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已经是五十二年前的事了。1939年,我当时21岁,奉中共中央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委派,以鲁南民众总动员会这个既由我党领导,又云集一批国民党进步集团的第三分会特派员的名义到抱犊崮山区,发动和组织各级民众动员委员会,以推动建立抗日民主政府。
我首先到了峄、滕、铜、邳四县边联县的大炉村。这里是三地委机关的所在地,同地委书记宋子成同志见了面。他说,最好你先到峄县。峄县的特点是,封建势力大,有崔、宋、黄、梁四大家,大地主多,国民党的游击队多,土匪多,是一个“司令”多如牛毛的特殊地区。不过,我们的地下党也有基础,苏鲁支队的一个营,就是在峄县发动组建起来的。参加过广州暴动的老同志朱道南就是这个县的人,而且在教育界和上层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根据宋子成同志的介绍和建议,我首先去了峄县。
我到了峄县县委之后,见到了县委书记纪华同志,朱道南同志和县委宣传部长刘亦夫同志(他是我在山东省立第一中学上学时的老同学),与他们共同商量如何进行活动的问题。他们说,要想到敌占区、汉奸区和国民党游击队区去活动,就必须解决一个护照和路条问题。否则,那些地区是无法通过的。他们又说,孙伯龙现在有个部队,其番号是“国民党别动总队华北50支队”,这是一个可以争取的部队。朱道南同志、刘亦夫同志都同孙伯龙有联系,可以试试看。最后,刘亦夫同志说,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刚到山里来的梁巾侠,从他那里来的,她是我们山东省立第一中学的老同学,有这样一种老同学的关系,是完全可以试一试,而且很有可能办得到的。这样,就由朱道南同志和刘亦夫同志给我写了介绍信,我以鲁南民众总动员会特派员的身份,去拜见孙伯龙。
我同孙伯龙见面后,也谈到了梁巾侠,他非常高兴。他虽然明明知道我可能是共产党员,但是有这样几重关系,也就与我谈得很自然了,我开玩笑地说:“这是国共合作。”孙说:“你们老同学都在峄县重会了……”闲聊片刻后,我便提出,为了便于到敌占区、汉奸区和国民党游击队区去活动,需要他为我写个护照和路条时,孙伯龙满口答应说:“没有问题。他们的部队只要见到我开的护照、路条,即可通行无阻。”这样,我就凭着孙伯龙为我开的护照和路条,从运河北到运河南,从邹坞镇到涧头集……,在敌占区、汉奸区和国民党游击队区,都通行无阻,我走遍了峄县的山山水水,顺利地完成了党交给我的任务。如果没有孙伯龙的支持,是绝对办不到的。
我完成任务后,回到了三地委。不久,听说孙伯龙的部队已编为八路军115师运河支队,孙伯龙任支队长。以后,孙伯龙又调任鲁南军区副司令员。此时,我也调到中共鲁南区党委机关工作了。但不久,就听到了孙伯龙带领峄山支队出山,为国牺牲的消息,我与伯龙同志从此永别了。
综合以上情况,可以完全证明,孙伯龙同志虽然长期在国民党部队工作,但他始终是爱国的,长期同共产党有关系,直接或间接地为共产党做了不少的事。他当年为我开护照、路条,从而保证了我到峄县顺利开展活动,并获得圆满成功,孙伯龙同志是有功的,历史将永远记住他这一功。他的美名将名扬千古。
附记:本文作者狄井芗,山东曲阜县人,1938年入党,历任鲁南三地委动委会特派员,鲁南二专署、一专署副专员,建国后任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德州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山东省政协副秘书长,现已离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