以西的北山坡向敌人侧背射击,使敌人两面受阻;命令一大队待独角湖战斗打响后,即沿着北涧溪向西南运动,抢占磨石堂和焦庄以北的小山岭,从南向北对敌人射击,以形成三面包围敌人。
上午9时许,敌人进入我伏击围,各路部队相继猛烈开火,打得日军惊慌失措。敌坦克只是在独角湖以西、东西来回行驶,向东、南、北三个方向盲目发炮。尽管敌步兵向我军正面发起几次小部队的进攻,但都被我阻击部队击退。整个战斗形势是:日军沿着山谷向东前进,虽有一条东西大路可走,但两边地形复杂,又三面受我包围,敌人未敢继续组织强攻;我军因火力较弱,也未能组织部队向敌人发起全面攻击,如此则形成胶着状态,敌人不敢继续前进,我军也只能从三个方向向敌人进行零星的或阵阵排枪射击。直至下午4时,敌人开始向贾汪方向溃退,我军展开追击,敌人且战且退,我军也未能楔入敌阵歼灭敌人,结果形成一场消耗战,双方都无大的伤亡,最后以敌人缩回贾汪据点而结束战斗。
此次战斗,虽无大的缴获,但击败了日军在坦克掩护下的扫荡。从而提高了部队的士气,鼓舞了人民群众。
同年10月,敌人注意了我军的活动规律,突然改变了战术,由原来以少数兵力变为集结重兵,由单路进攻变为多路分进合围,妄图把我运河支队一举歼灭。敌驻徐州21师团2000余日军,在田中师团长的亲自指挥下,于10月10日夜,由徐州乘火车到达贾汪,紧接着向我驻防在库山周围的部队逼近。其一路经宗庄,上黄邱,于拂晓前到达库山南头,与运支三中队接上了火。其二路经侯孟进至郑庄、后搂,与运支二大队相遇,双方展开激烈攻击。这两处战斗打响后.张光中、孙伯龙等即率苏鲁支队三营和运河支队部及特务队上了库山,准备利用其有利地形,狠狠地打击敌人。
天亮以后,日军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分两路向我库山南坡发起一次又一次冲锋,都被我据守在这里的运支三中队打退。上午10时左右,由陇海路大许家据点出动的千余名日军,也进至库山东侧的山脚下,开始向我军发起攻击,战斗非常激烈。此时,几个方向的战斗都还是在主峰下小山头上进行,敌人并未取得多大进展。时至中午,我军伤亡增加,负轻伤的较多,但我们的战士重伤不呻吟,轻伤不下火线,战斗力丝毫没有减弱。下午2时许,战斗更加激烈,我方阵地已被敌炮火轰起一层厚厚的泥土,压得我军抬不起头来,各路日军便趁机发起猛攻,我军奋力拼杀。直到黄昏,才甩脱敌人撤下库山。
我军撤下库山后,连夜在涧头集召开紧急会议,张光中、孙伯龙等研究决定,除留下胡大勋、胡大毅带少数部队在运河南坚持活动外,其他各部一律渡河北移。其具体部署是:张光中率领苏鲁支队三营在丁庙附近渡河,返回山区,朱道南也随着进山向师部汇报工作;运支二大队在巨梁桥渡河;运支机关、警卫队和一大队在万年闸渡河。会上,虽有人提出敌人此次扫荡可能是两岸合击,我们应该敌进我退,化整为零,分散隐蔽,但因时间紧迫,未能继续研究。会后,各部立即按照部署,悄悄渡河北移。
渡河中间,突然从东北方向传来了隆隆的炮声,孙伯龙就断定面临着会上估计的最坏情况。为了变被动为主动,他当机立断找到邵剑秋,命他掌握运支一大队迅速向西北方向撤离,绕道摆脱敌人,保护部队主力,伺机过津浦路回运南。他自己则赶到朱阳沟,命令部队立即还枪,便吸引住了各路敌军。原来分驻枣庄、峄城、韩庄等据点的日军第10混成旅团2000余人,在运南库山战斗打响之际,就悄悄出动,于拂晓前隐蔽地埋伏在运北的曹庄、阴平、古邵一线,企图和运南之敌南北对进合围我军,进而一举歼灭之。当敌人听到我军的枪声后,就认为已经发现了运河支队的主力,即从四面八方直向朱阳沟扑来。
朱阳沟是一个较大的村庄,有两个独立的一大一小的土圩子。各路敌军在迅速完成对朱阳沟的合围之后,便集中炮火开始轰击,村内到处墙倒屋塌,烧夷弹引燃了草房,形成一片火海。炮火猛轰之后,敌步兵开始进攻了。我军战士忍着烟熏火燎,依托疾速准备的工事,坚韧抵抗。进攻大圩子的敌人,几次都被打退了。但是,村西北的小圩子,却被敌人突破占领了,四中队一个排撤进了大圩子。
正午时分,由于我军的顽强抵抗,大圩子久攻不下,敌人只好再施展火力,炮弹高度密集,开花弹在圩子上空连连爆炸。此时,我军虽有伤亡,却暴露了敌人用炮火开路,步兵随后进攻的老一套战术。孙伯龙支队长指示作战参谋褚雅青,命令战士们充分利用地形地物,避开敌炮火的轰击,待在敌炮击延伸或转移时,迅速抢占并依托适才的弹坑与圩墙迎击敌步兵,尽量放敌接近,沉着应战,给敌人以更大杀伤。就这样,激战了一整天,敌炮火虽然一直不间断地猛烈轰击.但敌步兵同时进攻的地方并不多。战士们除一、二处迎战的以外,大都轮流监视敌人和小作战间憩息。褚雅青几乎未离开过战斗的前沿阵地,随着敌人的进攻更换指挥位置。宣传股长梁巾侠是当时运支唯一的女同志,首次遇到这样激烈的战斗场面,但她在前沿阵地镇定如常,不时地进行宣传鼓动工作。
战斗直到天黑,敌人的20余次进攻都被我军击退,圩子始终未被敌人突破。天黑之后,孙伯龙组织了20多支短枪在前面开路,率领战士们胜利突围。此次战斗,我军以伤亡近50人的代价,换取了日军伤亡400余人的胜利。同时,也掩护了其他部队的安全转移。
13日夜,邵剑秋副支队长带领少数部队赶到朱阳沟外围,同孙伯龙、褚雅青等相会。邵紧紧握住孙、褚的手,激动地说:“战斗如此激烈,我真没想到你们都还活着。”
是夜,孙伯龙和邵剑秋一同到周营,商定由邵率领运支一大队、警卫队和教导队,按原定计划绕道返回运南。孙伯龙带便衣短枪队留在原地区,一面安置伤病员,一面筹集子弹,等待着朱政委进山汇报请示归来。
15日夜,邵剑秋率领运支主力西出津浦路,在微山湖找了20只小船渡水南下,于第二天拂晓,部队在南陇子湖登岸,从利国驿与韩庄的中间地带东跨津浦路,隐蔽地进入运南万庄等村。部队在这里吃过早饭,继续行军东进,于当日下午驻进涧头集。当时正在这里扩充力量的伪警备大队长龙希贞,闻讯逃之夭夭。在该地骚扰的邳县伪军梁广洁部,也被我军一举击溃。其战果虽然不大,但政治影响不小,老百姓都传着:“这里还是八路军的天下。”
九、进山休整
运河支队建立10个多月来,在支队长孙伯龙等人的率领下,同苏鲁支队,峄县县大队密切配合,机动灵活地不断袭击敌人,使日军日夜不宁。尤其是在夏、秋两季的反扫荡中,运河支队常常同数倍于我、数十倍于我之强敌,予以英勇抗击,挫败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猖狂进攻。但是,在连续多次较大规模的反扫荡中,运支伤亡不少,弹药所剩无及,加之10个多月来,部队一直在打大仗,打恶仗,始终未能得到较好的休整。
为了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师部首长命令运河支队,除留下五、八中队在运河两岸坚持活动外,其余都进入抱犊崮山区进行休整。孙伯龙接此命令后,及时向运支干部进行了传达,作了思想动员,商定了进山的行动路线,并对留下的部队作了周密安排后,即率部跨过台(庄)枣(庄)铁路,顺利到达抱犊崮山区,遂靠近教导二旅五团进行休息整顿。
在休整期间,115师罗荣桓政委和陈光代师长,亲自看望支队领导和战士们,并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交谈。最后,罗政委高度赞扬运河支队在山外坚持敌后抗战,依靠牢固的群众基础,敢于在日军头上跳舞,是一支打不毁、拖不垮的坚强队伍。
休整期间,运河支队领导孙伯龙、朱道南和邵剑秋等,认真回顾了十个多月的战斗历程,总结了许多经验。总起来说,就是:战斗的实践证明,在平原地区敌据点的包围中,是可以开展游击战争的。尤其是经过杜庄、朱阳沟、弯槐树等较大规模的战斗,充分说明即使被大量敌人包围,敌我力量悬殊,但只要我们依靠群众,沉着应战,机动灵活,弹药充足,善于指挥,敢于放敌人于近处狠狠打击,就可以坚持全天,而敌人又不敢夜战。所以,上述几次战斗都取得了突出战果。
在此基础上,他们也总结出一些教训,应引以为戒。这主要是:
(一)运河南北地区,处在邻近徐州战略要地和津浦铁路,陇海铁路交叉的三角地带,运北的枣庄既是矿区,又是控制鲁南山区外围屯兵要地,运南的贾汪煤矿和利国驿铁矿又都是日军“以华制华,以战养战”必须确保的资源基地。因此,武汉失守以后,日军为了巩固其占领区,重兵回师华北,于1940年初春,开始加强对运河南北地区的扫荡和控制。对出现的这种新形势、新情况,领导层未能冷静地分析研究和采取相应的对策。因而当敌重兵压境,运支承受的压力太大。
(二)政权需要军队保护,军队也需要政权支持。1939年冬,我党在王家湾成立了峄县县政府,而峄县县委则由涧头集地区移到抱犊崮山区,这在当时来说是必要的。但是,到了1940年初春以致秋天,形势已经发生了大变化,而县委领导中心却仍然设在偏于一隅的山区。因而在山外对敌斗争千变万化的情况下,县委本该采取应变措施,但鞭长莫及,使部队缺乏依托。
(三)在我军大发展的形势下,对敌斗争采取了过激政策,在军事上不时地对敌人军事要点进行袭击,给日军以极大压力。在某些边沿村庄,也没有认真采取隐蔽的政策,如在好多靠近津浦路据点边沿的村庄,曾公开召集群众大会,敲锣打鼓演戏,有的甚至汽灯高照,使日军十分恐慌,导致了敌华北、华中派遣军采取联合重大军事行动。
(四)自运河支队成立,军事行动较多,胜利较大。因而思想麻痹,对敌人的两岸合围,没能事先估计到。如库山战斗后,未曾认真考虑日军已在北岸布下重兵,遂贸然渡河北移,即遭合围。有时军事行动,也未能注意保密。
休整期间,师部首长对运河支队及其领导成员,作了较大调整。运支一大队和二大队的八、九中队被提升为主力,编入教导二旅五团。支队长孙伯龙调任鲁南军区副司令,支队政委朱道南调任峄县县长,副支队长邵剑秋接任运河支队长。
(ocr识别稿校对/志愿者张敬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