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尊敬的长者，原中共楚雄地委书记王文玉同志，不幸与世长辞了，噩耗传来，我内心十分难过，为失去这位良师益友而悲伤。文玉同志虽与我们永别了，但他那时刻想着人民，联系人民的思想作风，却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
我从1964年到1966年冬，一直在他的身边做秘书工作，他言传身教，给我以极好的教育，他的好思想和好作风，值得人们称颂和学习。
一、闻过则喜，有错就改。
文玉同志为了和中央保持一致，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暗暗决定采取一个用以自律的措施。他给秘书规定了一条任务，要用专门的本子将他在工作中的活动和言论要点记录下来。他说，记下来有好处，可以随时用中央和省委的要求来检查对照，错了也知道错在什么地方，便于改正。
文玉同志觉得他在过去十余年的工作中，虽然为彝州人民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也犯了一些主观性、片面性的错误。他既有胜利的喜悦，也有失误的内疚。他通过参加1962年中央的“七千人大会”和地委的多次整风学习，深深感到非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不可。他想，个人的主观认识和愿望，虽然也想做好工作，但往往好心做出错事，要接受群众的监督，党组织和省委的监督，还要有个人的自觉性，到人家”骂娘”时才来改正错误，那就太晚了。所以，他在1964年和1965年地委自身的“四清”、整风学习和其他一些重要场合中，总是随时注意听取常委同志、机关干部对他的意见，同时也注意询问我及其他身边工作人员的反映；又多次将我为他记录的“言行录”拿去翻阅，并要我将他的工作情况，各时期下乡时间，在地委开会，到省委开会的时间和各时期工作上的思路作一些综合。他对于来自群众、机关干部、驾驶员和上级的批评意见都很重视，认真地对待，凡属正确的意见，或有几分正确的批评，都欢迎，从不讳过，也不推给别人，对其他同志或下级组织发生的错误，能为他们承担领导责任。当时省委根据群众反映指出地委在困难时期还盖楼堂馆所的问题（指现在的州委礼堂）。文玉同志多次在大会小会上作自我批评。有的常委同志劝他”不要再说了”。可他说“这对记取教训有好处。”这些都表现了文玉同志严格要求自已的高度自觉精神。
二、时刻关心“群众在想什么？”
文玉同志在领导工作中，十分注意“吃透两头”。一方面对中央、省委的指示，力求理解其精神实质，掌握住上级指示的意图，坚决贯彻执行而又不“囫囵吞枣”，不照抄照转；另一方面，又把上级指示的精神同本地区的实际结合，尽力吃透下情，特别注意了解群众的思想情绪；他经常要求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做具体工作的人员、办公室和职能部门的同志，要随时了解基层的工作动态、群众在想什么?工人、农民，学生在想什么？基层干部在想什么？有些什么值得注意的倾向？他在听取情况汇报时，总是要询问各种人的具体反映，对某些事、哪个干部或农民是会怎么说、怎么做的？他很不愿听那些经过综合概括起来的“大概情况”和空道理。他要了解的是现实生活．中具体的、生动的东西（包括群众的生动语言），同时，也能细心倾听工作人员对情况的分析和看法。不管什么人、职位高低，只要说得符合实际、有道理，他就听之入神，称道赞好。文玉同志十分关心农民群众的生活。他经常深入到群众中访贫问苦，体察民情。当他到南华、牟定、姚安、武定等县了解到还有一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时，便要州粮食局及农业部门派人深入群众生活困难地区，调查研究，一面组织生产，一面解决实际问题。他常说：“ 我们不能再干前几年干过的蠢事，群众一天才吃五两粮，还要叫大干、苦干，事实上，五两粮只能保命，不吃到九两粮是抬不起锄头的。”那时，虽然国家还比较困难，返销粮指标有限，但文玉同志敢于从实际出发，反复要求：千方百计“把群众生活安排好”。
他比较注重区别不同情况，具体指导工作。记得当年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同志到昭通等地视察中，多次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在执行中央指示的同时， “每个县都应有自己的工作方针。”这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思想，文玉同志非常拥护这个方针。他说： “在大跃进的年代，不顾客观实际瞎指挥，干篇一律，教训太深，不能再那么干了，要区别情况，具体要求。”所以，在六十年代中这几年的工作中间，以文玉同志为书记的地委领导班子，不论是指挥生产或搞阶级斗争，几乎没有发生过“一刀切”的强硬命令。文玉同志所到各县、社队了解情况，总是从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出发，帮助下面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推进工作。在坝区，同干部群众研究以发展粮食生产为主，兼搞养猪、养鸡、发展水果，栽竹子，发展集体手工业等等，在山区半山区，帮助他们在搞好粮食生产的基础上，发展畜牧业，养羊、养牛，特别是搞好羊群的饲养管理， “合理杀卖吃。”本来“合理杀卖吃”这个方针原则，是阎红彦同志根据他在我省一些地方听取农民的意见之后提出来的正确方针，文玉同志为做到心中有底，避免盲目性，仍然要自己也作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他多次同县，社，队的同志和农民座谈，听取意见，又指派地委办公室负责人王嘉钦等同志到武定雷钢厂大队等地蹲点调查，解剖了几个羊群的具体情况，确切地逐个调查统计出“掉了牙齿的老羊是多少？肥羊多少？小羊多少？公羊和适龄母羊又是多少？各占多大比例？经过摸底，算了帐，有了准确数据并预测了逐年发展趋势，又召开座谈会，广泛听取农民意见之后，才下决心在面上提倡推广“合理杀卖吃”的方针。这种从实际出发的谨慎态度，是难能可贵的。
三、长期坚持搞点，指导面上工作。
文玉同志的作风有一个重要特色，就是讲实际，说话不离典型。他抓点的基本形式有两个。一是自己亲自蹲点，或定时不定时到点上了解情况。我们曾经常跟他到点上去了解情况，研究工作（包接县上搞的点，他也去看过），有时是白天去，有时是晚间去，经常弄到半夜才回家，或者就在那里住上三两天，二是派出得力干部或身边工作人员较长时期地、轮流地蹲点，他经常召集蹲点人员汇报情况。
不少人都知道，楚雄前进公社一直是地委和文玉同志搞点的地方，从农业合作化以后，从没有间断过。他同那里的许多基层干部和农民交上了知心朋友，许多同志对“满大叔”（贫农莫生满）、“老二叔”等的亲切称呼，就是从文玉同志多次讲话报告中得来的。他去点上，往往是直接到农民朋友的家，一插到底，基层干部听到“王政委”来了，便自发地凑到这些农民家同文玉同志一块。冲壳子”（谈心）。
文玉同志去省里开会回来，首先下到点上调查，向农民送精神，听听农民的反映，然后再开会贯彻，他觉得这样做“心里有数。”上边的精神是否为群众所拥护？还要防止什么倾向“群众会给我们提醒”。所以，他开会贯彻上级的东西，实而不空，并且常常把点上提出的问题，拿到面上去研究、思考。在1964年以后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中），他仍然把蹲点作为一个重要方法。除了在前进公社的点上进行外，还去姚安县大龙口公社包粮屯大队搞“小四清”的点。1965年底又到禄丰县开展一个县的“四清”试点（号称“大四清）。此时，文玉同志为了更好地指挥禄丰全县的工作，又亲自深入到禄丰的勤丰公社马街大队蹲点。一蹲就是三月余，自带行李，吃住在一户农民家，真正做到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搞“四清”。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四清运动斗本身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左”的指导思想的产物，文玉同志作为地委的主要负责人，无例外地受到这个“左”的思想影响指导工作，必然会带来一些不良后果。但他在1964年至1966年的工作中间，注意吸取了过去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第一，在处理阶级斗争问题上，他已经不是那么“冲动”，头脑冷静多了。他在蹲点或指导面上的“四清’’中，对待真正的敌我性质问题上，立场是鲜明的，在对待人民内部的问题上，特别是基层干部犯有一般的“四不清”问题上，是慎之有慎的，他反复强调要立足于教育，按照当时的政策精神，注意启发犯错误者。主动下楼，温水洗澡，轻装前进修，并且，注意防止斗争扩大化，对于犯有较严重错误的干部，他也很强调查清事实，凭证据说话，并实行“冷处理一。以他在马街大队蹲点为例，在他亲自掌握下，那里都没有发生乱批、乱斗混淆两类矛盾丽误伤好人的情况，对运动的掌握是比较稳的。第二，他当时虽处在全党抓“阶级斗争为纲”的大环境下，却始终没有忘记抓生产的发展。他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三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运动一齐抓，对中央规定的“四清”运动的验收六条标准中“是否增产？群众是否增加收入？”一条十分重视。他随时随地都把发展农业生产、推广农业科技成果的任务，抓在手上，以很高的热情研究生产和科技问题：所以，六四和六五两年，在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以后，我州工农业生产量逐年上升，人民生活逐年好转，这同文玉同志的工作不无关系。
四、蹲机关少，深入基层多。
作为一个州的党委书记，文玉同志肩上的担子重，工作忙。但是他比较好地处理了抓中心工作和部门工作的关系；比较好地处理了上级机关要为下级（基层）服务的关系。所以，在我跟随他工作的几年中，有一个极显著的特点．他在机关开会、办公的时间很少，深入基层了解情况，调查研究，帮助下面解决问题的时间多，其比例大约是1：2。就是说，文玉同志在机关办公开会的时间，一年大约占兰分之一，而深入基层的时间大约占三分之二。有些时候长期在下边，一是蹲点，二是跑面。
文玉同志为什么能把大量时间用于深入基层？第一， 在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上，他坚持以主要精力抓主要工作，许多日常事务分工由别人去做，他很少被日常事务性的工作分散精力。地委的日常工作由其他副书记，秘书长去管，部门召开重要会议或有重要问题请示，由其他分管的常委同志去处理。他一般不去或很少去部门的会议上讲话，更不接受吃请。
他主持地委全面工作，主要精力抓各个时期的主要工作，特别着重抓农村工作。他抓工作抓得很紧，决定要办的事，他从不松手，一抓到底，非抓出成效不可。例如，他在领导农业生产上，抓水利建设，推广良种，水稻条栽密植“双龙出海”等重要生产措施，就从五十年代开始抓，多年持之以恒。其他，还抓农业生产工具改良，深耕细作，种植绿肥，套种间种，等等。这些都经常摆在他的工作日程上。对于其他地委领导同志，也要求他们在做好日常工作的同时，抽出相当时间参与抓中心工作，形成“一个班子、一股劲”的局面。各部门的负责人，同样要求参加各时期的主要工作，并结合中心工作，切实做好本部门业务工作，还要使部门工作服务中心，推动中心工作。第二，文玉同志早年就是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他同人民群众有一种内在的“天然联系。”对工人、农民以及知识分子感情深厚。所以，他总想到人民群众中间去，而不习惯于长时间坐在机关办公，除了必要的开会时间以外；往往是会议结束就下乡，（我的第二个孩子快出生了，也无暇照顾，头天下午便跟随文玉同志下乡，而心中却无怨言）。全州130多个公社多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其他领导同志有重要事商量，常常要到下面去找。据我观察，文玉同志只要几天不同群众接触，心里就闷得慌；他要我们随时掌握“群众生产、群众生活、群众情绪”，这是他最关心的事。每年栽秧季节，他要办公室把电话打到公社，问问那里下了多少雨水，栽了多少亩秧？“青黄不接”之际，要问问农民是否缺口粮？栽秧时节， 天阴下雨，要商业部门供应些酒，给农民暖暖身体……。他不论在乡下或机关，随时找机会同工农群众、科技人员以及机关干部谈心，交朋友，听取他们的意见。与他陌生而未直接相处过的同志，似乎觉得他“架子很大”，而同他相处在一起，则深感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
五、实行群言谈，决策搞民主。
据文玉同志说，他过去“在民主集中制问题上有过教训”，有的事“个人说了算，动员大家干”。这些年来，他从党的教导和自己的实践中深感那是“蛮干”。他把过去的教训变成了为党为人民更好地工作的宝贵财富。党委内的民主集中制实行得比较好，不搞个人专断，凡重大事情都在党委内部统一思想，共同决策，其他领导同志对工作或对他本人有意见，均能在会上当面提出，他都能认真昕取，接受意见。
那时，地委的重要决策，通常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两种会议形式作出。一个是地委委员会议或地委常委会议，一个是各县委书记会议。文玉同志每次主持县委书记会议的方法，都是先民主，后集中的方法。会议开头，他往往只是提出议题，简单地说明一下地委的初步考虑意见，然后让大家摆情况，提问题，说意见（包括各种不同的反映和意见）。只有在与会者（包括地委同志和部门负责同志）充分讨论，取得比较一致看法的基础上，再作集中统一。有的时候，地委领导的意见与实际情况不符，便随着情况的变化而改变。会议文件也发得很少。会议之后，根据讨论结果，写个纪要，发一个文件即．可。这种县书会议方式，是贯彻上级指示和地委决定的主要形式。一是体现了地委的最终决策，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二是会议时间较短(一般在三天以内)，效率较高；三是文件发的少，主要靠大家认识的一致，行动的统一。事情决定之后，必须坚决执行，督促检查，总结经验。
文玉同志的这些好思想，好作风，激励着我们在社会义现代化建设的大道上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