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玉(1913-1990)，山东省黄县人。出身贫苦，青少年时期曾经种过地，做过木匠、石匠、泥水匠，赶过马车，淘过沙金，拉过纤，“闯”过关东，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东北做工，饱受过反动统治阶级和帝 国主义的压榨、欺凌。一次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曾抡起斧子劈死了日 本监工，四处逃亡。1939年，王文玉找到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革命工作，同年加入了党组织。1940年至1941年，在家乡任党支部组织委员、村长。1942年至1945年，任中共黄县
县委 委员、组织部长、龙口市工委书记、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1946年任北招县委书记。1947年任北海武工队政委、地委人武部副部长、军分区参谋处副处长等职。1949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六大队副大队长，进军云南。 1950年任中共宣威县委书记。1952年调任中共武定地委委员、农委书记，后任地委副书记。1953年，武定、楚雄两专区合并后，王文玉任中共楚雄地委副书记主持工作，不久任书记兼楚雄军分区政委。在楚雄地区担任领导工作14年，其中主持地委工作13年。1966年调任云南省建委副主任。1973年任中共昆明市海埂农场党委副书记、书记。1975年任中共昭通地委书记。1979年3月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1983年12月离休。1990年3月7日在昆明病逝，终年77岁。
王文玉在旧社会与广大劳动人民一道 ，亲身经历了受剥削压迫的苦难生涯，对劳动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参加革命后，经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建国后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锻炼和考验，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培养下成长为一个中高级千部，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和较强的工作能力；他对党忠诚，始终如一地和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联系，保持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他学习努力，工作勤奋，为政清廉，思想开放，勇于创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主持楚雄工作13年，和地委一班入一道，团结广大干部群众，在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兴修水利、推广先进农业科技、发展地方工业、繁荣科学文化、培育人才等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为楚雄州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深入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调查研究，坚持由点到面、点面结合的工作方法，是王文玉一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王文玉到武定时，正值土地改革之初，他到罗次县万松乡罗国营蹲点，发现当地贫雇农思想发动不充分，致使诉苦会冷场，有的干部因而埋怨群众落后。王文玉则从当时当地群众的习俗和思想觉悟水平出发，利用旧形式，灌输新思想，努力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他建议在村中搭台子、设灵堂，供奉了“历代冤死农民先祖之灵位”，先进行祭奠，接着由苦大仇深的农民上台控诉，触景伤情，受苦农民哭声一片，以苦引苦，农民们一个个上 台控诉。通过诉苦会，使农民认识了天下农民是一家的道理,提高了阶级觉悟,斗志昂扬地投入了反封建斗争。土改中，王文玉派身边的同志到九厂调查，发现在这里工作的同志只注意抓运动，对群众的生产生活关心不够，时值青黄不接，很多农民吃野菜，开会时打瞌睡。王文玉听了汇报，马上要求干部帮助群众解决缺粮问题，安排生产，做到土改生产两不误；同时，以此为内容写出材料，指定专人在县书会上作专题发言提醒广大干部关心群众生活，他自己也与群众一起吃野菜，商量生产度荒工作，密切了干群的鱼水关系。土改结束，分到土地的农民急需供应各种小农具。他一方面在地委会上提出意见，要求将当地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并亲自到农村动员小炉匠进城生产农具，动员农民组织互助组，不失时机地将农民引上互助合作的道路。
到楚雄工作后，王文玉十分强调从实际出发，长期坚持点面结合、以点带面的工作方法。地委选择了楚雄三区箐上乡前进社为点，县委、区委也层层抓点，做到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他到省里开会之前 ，常到点上就有关问题征求意见，从上面开会回来，也往往先到点上，把会上的精神和点上的实际结合起来研究。他说，“经常听群众的意见，我心中就有数；听不到群众的意见，心里就不踏实。”1953年， 楚雄地区在15个县试办了29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王文玉十分重视这些试点社的巩固工作，选派了较强的驻社干部，确保发展一批，巩固一批，因此在1955年以前，办社的成效都比较好，全地区 908个社中，88%增产；7.6%保产，只有4.4%的社减产。1955年合作化高潮中，许多社在经营管理上出现混乱，他立即布置各点摸索经验，派出工作组到箐上和姚安、大姚、禄丰各点研究总结,再到箐上集中，王文玉亲自主持讨论，综合了各点的经验后，决定推行定额管理，并要求写出宣传材料，拿到箐上念给农民听，征求意见，反复修改后印发全区。他说材料要用群众的语言写，形式也要生动活泼些。根据他的意见，材料就以两个社长对话的形式写，叫做《高胡二社长对定额管理的对话》。由于文章内容充实,形式生动，讲清了全地区的许多带普 遍性的问题，推动了定额管理办法的实施。此后，又发现干活不顾质量，定额软的抢着干，定额硬的无人干等问题。王文玉又到群众中座谈总结，提出了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问题，生持召开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仍以对话的形式，印发了《高胡社长如何做好社员政治思想工作的对话》。
王文玉时刻把群众的疾苦放在心上，经常教育干部，要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注意群众的情绪。栽插季节，他说“农民天天泡在田里，又累又苦。”吩咐办公室打电话给商业部门，供应一些白酒，让农民暖暖身子，消除疲劳，每到青黄不接，就通知有关部门了解群众的口粮情况。他驱车路过田边，常常下车问这问那，和群众共同讨论有关问题。到点上就要找农民拉家常，有时谈到深夜，群众有话也喜欢“同王政委聊聊”。逢年过节都要到农村转转。他和农民有说有笑，问长问短 ，随着当地人的习俗叫这个“老满爷”，叫那个“老二爷”，农民和他谈起来也非常随便，有时谈得投机，还向他要烟抽。一次箐上乡达连坝农民越尚武赶马车摔下来，昏迷不醒，地委工作组打电话到医院，没有人接，因事情紧急，只好直接打到地委办公室，被王文玉接到，他立即自己驾着轿车到农村把这位农民送到医院；一次春耕，他在禄劝县路边看到一堆小秧，秧根已经晒白，停车查问，才知因缺乏运力，一时无法运走，就用自己乘坐的吉普车将秧送到生产队。
王文玉在工作中善管大事，敢创大业，在重大决策上显出了他的胆略和才能。1953年以后，开始实行第一个社会主义建 设的五年计划，工作的重点在农村。楚雄是一个十年九旱的少雨区，当时姚安、元谋、 楚雄等坝区都是干坝子,全区300万亩耕地，90%以上的是“望天田”。这一严峻的现实摆在王文玉面前，很显然,要把农业搞上去,首要的是水。他看准了这一点，便下决心“大打水利翻身仗”。经过多次酝酿，决定在 姚安修建全地区第一座中型水库-洋派水库。王文玉带上技术人员，来到姚安坝子，与领导、群众、技术人员一道踏勘。这个水库建成后可蓄水3000多万方，能初步解决姚安坝子的灌溉问题 。但需占地5000多亩，涉及15个村庄、628户、2996人的搬迁问题，困难很大。王文玉在权衡利弊后，坚定地说：“干！就在这里打一场大战! 把洋派搞成全区的示范工程。” 他亲自调兵遣将，抽调各县干部207人参加施工管理，边干边学，组织三批人马上工地。王文玉特别重视搬迁户的工作。 反复强调: “要过细，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让群众支持我们，就象当年老区人民支援打日本鬼子、打蒋介石一样。搬迁时要放鞭炮庆贺，要用滑竿接送老入，让群众舒心。”施工中，他不断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项工程于1954年11月开工兴建，1955年10月完成主体工程，投资少，进展快，质量好，搬迁安置工作做得周到，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元谋是全州最干旱缺水的热坝，这里的年平均降水量只有616毫米,而年均蒸发量达3823毫米，东片10万亩耕地 因缺水和燥热，很少开发利用。从1956年到1957年,地委曾组织100多名干部进行重 点调查，提出了开挖东山大沟的方案。但由于大沟须经过39公里陡崖、9.7公里水土流失区、32.3公里的冲积层，穿越78段隧洞，这样的大工程，从当时的条件看，能否兴修，领导和技术 人员争执不下。王文玉到现场查勘，同大家一起分析研究后，认为“困难虽大 ，但不是没有可能完成，为了造福子孙，还是要下决心干”，并且立即组织上马，调动了全州25000人协作施工，历经九年奋斗，万人挖山不止，终于奏响了东山大沟胜利通水的凯歌。这条大沟直接灌溉4.1万亩农田,并能为后来修建的丙间、麻柳两水库引水增蓄3300多万立方米。全州最大的水利工程是蓄水6700多万方的九龙甸水库，王文玉背着 馒头与工 程技术人员一道踏勘，1958年开工，组织全州12个县的民工参修;工地人员达万人，而且边修边蓄。同年8月，施工到达最紧张阶段，遇到了连日暴雨，洪水猛涨，8000多民工日夜在战抢救。8月9日，洪水终于漫过17米高的坝埂，左面的防洪子堤被冲垮了，工人们奋不顾身，冲上去用自己的蓑衣蔑帽堵水，接着便手挽着手，组成一层层的人墙挡住洪锋。在这千悬一发之际，王文玉出现在大坝的决口上，用洪亮的声音疾呼博 “撤上来!撤上来!快!快!”驾驶员拉着王文玉要他也马上撒下，他大声命令说，“不要管我!快去通知坝下的医院转移!”人刚撒上来，洪水便冲决了坝堤。在这场惊心动魄 的战斗中，几位民工献出了生命，王文玉一面做善后工 作，一面开会动员民工,化悲痛为力量,重整旗鼓抢修水库。半年以后，完成了这项浩大的工程。在王文玉主持中共楚雄地委工作期间，全州完成中型水库8件，小(一)型水库59件，分别占建国后40年建成的中型水库13件的61.5%，小(一)型水 库110件的53.6%，积累了丰富的水利建设经验,培养了一大批得力的水利技术干部和施工管理干部，为楚雄州的农业发展打下了基础。
王文玉思想开放，勇于创新，他不断拓宽生产领域，建设生产基地，发展商品生产。他十分重视农业科技工作，起用了一批人才，在农机具的改进、试验、加工上，在新产品、新项目的引进上，在农业科技措施的推广上都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对州内重大的科技推广项目,他亲自组织领导，一抓到底,作出成效。如水稻良种台北八号，1959年引进，经小区试验成功后，1964年在楚雄前进社安排2000亩的中区试验，他亲自担任这次试验的负责人，使试验获得成功，每亩均产800斤。取得经验后，1965年在全州推广。为了把工作做细，他派出一批干部 到群众中了解对推广台北八号的反映，将群众中对栽种台北八 号的各种思想顾虑归纳为“十五个栽不得”。王文玉认为，关键是要用事实说服群众，例如“台北八号不涨饭栽不得，稻草少栽不得” ，他指定专人亲自去作出饭率比较测验和稻草产量的对比测验。在弄清情况后，针对“十五个栽不得”，摆出了对比现场，召开了有县委书记、县长、宣传部长参加的“三长”会议，统一认识，研究措施。1965年，台北八号推广达35万亩。他又分别在中耕与收获时，和干部群众一起具体研究了台北八号的防治病虫害和密植问题。获得了详细的数据 后，作出了“66年推广到60至70万亩”的决策。1966年春，王文玉调动了工作，但仍回禄丰蹲点搞“四清”，他指导随从的同志起 草了《关 台北八号培育壮秧的六点意见》，寄给新任地委书记余活力，新、老 书记一起抓推广。1966年，台北八号栽插面积达65万亩，占全州水稻总面积的46%，获得了大丰收。广大 农民也因此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认识，为以后一系列水稻品种改良奠定了基础。
王文玉力主开展多种经营，发展烤烟、甘蔗、棉花等经济作物与各种经济林木、畜牧业、渔业。1956年，地委决定发展烤烟生产，他与玉溪地委书记刘世杰商量，从玉溪选拔了一批有经验的烟农到楚雄担任烤烟辅导员;并亲自参加研究栽培烘烤的各个环节，责成烤烟管理组绘制大、中、小型烤房构造图，发给各地参照。这一年，全州栽烟面积由上年的3万亩发展到18万亩，为大面积种植烤烟积累了经验，创造了必要的技术条件和物质条件。在王文玉的倡导和支持下，楚雄进行了大量优良品种和生产技术的引进工作，建立了一些生产基地，例 如荷兰奶牛、卡巴金马、陕驴、盘克种猪、四川荣昌猪、高加索细毛羊、草鱼、鲢鱼、北京鸭、狮头鹅等，还有山东大白菜、美国蔓菁、德州西瓜以及各种苹果、水蜜桃、蟠桃、莱阳梨、柑橘、西洋梨、山东葡萄等。在他的倡导下，坝区发展蚕桑、蓖麻，山区半山区发展核桃、板栗，河谷地区发展油桐、蚬子等，拓宽了生产领域，建立了如花果山、良种场、种猪 场、马场、羊场等一系列生产基地，发挥了长期效益。在推广各项引进品种中，王文玉总是深入现场，帮助总结，解决问题。在干海子马场，他了解到饲草困难，运力不足时，一面听情况，一面就派自己乘坐的中吉普到舍资拉草，以解燃眉之急。在紫金山马场，当干部汇报到有一匹卡巴金马性烈，人不敢接近，无法驯服时，他就叫饲养员把马牵出来观察。 原来这位山东大汉，早年曾赶过大车，爱马识马。他亲自把卡巴金马牵在手里,慢慢地靠拢它,瞅准机会，跨上马背，撩拨挑逗了一阵，然后跳下马来，将调教的办法告诉饲养员。1965年冬，王文玉在禄丰蹲点 ，发现罗次一带有马1000多匹，但个头太小，品种退化，立即电告州农林科从马场牵了一匹蒙古马到罗次- 带“游村示众”，白天由饲养员骑上蒙古马四处游村，让群众观看种马优势，晚上由饲养员向他汇报群众反映。这样“示范”了半个月，当地群众提出了改良马种的要求，王文玉就和州长普贵忠商量，在碧城区猫街建立了马匹配种站，进行马种改良。
王文玉以开拓进取的精神，积极投身于楚雄地方工业的创业工作。楚雄地区工业基础十分薄弱，1949年工业总产值仅684万元，建设地方工业,需要从头做起。王文玉一手抓与农业配套的支农工业，为农业机械和与其配套的通用机械工业，化肥、农药工业，农副产品加工工业，如丝绸、制糖、粮油加工、食品加工、造纸业等，一手抓基础工业，发展煤炭、电力等能源工业，开发铁、铜、铅、砷、石膏等原料工业和炼铁等冶金工业，同时发展建材业、建筑业等，形成了楚雄州现有地方工业的基本框架。
王文玉善弹钢琴，在抓工农业生产的同时，根据轻重缓急，对各项工作都注意调查研究，掌握动态，加以促进和引导。他很关心教育、文化、卫生、科技、体育等事业，重视人才，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常抽出时间到重点学校为师生作报告。他派人到上海、红河请来了京剧演员，组建了楚雄州京剧团，并组建了州歌舞团、花灯团等。对一些作出过贡献的教师、科技人员、文艺工作者都比较尊重，能听取他们的意见，有时请他们到家中作客。他常常和一般干部一起打球、下棋、谈天。但工作起来却很严格，向他汇报工作总是被“打破沙锅问到底”。一位下乡回来的同志只汇报了他发现的问题，没有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他批评了这个同志，并教给办法，叫他再下去解决，一位蹲点的干部情况谈得不具体，答不上他提的问题，也受到了批评，并交待了任务，三天后去检查，见那个同志完成得很好，又给予表扬。在干部的使用上，他敢于从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出发，量才录用。在他主持工作的十多年中，培养提拔了大量的工农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当时非常强调阶级路线，对历史复杂和出身不好的同志存有戒心，而王文玉却大胆提拔和重用了一批出身不好，但有真才实学，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干部，有的就放在自己身边。对被认为有历史或现行问题的人，在弄清问题之后，也敢于发挥其所长，如当时被认为有重大历史问题的一位个体开业医生，王文玉了解此人医术较高，医德也好，而历史上其实只是一般问题，就亲自请他到专区医院工作，后又任命为院长，以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又如一位被搞回农村管制生产的知识分子，王文玉了解到解放前他主要从事教育事业，就亲自派人通知他到州里报到，安排工作，州农机厂新建，缺乏技术人才，王文玉了解到一个开酒精厂的小业主是车工，但因偷漏税问题而被收审关押，王文玉弄清了他的问题，就开释录用。
王文玉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不谋私利，高风亮节，他重于自我批评，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在王文玉主持 作期间，党和国家出现了一些全局性的错误和失误，作为一个地方 组织的主要领导，王文玉也执行了这些错误的政策和措施，给楚雄的工作一度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和损失。例如在合作化后期要求过急过快、规模过大，方法过干简单粗糙,给农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一定影响;1957年的反右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伤害了一大批同志，造成了很大的恶果，1959年的反右倾，又伤害了一批同志。1958年后期，以高指标 、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为标志的“五风” 流行起来，经济发展受到严重挫折，出现了大面积的干肿病， 发生了严重的死亡现 象。王文玉在农村检查工作，目睹了这些情况，心情非常沉重。他 地委其他成员说:“这是历史对我们的惩罚!;我们违背了客观规律，给人民带来了灾难!”立即果断地决定“开仓济贫”，他说“越快越好，不要再等请示上级了!”一面在生产活动中采取“休养生息”的方针，一面迅速组织力量，拨出救援物资，派出医疗队，对干肿病进行集中治疗，尽一切努力挽回损失。
1962年，王文玉参加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回来后，认真反思过去 ，对大跃进中的失误多次作了自我批评，承担责任，他代表地委作了公开检查，言词恳切。以后，在大会小会上常联系自己的失误作自我批评。有的领导说:“不要说了， 已经纠正了嘛!”王文玉说: “这对吸取教训，做好工作有好处。”“前几年做的蠢事这样多，有全国的原因，但也有我们主观上的原因，就是我们不敢实事求是，因为怕右倾，就一个劲地反右倾，明知办不到，也说能办到。这就是私心!”他从失误中吸取了教训，显得更加清醒、更加成熟了。在贯彻“调 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中，王文玉拿出了更多的时间跑基层，调查了坝区，又到高寒山区的单家独户去走访，有时爬一天的山坡才能走访一两家农民，他和群众一道吃洋芋饭，晚上睡在铺着松毛的地上。 经过艰苦细致的调查后，王文玉深切地感到:“再不能搞一刀切了，大跃进千篇一律的苦头我们吃够了!”他说:省委领导说得好，在执行中央指示的同时，每个县都应有自己的工作方针。我们要从楚雄山区、民族的实际出发，提出因地制宜的措施。他尤其强调贯彻农业生产责任制，实行按劳分配，调动人的积极性，很赞成在坝区搞小段包工，对耕牛和大牲畜试行公有私养，在山区试验包产到组，并提出极个别边远山区的单家独户可以搞单包户。王文玉 说，“我们共产党闹革命的目的，就是要使人民富起来;不要怕农民富，哪有共产党怕农民富的?”但 这些措施刚实施不久，受到了上级的批评，甚至说是“有滑向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王文玉听到后在班子内说:“这些做法是与农民商量制定的，现在上级批评了，责任由我们承担，不要再一级一级往下传，给干部群众泼冷水了。”他虽有不同意见，但作为党的干部仍作了自我批评。
1966年2月,王文玉调省建委任副主任,接任地委书记职务的余活力是一位年纪较轻的干部，王文玉在离任前给班 做工作，给干部做工作，要求大家“一定要支持新来的书记，做好楚雄工作”。但卸任到昆明不久，又被省委派往禄丰县搞“四清”。他带上一套简单的行李，一个手提包 ，一个搪瓷大碗，就到禄丰县马街公社旧县村第四生产队蹲点，在贫农阎自李家的小楼上开了一个地铺，一住就是三个月。在此期间，王文玉一家家走访农民，系统调查一个队的全面情况。
王文玉本人为政清廉,从不动用公款请吃,也不参加吃请 他日常生活俭朴，持着战争年代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他对子女要求严格,入学的按政策分配,有的就长期在基层当工人 他经常教育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准搞特殊照顾，但对工作则有一种钻劲和干劲。他刻苦学习马列,善于从实际中提出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理论上的探讨，而嘲笑那种“手把书本学整风，官僚主义往上升”的本本主义。为了打开自己的眼界，他抽时间学文学，学范文澜的中国通史，请一中地理教师编简单的世界地理常识不时背记，指定学习秘书剪辑报纸学世界知识，有时竟至于废寝忘食。王文玉常说，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学会一两门技术。他本人以身作则，学会驾驶汽车、拖拉机、摩托车，有时自己开车。“大跃进”期间，运力紧张，交通部门提出将四吨的解放牌汽车增加至五吨 ，王文玉没有把握,就亲自驾着解放牌汽车到一平浪拉煤作试验,发动党委办公 室的同志去装卸。由于他的影响，很多干部都学会了一两门技术，有的会嫁接果树，有的能培育良种，有的成了饲养能手，有的则能阉猪阉鸡、修理农具、开车等等。
“文革”期间，王文玉被“造反派”抓回楚雄揪斗，受到了极其残酷的迫害，被加上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在全省范围内被公开点名。批斗、关押、扣发工资，停止工作达7年之久，家属受到株连。即使在这种情况 下，他仍然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忠于人民，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了信心。这一时 期，他和群众一道从事生产劳动，多次表示承认自已工作上的 缺点错误，并接受群众的批评帮助，但是对“文革”很难理解，他相信党中央、毛主席是一定会纠正错误的。对于群众在批斗中对他的一些过火的言行从不计较，但对帮派势力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王文玉在楚雄21年，和千部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调后仍时时关心楚雄，提了不少建议和意见。在拨乱反正中，王文玉主动向被错处的同志道歉，实事求是地帮助一些同志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他常对人说“我在楚雄工作期间，在干部处理上有不少错误，对不起这些同志!同时也给楚雄今天的工作带来了不少麻烦，心里感到内疚!”对楚 雄改革开放中所取得的成就，王文玉感到欣慰，不时称赞。直到生病住院，楚雄的干部前去探望，他仍十分关心楚雄的生产建设，关心楚 雄人民的生活。他说，楚雄禽蛋供应困难，能不能搞一个象样的养鸡厂;他说，楚雄的耕地少，希望注意加强管理，防止乱占耕地..当他看到一些地方志资料时，又提醒执笔的同志说:我在楚雄工作的那几年失误很多，希望不要只讲成绩，要成绩和失误都写下来，让后人借鉴。 病重期间，他多次向家属和组织表示：希望去世后一切从简，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仪式，并将遗体献给医疗科学事业！1990年3月7日，王文玉在昆明病逝!他的老战友和生前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无不感到悲痛，纷纷赶来吊唁，写了许多挽幛挽联，高度评价他的一生。其中一联较好地概括了他的品德:
一生为民辛劳，已尽肝胆披沥，犹且捐躯在死后;
半世受党教育，任他 风云变幻，依然矢志于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