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伯龙结婚后,虽然生男育女一大家人家,但是他很少过问家中的柴米油盐,成天南跑北颠忙于公务,偶尔在家一两天不是看书报,就是写信件,同来访的朋友、同事谈论就算是休息时间了。他有个小脾气,在他同别人谈论时总不让小孩们在跟前打扰,即使是我在场的话也不过礼节性的送水敬茶罢了,从不参与他们的议论,在不避人时我就是个旁听生,在他们谈论重要问题,涉及到政事时我也得回避一下。当时我对他就有些神秘感,说内心话,我也想知道些政界的情况,也是出于夫妻间的关心,一有机会我就向伯龙询问,他总是含含糊糊答几句。我记得有一次他气愤地说:“政界风云莫测,不少人高喊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做起事来却不仁不义,践踏了三民主义,一边讲‘耕者有其田’一边霸占良田,光知道往篮子里抓,还看什么秤,如何同这种人共事……”他就这样不提名姓的发会子牢骚就算回答了我的问话。当我劝他和顶头上司处理好关系时,他的火气就更大了,“国民党的败类,终日花天酒地,什么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兴衰,全然不顾,跟这类丧失民族尊严的小人共事,怎能处理好关系。”我看到伯龙讲话很气愤,就不再多问了。
我听到伯龙的同事好友谈及伯龙的处世为人说:“他对正义的领导尊重、服从而不谄媚,对部下关心体贴不摆架子,视为同仁,他民主作风好,有事同大家商量,不自作主张,讨厌发号施令、盲目的瞎指挥;对工作兢兢业业,总是知难而进,决不退缩,做出成绩不报功,不显示个人……。”
的确是这样,伯龙对家中或个人的事总不放在心上,但对公务事,别人的事却刻刻在心。朋友说他不顾家,我也有时埋怨他,但转念一想:他是个有志向有理想的人。伯龙也常谈道:“我不是不想家中的温暖和父子的天伦之乐,可是这必须建立在国家太平、时局安定的条件下,面临军阀割据,日寇侵华,国亡家破,狼烟四起的混乱时局,能顾得上享受家中的温暖、天伦之乐吗?”他稍停了下又接着说:“我现在顾不得这些,也正是为了让这一方人民得到这些,让今后的人们更好地享受家庭的温暖和天伦之乐,人都是有感情的,我更不例外……。”自从他的那次谈话以后,我再也没有责怪过他,家中的事务再忙、再困难,我也不向他叫苦,操持起繁重的家务。我当时这样想:“我虽然不能同伯龙一块扛起枪打日本鬼子,可是我尽力把孩子抚养教育好,把家务事料理好,让伯龙放心的工作,我也算尽了抗日的一片忠心,也算是对抗日的支持吧。”
伯龙自从组编成立了“运河支队”,很少有时间到家中来,即使是仨月、两月的来一趟也是来去匆匆,每次来家我都看到他面色憔悴,很耽心他的身体。我听跟他来的一位青年背着他告诉我:“支队长的工作太繁忙,一天有时换几个村庄驻防,睡眠不足,生活又不规律,饱一顿饥一顿,别说吃什么营养品了,往往和鬼子、汉奸打起仗来一天吃不上饭喝不到水,就是平时给他冲碗鸡蛋茶,他也强调不喜欢喝,总是说‘有福同享,有苦同当’,和战士们同吃大锅菜,从不搞什么特殊化。”这位青年同情似地说:“您说支队长的身体能撑得住吗?请嫂子劝说劝说支队长吧!”我听了此话真想劝劝他,让他保重身体,可是总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即使在餐桌上本该劝说几句,可是又不好启齿,因为他经常向我讲:“……凡是充满利己主义思想的人根本就谈不上为国为民,处处为自己打算不顾别人的行为是最可耻的人……”我一回忆起伯龙的这段话,就没有勇气劝他好好休息,注意保重身体了,只好把对他的耽忧藏在心灵深处。
有一次,他的一个同学夸他:“高风亮节,一身正气”时,伯龙自愧地说:“咱哪能够得上那样的称赞,只不过尽一颗炎黄后裔的赤子之心罢了。”所以,在伯龙生前和他牺牲后的漫长岁月里,我从不夸耀他,更不谈论伯龙的事迹,我处处教育子女们也要学着父亲的样子做。我常教育子女们金钱不重要,它不过是物品交换的工具,花了就没有了,最重要的是人格,高尚的人格是用金钱买不到的,肖龙、继龙、肖华都同意我的观点,我给孩子们起这些名字,本意就是叫他们象父亲那样对待工作,处世为人。
注： 本文整理人刘宗英,退休前曾历任校长、政治辅导员、教育组长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