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文化及其发展的伟大贡献,它使历史成为科学。它是世界各地人类群体之存在的方式,是考古发掘、历史记载、现有形态一律说明了,并且继续说明着和证明着的。
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它的客观规律。
历史的行程是曲折的,延续与发展簇拥交错,总不出规律的制约;所以不能机械地理解,一切以时断代。各个社会形态的大阶段如此(亚、澳、美洲都还存在着石器时代的原始共产社会),小的段落也是如此。例如: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共产党人被大批屠杀,也有的消极,有的叛变。国民党在“清党”以后,实行反动的法西斯统治。
可是,在这一年的6月25日,北伐军攻进峄县城后,当时我父亲(1926年入党的地下国民党员)曾在枣庄会见了第40军军长贺耀祖①,并从那所机关里带回了《三民主义浅说》、《共产主义ABC》等小册子。1928年4月21日第二次北伐军②攻下峄县时,他们还响亮地唱着:“打倒奉鲁军,铲除新军阀,不怕死,不爱财,为民为国家”的歌子,高呼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随着这支军队的进展,苏、鲁各县建立了国民党县党部。建立之后,江苏的县党部常务委员(即第一把手)有肖县的戴晓东、邳县的宋绮云、沛县的苗宗藩,还有山东邹县冯起带头搞起打土豪分田地来,峄县的孙伯龙则发动农民抓了大地主许鲁阳到县城戴高帽子游街。现知前几县的国民党员中,80%是跨党的。峄县的情况还不明。在孙伯龙殉国之前的十三年,我就和他相识了,从30年代到他牺牲,断断续续地相处,合计四年有余,谨摘述他的几件事,以印证历史进程的复杂性。
一、“革命职业家”的启蒙师还是追随者?
1928年的11月底或12月初,我实现了几年的渴望,进学校了,插班入五年级。那是峄县城里唯一的完全(即别于只有“初级”的)小学,在全县不足十所“高等小学”里是领衔的。当年秋季始招女生,但另在位于苏家堂的分校上课;高年级的生员很少,四、五年级合班授业,复式教学。期末就酝酿男女合校,把四、五年级的女生搬到北街的本校,将北街的小男孩迁到苏家堂来。哄的一声,女同学都反对,家长也反对,却也终于实行,只五年级有两个女同学不上了。合到北街去的女生高级的只四人,男同学中挑了6个(10个?)十五岁以下的,合编为一班,大概是为缓和社会舆论,第二学年,(六年级时)才全合成一个班,男同学有的已做父亲了。
合班以后,多数功课换了老师,讲得好多啦,尤其是校长孙伯龙任教的“党义”。论说那时的“党义”课该讲三民主义之类,而他讲的,开宗明义就是“革命职业家的修养”。那好象是给我的人生探索上点了题:我的家庭影响---外祖父为国为民慷慨捐躯,母亲的拳拳于怀而无由实践的志愿,我自己从懂事以来就不甘于象见过的妇女一样,等候命运的安排,追求的是什么呢?明白了:革命职业家;象他所讲的:为了湔雪国耻,铲除不平,解脱落后,创造文明……去奋斗终生。那是去从事一番掀天覆地的事业,必须全力以赴,以之为长进的动力,生命的归宿。多好啊,我抄下来,记住了:一、无限忠诚;二、独立工作的能力……还有,善于和警察作斗争。最后一条,我有些糊涂,怎么还要与警察斗争呢?我们现在努力学习,不是公然在翻天覆地吗?“五•三”惨案召开纪念大会,“五•卅”惨案召开纪念大会,沙基惨案召开大会……双十节提灯游行;每次大会的自由演说我都登台讲话,大声痛斥帝国主义、卖国贼和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号召人们“仍须努力”……哪里有“警察”来碍事?我存着一个问号,由于幼稚,并不分明。那时毕竟还是尚未涉世的孩子,在忙着为学作文而背《征鸿》,背《少年漂泊者》;到了背《野草》的时候,还不能理解母亲为什么叫我“长大了走《过客》的路”。时光急促地流逝,什么会也不开了,空气消沉了。县党部的“三大工作”③引起人们强烈的不满。但我只觉得峄县的光景在变,人们在变,可是全不知道大革命的余波已经消散了。也许我真的已会骄傲,确实日益把早先的师长都不大看在眼里。
1932年秋,济南的七所中学为反对当局解散高中联合罢课。我们和高中是隔壁的邻校,有的地方只以铁栅相间,我便亲见到武装军警,持枪或提刀押解了一个个晦气的学生,扛着散乱的行李驱出校门,当同学们见此情景自动集合时,便又慷慨激昂地说了一通话,因而当时被选为一中的代表之一。这时小学的老校长来看我了,他也早就离开了峄县,说是从胶东某地来济南办事的;待谈话中知道我是学潮的积极分子,便郑重地嘱咐我“慎重”,说:“你还年幼,不知道世路的艰辛,生活的困苦。要明争暗斗地抢一个饭碗子,是多么不易呀!”我差一点冷笑出声,敷衍了几句,便送他出了会客室,顾不上他是否看出了我内心的蔑视。
际遇的巧合竟使我把自己的蔑视当面表白出来。
那是1936年,我失业在家,靠着日益破产的父母,吃一口临时的现成饭。为了“资格”,夏天去临城(今薛城)应教育厅举办的小学教师的考试。他那时也“丢盔卸甲”(照他旧同伙的说法)地回到了本县,常到我家串门,但我记着他的世路经,从来不大交谈;听说他正在筹办文庙小学,缺少应有的文凭,所以也要去应考。同去的还有好几个熟人,都是男的,住在一家小客栈里,我住一间小屋,他们住了两间大屋。晚饭后,别人都相约去逛街了,我不愿和他们在一起,表示不去。而他却顾师生之谊吧,要留下来陪我。终于躲不开,我心里很烦,各搬一条凳子,坐在院子里,好久没有话说。后来他开口了:“没有问题,你一定是会考取的。”
“考取不考取,无非就是那么一回事。”我冷冷地说。
“怎么的?你来考,不是打算找个教员当?”我不知道怎样回答,或者是不想回答。
“现在,你也该知道生活的不易了吧?”
忽然,怨气怒气一起冲上心头,我站起来,缓缓地说:“我不认为人活着就只要一个饭碗子!我从上学起,就是学着为救国救民而奋斗,长大了做个革命职业家---这不是你教的吗?我们长大了,能加入革命的队伍了,先前教我们的老师,又倒过来教我怎么混个饭碗子,饭碗子!……”我在小院的土地上走着,越讲越激忿,完全失去了学生的体统。后来他也站了起来。我便准备着吵就吵它一架;可是,直到我一口气讲完,才听他沉重地叹息了一声,又停了一会,好象自言自语地说:“想不到啊!万万想不到这些年之后,又听到长大了的学生说出这番话来!”
我转身看看他,他也看看我:“你说的对。虽然你没有直说---我,是堕落啦!怎么还能说明自己并不是甘心情愿呢?你知道:人,总是得吃饭呀,何况我还有了两个小的。可这样子混饭吃,滋味,实在也并不好受。无论怎样自圆其说:逢场作戏罢,得过且过罢,万不得已罢……一天到晚浑浑噩噩醉生梦死,晚上临睡的时候,只一回想,不由得不觉得空虚和痛苦,没有理由看得起自己……可是第二天还是照样混。你说得对。将来,你也会知道,什么都是不容易的,我---希望你不要步我的后尘。”
“请相信好啦:我绝对不会。个人的饥饱算得了什么?生死又算得什么?我是烈士的后代;杀身成仁、毁家输难是我们中国人的美德。你看着吧。”
“好。好,好。”又是一声沉重的叹息。”我也希望,自己不至于沉沦到底,何况---”
“何况国破家亡近在眼前啦,只顾自己,能够幸免吗?”
“是的,是的。人,总得自己振作。”
“但愿如此。”
文庙小学筹备就绪即将招生时,他己任校长。专到我家,正式表示聘我去做教务主任。我便问他打算把学校办成什么样子。
“当然要办好,绝不能误人子弟。”
“误人子弟”是当时已经出现的一种令人担心的情况。我原曾就读的学校已为县城内唯一的小学(另一所初小因经费短缺而合并了),纪律松弛,学业下降,有的教师嗜赌成癖,打一夜麻将,散了场去上课,晕头晕脑用教鞭戳点着,叫学生“看这张白板”;他说的是否指这样的事呢?我问:
“什么是‘办好’?”
“你说呢?说说你的看法。”
“培养‘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那当然。”
“象当年一样,自己编教材?”
“可以嘛,在这里谁来管那些事,你爱怎么教就怎么教。”
于是我应聘到职了。我所能得到的进步读物有了传播的场所。别的教师还都是按教科书上课。第二学期,校长又聘来一位国文教员,名叫张耀,是我在小学的同学,担任过我们学生会的主席,后在曲阜二师毕业的。按远亲我叫他二舅,早就知道他家穷,功课好。我们成为知交,无论是抗日救国,科学民主,历史规律……见识都十分相投。他不大善于讲话,但用笔写出来却激昂流畅,我便刻印他的散文做四、五年级的教材,真是“想怎么教便怎么教”。等到学校的纪律、学业在县城内得到人们的赞许之后,我们便组织高年级的学生到街头、田间去做些抗日救国的宣传,这就引起社会各方的关注;过了些时,我们进一步刻印传单,警告大量贩卖走私日货的奸商,还写反对内战、主张团结抗日的标语,由学生夜间贴撒在街上。一下子就满城风雨了。只见校长的神情日渐紧张,我有点嘀咕,就问他出了什么事,他怒气冲冲地说:“没有什么事!有人在散布,文庙小学有了共产党,我说:“好呀,真有共产党,谁能拿出证据,就来抓吧。”当天,我把这事告诉了张耀,他竟若无其事地淡然一笑:“真有共产党就好了!”认真一想,我也宽松下来。谁是共产党?我们的所讲所写,无不来自公开发行的书刊,我们的活动,校长都知道,并且有时参与了的,他只曾提醒张耀和我,不要把自己的字迹拿出去。他跟谣言的散布者对抗是理直气壮的,因为他确知这里的教员都不是共产党;他不曾叫我们停止活动,但我们不在夜里撒传单了,却编排演出了歌剧《没有家乡的孩子》。形势分明严重起来,来“听课”、“参观”的不知什么人,时不时径来径去。不错,其间也有误会,例如1980年,李微冬同志到北京,住在虎坊桥的东方饭店,打电话要我去看他,我已知他患了不治之症,当即应邀前往。他本人也知道自己生的是什么病,但并不在乎。说想把他的一生经历,找人合写一部小说,因为其间颇有戏剧性的情节。接着便谈了几件具体的经过,里面就包括了1937年春天去听我的课,我正讲的是社会发展史。他遗憾地说:“我考虑了好久,到底因为你当时的环境太复杂,没敢再去和你接触,那时要能和你联系,对于峄县的抗战局面,会多好呀!”他还说与他一同去听课的那人,就是个国民党的特务,“我们是抱着不同的目的一道听课去的。”由于他谈兴正浓,而且是重病人,我不愿打断他,也就没有告诉他,那正是使我深感紧张、危险的一件大事。和他同来的还有阿谁,早没有印象了,我觉得可怕的正是他。他在枣庄是一位活跃人物,我少年还住田庄时就听到过他的绰号;这一次我终于忍不住问了他,怎么会得了那样的别名;他说原有一位也姓李的某人,诙谐滑稽,人呼之曰“李小鬼”;那人死后,同事们开玩笑,转移给了他。试想,平时又不曾来往,他忽然“听课”,会有什么事情随之呢?所以,抗战爆发以后,虽然由孙校长倡议,县里召集各小学的代表(那时没有中学)开会,成立了抗日后援会,我和张耀还是分头自找门路,到外地投奔抗日组织去了。
1940年,运支成立后,有一天偶然话旧,朱道南政委说,街上发现了油印传单,震动了整个的县城,都说来了共产党,而他本人则即时断定那是我做的,“至于伯龙是否有意掩护,可就很难说,他的周围可有些坏家伙。所以,当时我也认为你走了好”。我就把实情简单地告诉了他。直到1942年整风时,《二十二个文件》中,编收季米特洛夫的《论干部政策》,我尚记着的“革命职业家”的条件,全都包括在内。其时,伯龙的血迹已经泯灭了,更无由询问他从哪里知道的那些内容,但季米特洛夫的思想,他那时是绝对不能“偶合”的……
二、厌弃?向往?从权?
在民族的苦难与奋起都最分明最强烈的时候,在敌机当头,百千成群的难民血肉横飞的日子里,孙伯龙带着三、五十人的一支武装,与他的司令黄僖棠汇合了。黄带了几个徒手的中青年,只有他本人和两个南方口音的“高参”佩有手枪。那俩人穿着灰色军服,在一群农民衣着与学生装中显得十分神气。他们也真有“军官”的气派,经过岗哨时要求士兵敬礼,立正慢了一点就发脾气。这两伙人一合起来就时不时的有点“格楞”。直到孙、黄二长官也时而发生口角,虽然他们用着隐语,我也听出了黄是以我在此为不和的导火线了。这是他误认我是共产党的神经过敏之继续膨胀。其实,那时我在政治上还很幼稚,总以为“八•一三”之后,真是举国一致把抗日救亡放在首位了,至于有的中国人还会发国难财、吃磨擦饭,那是不曾想到过的。置身于他们之间更属偶然。我是得知友人组织抗战团体而去参加的,他让我等候集合,但接到通知集合地点的信时,句容县已经沦陷,我又不知天王堂在该县的哪一方;别无去路,辗转返乡,途中与孙相遇;时值台儿庄战役之始,才听他说组织了一支游击队,番号是在济南做事的黄僖棠领来的;黄任司令,他是参谋长。有了番号,他就在孙氏族中募集枪支,号召乡邻的青年参军;此举得我父母的大力支持,由于他们早有毁家输难的准备,不止拿出自家的枪支,而且卖地买粮,提供给养,这支队伍已住在我的家里训练了多日。如此,在我探知全家逃往北山里又不得确实下落时,随这支队伍行动,不是顺理成章吗?不能参加这个队伍,就因我发现了那“司令”、“高参”们的本质。在激烈的台儿庄战役中,他们在柱子山、马兰屯等村,听得到炮声,看得见飞机在西方移动,很少听见有关那战场的言谈,更不要说如何配合的话了。倒是由他们手里传来一张徐州的报纸(报名忘记了)中有一则消息,说“五Ο支队”如何破袭津浦铁路,支援台儿庄大战。我看了一惊,不由的大声问道:“这是什么时候的事?这记者是从哪里采访去的?”孙坐在我的侧边,用胳膊肘向我背上抵了一下。阖座寂然。但这个消息还是传了出去,反而刺激了一心想扒铁路的游击队员们,他们的家大多离津浦铁路不远。
他们见“司令部”里别人不在,或“参谋长”到哪个班的住处时就围了过来,因为尚未养成官兵关系的习惯,往往是抱着枪一蹲,“大哥”、“大叔”、“大舅”地叫着,就嘟囔开了:“咱们在这里蹭个么?咱不是不能扒铁路,回去吧,回去扒个样儿,给人看看。”“咱该回去啦。这些日子,谁知道小鬼子出了线(指津浦路)没有,到咱庄上窃害了没有?跟着他们,净看别人打仗,扛这个枪是做什么的?”……他们越来越不安,偏偏又出了一桩骂鸡的事来:在一个小村子(村名忘了,当时也未曾留意),一个有了点白发的半和子老嬷嬷忽然骂起来,看到了扛枪的就提高嗓门:“恁个婊子的儿!住俺的屋,烧俺的柴禾,还偷俺的鸡---俺喂了三年的大芦花,恁吃了心尖儿上长瘊!……”这“恁”的所指,听的人都懂的。他们并不生气,因为相距只数十里,住上几天,总有人能叙上转弯子亲戚,或者是某人的续表姑、干姨夫,一见就叫得出他的小名来;但他们觉得委屈、窝囊,又不便于申辩;他们自己议论那两个“蛮子官儿”未必不会偷鸡吃,“他们嫌煎饼嚼不动!”于是“回西乡去”日益成为普遍的,简直不可遏止的要求。当然,在这十多天里,我与黄的冲突日甚,黄与孙的交涉也日增。我向孙转达队员的情绪时,也问过他为什么老是在这里游而不击,他说这一带是黄姓族聚的村庄,“司令”愿意借现有力量的影响,仿照“参谋长”的办法,在本族内募枪招人,“这点小忙不能不帮”。可是移住的村庄虽然尽是姓黄的居多,也不乏备有保家武装的大户,而这个“支队”却毫无发展。黄的情绪不佳,他甚至当我的面警告孙“不要上共产党的当”,进而严重地说出“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孙反问:“难道日本强盗倒是癣疥小疾?”黄不答,拂袖而去;这就实在无法继续相处了。
这期间,我曾向孙打听过峄县的抗战形势。他除了自己所属的“五Ο支队”以外,还讲了朱道南发动邹坞暴动组织的武力,“那是共产党领导的;枣庄煤矿撤出的一部分工人,可能和他合在一起。”另有梁继璐在山里梁姓的势力范围内也组建了武装。叫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部第三游击支队,他和谁也没有联系过。
返回西乡以后,在周营和阴平之间的南自运河,北到圩子村的南北线上活动。果如队员们之言,他们的枪支人员不断扩充。继续接受中、小地主赠捐的武器;台儿庄战役后,仓促撤退的中国军队遗弃的枪弹在民间被捡起,队员们一串连,叫日寇暴行激怒的热血男儿便络绎而来,携械从军。那时西乡成支的武装还有几起,经常过往的是邵剑秋部,叫什么“第五大队”,别的队伍多用“五Ο支队”的番号,“参谋长却是无权过问的;倒是和“友军”联系更自然些,二人会见时研究形势多于拉闲呱,交流情况重于联络感情。大约在五月底或六月初,忽有一位李浩然同志带了朱道南同志的一个字条来找我。朱老是我的长辈亲戚,也是我父母的好友,但从策划邹坞起义,因人分两地,便和我家暂绝音讯了;他的字条是要我把所知寨山以南的情况,详细地告诉李浩然,并且注明了李是党员。我那时正患病,看了那短短的几个字,真象“久旱逢甘雨”,发烧也不觉得了,一口气把在此数十日的见闻都讲给李听。李最后说,他不是本地人,这许多情况一下子记不清,叫我再写给道南同志。我便连夜又写得更详细。第二天李来取去,我才问知他是和朱一起带队到山外(当时人们把抱犊崮山区称做山里。出了山区以南的地方叫山外。山外的峄城以西有一些断续的小山,可能以寨山为最高,所以义把寨山以南称做山前)来做宣传工作,顺便了解山前的情况。他们即将回去,不可能到这里来了;我当面重申信中的要求,请朱老千万来这里一趟,我在这等他。伯龙和李只匆匆一面,李走后,我把听来的朱老行踪告诉了他。他当天或第二天就到邵那里去了;随后,邵又到孙这里,还问我:“你说朱老师会来吗?”谁也不曾料到,不到半个月,朱老就带了义勇队的三营(即邹坞起义的部队),和董尧卿的鲁南抗日自卫军一块儿来了。来了之后很快就与孙、邵商定了成立“山外抗日军四部(出山的两部和山前的两部)联合委员会”。只由于申献五的罪恶阴谋,使山里我军处于险境,朱老才奉命匆忙返回;那是趁日军扫荡之际,似乎为避开扫荡的转移,并未将真正的去因告诉任何人。邵部随即被他的上司骗去清江。剩下一支孤立的队伍,已经无法开展战斗活动,眼看着伪化区逐渐扩大。照我的看法,只有同去山里,和真正抗日的队伍合作才行。伯龙却怎么说也不同意,他“有保卫家乡的义务”,再说朱来时也未提要他进山;去了,吃、住、弹药都成问题。这样争执着,局势却日益逆转,真是度日如年,从秋到冬,邵部由清江抗命自归,伯龙便向我说:“这回你亲自看见了吧:这个队伍,只能保卫自己的家乡,谁也拉不走它。要我进山,我只能本人单独去;而我---还不想只当一个人用!”于是我和他握手告别,切实地去“当一个人用”了。
在这一段决定山前局面的过程中,他的动向,具有重大意义,他的行为已经溶入历史,我写出亲身的经见,可能与别的文字重复了。意在说明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所决定的;黄僖棠因我而及于共产党诬蔑纯属无端的栽赖。这不止可由我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为证,更因那时人们的见解、言谈、举止都在直接地赤裸裸地暴露每个人整体的人格,无容个人之间的情谊、好恶的插足余地。那不是抽象地“民族危亡之际”,身旁的血战是那样猛烈,我们的志士拼搏之顽强、牺牲之壮勇;敌人的暴行动作之凶残,情状之惨苦……耳闻目睹,随时随地都是对爱国思想、民族意识、良心与人性的试金石。确实的,开初我诚然不能估料到他们会如此卑劣;直到伯龙责我“不谙世事”,提醒说:“那个消息别处还能有什么来源呢?”我才惊怒地理解他们竟能于旁观鏖战,袖手闲谈之余,伪造战功,欺入耳目。我和黄的龃龉所关无不是民族大义。记得有一次我和两位小学的同学(黄带的徒手人员)谈论抗战必胜的力量源泉在于人民大众,黄从旁插言反对,说什么人民是“决之东方则东流……”,后见别人的赞许并不明显的属于他那方面时,竟豁地站起瞪着我厉声说道:“你的人民大众是些混帐王八蛋!”同时脚顿得地上发响,蹬蹬地向外走去。我气极了,追着去讲理,被孙在门口挡住了。也有我讽刺或挖苦他的时候,也都是在类似的情况下发生,当众进行。在队员中我只宣传抗战的必要,鼓励不怕艰难困苦,从来不讲与黄的理论争执,大声争吵,他们偶或听见,也不大理会那些文绉绉的话。其实,我骤逢复杂的巨变,只在即事凭直感做反应;与孙也是初遇,以客位自居,对于他和他这队伍,尚未及通盘考虑,自无定见,更不能向他建议什么了。他决定率部西归,是先应许了几位队员,然后才告诉我的,我当然极表赞同。但孙、黄决裂的制动力,主要来自队员们的强烈情绪。至今回想,那情绪主要的出自爱国参战的要求,也含有不小的狭隘乡土观念或某种异体排斥的心理;孙是受那情绪围逼的中心,他在那十来天里必会反复地思考过,怎样看待那些队员的态度,又怎样判断黄僖棠在抗战中的作用,有过什么递进的认识,矛盾的思虑,是争吵中一时的冲动,还是经过了冷静的决择,是对黄的理解与失望,还是自己改变了立场……当时既未留心,现在更不好揣测了。
三、权势的欲望?感情的左右?理想的追求?
孙伯龙组织了一支打游击的抗日武装,作战数载,因而自己先后有了“参谋长”、“旅长”、“支队长”、“军区副司令员”又兼“支队长”等等头衔,并且由属于国民党而共产党又跨了灰色的国民党;早就出现了一种论调,说积极从事抗日活动而得到“官衔”的人们是有权势欲的;孙和邵之自动报效,接受张里元的旅长、团长委任状,就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点。
此事的经过,我一无所见,直到朱老要我同去山前从事运河支队的合编,才告诉我的;但我离山前时,那两支队伍都已公开脱离了原来的建制,他们的上级虽然因系光杆司令而无奈何,但或有所依,仍然可以褫夺他们的旧番号,“名不正则言不顺”,他们的各项活动都必须另找依托则是有目共见的。朱老曾对我讲过鲁南特委为什么建议他去找张里元;但我似乎理解了,不是连我们党所组建、完全在党的领导下的义勇队也使用张里元那里的番号吗?我去参军时它叫“第三专员公署直辖四团”。待运支编成之后,伯龙给我看了他的一篇日记,写的是曹家埠战斗,简短地留下了全歼寇仇的喜悦心情,中有“函告老道”及“惜侠未能一见耳”;后句显然是他拿给我看的原因,而于中也得见,他取得预期的战果而自己仅牺牲二人的大胜,只急忙写信给朱老,竞未曾想到那专员公署。
在这三年曲折的过程中,全部与他共事的是剑秋,大部分时间相处者有朱老和我。在半数已经去世以后,当时的意念、主张,思想变化的关键与原因,有些也难于猜度了。
他与朱老都在20年代南下广州参加了大革命运动的,三十年代中期,我和他们二人都时常见面,却从未听他们彼此谈到另一位的往事,看来不过是一般的共找出路的同学;但到了重要的时刻,则互相关注着近况,如甚与自己相关,又有和对方似早有所知或存在某种默契的迹象;成立“联合委员会”,编为运河支队,我未闻孙(和邵)提过什么疑虑或条件,也未见朱做过怎样的解释或说服,仿佛是一方是正如所愿,一方是水到渠成。共事的时候,我看孙和邵对朱的信任是无条件的。朱对他俩也象不存芥蒂;但到去世后,我却看到了对他们不佳的议论,然而都只是抽象的评语,未讲任何具体的行为,又与别处的讲述不无矛盾之处。我反复看了那篇谈话,自己也曾两次去探病,久久对谈过。回想起来(当时也隐约有这种感觉),不时透露在“文革”的“批判”中,他所受的折磨与影响,他竭力自我贬抑,因而也连带地贬抑他的工作对象---朋友与战友。几乎说得他们,尤其是他本人十分庸碌昏愦,使那些确凿的成就连同忠诚与勇毅、觉醒与奋发,都成为漫不经心的偶发行为,然而与史实的矛盾也就出现在这样的地方,为了说明他的无功有过与“老右倾”,别人就要一反常经,忽地做出不可理解的好事。另外,也有某些一贯的误解,誌之深固,日久难变了,如他认为我是地下党员,那是在1937年春形成的,后来,我虽几次告诉他不是,那时我还未能找见一个共产党员;他却一直没有改口。由于白色恐怖和阶级社会历代留传的尔虞我诈,造成人际的种种隔阀,我想,历史上的各类误会并不少见;就象前述的李微冬同志,在谈了听我讲课而未敢联系之后,接看便说:“我可是找了朱道南,不止一次;我都跟他挑明了,他就是不接茬!”这是可以理解的,李不止有那样的绰号,而且会吹、打、弹、拉,三教九流,无所不沾;朱老又有其招人注目的历史,韬光养晦之不暇,可以对他那样的人暴露为党组建武装而发动起义的计划吗?那时候敌人、友人都有各式各样的型号与五花八门的表现;每个为了民族的生存,人民的解放而有志的革命者,除了赴死的决心,还需具有自存的警觉和机智;季米持洛夫也写了这一条的。但那也就难免失当的猜忌与过分的防范。这种长期积聚的多疑心理,能否说是“左”的思潮时常涌现的社会基础之一呢?1943--1944年,我在淮北曾见到一些来自鲁南的同志们,有的对孙在政治上基本持否定看法,对邵也不无指责,但都如朱老的评议,并无具体的反动或错误的言行,是空“帽子”。可能在那时的互相影响之下,早已形成了定论;家庭成份呀,历史上什么什么“问题?呀,社会关系呀,集中起来琢磨,我对他们也有些疑惧了。可是在共处的期间,从朱老那里,我丝毫未曾感到那种意味。他跟我研究过他们的处境、困难与危险,本人的弱点,前进的条件,以及哪些地方需要帮助他们,并且对自己(或令我)帮助的效果是很自信的。实际上,在全部过程中,孙与邵的每一个行动都和他一致,听从他的主张,体贴并分担他的艰难。他们之间全未见半点儿勾心斗角。任务是那么重,形势大起大落,以不堪比拟的劣势力量,“在鬼子头上跳舞”。用那时一位少年排长④后来的话说,是“争着去死的时候”,他们在共患难,并没有权势结合的条件。朱老为了党的事业,在峄县各阶层的人物中,交谊广泛,似乎不独对他们两位特别知重;而他俩人生死如一。那么,共同的对革命真理,至少是抗日胜利的追求;到底有没有份量,或者是不是核心呢?
那几年,我确见伯龙苦恼过,除了前述的1938年末,孤军盘还,一筹莫展,又与我意见不合的时候,就是在1941年任副司令员不久,到确定兼任“国民党抗敌自卫军峄山支队长”之前。那时军区住大炉,他初到时一面熟悉新的工作,一面频频派人去了解山前情况,起初大概自以为军区虽然远隔,仍能遥控那里的局势。有时还和警卫员一道上山打鸟,猎获多了,分送军区别的领导同志。但在听到阴平的孙景义(他的族兄)到周营安据点当了汉奸之后,情绪骤变,有几天简直走坐不安。只是那时我正在写剧本《骨肉恩》,因为反映皖南事变的题材重大,必须全力以赴,对他的事未甚关心,反正情况不明,也难以置啄。其后,听说要他兼任峄山支队长时,他极烦躁,我倒问了两次,他就发牢骚,有“死而后已”还不被人信任的意思。我说若果如此,无非因为还不是共产党员,那就争取参加共产党吧。他竟痛心疾首的样子,说:“我被两面都开除过啦!”我因对党的组织和党史都毫无知识,以为所指就是推他去做国民党名号的军人,也就未再细问。我知道他的自尊心很强。进山后,在师部召开的大会上,有一项是叫他代表国民党讲话。他走上去就说他只代表自己,与国民党无关,“因为国民党已经开除了我。”他对于这个“国民党抗敌自卫军”是不愿“硬凑”进去的。那阵子显得十分忧伤。忽的,他决定去找赵镈同志谈谈;他们是黄埔的同学,去了半天,回来就准备出山,不再嘟囔别的事了。谈的什么,谈的前后思想有何变化,也就无可追寻。
出山后的将近一年,虽说分了户头,换了名姓,仍然与朱的县政府、邵的运河支队一道行动,凡有重大举措,都在一起商讨。尽管环境险恶,困难更复杂,局面也在改善,人员,枪支缓慢地增加,而大多是质地精良。那些人中为国捐躯的比例不小。如沙路口27烈士之二的薛永才、薛永贵兄弟,都是毛楼之战的勇士,永才是指挥有方的班长。他们命尽铡口,连名字也遗失了,1986年集列运支烈士名单时,一度写作薛三、薛四。伯龙死后名字还在,褒贬扬抑,自然会人言言殊;但为了“一笔抹煞”,有的传言,意把他的日常工作,如军事的训练、指挥,都移到我的名下,实在不该冒认。趁还活着,谨郑重声明:除了在他牺牲之后,我曾执行他最后的决定,“固守毛楼”;也在弹丸阵地上东奔西走之外;军事工作从来不是我的职责,我在运支的工作是宣传股长,至于随伯龙回山前则因运支原来的干部,全都调到主力团去了,军队还有打仗之外的事,于是我就名为秘书,平时却仍自以政治工作为主,说故事、教唱歌、讲时事。因为人员大减于运支,还可以教少年战士识字,给他们缝缝补补。有时深夜到达住地,不便扰闹居民,后勤同志就买些粮、盐,找我来做炊事员,也因我是妇女,应当多懂做饭的事,由自报奋勇的战士帮忙。秘书的任务却不限于峄支,县政府、运河支队的重要文件,大多也归我起草,他们的干部同样的很少。尚能记得是孙业洪扣押了胡大毅同志,我写了运支、县府的两封交涉信和峄支的调停信。至于作战,我和别的非战斗员的作用一样,实无百发百中的奇技。毛楼战斗的胜利,则主要的源于英勇的战友们人自为战,我之能够在他们之间传达意见与经验,都是两年之内耳濡目染,从伯龙和他的战友邵剑秋、邵子真等人处沾了一点边,因为学时不专心,用时就有所失误。顺带做个不大重要的说明:我这个“英雄”,是由想象创造出来的。
不虞之誉愧不敢当,然而失实之毁应该怎样对待呢?
前几年,偶得徐州建筑装饰公司王寿延同志的来信,谓徐州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的《徐州文史资料》上一篇黄新铭的文章《胡大勋小传》,说伯龙于“革命低潮”时,曾“拟放八路旗”,其间带我一笔“话更多”,抄者表示不平,要我澄清。我想伯龙总得算个烈士,南宋时的陆放翁就有诗为蔡邕辩诬,已经说过“死后是非谁管得”;我本人,幸历“文革”,罪状成山,均玩笑视之,何必计此区区哉!
客岁返里,经济南小住,访外祖遗事未得,谒烈士陵墓,又往观新出水的三泉一潭⑤,真觉得清心爽目。因想人的生平,事的经过,理的曲直,若可常象这近乎纯水的液体般的清澈,历史将能减免多少曲折,人类会避开多少自制的灾难啊?但那却是不可能的。连水下的石块,由于折光,我们的所见已非原状;更何况清浊混淆,杂质繁沓?继至薛城,伯龙次子继龙又以《徐州文史资料》抄件并朱老,剑秋为此表示愤慨(他曾函告他们)的复信见示,应他的要求,附几句常识明例在这里。
1、人最关心的是自己,故先从我说起:我的一生经过了不止一次的密筛细滤,包括“文革”蛋里挑刺的“审查”、“批判”,可有一处能与自己“不干,”,更劝别人“不干”,甚或“进攻”八路军⑥附会得上吗?这且不算。足可证明的是出山之前,我一直沉湎于其中的《骨肉恩》的创作;当然,与皖南事变相较,伯龙的烦恼,山前以至鲁南的局面等事就小得多了;那剧本虽也遗失,但在战士剧社表演过它的同志们还有一些活着,他们记得那出戏表现的作者的政治立场,才会把它当做史料提了出来。
2、说到伯龙,就和他曾发过牢骚的实情相反,“非驴非马”这句话,他在大炉就曾说过。当然,他自己“干”了,出山之后,也可能动员别人干抗协,但抗协是由共产党建议成立,抗协武装的支队由八路军的军区副司令兼任,“八路”这一面“旗”怎么“放”法?辞职吗?没听说。军区副司令“进攻”支队参谋长,不叫他干八路;政委听了,“捧腹即匿躲”的滑稽场面,实在是天才的想象。
3、胡大勋在同编运支之前,和伯龙并不相识,编在一起后,他常在二大队,见面也不多。但共患难,同肩重担,没有闹过纠纷,有时配合作战,堪称合作的战友。他年龄较大,饱经沧桑,比较随和,并不自居为“狂”、“介”,不过性似爽直。我不敢相信此人对殉国已多年的战友,竟加以如此恶毒的辱骂---那诗的结尾说是为了:“印证烈马歌”的;孙倚亭写了一首《烈马行》,所咏是运河两岸广为流传的伯龙的坐骑。那匹大红马(当时大家对它的叫法)和它的主人一样,死于对日军的斗争中,也是真的。那诗是赞物以讽人,痛斥“……认贼作父虎作伥,残杀同胞不知耻”的汉奸;那么,胡作“答孙倚亭同志”“何以人而不如马”的“人”,竟是孙伯龙和我!原诗的(行)同禽兽,“认贼作父”、“(为)虎作伥”、“残杀同胞”,拿什么事实(哪怕是一丁点儿)对号呢?胡大勋诚然喜作诗,我所读过他的作品皆为“打油体”⑦,象这样庄重而又文雅的未见过;但他的文化素养较深厚,如“印证”这样的词是不会用错的。1943年春天,他到新四军四师卫生部去戒烟,住到大柳港休养,我受彭雪枫师长之嘱,常去看他。后见运支的回忆录中缺少他的事迹,便赶写了《春风化雨》,(笔名张拙见《鲁南峰影•运河支队专辑》),去年,政协文史要“三亲”,又改为第一人称的写法,名《润物细无声》(见《枣庄政协文史资料》1990年第十期)。大红马“殉国”我首次便是听他讲的,说它曾连踢带咬,踢伤了一个日本兵,又弄死了日军中经验丰富的驭手,日军把它枪毙了。接着又回忆那马只服伯龙一个人骑的“怪异”,我说那是因为它壮,所以要身大力强的人才压得住;一般人骑时它会咆哮、摔人,但也怕善骑的大个子,我就曾见薛永才骑着他送过信。他仍说马通人性,伯龙牺牲大红马是知道的;它不懂“爱国”,可是会认人,要报仇的心是有的。说这些话他还有些黯然,丝毫未见有卑视伯龙的样子。对我的态度一直十分友好,自说曾将我的诗拿给彭师长、吴主任看了。怎么过了40年,就来骂我“不如马”呢?
胡的诗据作者的说明,是“回忆”发生于“抗战处于低潮的1940年”的事。按:1940年元旦,运河支队宣告成立,张贴布告,启用印信;一月至十月不断地打仗,取得杜家庄、常埠桥、利国驿、塘湖……朱阳沟等一系列的胜利,打得有的机智,有的莽撞,人员伤亡,弹药消耗也较严重。朱阳沟之后,自十月下旬至十一月九日分批进山休整,总结十个月的经验教训,十二月编入主力,孙伯龙被提拔到鲁南军区任副司令员。1941年初春,孙已是八路军的鲁南军区副司令,又兼用“抗协”番号的支队长,与朱道南的县政府、邵剑秋重建的运支一起出山,与胡见面较多的约在那年夏初及以后,那期间胡大毅同志,被孙业洪截捕、杀害了。就是在那困难更大的1941年,也从没用过“抗战低潮”的说法,那里是敌人的心脏,伪、顽觊觎的焦点,困难是巨大的,胜利是辉煌的,牺牲也是严重的。胡大毅之死是我们在41年最大的损失;胡大勋纵令年老善忘,也不该把他钟爱的弟弟的就义年份都弄错。如果真已那样糊涂,也就写不出如此感情充沛、形象生动的诗来了。
那首诗是他写的?那种自恃“介”、“狂”的傲慢心态,和诬蔑战友---烈士为“衣冠禽兽”,视之等同汉奸的荒谬逻辑又是怎样形成?怎样滋长的---还能问谁呢?别人替他写的?他已不能分辩。代死人写作或增删篡改死人的作品,自《尚书》以来,什么时候都有,那比制造伪劣商品容易得多。继龙说,他曾往访徐州政协,欲见作者,探问来源,或可得初稿,一对笔迹;然而被婉辞,只得让它“垂之青史”,后来人怎知道这原是一桩悬案!
看薛城市容,购祭礼一束,拟翌日去枣庄,迂道往吊伯龙之墓。那祭礼是几枝花,假的;制工精良,远看真假莫辨。忽然觉得这宛如他的人生。他的经历也是逾远逾难真切了。1928年他组织农民斗争地主,名义是国民党县党部的首领;1932年他在“为一个饭碗子”而与人“明争暗斗;1936年他自贬为“堕落”,倾诉“无法看得起自己”的痛苦且愿“振作”;1937年他行其所言,努力振作,近日我见到四位当时在文庙小学读书的同学,分别回忆,那确是一所爱国救亡的教育阵地;1938年里,他掷名摒位,舍义弃情,执着地迷恋家乡热土与泥腿子亲邻;1940年他当了八路军的支队长,被国民党宣布开除党籍,估料也会象我当年一样,被黄禧棠之流早定为共产党;而如今的“史料”却说他同时“欲放八路旗”,表示“在抗战低潮”时动摇并“有诗为证”;刚进1942年,他就战死疆场,死后却有人说他什么也没有做……谁能说得清这些事?更何况他怎么会背诵一篇第三国际的文件?他所谓的“两面都开除过”有什么具体内容?他对自己在家乡的土地上,亲邻的群众中所能起的“作用”,估价有多大的准确度?他为什么那样坚执深信朱道南?他找赵镈谈了些什么话?……为什么?是什么?
是谜!是雾!
现在他的家乡决定为他写书立传,力图弄清他一生的真象,然而实在难啊!有些关键性的情节已经无从查访,也不易推论了。象他这样小有作为、臧否聚讼的人物,并不是都得立传的;他是他们的代表;以代表视之,问题或者较易解决。史贵翔实,判断性的结论必须有材料方面的充要条件;如果不够,又无搜寻的可能,就悬在那里,认其两(或更多的)可;因为凡有的“可能”都会有人实施或遭逢,这才展示了客观世界的复杂实况,展示了其人所处的时代,那一代人的心思、行为以及由之组成的各人的“环境”,而人们之间就在各自的环境下互相影响:或依托,或助长,或磨擦,或销蚀……他的生涯是短促的,短促而且曲折,说明那是中华民族经历着百年忧患,伴随无产阶级政治力量的兴盛而奋起腾飞的时代,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日益显示其物质的力量的时代。想来我和他相识相处竟是以他讲《革命职业家的修养》始,以共读《论持久战》终,革命理论与实践的进展实在迅速,看来他的艰辛,他的困惑,他的失误.他的贡献和牺牲,都是自愿的革命者常有的可能的实施和遭逢。他留下一个文章的题目:《革命职业家》,这题目我只从他那里听见过,不知是否他本人的创造;但至今对我仍有很大的感召力和约束力,虽然有了一些自己加进去的内容。时代的脚步,跨度还在加大,忆念五十年前捐躯的战友,越觉得自愿的革命者或“革命职业家”必须切实实行党的思想路线,在具体问题上力求实事求是,克服和防止片面性,努力减免任何一方面的过分。边走边想,不觉联想到济南的泉水之美和那时的想法。这叫做“浮想联翩”,还是“百感交集”?
不管它。放慢脚步,集中思想,吟《满江红》 一首,算做“祭文”。
是处清波,
竞涌动鱼纹闪烁。
珠趵虎升腾突吐,
晶莹皎洁。
荡漾楼台呈丽彩,
冲漂腐败新城阕。
幸重来瞩目见光明,
寒泉澈。
词家逝,
文未灭;
时习诵,
肝肠热。
似声声亟唤,
鬼雄人杰。
碧水犹怀离乱泪,
澄流蕴带英雄血。
愿同承大业建山河,
还先烈。
注:
①贺耀祖《1889-196l),湖南省南宁人,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任北伐军军长,军团长,西安事变后,因放行苏联往延安运送药品的飞机,蒋介石把升为国防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的贺罢了官。l949年在香港宣布起义,建国后任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常委。
②1928年4月5日,南京政府在徐州誓师第二次北伐,4月21日攻下峄县,同日下午峄县各界3000多人同第十军举行军民联欢会庆祝北伐军占领峄县。5月1日北伐军攻占济南,随后相继攻占北京、天津。6月I5日南京宣布“统一告成”。
③民间传谓“三大工作”系打麻将、骑自行车、打汽枪。
④即杜玉环同志,离休前任青岛铁路医院的院长。
⑤趵突泉、珍珠泉、黑虎泉与五龙潭。
⑥原诗“进攻”串连前后可做此两解,后者谓语言攻击。
⑦唐时诗人张打油,作品多通俗诙谐,每含讽刺,后人拟作,谓之“打油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