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自 忠 中 学
我在西北军所属办了四次教育，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为了改造这个部队，并将党的力量纳入到部队里去。
第一次是1935年，在38师办了几期教导队，表面是军事训练，实际在学生中吸收了一部分进步青年并进行了革命教育，民族教育。全国解放后，我见到其中几位同志，他们早已成为革命干部。
第二次是1937年初，我办了一个参谋训练班，聘请了张友渔同志为政治教员兼负责教育的总指导。党介绍了一部分学员到此受训。这个班在当年七月南苑被日寇侵占后中止。
第三次是1938年，办干训团，报请叶剑英同志派来曹获秋、郑绍文任教。上面已述及。
第四次是开办“自忠中学”。特说明如下：
在1941年后，抗日战争基本处于相持状态，33集团军的作战地区一直在鄂西北的襄阳到荆门、当阳一线，没有过大的变动。部队驻地比较固定下来，军人家属纷纷从内地和敌后来到驻地附近，多数被安置在河南邓县干训班所在地。家属来多了，儿童上学成了问题，当地国民党办的学校本来很少，很小，很糟。在我去邓县视察干训班及后方时，家属都提出这个困难。因此，我经过考虑决定成立一个小学。但较大的儿童仍不能上学。最后，就由冯治安决定，让我负责办一个中学。我委托自抗战初期带着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人员来部队搞“休闲教育”（在战士休息时，组织唱歌、做游戏及代写书信活动等）的杨绳武先生做具体筹备工作。杨过去是保定同仁中学校长。我了解他热心教育事业，有民丰爱国思想，对共产党是同情的。冯治安也知道他是一个基督教徒，因此由杨办学可以使冯放心，免于干预。从1942年下半年筹办，到l943年3月正式开学上课。为了易于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以纪念殉国的张自忠为名，学校定名为“自忠中学”
为了使来校上学的军人子女（包括所在地方一些适龄青少年）不致受到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让新一代对家庭的改造起到积极作用，培养一批将来为新社会服务的有用人才，我特别注意聘用教职员的政治态度和质量。对于他们中的大部人都直接和间接的了解和观察过。我向杨绳武提出，教师不好就教不出好学生，请教职员的原则一定要政治上表现进步，没有国民党色彩。在学校中，进步教职员确实形成了核心，起了领导作用。他们多次抗住了来自冯治安及一些反动势力的压力，使国民党在校内没有活动的余地。我也利用合法的职权，使企图破坏、接管学校，驱逐、逮捕进步师生，在学校中建立反动组织的种种阴谋，无法得逞。
自忠中学的学制与课程，同国民党地区的中学完全一样。但是，校内充满民主空气，生气勃勃。教师讲课不受任何限制，学生可以自由阅读进步书刊，唱革命歌曲，演进步戏剧，出壁报，开晚会以及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都是我当时亲自耳闻目睹的。我也常去给师生做时事报告，分析形势，鼓励他们明辨是非，追求真理，坚持抗日、民主、进步，很受他们欢迎。1944年暑假后，我对他们讲到：自忠中学的师生要立志“为人类谋平等的幸福”（当时尚不宜于公开说解放全人类）。他们便把此当作校训，并编成校歌来唱。根据党的指示，我不能与地方党组织发生联系，但我感到自忠中学一定有我党的同志。全国解放后，事实果然证明：教师中确有一些在抗日战争时入党的好同志，如训导主任祁鹿鸣，教务主任刘寿之，教员杨子范、赵庆辉、郝树荣……等。他们忠诚党的事业，勤恳的工作，呕心沥血，言传身教。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向正在成长中的，探索真理、追求光明的青少年，潜移默化地宣传和扩大我党的影响。
自忠中学在邓县建校，日寇进犯河南后，随干训班迁往湖北竹山，战后又迂回邓县，再迂临颖、商丘。部队在徐州前线起义前，自忠中学被冯治安迁往江苏句容县，直到被解散。
我认为自忠中学办校的政治方向是好的，是进步的。她效法了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学生确实在学校受到革命思想的启蒙教育，憎恨国民党的黑暗、腐败，拥护和爱戴共产党，向往解放区和延安。从抗战后期到解放前夕，很多师生不顾生死，纷纷成批到解放区参加革命。不少人加入共产党，不少人成长为党政军负责干部，也有的为祖国为民族英勇牺牲，成为革命烈士。事实证明：绝大多数师生，经受了革命战争和历次政治运动的严峻考验，为人民做了一些有益工作，至今，他们还在兢兢业业的为我们党和政府工作着，战斗着。我的儿子木铁，也是自忠中学的学生，早在我起义前，他就穿越国民党的封锁线，投奔冀察热辽解放区。在文化大革命中，万恶的林彪、 “四人帮”一伙，在全国范围内，对自忠中学的老师、同学进行了诬陷和迫害，诬蔑“自忠中学”是“特务学校”， “集体加入过反动组织”， “国民党的地下联络站”等，妄想将大批师生置之死地。甚至在粉碎“四人帮”很久以后，有的同志还没有恢复党籍，恢复工作权利。另外，也有不少人在档案中留下“尾巴”。对此，我认为必须还历史本来面目，凡强加于“自忠中学“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理应推翻。
14、策 动 起 义
抗日战争打了八年，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万众欢腾，全国人民奔走相告。但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蒋介石却发布命令，只许他的部队担任受降，要求敌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原地驻防待命”，不准许收缴日伪军的枪械物资及参加受降，这充分暴露出蒋介石要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抢夺胜利果实的狼子野心。在这样一个新的形势面前，做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如何保卫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如何开展对敌斗争，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根据过去党给予我的指示和教导，我认为，必须利用自己的工作条件，积极进行反对内战、反对独裁、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破坏和平阴谋的斗争。当时，33集团军奉命去信阳受降。在从鄂西驻地向信阳进军的路上，我看到了生气勃勃的新四军部队向东开去，我便和同行的何基沣坦率进行了交谈，我表示，国共即将冲突，唯有与共产党合作，与国民党决裂才是正大光明的道路。我说要施行这一打算，首先要联系上解放军，以便能密切合作，不发生矛盾。我知道过去七十七军干训固有共产党的活动，如干训团团长过家芳就是共产党员，于是我请何基沣派人与解放军取得联系。到信阳不久，蒋介石为了进攻解放区，命令33集团军开往徐州集结。冯治安这时到上海去办私事，由我带队乘火车前往，途经许昌时，我去看望六十八军军长刘汝明，我借用冯玉祥的口气对他说：要与共产党合作，不要再跟国民党走下去。刘汝明表示对共产党不摸底，有怀疑情绪，谈话有些格格不入，所以当时没有深谈下去。在郑州，我拜访了杨虎城旧部六十六军军长李兴中。他当过冯玉祥汾阳军校校长，过去与我党有过联系，我们交谈比较融洽。他同意我的看法，但表示要看冯治安的态度如何。他提出“谁来领导呢？冯治安如何？他同意吗？”。我到达徐州后，除寻找机会与党设法联系之外，叉找了孙良诚做工作，他也是表示看冯治安的动向。
当时，徐州驻有陈大庆的部队，主持徐州工作的一位代理主任是我的同学，为了讨好蒋介石，他让我指挥33集团军的一个军，加上陈大庆的刘亿德军进攻解放区，我借口陈大庆不愿别人指挥他的队伍为由，把这件事推掉了。不久，蒋介石发布动员命令：一是将军队重新编组，二是作出了进攻部署。33集团军改为第三绥靖区，将原来的伪军郝鹏举划归第三绥靖区指挥。这个文件很重要，我让参谋抄了一份，准备送往第三野战军和陈毅将军。同时，我也看到蒋介石要把改编及未改编的伪军全部解散的一个密令，并听说蒋介石很恨郝鹏举。我认为这些对于策动郝鹏举起义，是非常重要的。
郝鹏举原在西北军，曾任冯玉祥的传令员，被送到苏联炮兵学校学习，过去和我认识。成立第三绥靖区之后，我任副司令官，时常借视察防务和部队到他那里交谈：他对蒋介石嫡系人员对他的敲诈勒索很不满意，但又没决心反抗。我有意地把他的队伍安排在台儿庄，让其孤立在一翼，意图使他受到解放军的影响而走向起义。
冯治安回来后，我向他分析形势，劝告他考虑今后同解放军的关系。他趾高气扬，得意忘形，认为蒋介石有几百万大军，有美国撑腰，共产党解放军不是对手。他前不久还在上海广置家财，恣情享乐，他的态度比我接触过的其他人都要恶劣，断然拒绝我的劝告。
后来，第三绥靖区司令部迁到贾汪。解放军派冯文华同志（冯玉祥的侄孙，是很早到江西苏区参加革命的）来做工作。他先找五十九军军长刘振三，以后又约我和何基沣一起谈，在交谈中决定不与解放军作战，解放军若进攻就让开。冯文华要回去时，因路远不安全，我表示我正要去郝鹏举处，请他乘我的吉普车。我送走了冯文华，就到台儿庄与郝鹏举作了一次开诚布公的长谈，我把蒋介石要将伪军解散的命令透露给他，又说明蒋介石恨透了他，必欲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快，叫他早作打算。郝哭述了他如何脱离西北军，到胡宗南那里加入蓝衣社，又如何因内部矛盾要杀他，他没有办法才投靠了汪精卫，当上了伪淮海省省长兼第六路军总指挥。他说： “蒋介石不把我当人看，只好再另找出路”。我当即指出： “出路是有的，那就是起义投奔共产党，弃旧图新，这是唯一光明的出路。”他小声说：“解放军已派人来联系过。”他又吞吞吐吐地说：“陈毅司令员约定要会晤我，时间就在今晚，这事情拿不定该如何办才好。”我即刻严肃对他指出：这是有关一生前途的关键时刻，一定要当机立断，决不可再迟疑不决。我为了坚定他的决心，同时也为了趁此良机送去重要文件，立即表示： “今晚一定去！我可以陪同一起去。”他同意了。
当晚是一个阴历月底，天色墨黑，郝鹏举和我带着他派的二十几名骑兵，以查哨为名，一同乘马越出了警戒线。一路上，除了马蹄声和路旁树枝被碰折的响声外，周围充满紧张的沉寂。我们来到了西黄庄（村名记不大清了），有所房子周围挖有浅沟，我的马陷入沟内跌了一跤。这时，有人接应我们进入北面的房子里休息。不一会，陈毅同志和七、八位参谋人员走进屋里。我们虽是初次见面，但感到十分熟悉和亲切。陈毅同志精力充沛，热情洋溢，显得十分健壮有力。屋内放了一个烧木材的火盆，我们仍感很冷。但是，陈毅同志敞开衣领口，不时地擦汗，显然是匆忙赶来的。
陈毅同志讲了当前形势和解放军的政策，欢迎蒋军官兵到解放区来，并指出到解放区后一切由解放军供给。愿来者，则安之，不愿留，仍可回去。我插话说：停战令即下，蒋介石就要收拾异己了，希望郝即刻表明态度。陈毅同志频频点头称是。郝仍是傍徨不已，态度模棱。这时，参谋人员纷纷向我探听蒋介石徐州部队番号及指挥官的姓名，我便从口袋中取出命令念给他们听。他们说来不及记录，要求我把文件借给他们看看。我说：“这就是带给你们的”。郝鹏举在一旁看见忙说：“这可是无价之宝啊！”最后，郝答应关于起义的事再和派去的人具体商谈。
我们告别归来已是半夜，我即住在郝鹏举处以安定他。我还到郝部一位比较倾向进步的师长那里探望。他那里正有一位解放军干部（后来听说是王少庸）与他交谈，也是说服他起义。我对他们说：“起义已基本上决定了，现在只是如何具体行动的问题。”此日早晨，我刚回到贾汪司令部，冯治安对我大发雷霆说： “冯文华来干什么？”这事不知他怎么知道的。我只装作不知不睬。
在此期间，罗炳辉同志也给我写了几封内容相同的信，大意是讲形势，劝我起义。其中有一封信落到冯治安手中，幸好信中没有暴露我的共产党员身份，所以冯治安把它视为一般策反的信，没有给我找什么麻烦。
过了几天，郝鹏举的副总指挥与参谋长来看冯治安，正好我也到冯那里去，他们见到我进来，只笑了一笑，没有说话。就在这天夜里，解放军进攻，郝乘机起义了。
应说明一下；郝起义后我们党对他和他的部队给予十分优厚待遇。但由于郝的反动本性未得到彻底改造，在蒋介石的引诱下，于次年( 1947)又叛变革命，结果被我人民解放军消灭，郝本人被生俘。这证明反人民、反革命的人决没有好下场。
冯治安在郝鹏举起义后，怕我在军中生事，就叫我去临颖整顿刚来到后方的各单位，其中有干训班，有自忠中学及一部分家属。我除了到各处看视之外，并没有其他什么事情。我住了一个多月，前方一直没有信来。忽然听说何基沣的儿子给自忠中学的同学写信，讲到我已被撤职，调为参议。我也弄不清楚是什么把戏。后来，冯治安来电要我返回前方。我回去后，军长刘振三告诉我： “你久不回来，所以，军、师长们联名找冯治安，一定要请你回来。”因此，冯才不得不给我来电。但是，冯对我仍是怀有戒心，不让我住贾汪，要我住在徐州都天庙营房。理由是照管徐州留守的司令部各机关。冯把我和部队隔离，固然是件坏事，但另一方面，也使我的行动比较自由，便利二野及三野等方面派来的同志找我商议事情。
15、再次见到周恩来同志
许久以来，我热切盼望与党取得直接联系，由于这个心愿一直尚未实现，心中十分不安。1946年夏天，忽然得知冯玉祥先生要出国考察。我认为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便以送行为借口，从徐州到达南京，住在冯玉祥的寓所。
我知道周恩来同志住在梅园，十分想见到他，可是，党的纪律和党的利益不允许我冒然前往梅园。当时，王冶秋同志在冯玉祥处工作，在同他畅谈之后，我请他代我与中共办事处联系，要求见周恩来同志，请安排一次见面。王冶秋同志把我的请求转告了党，第二天，王告诉我说：周恩来同志约我亲自面谈，由于事关重大，去梅园诸多不便，约定在次日傍晚时分，在冯玉祥寓所附近一个偏僻去处的公园外面相会，到预定时间时，周恩来同志将乘一辆黑色小汽车经过那里，要求我立刻上车，谈话将在车上进行。在中国即将进行两条道路、两种命运决战的关键时刻，我能够向党组织当面汇报，又一次亲自聆听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的教诲，并直接接受党的具体指示，这是多么珍贵，多么令人感到幸福的啊！
我怀着激动兴奋的心情等到傍晚，便穿着军便服约会王冶秋同志，装着散步的样子走向指定地点。这里很僻静，附近见不到什么人烟。约定的时间到了，一辆黑色小汽车准时开到，在我们跟前停住。车门打开，我看见久别渴望的周恩来同志身穿中山服，镇静地坐在后座向我点头。我跨进去刚坐在他身旁，汽车便迅速开动前进。在向前行驶的时候，周恩来同志仔细地透过后面的车窗观察，看到没有盯梢的车子，便向我亲切问候。车上，除司机外，还有一名警卫员坐在司机旁边。我立即汇报了徐州地区的情况。周恩来同志时而用炯炯有神的目光注视我，时而沉思点头。我向周恩来同志谈到今后工作和组织起义的问题后，他指示我： “现在，要多向蒋军官兵，向那些高级将领和带兵的人，说明我们党的政策，指明他们的出路。蒋介石是一定要打内战的。他要打我们就也打。我们不但在战场上狠狠回击他们，也要从敌人内部去打击顽固派。要争取策动高级将领和大部队起义，这样，可以造成更大声势，瓦解敌人的士气。”我表示：我所在的部队和我相处很久，彼此均很熟悉和信任，在作战中，他们肯定会服从我的调动。现在，大多数官兵都认识到跟国民党走没有出路，起义是有条件的。只要党下令，我可以保证随时起义。我告诉周恩来同志，在部队中的斗争很复杂，有不少反动的国民党军官，还有一批特工人员，为了保证起义的顺利，为预防敌人的破坏，请求解放军在进攻前派联络人员到我那里去，以便很好的配合。周恩来同志表示赞同的点点头。他沉思一刻，环视四周，又看看表，忽然紧紧握住我的手摇动起来。我明白了，这次谈话必须结束了。在我面前的这位卓越的党的领导人的肩．E，有无数的重担要承担，有无数事情等待他急迫料理。他日理万机，不分巨细，正当国民党反动派气焰正在嚣张的时候，还不避风险的在国民党首都的南京街道上，从容不迫地做出了打击敌人的指示，这是何等令人惊奇赞叹的壮举啊！尽管我还有许多话要说要问，但是为了迎接光明与黑暗的决战，我已不能再同他坐在一起，偎靠在他身边了。
汽车在一个僻静地点停下，当我迅速下车后，汽车立即疾驶而去。顷刻便消逝在旧中国沉闷的夜色之中。
次日，王冶秋同志到梅园办事处去，回来对我传达了董必武同志指示：在车上的谈话很重要，很有价值，但当时干扰太多，还有一些问题不十分清楚，最好写一个详细的书面材料。我遵照董老的意见，把徐州敌人布防情况和我的要求，写了一个详细的说明材料，转交给周恩来同志。
在同周恩来同志会晤前，王冶秋同志曾提到：有人谈论李济深正在南京搞“第三路线”，策划反蒋？邀我前去会面。我与李见面时，他向我谈了反蒋打算，希望我和他合作。我向恩来汇报时，也谈到了这件事，周恩来同志指示我在党的领导下行动。
16、 “守备”徐州
我带着周恩来同志和党的新指示赶回徐州。回来之后，再一次积极开展对冯治安的争取工作。我到贾汪找他，又借口冯玉祥的临别赠言，耐心地希望他认清形势，站在人民的一边，冯治安对蒋介石抱有很大幻想，根本不相信共产党和解放军能够取胜，也舍不得他的财产和小老婆，态度还是很顽固的。但是，仍然不放弃对他的争取，给他写了一封信，劝他认真考虑我的建议（信的底稿竟仍存留至今）。
冯治安与我多年相处，他总以为他是带兵的，我没有兵权，他不说话，谁也带不走他的部队。为此，他认为只要把我和部队隔离开，我就成不了什么大事，就不会有什么危险。因此，他坚决反对起义，但又顾虑我在多方面的威信与影响，也就没有对我立即下毒手。
在徐州，我和五十九军副军长孟绍濂详谈多次。孟在我任二十九军副参谋长时，是军部军务处长，我们关系较好。孟虽在七十七军任职较久，但在五十九军有较高威信，为人耿直、正派，群众关系好，人称为“孟夫子”。我常通过他去作五十九军工作。孟与李济深也有联系。
此外，五十九军军长刘振三由南京回来和我见了面。他也向我谈到与李济深见面的事，李向刘谈了反蒋计划。我借此机会也向他宣传了党的政策，希望他能认清形势，举行起义。据原五十九军副军长李九思说：刘振三曾告诉李九思“如徐州有大的战争时，五十九军一切行动应当听张副司令指挥。”李九思原是三十八师师长，因反共作战不力被撤职，调任五十九军副军长，在徐州住在家中。我由于李当时没有兵权，也不愿将起义计划过多的泄露，故起义时，李未参加，他对此引为终生憾事。我还多次作过张岚峰的工作。张也是我的亲戚，原为西二；匕军，曾在日本学习，在汪伪时和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第三路军总指挥。由于他总是脚踏两只船，最终遭到覆灭。
徐州是交通枢纽，许多部队及后勤机关均在徐州停留，每当解放军进攻到徐州附近，首先是这一部分受到惊扰，对当地军心和民心影响很坏，于是在1947年， “徐州剿总一决定成立徐州地区守备指挥部，任命一位守备指挥官，管理徐州及附近各县驻扎的部队（不包括有组织的大部队）和地方团队。凡是以上部队出入徐州，都要报告指挥部。此外，还兼管修筑徐州市内的半永久性工事。 “剿总”参谋长郭汝瑰是我在陆大的同学，他知道我在徐州，推荐我担任守备官一职。我考虑担任这个职务，便于掌握徐州军队行动及工事情况，又可自由出入“剿总一，到参谋处看阅军事情报和军事图表，随时了解军情的变化，因此，我同意兼任了这一职务。在担任守备指挥官时，我经常派人将徐州敌军情况及工事图表送往三野。在此期间，蒋纬国的战车团也归我指挥，他还向我表示，在战时保证将一辆指挥用的战车交给我使用．徐州市长滕杰也归我指挥。滕杰是蒋帮特务，他对我夸口说：徐州市完全被他用特务控制了。实际上，徐州确实是每家每户每个商店都有特务活动，这些特务故意露着手枪，到处敲榨勒索，民愤极大，群众恨之入骨。滕杰无址地吹嘘他的工作很好，对我说“共产党在徐州根本无立足之地”， “有个共产党在徐州，多年也不敢活动”，还说“有个共产党刚到徐州，就被逮捕了“。他说得口吐白沫，洋洋自得，但万万没有料到眼前他自己就正在共产党的指挥之下。整个徐州淮海战役前夕，军情十分紧张，蒋介石对我任徐州地区守备指挥官不放心，又对冯治安在第一线也不放心，便改任冯治安为指挥官。过不多久，对冯治安还是不放心，又任李弥为指挥官。
郭汝瑰在解放后对我说：他早已与地下党有了联系，看到蒋介石独裁腐败，早晚要垮台，所以，他是有意推荐我任守备指挥官的。
17、起义前夕
1948年十月中旬的一天上午，三野派联络部杨斯德等三位同志来到徐州，当面传达了陈毅同志及三野首长的指示，告诉我说：解放军将于11月8日发起进攻，应争取两个军起义。我立即向他们介绍了当前的敌情。研究与解放军配合的具体办法。由于我的住处是在第三绥靖区司令部内，人员来往频繁，监视也甚严，我便很快给他们三人换上了国民党军官的军装。考虑到我这里不便生入长时间居住，行动不安全，而何基沣是贾汪前方指挥所负责人，家眷又在那里，容易隐蔽，同解放军联系也比较方便，我就与何基沣联系好，吃过饭后，派人送杨斯德等三位同志去贾汪，在何基沣处住下。
起义前夕，我的处境是比较困难的。冯治安因i为我曾多次动员过他起义，也知道我在解放战争初期就动员过不少原西北军高级将领起义，所以对我存有戒心，一直令我住在徐州，不允许我接近部队。此外，不久前李德全同志在解放区电台上，号召西北军将士起义。这加重了冯对我的戒备，对我监视更严了。面对这种困难的局面，我想：我留在徐州，不和部队在一起，怎么组织起义呢？1946年，党中央周恩来同志、董必武同志亲自给我布置的任务是争取高级将领及大部队起义。现在，冯治安顽固不化，起义的时机已经来到，我必须设法脱身，尽快赶到贾汪，以保证起义的顺利和成功。这时，前方已有了战斗，我便向冯治安提出去贾汪参加作战指挥，并通过何基沣及五十九军高级将领也向冯提出同样要求，冯一概拒绝。我严正对冯说明： “前方将有大的战事，我应该到前方去，前方的军、师长也要求我前去共同作战”。冯经过考虑，想出个主意，就是把军长请到徐州，到他这里，由我主持开会，来讨论作战计划。
于是，在11月7日这天，本部的高级将领会议就在冯治安住处召开了。参谋长陈继淹（大特务，解放后被镇压）参加了，五十九军军长刘振三不在，由副军长孟绍濂参加，七十七军军长王长海有病，由副军长许长林参加。冯治安时而也参加听听。会议由我主持，上午开了半天，当然不可能有任何结果。午后继续开会。晚上，冯治安要宴请在徐州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邱清泉等。他走了，留下陈继淹及冯治安的亲信，继续开会。这时贾汪来电话找我。开始是何基沣，只说了句“有人和你说话”接着便是杨斯德同志的声音，他焦急地催促我即刻到前方去。电话机在楼梯下，正对着会议室的大门，室内紧张而寂静，大家都可以听得见对话的内容。我充分了解同志们的心情，但我知道如有一点疏忽，一旦事情败露，全局都可能遭到无法弥补的损失。因此，我一面压紧耳机，一面告诉他们“现在还在开会，会后争取早去”。陈继淹已有了怀疑，电话机刚放下，他就急忙追问是什么人来的电话？声音为何这么大？有什么事情？为什么这么急？我只得敷衍他说： “是何基沣电话，还是请我到前方去的事。”夜间十二点多，冯治安回来，询问讨论的如何，盂绍濂副军长回答： “还是需要张副司令到前方去”。冯说： “今晚谈不完，明天继续谈。”还是坚持不让我前去。我在此困境中冷静地思考到，明天（八日）军队就要行动，孟绍濂等在此，部队无人指挥，势必混乱，于是我提议说：“前方紧急，指挥官都在这里很不利，今晚必须先让他们回去做好准备，明日可再来。”冯表示同意。凌晨一点多，会议暂停，我交待了一下，孟绍濂副军长等便走了。对起义的准备和一些细节，我又反复想了很多，想了很久，我想：五十九军的军长、副军长及师长，团长，我都已作好工作，起义没有问题。对77军，何基沣历史较久，可以由他处理。我了解师长过家芳没问题，军长王长海有病不问事，师长李宝善是冯治安亲信，但问题也不大。我回到营房后，立即收拾随身的简单用具，决心火速去贾汪前线。屋子里的东西基本未动，以免我的行动被人察觉。
18、回到自己队伍
11月8日凌晨四时左右，我要来吉普车，带了一个随从，向贾汪出发。当时，徐州四周已戒严封锁，等候出入的车辆拥塞道路。我的车直开到栅门口，哨兵见我身穿军服，又是高级将领，便马上开门放行。
我以为走的很机密，但不知陈继淹已派人监视我。我一出发，陈便知道了。在冯治安楼下住的是冯的随从高级参谋尹心田。解放后，尹心田告诉我说：八日早晨，陈继淹慌慌忙忙进来对尹说： “张副司令开小差了，你知道吗？“说完就匆匆上楼向冯治安报告去了。半小时后，冯全副武装走下楼来，叫尹心田准备汽车去“剿总”见刘峙。尹问冯做什么？冯说： “去报告张副司令的事”。尹说： “事情还没有弄清楚就去报告，万一错了，刘峙一定会批评你过于张惶。”尹建议：“最好先打电话到各处，问问张副司令是否在那里，如果在那里，请张副司今回个电话。”这样，冯治安犹豫了，没有立即去报告，给我赢得了时间，。
在由徐州去贾汪的中途，是132师过家芳的防地。我与过家芳交谈后，打电话给何基沣，说我即刻到达贾汪。在132师停留期间，我得知冯治安已给前方各司令部打了电话，要我回电话。为了稳住冯治安，我到贾汪后打电话给他，并且说明： “前方吃紧，我到前方来了。解放军昨晚已开始攻击运河闸了，在这重大战争面前，我必须和我们部队同生死共患难，我希望你也来前方。”冯治安自然是不敢来前方的。他就送了个顺水人情，命我在前方负责指挥。这样，又为起义赢得了时间。
我是在上午八时到达贾汪总部的。何基沣告诉我说：昨夜孟绍濂副军长从徐州赶回来以后，立即在五十九军军部召集了一个军、师领导干部会议，杨斯德同志出席并宣布了起义计划。当谈到有些反动分子可能破坏起义时，180师崔振伦师长拔出手枪说： “准反对，以手枪对待。”最后，大家完全同意起义，决定八日中午出发，向台儿庄集结。总部通信官樊云门把无线电台及电话都已控制起来。把冯治安和刘振三家中的东西也放在总部柴油车上运往徐州。此后，禁止任何人去徐州。
五十九军原定八日十二时出发。我到贾汪后，为防止迟恐生变，立即命令及时行动。部队当晚都陆续开到台儿庄附近。。这时，很多部队下级军官及士兵不知道起义，谣言很多，我于是到几个部队说明了起义的必要。后来听说有几个国民党顽固分子向团、营长借手枪，要打死我，但没有人支持他们，未能得逞，
九日早晨，由于一些反动家伙煽动部下反对起义，有一部分人开了小差。崔振伦师长向我反映部队军心不稳，我就和他到部队去，首先到了段逢源团，经过我的讲话，都安定了。段团是起义部队中最完整的一个团。以后，师部走的人也陆续来了。就在九号这一天，解放军的大部队向台儿庄我们驻地开来，知道我们是起义部队后，便迅速向南开去。我们起义部队就由专门来台儿庄欢迎我们的解放军同志，带路向临沂开拔。其中有陈同生同志，华诚一同志等。在临沂休息一夜，又开往莒南、大店一带休整。
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上，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于1948年11月初刚刚打响之时，我部五十九军两个师、七十七军一个半师的二万三千余官兵，在人民解放军的周密配合下，于贾汪、台儿庄防地起义成功了！从而，开放了台儿庄一带运河上的通道，使徐州的东北大门敞开，让解放军得以迅猛直捣徐州，并切断了黄伯韬兵团的退路，造成蒋军上下混乱，惊恐动摇，对于徐州战局及淮海战役起了一定作用。
十一月二十八日，我们全体起义官兵通电全国，揭露蒋贼勾结美帝进行反人民内战的罪行，号召蒋军内部一切爱国的军政人员和仁人志士早日起义。十二月九日，华东野战军首长陈毅、张云逸、粟裕、谭震林等同志复电慰勉，特别是毛主席、朱总司令也在十二月十日来电奖励，指出我们在徐州前线率部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行列，极有助于革命战争的发展。这些亲切的鼓舞和教育，使我们一致决心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改进官兵关系与军民关系，争取早日把起义部队改造成为真正的人民子弟兵。在周恩来同志的教导和指示下，我在白区工作近二十年后，今日终又回到党的怀抱中来。在我竭尽努力争取冯治安无效之后，冯及其爪牙便阴谋伺机对我施展毒计，并企图阻挠我去部队，以达到破坏、瓦解起义的目的，但是他们未能得逞。
部队起义后，刘仁同志指示北平地下党组织，及时掩护了我的家属，将四个孩子撤离北平，护送到解放区。不久，我的女婿王永康也经地下党介绍去解放区工作。从此，在党的热情关怀下，我的孩子们陆续走上他们所向往的革命道路。
19、为革命事业而战
遵照党中央的指示，起义部队在华东野战军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了整训。工作队的同志们做了大量的、细致的工作。到五十九军来的工作队主要负责人是陈同生同志。
通过党的关怀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部队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变化，出现了新的气象，革命觉悟也有了一定提高。
在整顿工作基本结束的时候，中共华东局接我和何基沣到了益都，开了一个欢迎会，给予我们许多鼓舞二当时，天津战役正在进行，华东局为防止天津溃兵南下，命令部队开赴博兴、齐东一带，一面继续整训，一面担任河防任务。
1949年元旦前后，部队开往宿州的灵壁县整编。五十九军与渤海纵队合编为33军，由我任军长，韩念龙同志任政委，张振球、孟绍濂同志为副军长．77军与另一纵队合编为34军，由何基沣任军长。33军归第九兵团宋时轮同志指挥。改编就绪即开往巢县，准备渡江作战。
1949年四月七日，陈毅同志给我写来一封信，内容是： “克侠同志：兄领导起义后，弟来往南北不克在部，故未畅叙，深以为歉。郭政委（按：郭化若同志）来此谈及兄部改造经过及兄努力学习情形，甚好甚慰，望继续努力，得便当谋快晤。匆匆，致布礼。”
陈毅同志军务繁忙，但他对于我的关怀与帮助是很多的，我永远感激和怀念他。
在国民党反动政府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以后，人民解放军遵照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举行了全面的大进军。四月二十一日拂晓，在九兵团指挥下，33军随27军之后，仅用一个多小时，就从安徽的泥沙坝、外滩横渡长江天险，全部顺利地在南岸登陆，占领了滩头阵地，蒋军部队被歼一部，大部南窜。我军奉命向东急进，二十七日进抵广德，二十八日五时继续东进。这时，前卫抓获一名俘虏，得知芜湖、南京、镇江一线江防蒋军约六个军向杭州溃窜。当时，军部及一个团在广德，别的部队都正在东进之中，彼此相距很远，我军当即报告上级并决心截击逃敌。经过一天的战斗，歼敌万余人。这是我军改编后取得的又一个胜仗，锻炼了部队，也为今后胜利作战打下了基础。
在全部南逃蒋军被歼后，蒋介石又在淞沪地区集中残部十五万人左右，妄图凭借坚强工事，作垂死挣扎。第十兵团进击上海，阻于工事，伤亡较大，因此，将我军划归第十兵团指挥。经过九、十兵团英勇作战，与友军配合进攻，上海宣告解放。九兵团奉命担任淞沪警备任务。以后九兵团开赴朝鲜，任务移交33军，由郭化若同志任警备司令，我兼任淞沪警备区参谋长。
1950年党公开时，党中央组织部于三月七日做出了“关于张克侠党籍问题的决定。”内容全文是： “张克侠同志，保定军官学校第九期学生。大革命时期由西北军派送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因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一九二八年在校曾请求入团入党，但因当时蒋介石已叛变革命，西北军首脑冯玉祥也背叛革命，本人为西北军所派故未被批准。回国后即在冯玉祥处任职。在冯、阎反蒋战争时，本人一九二九年赴沪，得由张存实同志介绍入党，并负党的任务回西北军工作。此后因党未派人联系，一度失去组织关系。一九三三年因公赴沪，复通过张存实同志与党取得联系，后到南京陆军大学学习，曾参加张家口抗日同盟军工作，与党保有联系，同时并与第三国际一位马同志有工作关系。陆大毕业后历任二十九军及五十九军参谋长等职。在二十九军曾掩护我党在该军工作，在五十九军亦曾与王梓木同志通讯联系。抗战初期在武汉与我周、叶、陈诸同志联系，至一九四()年后曾中断。自卫战争开始后又与党取得联系，并在淮海战役中率部起义。上述情况，经张存实、王梓木、肖明、徐冰、叶剑英、曾志等同志分别证明属实。
据此我们认为张克侠同志，虽长期在国民党军队工作，但一九二九年入党以来，一贯与党保有联系，设法为党工作，并有成绩，故其全部党籍，应予承认。”
正当组织告诉我这一决定的时候，我的儿子木铁随第四野战军进入广州。他来信告诉我说他已被批准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复信将党中央组织部关于我的党籍的问题的决定告诉他以后，他十分激动的来信写到：“我在您的身边成长，从您的身上看到了许多可贵的东西，它鼓舞我离开旧的社会而投奔革命。但是，我从不知道您是一位共产党员，妈妈和所有亲人也不知道。在我入党时，我曾为不真正了解您而痛苦。今天，我们可以为共产主义的事业而并肩作战了。”
全国解放后，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我由于久志于绿化祖国的工作，请求转业。1950年被任命为华东农林部部长。1954年，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成立国务院，周恩来同志为总理，我被任命为林业部副部长，以后又兼任林业科学院院长、分党组书记等。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我都在工作岗位上。并认真遵循党的指示，按照党的政策，去努力做好工作。
20、永 远 向 前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在席卷全国的这一场触目惊心的斗争中，林彪、“四人帮”一伙，犹如沉渣泛起，无法无天，为非作歹。他们有恃无恐，不仅把思想搞乱，理论搞乱，组织搞乱，也使党的优良作风败坏，是非颠倒，给我们党和人民造成严重创伤，使我国遭受一场骇人听闻的浩劫。
在新形式的白色恐怖笼罩下，数十年来革命者为之奋斗的基业，几乎毁于一旦，大批为人民勤恳服务的干部被打倒，屈死。我本人的历史也被完全歪曲。他们说我是“假共产党，真国民党”， “假起义，真破坏”，甚至恶意中伤我“害怕起义，反对起义”，罗织的罪状多达一百多条。此时，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叶剑英同志等都明确表示我是无辜的，但他们无视法纪，在“六•六”通令之后，仍再次抄家问罪。我的爱人冯恺英向上反映情况，竟被管制。迫害株连子女和亲友。在1969年8月，我这个四十年前便投身子祖国解放事业的人被宣布“解放”，并下放广西农村。1971年6月，因我年老患病，在周总理过问下才返回北京。
粉碎了“四人帮”，这是我们党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祖国得救了，党有了希望，社会主义事业获得了新的活力，前途充满了光明。为了吸取历史教训，为了实现老一辈革命家的遗愿，为了实现祖国的四化宏图，必须把林彪、 “四人帮”颠倒的是非再颠倒过来，必须在党内生活和国家生活中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客观实践，绝不允许有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的神化人物及特权。
风云半百暑又寒，历尽坷坎知艰难，喜看江山春烂漫，壮心不已永向前。我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展望未来的前途，决心在党中央指挥下进行新的长征。历史的前进车轮是任何人也阻止不了的。她会对是非屈直作出最公正无情的证明。
后 记
一、文化大革命前，中央组织部曾要求各部委领导人写份自传上交。文化大革命时，我的自传被抄家掠去，有个别人指望从我的历史中找出罪状，派出八百多人次在全国范围追查了多年，结果是毫无所获。但是，他们仍在我的自传中塞人虚构之辞，企图混淆客观事实。为此，我必须趁我仍然健在之时，写一份真正的自传，除呈报上级党组织存档备案外，并传诸亲友及子孙后世，以了解我的真相。二、在淮海战役三十周年前夕。几位从事党的宣传工作的同志来找我，让我把淮海战役起义经过及我个人历史写个书面材料，并为我拟就一个提纲。同志们说：这是有关历史和思想教育的有益材料，希望我从党的事业需要考虑，动起笔来。
我是中国共产党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一名普通战士。我曾在敬爱的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然而，我所做的一切，距离党和人民对我的要求相差甚远，加以年逾古稀，许多往事已记忆不全。但是，同志们再三地诚挚要求，使我不得不勉为其难地整理出这篇东西。
这是我本人生活和工作经历的记载，同时，也是对我的历史所做的汇报和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长期的，艰苦的，复杂的，为了革命的胜利，无数人民战士前仆后继，在战场上，在敌人的监牢内，英勇献出青春和碧血。在这样一场伟大的斗争中，有的同志在前线和敌人厮杀；有的同志在敌人内部搏斗；有的岗位是公开的；有的岗位是秘密的，甚或是默默无闻的。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崇高的革命目的一一建立一个光明的、富强的新中国。
今天，曾经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地下斗争的同志们已幸存不多了，他们几乎全部遭到林彪、 “四人帮”一伙的诽谤和陷害。我本人不仅“在劫难逃”，而且家族亲友遍受株连。
为了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为了使全国人民，特别是新的一代人了解革命历史，了解新中国政权的得来不易，我的这篇记载，也许能够从一个侧面提供些资料吧!
一九七九年十月五日
（ocr未经校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