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童年的回忆
1900年，这是祖国历史上可歌可泣的“庚子年”。这一年，八国联军的铁蹄肆意践踏着神州大地，义和团儿女和中国人民的鲜血染遍城镇乡村。就在这中华民族满怀悲愤而奋起反抗的年代，我出生在河北省献县一个穷僻的村庄里。从我刚刚懂事的时候开始，国家的不幸，民族的灾难，便艨胧的闪现在我幼年的脑海中。
我的家乡，名叫侯陵屯，有几十户人家。是我的祖父为了谋生，从外乡迁移到这里来安家落户的。他有四个儿子。由于穷困所迫，他把有限的田地交给大儿子耕种；二儿子去天津学作厨师，粗足自给；三儿子闯关东，一去杳无音讯。我的父亲是小儿子，为了寻找生路，也在未及成年的时候，出外当了兵。父亲开始当兵时，受了不少折磨，由于他的勤奋耐劳，由兵士逐步升为现役兵排长、续备军队长等职。这样，我在后来就同母亲远离家乡，随着父亲在外地度着飘泊不定的生活。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前夕，父亲在安徽省安庆驻军时晋升为管带，相当于后来的营长。民国成立后，他在湖北宜昌王占元部下任营长。后来由于和顶头上司一个惯于敲诈勒索的团长发生矛盾，于1920年遭到诬谄，不久被解职转到地方工作。
2、投笔从戎
我在幼年和少年时期，家住在河北获鹿县，我就在当地读私塾，后来兴办了学校，便入小学校读书。辛亥革命成功，民国成立，我就到北京汇文大学附属小学上学。
小学毕业后，升入汇文中学。我一方面用功学习，一方面阅读了不少历代中外名人传记，在思想上受到很大激励，渴望学到有用的本领，能够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
1915年，中学快毕业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政府提出了灭亡中国的“廿一条”，袁世凯为了要当皇帝，对日屈服投降。全国人民听到这一消息，无不义愤填膺。为了反对这个卖国条约，北京及全国人民开展集会示威及各种抗日活动。我积极地投身这一抗日爱国的革命浪潮，并热情宣传抵制日货。在这样一场运动当中，我开始思考人们都在议论的一个问题：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堂堂中华大国，为什么受一个小小的日本任意宰割呢？最后的结论是：我国的政府，特别是我国的军队太腐败，太无能。我决心不再上学而走另一条路：弃文习武，投笔从戎，振兴祖国。当时（1916年）汇文大学已改为燕京大学，我放弃升人大学，毅然考入北京清河陆军军官预备学校。就这样，我由一个埋头读书的学生而成为一个驰骋沙场的军人。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从此开始了。
军事学校和过去我曾读书的理文学校完全不同。这里生活很艰苦，操练很紧张。但是，我并不贪恋过去的安静生活，只热烈地希望在吃苦耐劳的磨练之后，能够成为祖国强大军队中的有用之材，不再让我们国家受到外国列强的欺侮和凌辱。
就在我上军校的时候，在我个人生活中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母亲双目失明，无人照料，在亲友的主持下，母亲给我定了亲。爱人是一个出身农村朴实而刚直的姑娘，她的名字叫李德璞。我们在1918年结了婚。这一桩婚姻，对我未来的革命道路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一是：不论是我由于战争或由于为党秘密工作而行踪不定，甚至生死不明的时候，我的爱人（1963年，她积劳病逝）总能默默承担一切，使我从未受到家事上的干扰；二是：1924年冯玉祥将军因前妻去世，经人介绍续娶了我爱人的姐姐李德全，我成了冯玉祥的连襟，因此，为我以后长期在西北军从事党的工作，构成了有利条件。
3、北 伐 前 后
1922年，我升入保定军官学校，于1923年毕业。此时，由于连年军阀混战，国家财政十分窘迫，全国军队中有的能够发饷，有的不能。军校毕业的同学们，大部份都要求分配到能发饷的军队去。冯玉祥的军队，粮饷均很困难，但我纵观全国军队，感到冯的部队，纪律比较严明，训练比较认真，是国家可以指赖的军队。为此，我便和二十几名同学要求分发到冯玉祥部队。同去的有董振堂、边障伍、何基沣等同志。到冯部后，我先在宋哲元的二十五旅见习。半年后，由于体质较弱，加上操练异常艰苦，患染了肺结核病，不断吐血。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结核病是一种使人恐惧的传染病，和我住在一起的人，精神都很紧张，我不得不离开军队回家疗养。1924年1月，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全国和广州的革命群众运动有了蓬勃发展。孙中山先生为了铲除北洋军阀积极作好北伐的准备，在广州成立了大本营，命令大本营军政部向全国征聘军事人才，国内外军校的毕业生都在聘请之列。我的同学李明灏在军政部程潜的属下工作，来信邀我前去。此时，冯玉祥因为和我有了亲戚关系，再三劝我养好病之后仍回他部队去。当时，我并不深刻懂得政治，但是对广州的革命运动却十分响往。我佩服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认为他的政府和军队是革命的，所以，尽管当时由北方去南方投奔革命，要遭受搜捕和暗害，阻力很大，困难重重，我还是下定决心到大革命发源地广州去。为了防止敌人的迫害，我把原来的名字张树棠改为张克侠。这个名字一直延用至今。
我从上海乘船赴广州，这是第一次单身远行，风浪中又有风险，吃了不少苦头，却也长了不少见识，辗转行程，总算平安到达了目的地。经过李明灏介绍，我见到了军政部部长程潜。开始，我被任命为军政部少校科员，后来又兼任陆军讲武学校教育副官及队长。陆军讲武学校原是军政部办的军官学校，地点在黄埔。蒋介石从苏联回来，提出由党开办军校，于是就把原来的军官学校改名陆军讲武学校，以后又改称黄埔分校，地点迁到广州北校场。
讲武学校设军官两队，军士两队。我任军士队的队长。左权同志在军官队学习。我们彼此很熟悉。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左权同志正在莫斯科陆军大学学习，我们曾晤谈过多次。左权同志后来成为一名人民军队中的杰出将领，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
北伐前的广州，充满了革命的气氛，大大开阔了我的眼界，使我受到了强烈的革命熏陶。特别重要的是使我知道中国有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党一一一中国共产党，并受到共产主义革命启蒙教育。在这里，我参加了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群众大会。当时，会场上革命旗帜高高飘扬，群众情绪极其热烈，这种场景是我在北方从未观过的，我的心情异常激动。在大会主席台上就座和讲演的各界人士中，有手拿农具的农民和手握工具的工人。这些工农代表以主人翁的身份参加大会以及他们所受到的欢迎，使我深信无产阶级终将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我们贫穷苦难的祖国出现了光明的希望。
讲武学校的党代表廖仲凯先生多次来校讲话。他是国民党的左派，他的主张是同共产党的基本主张相一致的。他的讲话坦率、有力，流露着对蒋介石的不满。原来蒋介石不给讲武学校发枪，经过廖仲凯先生的力争，才发给了一部分。
我阅读了刚出版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还在广东大学亲自听到孙中山先生讲述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孙中山先生敢于斗争，不畏强暴。当帝国主义扣押了海关物资，孙中山先生就命令炮兵把炮口对准海关大门，迫令对方交出。这种令人鼓舞的行动与北洋军阀奴颜婢膝，畏洋人如虎的丑态，适成鲜明的对比。
对于在广州的所见所闻和感受，我都详尽写信给我的内弟李连山（他曾多次掩护过我党地下工作者，抗战后期，为日寇迫害致死），嘱托他读给冯玉祥先生听，并殷切劝告冯不要再同军阀们混在一起，希望他能不失时机的参加革命的行列。内弟十分支持我的看法并且回信说，冯玉祥非常赞同我的见解。
1925年北伐开始，北伐军以讲武学校军士队毕业的学员为骨干，配备以士兵，编成了两个营，我担任第一营营长。
不久，担任北伐军一路指挥的程潜奉命出师湖南，李明灏奉程潜的命令，赴湖南联系唐生智协同北伐。这时，我得知冯玉祥已同国民党和北伐军取得联系，便和李明灏一齐北上。到上海后，他去湖南，我转道回北京。
为了响应北伐，反对曹琨、吴佩孚，冯玉祥先生发起了“首都革命”，北京也出现了革命的气氛，但为时不久，段祺瑞被推为执政，形势开始逆转，因为直系和奉系争夺平津地盘，段祺瑞将冯玉祥任为西北边防督办，所辖部队改为西北边防军，驻地为察、绥、甘、青、宁一带，地面虽大，但很荒凉贫瘠。这就是西北军的由来。
回到西北军，我被任为学兵团团副，团长为张自忠。我与他的结识就从此开始。这时，西北军大事扩建，增加许多的师旅，并由于同国民党联合，苏联派来很多专家顾问，送来许多武器弹药。国民党也派很多人来做政治工作，其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如宣侠父同志等。
我在西北军的这一段时间里，北方各派系军队为了争夺地盘，多次发生混战，为形势所迫，冯玉祥曾一度出走苏联，在苏联住了几个月，学了不少革命的道理。在冯玉祥先生回国时，斯大林和中国党为他组成一个庞大的领导班子，有苏联顾问乌斯马诺夫，有刘伯坚为主任的政治部。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在绥远五原誓师，出兵潼关，参加北伐战争。遗憾的是：由于冯玉祥先生未能坚持革命初衷，所以到郑州后，经不起蒋介石、汪精卫的笼络欺骗，竟误入歧途。因此，不仅损害了革命，也造成了他本身的失败。这也是他后半生深为懊恨的沉痛教训。
4、赴苏学习
冯玉祥先生从苏联回国时，李德全还留在苏联，从莫斯科来信给我，热情称赞苏联的革命和建设，说苏联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而成立了一个中国劳动大学（简称中山大学），劝我前去学习。我立即决定到苏联去学习。当时，奉军已大举进关，北京政府反苏反共甚嚣尘上，根本不能公开申请护照去苏联。我便通过一位亲戚唐悦良的关系，向外交部办理了一张去巴黎留学的护照，又请我的同学和好友王以哲帮忙。王以哲那时是张学良卫队团团长，随张学良在北京。他不仅为我办了一张东北军的护照，以备路上盘查，同时，还热情地为我写信给东北铁路沿线的旅店，便于在沿途停留时给予方便。这些旅店的经理大都在“帮”（青、红帮），与王有关系。因此，我在1927年春，顺利到达了久已向往的莫斯科。（王以哲将军是东北军中有影响的将领，是一个深明大义的爱国军人。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他是东北军中参与张学良将军与周恩来同志第一次会见的人。他积极拥护周恩来同志提出的我党各项主张。在张学良去南京后，他遭到托派，极“左”分子孙铭久等人暗杀，是一位为革命统一战线而献身的人。 ）
当时，驻莫斯科的西北军代表团团长是鹿钟麟，我请他接洽入学的事，未等办成，他回国了。到了四、五月间，《真理报》刊登了蒋介石叛变的消息，隔一个月，又刊登冯玉祥与蒋介石合作，叛变革命。接着，李德全离开莫斯科返回国内。我很担心入学的事可能落空，便自己去学校教务处请求，他们经过研究，同意我先参加学校的夏令营。夏令营是利用暑假组织学生们进一步学习和锻炼身体，并参加一些有益活动的组织，在这一活动中，我得到不少教益。
暑假后，我进入中山大学，这个学校实际上是一座由苏联共产党主办的生动活泼的马列主义大学。经过马列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我开始了解到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纠正了旧历史书上英雄创造历史的错误观点，进一步明白了国家的前途和人类的未来以及我们当前的出路，纠正了过去所谓“教育救国”， “强兵救国”等错误认识。
通过对马列主义的学习，我提高了革命的觉悟，深切认识到：只有马列主义的真理才能指导革命的成功，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工农大众推翻旧中国，建立光明的新世界，使人类获得真正的彻底解放。因此，我决心参加共产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我渴望有一个新的政治生命，迫切希望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5、申请入党
在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前，在莫斯科有不少中国学生经过申请得到批准，参加了共产党。在蒋介石叛变后，斯大林完全断绝了与国民党的关系。准许入党的人，只限于劳动人民出生的人。我是西北军中相当高级的军官，所以多次申请均未得到批准。1928年暑假期间，苏联党将东方劳动大学的中国学生饼到中山大学，并决定把国民党的学生以及非共产党学生都分批送回中国。我临回国之前，党组织又认真地找我谈了话，说我的入党问题在莫斯科暂时解决不了，回国后仍可以申请：并郑重地告诉我，目前中国革命正受到严重威胁，国内白色恐怖猖獗，在这样的生死关头面前申请入党，这一行动的本身就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和我同时回国的一位同志名叫张振亚（后改名张存实），他也是从西北军来的。他的几个兄弟都是早期共产党员。他本人是在东方劳动大学入党的，我曾多次向他谈到我的入党愿望，他答应回国后替我联系，如果组织上同意接受，他马上会通知我。
按照规定，回国人员分为两路，凡是共产党员均须偷越国境通过东三省进入内地，其余的人由海参崴直接去上海。为了越境同志的安全，我给王以哲写了一封表示问候的信，交给了张存实，让他随身携带备用。后来得知由于这封信，他们果然避免了严格盘查，这封信真的起到了保护革命同志的作用。
1929年，在冯、阎反蒋的中原大战初期，我接到张存实来信，他叫我到上海，接头地点是静安寺路教堂，接头人是会长，叫董健吾。我知道这是一个重要时刻，当时，上海正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不少共产党人被追捕，被杀害，甚至一些党的同情者或嫌疑犯也被关入监牢。在这严峻的时刻，党关怀我，信任我，同意解决我的入党问题，我决心把自己的一切都交付给党，请党审查我，考验我，接纳我。
大约在七月间，我到达了上海，按照规定的接头地点见到了董健吾。他询问了我有关情况，答应为我去找张存实。两天以后，张存实同志来了，他让我先租一间房子住下来，等待组织的进一步安排。又过了两天，在交通员的安排下，我会见了组织上派来的一位同志。这位同志对我的经历很熟悉，在同我谈话之后，要我写一份入党申请书，由张存实负责转交给组织。我在递交申请书的同时，向组织上提出让我到苏区去学习和工作，我衷心渴望到苏区去，以便在党的直接教育关怀下，好好学习并在工作中锻炼自己，不断改造自己使我能为党多作些贡献。过了一段时间，组织正式通知我说： “中央已批准你为共产党员，是特别党员（秘密党员）。你不要与地方党组织发生关系，不可暴露身份，要严守党的秘密，遵守党的纪律。以后，党中央会与你直接联系。”关于我今后的工作和我个人心愿，他说： “你去苏区的意见，组织上已认真地研究过了，考虑你在西北军中有较好的条件，你在那里工作对党更为有利，这是党的需要。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是伟大的，艰巨的，要动员和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党相信你一定能够愉快服从，并胜利地完成党交付你的一切任务。”我已经成为一个共产党员，党的需要即是我的需要，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我将不惜自己生命去完成党组织交给我的艰巨而光荣的使命。
当时，周恩来同志正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及军事部长。从此，我便在他关怀和领导下，开始我新的政治生命的征途。
临别时，组织上给我规定了与党联系的方法。通信地点多为大公司、大旅社。收信人多为假名，我来信所用假名为“张光远”。
6、 在 西 北 军
根据党的指示，我由上海重返西北军，被任为张自忠师的师参谋长。我积极参与了反对蒋介石的战争，随时将有关情况汇报给党组织。
1930年，反蒋战争失利，部队退到山西境内。为了调查战后形势变化，张自忠让我到各地走走看看。我借这个机会，从南京转上海，又通过董健吾找到了张存实。张存实报告组织后，组织上派人听取了我关于此次反蒋战争经过及西北军情况的汇报。我请示今后工作，组织要我仍回西北军，由张存实担任单线联络。在上海期间，党派许多同志来旅社探望我，同我交谈，告诉我许多生动的革命事迹。其中，陈赓同志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陈赓同志来时是化了装的，他穿了一身青缎子裤褂，裤腿用黑缎带扎紧，样子很象上海的“小开”，一进门便高声招呼，一见如故，十分亲切。他英姿焕发，诙谐善谈。我先已听说他在不久前的一次战斗中腿部负伤，关心地问他伤势是否严重，伤口是否复原。他就立刻当场表演起来，一会纵情跳跃，一会又下蹲屈腿，显示他的伤腿已经彻底痊愈。我们相互交谈了彼此
的见闻和感受，十分知已。这一会面，使我至今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我返回山西后，进入山西的西北军，宋哲元部已改编为29军，张自忠部改为38师，我仍担任该师的参谋长。当我去上海时，曾有人来找过我，留信一封，署名张简斋，至今不知是何人。还有一人假充是我兄弟，在师部住了几天，这人向外面写信反映有关师长及师部腐败情形，信被张自忠查觉，我也不知他是何人。这件事情使张自忠产生了同我的隔阂。此外，在中原大战后，蒋介石为了进一步瓦解西北军，除收买和重用韩复榘、石友三之外，还策划冯玉祥的高级将领反冯，任命孙连仲、梁冠英、吉鸿昌、张自忠为四个路军的总指挥。孙、梁、吉因此离开了冯。张自忠被任命为第廿三路总指挥。委任状派人送到师内。我趁张自忠不在师中，便把队伍带进了山西（这是根据冯玉祥要西北军到山西集结整顿的指示来办的）。这也使张自忠对我产生不满。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陆军大学招考，我被29军保送去考陆军大学。考取后半年人校。陆大的学制为三年。张存实经常找我搜集军事情报和索取军事书籍。有一次，张存实介绍一位在第三国际工作的马同志来找我。他需要一个助手。张存实便介绍我弟弟前往。我弟弟原名张树棣，后改名张克义。他原在通州潞河中学读书，可能是在那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在苏联学习时，他进入北京辅仁大学。我回国后，他在北京从事学运工作及工人工作。后来我送他到日本铁路学校学习，他原会英文，从此又学了日文，他在帮助马同志工作时住在一个白俄人家中，又学习了俄文，他主要是为马同志翻译各种资料。马同志可能是做情报工作的，1933年，我在抗日同盟军时，马同志介绍我弟弟到苏联伯力学习，从此再没见过面。1937年， “七•七事变”之前，有一位叫苏子元的同志从苏联来看我，说是我弟弟介绍来的，告诉说我弟弟在苏联，一切均好。苏同志也是做情报工作的，我曾供给他有关情况及材料。据党组织派来同我单线联系的肖明同志说，组织上是知道马同志及苏同志的。
7、抗日同盟军
在陆军大学上学时，虽然我与党有联系，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总以自己工作太少，贡献太小而深感不安。1933年5月，我内弟李连山从张家口来信告诉我：冯玉祥正与共产党合作，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进行抗日。我决定利用当时放暑假的时机，前往参加。在这同一个时间里，蒋介石也利用暑假在庐山开办一个包括陆大在内的各军事学校参加的训练班，我未予理睬，不经请假就到了张家口。我向冯玉祥表示，支持他爱国抗日。
抗日同盟军是由许多部分汇聚起来的，有宋哲元29军的一部，有方振武队伍的一部，有从东北退进关内的义勇军一部。也有旧西北军军官召集旧部临时凑起来的，他们都是自费抗战的。总司令部的多数成员，是跟冯玉祥过去一起工作的旧部。政治部有个张慕陶，名义上是共产党介绍来的，后来发现是托派。最初，我任同盟军的高级参谋，后来，由于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各地前来张家口参加抗日的学生很多，为接纳他们，并为建立新军培养干部，开办了一个干部学校，由我任校长。
蒋介石对同盟军十分仇视，一面封锁张家口，造成种种困难，一面百般破坏同盟军组织，收买反冯的部队（如庞炳勋），拉拢中立部队（如孙殿英）当时，孙殿英驻守沙城一带，约有数万之众，有举足轻重之势。我曾为冯玉祥去联系孙殿英，宣侠父同志也作孙殿英的工作，然而，孙殿英看到无利可图，不肯合作，虽然晓以大义，也没能成功。但是，抗日同盟军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下，士气很高，作战英勇，曾一度收复多伦、沽源，获得全国的赞扬。
到了八月间，在蒋介石反动势力和日本侵略军的双重压迫下，抗日同盟军面临困境，财源已近枯竭。武器弹药极端缺乏，轰动一时的抗日行动终于失败。冯玉祥被迫重赴山东泰山隐居。此时，由柯庆施主持的共产党前委决定将同盟军主力向西撤退，打算去同陕北的红军会师。在前委所在地张北的张存实，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我决定率领干部学校二百多人随同西去，我还联络同我熟悉的支应遴第一师，采取一致行动。主力走的北路，支师走南路。行军两天中，队伍不断遭到山西方面反动军队及地方反动武装的袭击。于是，主力在前委领导下又折向东去，经龙关、赤城，赴冀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一路更为孤立无援，只得折回张北。由于这时候宋哲元奉命接管察哈尔省政权，受冯玉祥委托处理同盟军善后事宜，所以，支师（原系29军教导团）又归还原建制。我原是29军送往陆军大学的，此时陆大已开学多日，就由宋哲元给学校发出一份电报，说我因病须推迟返校。因此，我回到陆大后，校方未予深究。
在抗日同盟军内部，人员很复杂，也混进不少蒋介石的特务，由于他们的告密，吉鸿昌、张存实等同志曾先后被捕。在抗日同盟军后期，前委指挥大军忽东忽西，陷入敌伪重围，遭到毁灭，令人痛，惜。当时，察绥一带情况比起陕北及江西苏区都较为优越，粮食及物资较丰富，如能象早先西北军那样通过外蒙古得到苏联帮助，再做好冯玉祥的工作，给他指明出路，说服他继续革命，不去隐居山东（因为冯那时尚有号召能力），那就很可能出现另一种局面。
8、 “七•七事变”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加紧推行吞并中国，独霸亚洲的政策，在1937年7月7日派日军向驻扎在宛平芦沟桥的29军发动进攻，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我国的抗日战争从此爆发，在此以前，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号召全国人民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作战而斗争。党的政策和号召就是我在29军工作的最高指导原则。1937年四、五月间，29军的参谋长张樾亭根据国民党的旨意，给宋哲元拟定了一个消极的、错误的对日防御作战计划。我当时是付参谋长（我是从1934年担任此职的），否定了这一计划，向宋提出一个集结兵力于平、津、保地区，主动攻击敌人的作战方案，计划在日军增援之前，以29军约十万之众的优势兵力，一举消灭在华北的两万日军。我将此计划向党作了汇报，得到了党的同意，并给了书面的肯定答复，这些事情都是通过肖明同志着手进行的。在党的指导和支持下，我积极进行抗日的准备工作并采取了适当措施。此时，除与肖明同志联系外，与徐冰同志也有多次来往。
“七，七’事变发生后，党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要求宋哲元立刻动员全部29军开赴前线应战。当时，宋哲元正在山东乐林老家休养，张樾亭又在南京，守宛平部队的团长也在庐山受训，部队仍照平时一样分散驻在各地，这些情况对作战十分不利。因此，在北京的各负责人推举我和赵登禹乘飞机到保定转往乐林接宋回来主持大计。我便借此机会，说服宋哲元坚决抗战，挽回危局。宋到天津后，何应钦由庐山打来长途电话，宋不接，让我来接。何应钦告诉我：接到中国驻日本大使电报，日本已颁布全国动员令，侵略已成定局，请宋即回北京准备作战。我向宋报告后，他态度犹豫，我对他指明：作战固然有困难，但也有克敌致胜的条件，现在已到民族存亡关头，不战将会成民族罪人，战而不胜仍可以向人民交待。又告诉他：按现在敌我形势，我占优势，可以在敌人增援前抓住战机击败敌人。宋认为我讲的有道理，叫我提出作战方案。我连夜拟好了计划，大致与上次给党的计划相同。第二天凌晨，我将计划送去时宋的态度突然变了。原来是天津的汉奸及投降派包围了他，他受到恫吓和利诱，竟不顾民族大义和我恳切劝告，决定与日寇妥协。他先到日军司令部吊祭日本病故的驻屯军司令，然后乘日本为他准备的专车回北平，继续谈判。
宋哲元连日与日本代表谈判，不再搞军事准备。其原因是他和他的一些主要将领及部份政府官员深恐战争打下去，冀、察、平、津地盘丢掉，个人的既得利益丧失。日寇恰恰利用宋哲元与他们讨价还价的时机，一方面向关内运兵，一方面吃掉分散在丰台、廊房的驻军。眼看大好时机丧失，成旅的驻军被葬送，我实在痛心极了。为挽救危势，我感到26军军部仍在南苑，处于敌我双方的中间地带，失去指挥作战的作用，因此，再三向宋提出将军队按作战要求重新部署，把军部移至便于指挥、便于作战的地位，但是，宋哲元都不允许。
七月二十七日傍晚，日寇逼近南苑，宋此时才下令军部移进北平城内怀仁堂，命令赵登禹去南苑指挥部队。晚六时许，赵到南苑，我向赵介绍了情况，他召集师、旅、团长开会，发布了口头作战命令，我就随军部进城了。夜间，日寇围攻南苑、佟麟阁、赵登禹在突围中阵亡。军部直属队及留南苑部队损失惨重。直到骑九师长郑大章突围到永定门城中才知道南苑失陷。这时，城防部队是冯治安37师的一部份，兵力不足，城中人心惶惶。杨秀峰、张申府、张友渔等三位教授奉党的指示来找我，谈到城防空虚，准备发动群众帮助守城。又因为传说我军收复了丰台，他们提出利用这一胜利，召开一个庆祝大会，藉此来激发抗战的士气，动员群众支援抗日战争。他们怕城防司令不同意，所以让我去说。我认为这是党的指示，便答应照办。
十八日下午二时，宋哲元召开军政首脑会议，没有通知我参加。我为落实召开庆祝大会一事，到会场向宋报告情况，宋却说什么军队都不能打，老百姓又何能为？他不相信群众力量，表示不同意。我又找城防司令冯治安，他推说会后再谈。实际上，宋哲元在这个会上已表示了屈服，要把29军撤出北平。散会后，冯治安骗我说庆祝会可以开，闭口不提当夜撤退的决定。我很快用电话通知了杨秀峰等同志，要他们积极准备。不料，当我在夜里回到怀仁堂时，张自忠用电话把我叫去，告诉我：宋哲元和部队从西面绕过芦沟桥撤向保定了，要我通知从南苑逃进城内的人员急速出城追部队，明天清晨日军就要进城，来不及走就快换便衣藏起来。我听了这些，真犹如晴天霹雳，马上集合在城内的人员说明情况，并立即把这一突变打电话告诉杨秀峰同志及其他同志。接电话的是刘清扬同志，我告诉他们庆祝大会不能开，人还要躲起来，速作另外打算。面对着降临的民族灾难，眼看着大好河山不战而失，我怒火中焚，忍不住痛哭一场。
宋哲元带着部队撤退时，留下两个旅，一个是阮玄武旅驻北苑，一个旅守天坛。日本侵略军知道宋哲元撤走，在29日进城后，将两个旅缴械，以后，由老牌汉奸殷汝耕等组织了伪政权。张自忠看大势已去，躲进东交民巷，后来设法逃到天津，乘船去山东了。至此，这场抗日战争的序幕，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亲日派的卖国求荣，就这样令人痛心的可耻的仓促结束了。
9、坚持抗日
我在失陷了的北平，隐蔽到“八•一三”上海抗战之后，我日夜盼望赶快逃出去，到南方去参加抗日战争，为党为民族竭尽自己的力量。在天津经商的表弟房兆墚给我寄来很多做生意的证明，我便与内弟李连山去天津。在天津火车站上遭到敌人大搜查，内弟被抓走，表弟把我安全送到英租界一位亲戚家中，次日，’内弟才脱险回来。几天后，我们乘英国轮船到烟台，又转往济南。听说冯玉祥先生在京沪线上，就前往南京。到南京得知冯在无锡任第三战区长官，随即前往。不久，冯改任第六战区长官，便随他到了山东。日日夜夜，我们都在苦心积虑的研究和寻求坚持抗日的方案。
宋哲元退出北平后，经过冀南转到津浦线沧州一带。29军改为第一集团军，由宋任总司令，所辖张自忠师改为59军，冯治安师改为77军，刘汝明师改为68军。因为宋哲元去南京报告北平失陷经过Bj，把责任推到张自忠身上，所以，张自忠一到山东，蒋介石便命令韩复榘将张扣押起来。
蒋介石起用冯玉祥，要冯来山东指挥作战，根据当时情况分析，是蒋以此扮出团结抗战的样子，并利用冯玉祥在西北军的威望来统一西北军作战，以牺牲非嫡系部队来换取蒋的抗战荣誉。其实蒋对冯是一直存有戒心的。
由于西北军将领间内部矛盾很大，其中又有不少将领企图以反对冯玉祥讨好蒋介石，因此，部队的步调很难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宋哲元在山东与冯玉祥见面以后，即向蒋介石请病假，韩复榘又不准宋的部队入山东，冯治安就率77军向平汉线转移，脱离第六战区而去。结果，只剩下59军孤军留在津浦沿线。宋哲元在离开第六战区时，向蒋介石保证，他离开冯玉祥，可以包打日本。实际上，宋到了冀南连吃败仗，就逃入太行山凭险固守，又守不住，便想渡黄河去河南，第一战区长官部又不准败兵过河，要过河先缴械。宋哲元只好辞职下野，军队交第一战区直接指挥。就这样，一时声势赫赫的第一集团军宣告破灭了。
约在1938年6月，第六战区长官部于宋哲元部走后，奉命转移到新乡。同时，第一战区也因作战不利，南撤到安阳一带。两个战区混合到一起了。蒋介石便撤销了第六战区。平汉线归第一战区统一指挥。西北军由于内部矛盾，蒋介石又从中利用和破坏，冯玉祥未能把旧部团结起来，没能够在抗战初期发挥出应有作用，实在可惜！
我在第六战区时，先是鹿仲麟任参谋长，我任高级参谋，后来鹿奉命去河北，我被任为副参谋长。战区司令部是临时拚凑的，指挥作战困难很多。战区所属部队有刘多荃率领的东北军一部，还有庞炳勋、李必蕃等部。有的部队不昕指挥，有的部队虽非嫡系，但比1日西北军尚肯服从命令，不过也没有发挥大的作用。第六战区人员办完交待，随同冯玉祥回南京。1938年，南京政府西迁武汉，我又随冯玉祥往武汉。
10、难忘的会晤
在武汉期间，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经常到冯玉祥处晤谈。我通过王梓木、宣侠父同志向驻汉口的党中央办事处转交了一封信，说明了我和党的关系，请求对今后工作给予指示。党决定叶剑英同志领导我的工作同我直接联系。与此同时，又介绍了许多当时在汉口的领导同志与我交往，如罗炳辉、张爱萍等同志。这段日子，对于长期得不到党的指导，远离组织，孤身作战的我来说，是极为可贵的。它使我在精神上得到的很大慰藉，也了解到八路军同志们英勇作战和坚韧不拔的英雄业绩。并且比较深切地理解了当前的革命形势，和今后如何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在国民党军队中更好地工作。
不久，张自忠被释放，奉命仍回59军任军长职。他打电报给冯玉祥，邀我前去相助，冯玉祥表示同意。我将这件事向党报告，请求给予指示。党鼓励我前去，并在董老所住的饭店为我饯行。吃饭的地方是在楼上，叶剑英同志对我的照料非常热情，也十分细致。他一进门就注意地观察环境四周，特意让我在餐室中坐在背向门口的地方，防止特务窥视。那时候，表面上似乎是国共合作，但蒋介石国民党在共产党活动的场所，总是千方百计的安排了各种身份的大小特务进行监视。因此，通过这一件好象很平常的小事情，却生动体现了党的领导同志对一个从事白区工作的同志的无微不至的爱护和关怀。我出发之前，冯玉祥派来随从副官王行一做我的副官。为了与党保持联系，经过我的请示，叶剑英同志派一位工农出身的同志与我同行，以便与党及时联络（我已忘记他的姓名）。到军部之后，我安置他在副官处，在一次与日寇激战中，我们分散了。后来收到他的来信，说他已回去了。此后，我与党的联系又中断了。
11、随军转战
我到了山东滕县五十九军，仍任参谋长。由于获得了党的教导，给我的工作注入了新的力量和信心，我也给将士们以勉励和鼓舞。
不久，临沂吃紧，军队奉命前往增援，以急行军奔驰，一扫过去迟迟而行的弊病，到后即与日军王牌之一的板垣师团进行激战，逐屋争夺，日军不支退却，在追击中，俘虏敌兵“松井一三”一名。报纸在登载战报时，把名字和数字混为一体，误为俘获敌兵松井等一百三十一名，于是引起轰动，报纸大肆吹嘘临沂大捷，各方面的慰问团及中外记者麇集军中，张自忠为此也受到嘉奖，晋阶为27军团司令。
这次战斗，部队伤亡很大，张自忠极欲脱离战场休整，可是，台儿庄战事告急，命令我部前往右翼策应，刚急速转移到新阵地，未得喘息，临沂军事又紧急，要求回援。原定部署是庞炳勋部守城，我部野战，可是庞把临沂城给丢了。我部在城西激战数日，制止了日军进攻，但伤亡过重，奉命开赴许昌、漯河一带休整。
由于下级军官伤亡太多，一时无法补充，我建议成立干部训练团，自己培养。张自忠同意由我筹办，招收一部分学生并选拔一部分士兵受训。在选拔教职员时，为了改变干部的政治素质，我写信给叶剑英同志，请党派些教员并代招一些学生来。在表面上，我只说是请冯玉祥协助。于是，1938年八月一日，曹荻秋、郑岩平（郑绍文）同志带领在武汉考取的六十名学生到达驻马店。这批学生大都编在一中队，副队长是张公干（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曹荻秋与郑绍文同志是政治教员。曹讲过阶级的分析，郑讲的现代史，他们忠实执行党的指示，勤奋工作，团结群众，起到了积极的影响。此外，冯玉祥也介绍了几位教官前来任课。
不久以后，蒋介石决开黄河大堤，许昌东北部一片汪洋，人民死亡惨重。北来日军虽暂时被阻，但却从东面来进犯固始、潢川。部队虽然还没有整顿完毕，又奉命前去阻击，我亦随军前往。干训团由董升堂（董振堂之兄，很反动，是张自忠委派）接办。我部到固始与敌遭遇，在战事进行中，董给张自忠来电报称：干训团中有共产党活动。张复电令其清理。董便强迫曹荻秋、郑绍文等同志出团。此时，因敌军迫近信阳州，干训团先移居谷城，后来又开往均州一带，就在这时候，有一部分学生集体投奔延安。从此，张自忠对我介绍来军的人员，便持怀疑甚至拒绝的态度了。
在潢川，光山作战之后，59军开人大别山内。这里是革命老根据地，革命的痕迹尚在，群众的精神面貌也与别处不同，有组织，有觉悟，警惕性高，具有抗敌的斗志和信心。不久，部队奉命经黄陂、安陆、京山、钟祥，开赴荆门驻防。在钟祥附近与敌略有接触，便渡襄江赴荆门一带住下，划归第五战区指挥（长官是李宗仁）直到抗战结束。
在部队到达荆门前，路上传说荆门附近出现了两个非常能干的女同志。当时到荆门的散兵很多，找不到饭吃就骚拢百姓，秩序混乱。这两位女同志就发动群众，运粮运草，不仅安定了军队，也保护了老百姓。人们都推测说她们可能是共产党，否则不会有这种本领和魄力。我也认为一定是自己的同志，决定去主动取得联系并给予协助。到荆门后，我即去会见她们。原来是曾志同志和郑速燕同志。她们以开饭铺、办合作社等为名，从事党的工作。我了解了她们的工作情况和具体要求，尽一切可能的为她们创造条件，并直接或间接地掩护、协助她们，使她们能够坚持工作。这时，陶铸同志正在襄河东岸李先念同志的部队中，因此，我与新四军有了联系，并想方设法送去情报和医药、电池等急需品。以后，日寇进攻襄樊一带，我随部队东去迎击敌人，曾志和陶铸同志去了延安，郑速燕同志因病返回云南家乡。
由于前段作战略有成绩，在未到荆门前，蒋介石发表了59军与77军合并成立第33集团军，张自忠为总司令，冯治安为副总司令。张与冯虽是拜把兄弟，但矛盾很大，冯不听张的指挥，对军队的作战造成不利的影响。为了团结抗日，一致对外，我对他们做了很多弥合工作。两军既合，两军的干训团也合并，改称为干部训练班，由我负责主持，由连玉岗（共产党员）任教育主任。我离开干训班后，连玉岗去了延安。全国解放后，他任东北步兵学校校长，我们多次见面，后来由于他积劳成疾，不幸病逝。
12、第33集团军
1941年五月以前，我负责33集团军干训班，但遇有战事，却总要我到前线指挥。最大的一次战役是1939年的秋季攻势，张自忠奉命指挥了几个军和集团军。李先念同志指挥的部队也共同行动。张执一同志以中校参谋身份几次到总部，我负责接待他。新四军还把缴获的俘虏和物资，经我们转交到第五战区去。在这时，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由安娥同志陪同来33集团军采访，与我谈了几天，每天谈几小时，谈的多是与抗战有关情况。史沫特莱回国后，写了一本《中国抗战史诗》，发表到国内外。里边有些章节是记述同我的谈话。
1939年底到1940年初，襄河地区我党组织内部发生了“项延光叛变事件”（即所谓“小项事件”）。组织遭到破坏，国民党悬赏通缉朱理治、王西萍等同志，曾引起又一次的白色恐怖。事件发生后，在33集团军内部的一些地下党员积极参加营救工作。我因与地方党组织没有横的关系，未被波及，但还是引起了张自忠对我的注意。
1941年，日寇发动了一次南北大攻势，张自忠亲自到襄河东岸宜城地区指挥作战，临行时，有人提出要我前往，张自忠表示我在干训班有专责，这次就不必前去了。结果，张自忠在作战中亲到前方指挥，失败阵亡，由冯治安继任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阵亡之后，襄河东岸日寇侵入河西一带，冯率全部经襄樊开往河南邓县，我被任为集团军参谋长。干训班搬到邓县，军官家属及物资也搬到邓县。邓县成了集团军的后方。
1942年，湖北南漳一线原为汤恩伯四个军驻守。汤部他调，33集团军奉命接防，因为战线太长，孙连仲奉命派一个军配属本集团军。在换防时，日寇乘隙发动进攻，来势很猛。冯治安到后方去了。作战数日，孙连仲配来的这个军，坚请后撤到襄樊或河南。我认为这一撤退不仅只是局部失败，很可能影响整个战区，坚持不准放弃阵地，他们极不满意。过了一夜，敌人撤退了，这又被宣告是一次大捷。1945年春，日寇再次发动大进攻。当日寇猛攻武安堰59军阵地时，冯治安及军长刘振三均不在军中。59军方面由副军长孟绍濂、师长李九思指挥抗击与防御，形势很险恶，电话不断告急。我告诉他们一定要坚持，他们也表示了死守决心。可是，59军驻在武安堰西南的一个师，师长为董升堂，避不参战。我命令该师侧击敌人，发了电报，打了电话，写了书面命令，董升堂都拒不接受，躲藏起来。到了晚间，正面部队被迫撤往后方阵地，武安堰失守。这时，敌人离南漳沐浴总部只有三十里，因此，我带着总部及驻地家属迁往马良坪（在此之前，本集团军归第九战区指挥。，为了便于指挥，陈诚曾命令33集团军总部转此）。冯治安及刘振三徊军后。我坚持将董升堂撤职。董向上面叫屈说： “当时总司令及军长均不在家，所以无法行动。”事实上，我已于前二年被任为副总司令，为此，蒋介石也不得不复电批驳说：“当时有副司令在，不应不服从命令”。这样，董才被撤职。
至此以后，直到日寇投降，33集团军的防线再无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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