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伯龙,名景云,伯龙是字,后以字代名。1903年生于山东峄县四区(现属枣庄市薛城区陶官乡)中李庄村一个富裕家庭。他在民主革命时期,曾以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的身份,为推动峄县民主革命运动做出重要贡献。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坚决主张“枪口对外,一致抗日”,抵制了峄县地区的反共顽固势力,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遂在共产党的倡导下,先后组建了以朱道南和他为首的“山外四部抗日军联合委员会”及以他为首的运河支队、峄山支队,辗转于运河南北和津浦铁路两侧,开辟黄邱山套抗日根据地,组织发动民众,坚持敌后抗战,屡御强敌,战绩卓著,深受鲁南军民的敬仰和爱戴。1942年元月2日,他在毛楼村对日作战中壮烈殉国,时年39岁。
一、学生时代
孙伯龙自幼聪慧,少有大志,颇受父母喜爱。六岁时(1909年)开始读私塾,后转入初小就读。因他学习勤奋,成绩优异,有一定的活动能力,并经常关心、体贴、资助贫困的同学,故被推选为班长,成为小学生的“领袖”。
1919年,孙伯龙初小毕业后,遂考入峄县韩庄镇(现属微山县)高等小学就读,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帝国主义列强重新瓜分中国。他忧国忧民,关心时事政治,对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无比愤慨,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求荣深恶痛绝。
“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在进步教师张捷三的影响下,积极组织同学上街集会、游行,声援北京爱国学生。他们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驱逐日寇,还我山东”等口号,强烈要求惩办卖国贼曹汝霖、张宗祥、陆宗舆。与此同时,他还积极组织检查组、纠察队到处搜查日货,并将收缴的日产“太阳牌”白布等当众烧毁。校长办公室内的一个日产挂钟,也被他带领学生砸得粉碎。
孙伯龙高小毕业后,为了组织学生运动没有离校,被全校同学推选为“韩庄高等小学反日救国会”会长。在此期间,他除了带领同学搜查抵制日货外,还经常到集市、街道向广大民众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宣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滔天罪行,揭露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大声疾呼社会各界要奋起声援“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大大激发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积极行动起来,纷纷走向街头游行示威,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
1922年,孙伯龙以优异成绩考入济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此时,济南已有共产党人在活动,并建立了由中共中央直属的济南支部。他们创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宣传马列主义,传播新思想,发动广大爱国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反帝反封建,反对军阀混战割据。在此影响下,孙伯龙积极参加了学生爱国运动,进一步受到革命思想的教育。
1926年春,孙伯龙离开了济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为了追求光明,寻找救国之路,他奔赴广州,入黄埔军官学校第六期学习,不久加入了国民党。那时,周恩来同志任军校政治部主任,恽代英、叶剑英等同志任政治教官。政治课程设有《三民主义浅说》、《中国革命运动》、《中国农民运动》、《中国职工运动》、《社会主义原理》等。军校学员中,有许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并组织了中共特别支部和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他们积极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苏联红军的革命经验,团结广大爱国学生,对当时的革命军队建设起了重要作用。在此期间,孙伯龙始终同他们打成一片,接受了马列主义真理和许多进步思想。在军校学习期间,孙伯龙除积极追求革命真理、认真阅读进步书刊外,还刻苦习研军事知识,大练作战本领,努力提高政治、军事素质,力求使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革命军人,为杀敌报国做出贡献,即立下“救国拯民,复兴中华”的宏愿。
二、出师北伐
1928年4月,孙伯龙在黄埔军校预科学习期满,适逢国民革命军在徐州誓师北伐,即随北伐军挺进鲁南。战士们士气高昂地唱着:
“我们一定要北伐,打倒奉鲁军,铲除新军阀;
不怕死,不爱财,为民为国家……”
北伐军所到之处,均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和拥护。许多男女老幼纷纷奔走相告:“南军又来了,日子好过了……”
北伐军开赴鲁南之后,一举战败了奉系军阀孙百万部,山东峄县城被国民革命军占领。至此,孙伯龙奉命留在家乡峄县,遂组建了国民党峄县县党部和县政府,孙任县党部常务执行委员(后称书记长),成为国民党在峄县的主要官员之首。
孙伯龙供职于峄县县党部之后,目睹峄县人民在反动封建势力的压榨和剥削下,灾难深重,苦不堪言的情景,心里十分不安,加之他在南方受到的革命影响。为此,他首先提出“武官不专横,文官不贪赃,峄县虽破败,亦能成为模范县”的口号,并用标语等形式,贴遍大街小巷。他在任职期间,从不以权谋私,廉洁奉公,全身心地彻底改变峄县的破败局面。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首任县长傅维泗也严以律己,不谋私利,不仅公开宣布把中兴公司向来每年送给县长的两千四百两银子用来兴办育幼院等公共事业,还经常出现在街头同平民一起打扫公共卫生。这是峄县人民从未见过的新鲜事。
此时的枣庄煤矿,已有国民党中央特派员周学昌组建的工整会,孙伯龙便派梁继璐、张文汉、张祝唐、徐子荣四人去做干事。他们要求为工人增加工资、开办工人俱乐部。不久,资方买通周,说他们有共产党嫌疑,被捉到南京,后又转入苏州反省院。孙伯龙多次交涉,才保他们出狱。那时,由于共产党员张福林等人的积极发动,该矿区建立了失业工会组织。孙伯龙对工人运动非常同情和支持,并以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的身份,亲自批准了失业工会的合法地位,并允许在县党部备了案,使枣庄矿区的工人运动得以顺利发展。广大工人在失业工会的组织领导下,义正辞严地向资本家提出合理要求,如改变劳作条件、增加工人工资、不得无故开除工人等等。资本家迫于形势,不得不向工人让步,答复了部分要求。
为了唤起民众,孙伯龙积极组织农民协会和妇女协会,公开提出“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 “解放妇女,提高女权”等口号。他还在群众大会上点了峄县地区几个恶霸地主的名,责令他们要老实守法,不准再压榨和迫害农民。不久,他亲自倡导创办了农民训练班,用进步思想教育启发农民。秋收之后,他支持农会揪斗了鞭挞佃农的不法地主,并令其戴高帽子到峄县城里游街示众。妇女协会则宣传男女平等,提倡剪发放脚,开办妇女识字班。孙伯龙曾动员他在峄城完小任教的妻子葛伯华到识字班讲课。葛老师在任课期间,既教妇女读书识字,又教唱革命歌曲。孙伯龙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用进步思想占领其阵地。他在峄县城里创办了“血花”书店,积极推销进步书刊,如鲁迅的《野草》、《热风》、《呐喊》,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左干臣的《征鸿》等等,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欢迎。1928至1930年期间,他一直兼任峄城完小校长,并亲自担任学校的“党义”课,主张创办新型学校。在他的“党义”课中,主要讲的是《革命职业家的修养》,其内容即1942年载于延安整风运动《二十二个文件》中的《论干部政策》,作者系第三国际书记季米特洛夫。此外,他还多次举行了群众大会,号召学生参加,让其自由发言。
孙伯龙虽身为国民党县党部要员之一,但内心同情支持共产党人。他的同乡好友、共产党员朱道南,参加广州起义后,因与部队失去联系,返回家乡峄县,在孙伯龙的多方掩护下,才得以在教育界立足,广泛结交进步人士,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孙伯龙在国民党峄县县党部的种种作为,自然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但也深深地触及到地主、资产阶级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利益。因而他在国民党县党部的地位迭次下降,先由书记长降至秘书长,不久又降至普通执行委员。至此,大街上“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等大幅标语不见了,“党权高于一切”的口号收起了,县长傅维泗调走了,换来的县长张跃掌了实权,紧接着传讯了“血花”书店店员并撤销了书店,解散了工会、农会和妇女协会,农民训练班和妇女识字班也被迫停办。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运动被扼杀了。
1931年,孙伯龙被调到山东博山县党部,先后任整理委员和执行委员。因他看不惯那些迫害无辜百姓的贪官污吏,故仍不得志。两年后,他又被调到山东安丘县党部任整理委员,仍然无法适应。当家里的人劝他在外要处理好关系时,他便气愤地说:“那些国民党的败类,终日花天酒地,鱼肉百姓,什么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兴衰,都全然不顾,同这类丧失民族尊严的小人共事,怎能处理好关系?!”
1934年,孙伯龙终被贬黜,返回峄县老家,深感“爱国有心,报效无门”,思想极度苦闷。他反复地思虑着这几年所做的一切,总认为自己没有错。于是,他挥笔写道:“官可丢,志不可屈。”以此来表达他为国为民,刚直不阿的决心。
三、创办学校
1934年,孙伯龙回到家乡,看到政教腐败不堪,峄县城内唯一的完全小学办得不成样子。他决心凭着自己的声望,在城内创办一所新型学校,作为挽救民族危亡的一个阵地。
适逢其会,韩复榘解散了国民党在山东的市、县党部,孙伯龙争得峄县县党部旧址作为校舍。接着,又争拨黉学学田为新建学校的经费来源,故该校取名为“峄县文庙小学”。
文庙小学办起后,孙伯龙担任了校长,先后聘请了梁巾侠、张耀、张桐君、孙剑锋等10余名教师。起初全校仅有4个班,后来发展到6个班,约200余名学生,其中工农子弟和女学生占相当比例,这是文庙小学与其他学校不同的一个鲜明特点。
那时,其他学校使用的都是统编教材,而文庙小学则是自编自选。社会课,既讲社会发展史,也讲时事政治,如“九•一八”事变等,彻底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肆意杀害我东北父老的滔天罪,以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尊自强精神,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音乐课,主要教唱《救亡进行曲》、《松花江上》、《离家》、《上前线》等歌曲。同时,还用《新女性》的调子,自编了激励奋起救国的校歌,编演了《没有家乡的孩子》小歌剧等。语文课,主要选教一些文质兼美的诗歌、散文,如高尔基的名著《海燕》等。体育课,变为军事课,孙伯龙亲自担任体育教师,对学生进行军事操练,并利用晨操时间,带领学生练习长跑到青檀寺,往返有18里之多。通过上述各形式,各学科的教学,大大提高了学生的政治、军事和身体素质,为抗日救国培养了后备力量。
孙伯龙创办的文庙小学,由于始终坚持“教书育人,面向工农”的办学方向,因而学校越办越好。全校师生纪律严明,思想活跃,教学成绩十分突出,深得广大民众的赞扬和信赖,连离城数十里的农民子弟也背着煎饼和行李,纷纷来校寄宿就读。
尤其是在日军不断入侵,民族危在旦夕的紧要关头,全校师生立即组织起来,上街游行示威,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保卫中国神圣领土!”同时,他们还组织了宣传队,深入农村宣传抗日。1936年春节来临之际,许多学生主动为民众书写对联。有的学生写道:“一犁且耕神州雨,平生图报沈阳仇”,以此激励广大民众,奋起抗日救国。
文庙小学的抗日救国行动,使峄县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慌。他们惊叫:“文庙小学了不得了!出现了共产党了!”并扬言要抓捕进步青年教师梁巾侠和张耀。孙伯龙知道后,便挺身而出,理直气壮地宣称:“日军入侵,国土沦丧,师生宣传抗日救国,何罪之有?!”并针锋相对地说:“据传,有人要去学校抓共产党,这是他们的事,我管不了。但是,去学校抓共产党,必须拿出证据来,否则,我决不答应!”尽管当时孙伯龙在政界已无地位,但他的这些话,峄县当局不得不慎重考虑,因而抓捕梁、张的阴谋,未能得逞。
事情虽然这样暂时了结,但反动当局的两只眼睛仍然盯着梁、张,认定他俩就是共产党。为了梁、张的安全,孙伯龙不但再三叮嘱他们要小心谨慎,切不可再贸然行事,过于暴露自己,而且亲自用左手代替梁、张刻印传单,避免当局发现他俩的手迹。这样,弄得当局毫无办法。因而文庙小学的抗日救亡活动,一直没有停息。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开始了。举国上下,群情激愤,同仇敌忾,纷纷要求全民族抗战。此时,孙伯龙再也按捺不住满腔怒火,在梁巾侠和张耀的支持下,立即召开全县教职工大会,愤怒声讨日军的侵华罪行。会上,成立了“峄县抗敌后援会”,孙伯龙被推选为会长。从此,孙伯龙带领全县师生,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不久,由于时局的急剧变化,全县所有学校不得不就此停办,文庙小学也结束了它一段不平凡的校史。
四、弃教从戎
文庙小学停办后,孙伯龙即弃教从戎,回到家乡组建抗日队伍,准备给侵华日军以迎头痛击,誓死保卫国家,保卫家乡。
当时,孙在黄埔军校的同学黄僖棠,曾任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领得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50游击支队的番号,正想返回家乡峄县组建武装,遂委任孙伯龙为他的参谋长。
孙伯龙接受委任后,觉得组建一支抗日武装,最关键的一是要有人,二是要有枪。可当时孙伯龙家中只有5支护家用的枪,其中4支长枪,1支短枪。他经过反复考虑认为,要解决人和枪的问题,必先从孙家门做起,从自己的亲朋做起。如果把他们的思想工作做好了,愿意积极抗日、捍卫祖国疆土,人和枪的问题即可迎刃而解。其因一,孙伯龙家乡一带,特别是牛山前后,孙姓居多,其中不少是富裕大户,他们手中都有护家用的枪,况在峄地颇有名气,这里素有“郗山殷,牛山孙”之称;其因二,孙姓多,亲朋也多。尤其是孙伯龙不论在政界还是在教育界,都结交了许多有识之士,他们都有一颗滚烫的爱国心;其因三,孙伯龙系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曾在国民党县党部任过要职,并在乱世中不随波逐流,刚直不阿,因而在族姓和亲朋中享有较高的威信。所以,当孙伯龙拿定主意后,经过走亲串友和召开孙姓商讨会,把组建武装、抗日救国的事,同他们一商量,真可谓义旗初展,收获不小,首批就拉起了30多人(枪)的抗日队伍。这批队员有:孙景林、孙茂德、李桂喜、李桂才、李桂旺、黄敦成、黄敦吉、刘德玉、邵长福、郭振江、单成海、刘振海、殷延德、曹昭宪、张茂福、褚思雨、蒋福胜、陈玉生、王锡昌、张凤兰、李荣春、杨继标等。
从此,孙伯龙怀着一颗抗日救国的心,利用他在黄埔军校学到的军事技能,对刚刚拉起的这支人民子弟兵抓紧培育,日夜操练,政治和军事素质提高很快。 当地民众亲眼目睹这支训练有序、士气高涨、纪律严明、能打敢拼的抗日队伍,觉得抗击日军、保家卫国有了希望,便纷纷奔走相告。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家喻户晓,誉满乡里。不久,周围的民众揭竿而起,纷纷携带护家的枪支投奔孙伯龙,要求加入抗日队伍。接连几天,周营村的进步青年傅元昌带着枪支来了,圩子村的孙景涛带着枪支来了,周营区的联庄会大队长单立功,也带着30余人(枪)的队伍来了……就这样,孙伯龙组建的这支抗日武装,迅速发展到百余人(枪)。为了便于组织领导,遂任命曹昭宪为教导员、傅元昌为司务长。
这支队伍常驻在峄县附近的张林村,活动于曹家埠、刘河口、蔡园、周营、张庄、王楼、逍遥村、牛山后、邵楼等村镇。他们吃的是摊派饭,穿的是自家衣,铺的是秸杆草,生活非常艰苦。尤其是过了年春天,青黄不接,老百姓断粮缺柴,队伍常常吃不上饭。梁巾侠的父亲、进步爱国人士梁慕文,曾卖地支援部队解决吃粮问题。因这支队伍大都是农民出身,所以,平时积极练兵打仗,农忙季节带枪回家帮助收种,始终保持着人民子弟兵的本色。
1938年4月,黄僖棠回到峄县。他自己没有武装,是个光杆司令,就叫他的参谋长孙伯龙带着队伍,同他一起到柱子山一带活动。
峄南柱子山是黄的家乡,族姓居多,也不乏备有保家武装的大户。黄来到这里的目的,是想借用孙伯龙的影响,在本族内募枪招人,扩充自己的队伍。但因黄架子很大、官气十足、盛气凌人,故在黄姓中毫无威信,尽管他到处奔波,封官许愿,花费了不少口舌,忙乎了一阵子,愿意跟他干的人却寥寥无几。此时,黄的情绪大为不佳,甚至说三道四,疑神疑鬼,适逢梁巾侠在孙的队伍中寄住,便当着她的面警告孙伯龙说:“千万不要上共产党的当!”这真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企图把他一向认定是共产党的梁巾侠赶走,并进而说道:“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呀!”孙则反问:”难道日本强盗倒是癣疥小疾?!”这样两人越谈越崩,产生了严重分岐。孙坚决主张抗日,黄则顽固坚持反共。终因水火不能相容,在部下抗日保家乡的强烈要求下,孙断然摆脱黄的牵制,率部返回峄西周营一带活动。
五、联合抗战
孙伯龙率部西返时,周营一带还有一支抗日武装在活动,其番号是第五战区特种工作团第五总团第二分团第五大队。这支近300人(枪)的抗日队伍,是弯槐树村人邵剑秋于国破家亡的紧要关头,断然举起抗日义旗,通过各种关系,在联庄会的基础上拉起来的。孙伯龙深感团结的重要,便决定同邵部联合作战,更有力地打击日本侵略者。后经邵子真居中介绍,孙伯龙到白搂村会见了邵剑秋。二人一见如故,稍谈即可,便联合起来。至此,孙部驻王楼、牛山后一带,邵部驻白楼、单楼等村。这两支队伍联系密切,互相配合,机动灵活地不断袭扰敌人,鼓舞了峄西民众的抗日情绪,震慑了企图卖身投靠日军的民族败类。台儿庄会战结束后,国民党军队遗弃了大批武器,被当地民众捡起。后经孙、邵两部的深入宣传教育,许多热血男儿便纷纷携械从军,人员和枪支不断得到扩充。
1938年6月,朱道南在组织“邹坞暴动”时拉起的一支抗日武装,已编为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直接领导的鲁南人民抗日义勇总队第三大队,驻扎在峄滕边一带,部队士气旺盛,接连打了几次胜仗,产生了极好的政治影响。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朱受命带领第三大队联合董尧卿的抗敌自卫军一同出山。其主要任务:一是了解山外各派武装力量的具体情况,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二是接触孙、邵两部,伺机对其进行统战工作,争取他们同我党我军联合抗战。
朱道南率部出山后,横跨临(城)枣(庄)铁路,开入靠近孙、邵两部活动地区。义勇总队第三大队虽建立不久,但一开始就按照我党建军宗旨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要求,对干部、战士进行了政治教育。因而这支新型军队所到之处,均表现出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纪律严明,士气高昂,给山外人民极好的政治影响,人们都传颂着从未见过这样的好军队。
义勇总队第三大队驻稳之后,就开始进行宣传鼓动和统一战线工作。朱道南按照事前的考虑,首先拜访了孙伯龙。因他俩是阔别数年的同乡好友,故会面时如“久旱逢甘雨”,彼此寒喧之后,孙伯龙详细地谈了峄西地区的环境和群众的抗日情绪,也谈了部队的活动情况。最后,朱道南提出,要建立一个山外抗日军联合委员会,以便将各派武装力量都争取过来,联合起来,更有力地打击敌人。朱道南的这个提议,当即得到孙伯龙的赞同和拥护。当朱起身要走时,孙还要求朱说:“此举越快越好。”
次日,朱道南又到白楼村拜访了邵剑秋。因邵与朱早就认识,且交情深厚,故见面时显得格外亲热。邵称朱为“老师”,自然谈话就方便了。朱说:“根据目前山外各派武装力量活动情况,都是各干各的,互不合作,这样势必分散抗日力量。我倡议建立一个山外抗日军联合委员会,先由义勇总队、孙伯龙部、董尧卿部和你部参加,以后再继续扩大联合,你看行不行?”邵立刻表示说:“行!”并说:“联合起来之后,我靠着你和伯龙二位兄长,日子就好过多了。”
朱道南做好孙、邵两部的工作之后,接着又到东楼、宁楼和圩子等村孙姓大户中,做了疏通工作。于6月中旬,在周营镇召开了“山外抗日军联合委员会”成立大会。会上一致推举朱道南为主任,孙伯龙为副主任,其他备部负责人为委员。从此,运河以北的峄、滕地区出现了新的抗日局面。
为了加强山外抗日军联合委员会各部队的建设,苏鲁豫皖边区特委抽调文立正同志到白楼村,主办了山外抗日军联合委员会抗日干部训练班,共招收抗日青年学员40余名。此时,朱道南介绍梁巾侠到训练班协助文立正工作,向学员讲解团结抗战的道理。文立正是湖南人,学员听不懂他的话,梁巾侠就为他做翻译,并教唱革命歌曲。那些歌同时起到了政治教育的作用。如其中《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是把红军时代的歌词中的“三大纪律”改成:第一抗战坚决抗到底;第二服从上级命令;第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学员们学唱这支歌之后,都自觉地以此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秋毫不犯。再如《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大刀进行曲》和《救亡进行曲》等,都有力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
训练班办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颇有成效。但由于日军加紧了扫荡,形势不稳,仅仅半月就停办了。训练班学员一部分分配到各部队,其余被介绍到我党在山东岸堤举办的抗日干部学校,继续学习。
山外抗日军联合委员会成立后,朱道南、孙伯龙、邵剑秋、董尧卿各部,密切配合,通力协作,利用人地两熟的有利条件,扒铁路、翻火车、打埋伏、袭扰敌据点,搞得日军十分恐慌。不久,青纱帐尽,敌人便加紧了清乡扫荡。此时,朱、董两部奉命撤往山区,邵部也被他的顶头上司陆仰山骗赴苏北清江,只有孙伯龙部在原地坚持对敌斗争,处境极为险恶。梁巾侠曾多次劝孙率部进山,暂时摆脱危险处境,孙却不肯,便解释道:“部队都是家乡人,祖祖辈辈在这里土生土长,传统的乡土观念很强,就算我同意进山,队伍也未必带得动。再说,我去山里又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孙伯龙又说:“我留在这里孤军作战,固然处境非常险恶。但是,越是艰险越要坚持,决不能置家乡父老于不顾,我们一走了之,把广大军民用鲜血和生命开创的峄西地区丢给敌人。”最终,梁巾侠自去了山里。
是年9月,邵剑秋摆脱了陆仰山的控制,率部由苏北返回峄西地区,孙、邵两部又重新联合在一起,进一步发动和依靠当地民众,对日军的清乡扫荡展开英勇反击,使峄西地区的形势日趋好转,队伍也不断发展壮大。
1939年6月,孙、邵深感都跟原来的上司闹翻了,继续用他们的番号活动已名不正言不顺。为了打开峄南运北的抗战局面和解决号问题,孙、邵经过再三研究,决定进山找朱道南同共产党商量,争取给以指导和帮助。孙并代表邵到抱犊崮山区找到了朱,说明了来意。朱觉得此事非同小可,不好作主,便介绍孙会见了鲁南特委书记宋子成,谈了有关情况,提出了具体要求。特委研究认为,根据当时的复杂斗争形势,他们在山外活动,还是暂不以八路军的名义为好。故经我党出面说合,由国民党鲁南专员兼保安司令张里元,委任孙伯龙为鲁南游击司令部特务二旅旅长,邵剑秋为鲁南游击司令部直辖第七团团长。孙接受委任后,又同宋子成、朱道南等,商定了“采取主动战略,积极打击敌人,尽快打开峄南运北抗战局面”的大计。从此,孙、邵两部摒弃了原来的番号,加强了同我党的联系,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念。
是年7月,孙、邵两部依据准确的情报,在曹家埠一举歼灭日军四支郎君小分队22人,开创了峄县地区全歼敌军的战斗范例。
曹家埠位于周营和阴平两镇之间,是一个仅有数十户人家的小村庄,四周筑有高高的围墙,围子四角和中心筑有六个炮楼和两个高门楼。7月13日,韩庄据点的日本指挥官四支郎君,带着装备有轻机枪、掷弹筒等武器精良的22名日军小分队,到牛山后一带搜索我抗日游击队,结果扑了个空,当日返回韩庄据点。是夜,驻防在曹家埠的孙伯龙部和驻防在安乐庄的邵剑秋部,都同时接到情报,说是四支郎君小分队,于明日继续到周营、阴平一带扫荡,气焰十分嚣张,自以为我抗日游击队不敢抵抗。孙、邵接到情报后,连夜在周营会了面。他们商量决定:如果日军先至阴平,经邵楼、周营,然后返回据点,就放过他们;如果日军经邵搂去曹家埠,那么,孙就在原地设伏,打他个措手不及,尔后,邵部从后面杀出,使敌人首尾不能相顾,一举将其歼灭。孙、邵从周营返回后,各自做好了战斗准备。
第二天中午,四支郎君带领日军小分队窜至邵楼,抓了个名叫邵泽先的农民为他带路,企图路经曹家埠去周营。邵泽先知道孙伯龙部驻防曹家埠,就故意将敌人带往北褚楼村。后被日军察觉,在四支郎君强制下,邵泽先无奈,只好带着敌人掉头向西,往曹家埠走去。当敌军走至曹家埠东门下时,早已在这里设伏的孙伯龙部突然猛烈开火,打得日军猝不及防,东倒西歪地躺了一片。四支郎君从慌乱中镇静了一下,急忙舞起战刀指挥剩下的日军向后撤退,占领了村外的高粱地和坟地等有利地形,组织密集火力向村内射击,打得战士们抬不起头来。这时,邵剑秋部凭借青纱帐的掩护,早已从安乐庄向敌人背后迂回,咬住了敌人的尾巴,占领了有利地形,即用两挺轻机关枪向敌人一阵猛射,使日军腹背受敌,首尾难顾。经过约两个小时的激战,以四支郎君为首的日军小分队全部被歼,武器全部被缴获。此次战斗,不仅锻炼了战士,也鼓舞了广大民众。
(ocr识别稿校对/志愿者张敬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