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老的文化传统,遥从氏族社会延袭而来,她曾对人类的文明做出过卓越贡献,是值得炎黄后裔引以自豪并用来鼓舞自己永远奋进的。然而,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相继遗传的氏族宗法观念,也不断地销蚀着民族的凝聚力,制造了许多无谓的矛盾、损失和痛苦。且不说世代相沿的打官司或凶杀械斗,就是平时的勾心斗角的怨仇或提心吊胆的误会,也够叫人受罪的了。尤其是这种观念弥漫于全社会,甚至于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者,也不能不受它的影响。
而我与伯龙兄却竟在宗法观念之牢笼的夹缝中互相信任,以庇卫与依托的关系共度难关,一同找到了光明的道路,终得极尽全力报效于国家民族;当然这里说的不止是个人,而是由我们二人牵头集聚起来,后来又合在一起的两支力量虽不强,血却是很热的爱国武装。
还得从不同的姓氏说起:峄县自古是聚族而居的地方。一对夫妇定居下来,生了几个兄弟,数代之后,苗裔上千,十几代就成万了。县境内北部,东南部有崔、宋、黄、梁四大家;县西南是“南常褚、郗山殷、大桥、牛山两家孙”。这些家族发展也不平衡,地区也相交错掺杂,但同姓居多的村落联成大片,其中又有土地较多的头面人物时,就形成一个经济、政治、武装、文化(以宗法思想为主导的心理与习俗)为一体的势力圈。历代以来,因势力的推移而转换更替。我懂事的时候,峄县西南角自牛山至运河,东起古邵,西至多义沟,孙姓居民较多,加上亲戚朋友,方圆百余里地都在牛山孙氏的影响下。我的家就在这区域的西南方一隅,而且已有祖遗一千多亩土地,上辈之间,彼此警戒、倾轧、争夺便自然不免。我少年时不痴不呆,还到外面去上学,也就难脱牵连了。但我既已出外,接触到现代的知识,眼界便超出了家庭、乡里;从鸦片战争起,连年丧权割地的国耻,历史课本里都有的。“九•一八”事变后,我参加过学生爱国运动---南京示威团,促蒋介石出兵抗日。1933年,我参加过冯玉祥抗日同盟军,对日寇侵略深感痛心疾首;在那里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更认识了许多思想比我进步、胸怀大志的青年,虽然当时他们没说谁是共产党员,但我却不能不受他们的进步思想,尤其是团结抗日的思想影响。我也是个青年,也学唱过一家可破,国须保;身可杀,志不挠”的歌子。抗战爆发后,我也使尽自己的可能,组建了一支武装队伍;当然,也尽量利用了家庭在乡邻间的地位,但这队伍,无论是我或其中别的成员,大都是一心要打日本、保家乡,而且为了保乡不怕毁家的青年。
这时候,在抗日武装的阵营内,只有一个人最能理解这支队伍的真正性质,也能体察我本人的爱国热忱,他便是龙兄。
他比我大八岁,自觉地参加爱国运动、革命斗争都比我早得多。曾南下广州入黄埔军校,随北伐军返里后,担任过国民党峄县县党部的常务委员,即第一把手,那时又称“党权高于一切”,所以地位是很高的。我那时还是小学的学生,当然没有可能和他认识。但不知怎么的,他未再高升,倒连连下降,抗战爆发时,只是个小学校长了。据我所知,他任高位时,确实是真正革命的,曾经发动农民游行示威并斗争地主,捉到峄城戴高帽子游街,也许是因为那样做,他以后才“吃不开”了。
我们二人相识,是在1938年6月徐州失陷后龙兄带他所组织的抗日部队住在白楼等村,抗战的人与抗战的人亲,很自然的就合在一起了。
那时他的处境也不大妙。他的部队番号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华北第50支队”,他任那支队的参谋长,原是带着自己组建的队伍和支队的司令员黄僖棠一块行动的。但二人意见不合,他和他的部下都曾向我说过,黄主张反共第一,他则认为应当枪口对外,一意抗日;这样便由讨论、争执,终于无法协调,他率部西返,甩了那个光杆司令,自己用这番号也就勉强了。
我带领的武装用的也是国民党的番号。那时我没有什么“政治门路”。为了便于号召组织队伍,有个同乡给我领来一个“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五战区特种工作团第三总团第二分团第五大队”的名号,那“工作团”的头领人物,我原来一个也不认识。
我们这两支常在周营一带活动并经常互相联系的队伍,其成员具有某些共同点:一是并非都以宗法姻缘相结合,没有人身依附或类雇佣的关系,多是些以抗日为怀的铮铮汉子;二是有一些颇具当代知识与革命追求的青年人,如我这里的华新乙、丁瑞庭、王默卿,他那里的曹昭宪(李光明)、傅元昌等,思想感情都是类同的。平型关战役之后,大家更一致以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真能抗日、会打胜仗的,而且知道我们要打的这种游击战正是由工农红军所创造,我们对于八路军都是由衷敬佩。此外,龙兄所部与其它孙族武装有别的是,不是单纯为了保家。那时城南运北,用“50支队”番号的还有几处梯队司令,但多住在司令本村或外庄子,是原来的保家局子扩大的,其间也有的家庭出了进步青年、共产党员,他们在部队中进行宣传教育,抵制着并驱赶反共专家,成就是明显的;但消除积古的宗法观念和族姓之间的嫌隙、猜疑与排斥,就不是他们能在短时间所能办到的了。因此,活动在孙姓居多的村落里,我便有意无意地依托龙兄的维护,也因他经验较多,知识较广,并且专以抗日为志,作战为业,而时常看着他的样子行事了。
由于这些明确的爱国意志和模糊的革命向往,我们两个还共同信赖着一个本地人:曾经参加过广州起义的朱道南。
我认识朱是1936年,他在济宁教育训练处(南开大学教授杨开道所办),因久闻其名,一见如故,我叫他“老师”,也由衷地当老师看待。龙兄则和他原是老友,听说他参加广州起义失散后回家,也是因龙兄的维持便得活动于峄县教育界中,传播下一些革命种子的。
1938年6月,朱道南带领抗日义勇总队的一部,和董尧卿的鲁南抗日自卫军一同到了峄南。他先找龙兄,随后又找我,各个适随所愿地成立了“山外抗日军联合委员会”,开办了白楼训练班。不久,日军大举扫荡,朱又接到山里的通知,率部返回参加反顽斗争,只留下一位共产党员文立正在我那里帮助工作。那时,我那个所谓“上级”忽然来了,他要我们全体随他到清江去补充弹药、领取军装;这正是我们急需的生存条件。谁知到了清江,说过的话无一兑现,倒要把我们编进韩德勤的队伍,传闻他按人作价,卖了一大笔钱。我们识透了这种打着抗日招牌的骗子,和文立正一起率部返回故土。在万年闸附近孝庄见到了龙兄,才知道家乡局面已经大变:韩庄的维持会牢固地当了汉奸,鬼子时常骚扰,民心恐慌,士气低落,他那里已有自动离队的现象。我的日子自然更不好过了。除了敌伪猖獗之外,重返孙氏宗族的“卧榻之侧”,遭到某些嫉视、觊觎自属意中,有时我就不得不“借用”他的名义筹给养、换住处;因为此时我那队伍也成了“无名氏”,不止与“领导”闹翻,而且是公然“哗变”归来的,再叫“第五大队”比起他的“50支队”更加名不正、言不顺了。名义的事在农村原不太重视,“借用”的不过是“孙伯龙”个人的名字,他曾是孙家名望最高的人,孙氏族中还都倚重的;问题的实质是我们的队伍如何存在、活动与发展,怎样打击日军的凶焰,怎样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面对着日益恶化的局势,我们会面时,虽然大都强自互勉,但考虑具体问题,也不免相对长愁。最后,经过磋商,决定由他进山,他去,也代表了我,去找朱道南、找最会打游击的共产党请教。在大炉村,经朱道南同志的介绍,他会见了中共鲁南特委书记宋子成,得知一些全国抗战的大形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那时,鲁南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经上级指示,接受国民党第三专员公署的番号,称为那里的“直辖四团(后又改称十九团)”。经特委研究,由直辖四团团长张光中介绍,龙兄也去第三专员公署张里元那里接受了两个番号:他是特务二旅的旅长,我是独立团的团长。但名义之外,我们都与新的上级没有任何关系,却是通过了朱道南与地方党委的联系,明确了持久抗战的思想,心中有了底。他回来不久,青纱帐起,我们相继打了曹家埠歼灭日寇一个小分队和西杨庄伏击日寇汽车歼灭战两次胜利的战斗,群情大振,士气大振,为115师莅临鲁南后改编为八路军运河支队准备了战斗的与思想的条件。
1940年元月1日,张贴布告,八路军115师运河支队成立了,我们的两支队伍都包容在内。一干了八路,人们心目中的族姓畛畦便自然消失了,那是多么轻松,多么融洽的同志关系与军民关系啊!俟后,作为他的助手和更后的继任者,我们合作得真可谓“水乳交融”,在那些龙腾虎跃的日子里,我们全体同志大抒杀敌制胜的豪情。在这里我要特地做一个声明:不解实情的人们,常在想到某次恶战之后,说:“运河支队垮了”,那是没有的事。运支的某一部被数倍、数十倍敌伪包围的激战屡见不鲜,但无论是在杜家庄、朱阳沟、弯槐树……,它都不曾垮过,有的是主动的、有计划的,如朱阳沟。不止全体没有垮,连被包围的部分也没有垮,每一次都是在大量杀伤敌人之后,取得胜利而结束战斗,经历过那些战斗的人愈战愈勇了,使这支部队锻炼成善于和日军打村落守备战的部队。这支队伍的特点,是活动在日寇强大的兵力和密集的据点之间,曾被罗荣恒政委比喻为“在鬼子头上跳舞”,因而打的大仗多,打敌我力量悬殊、以一当十的险仗多,从而英勇牺牲的人员也多,那是我们的家乡,我们为之战斗的险要形势所决定的;几百名烈士,包括部队的始建者之一,它的首任支队长---我的龙兄,慷慨地用自己的鲜血浸润这苦难的土地,染红了新中国的基石。现在,家乡的人民为他写传,要我作“序”,据我所知,他是一个热爱祖国、追求真理、富有正义感的人。他一生中主要的贡献有:(一)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任国民党常务委员期间,领导发动了峄县反封建的农民运动;(二)抗日战争初期,他抵制了峄县以黄僖棠为首的反共势力,在峄西、峄南为枣庄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清除了障碍,奠定了基础;(三)他与胡大勋、孙斌全和我等分头组建了几支农民抗日武装队伍,后来将这支武装交给共产党,改编成立了八路军115师运河支队,成为一支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抗日队伍;(四)他用自己的实践和生命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等论断的正确性;(五)他与运支其他领导人对于把一支农民武装,改造成为一支人民军队,做了大量工作,在广大干部、战士中间有较高的威信,战绩卓著;(六)他率领峄山支队出山,与苏支、运支等其他抗日武装一起,对于重新打开运河地区的抗日局面,开辟黄邱山套抗日根据地,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直至牺牲自己的生命。
至于事迹详情,传中会自有记载。谨回忆那段毕生难忘的依存岁月,掬一瓣心香,敬献于暌别整50载的恩兄之灵。
邵剑秋1991年5月
此文为《孙伯龙烈士专辑》序言
(ocr识别稿校对/志愿者张敬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