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玉(1913～1990)山东省黄县人。青年时代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东北做矿工,因劈死日本监工,四处逃亡。1939年找到中国共产党。1940年至1941年在家乡任党支部组织委员、村长。1942年至1945年任中共黄县县委委员、组织部部长、龙口市工委书记、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1946年任北招县委书记。1947年任北海武工队政委、地委人武部副部长、军分区参谋处副处长等职。1949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六大队副大队长,率部队进军云南。1950年任中共宣威县委书记。1952年调任中共武定地委委员、农委书记、地委副书记。1953年武定、楚雄两专区合并后任中共楚雄地委副书记并主持工作,不久任书记兼楚雄军分区政委,在楚雄地委担任主要领导14年。在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兴修水利、推广先进农业科技、发展地方工业、繁荣科学文化、培育干部人才等方面做出了突出成绩,为楚雄州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王文玉是在中国共产党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一名中高级领导干部,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和较强的工作能力。早在土地改革之初,他深入罗次县万松乡罗国营蹲点,与农民亲如一家,被干部群众情切地称为“土改大队长”。在武定县九厂乡,他与群众一起吃野菜,商量生产度荒工作。土改结束,他动员农村小炉匠进城打造农具,动员农民组织互助组,不失时机地将农民引上互助合作的道路。到楚雄地委工作后,他注重调查研究,坚持点面结合、以点带面的工作方法。他常说:“经常听群众的意见,我心中就有数;听不到群众的意见,心里就不踏实。”1955年,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许多村社在经营管理中出现混乱,他立即布置各点摸索经验,派出工作组到箐上和姚安、大姚、禄丰各点研究总结,再到箐上集中,王文玉亲自主持讨论,形成了《高、胡二社长对定额管理的对话》宣传材料。由于文章内容充实,形式生动,讲清了全地区的许多带普遍性的问题,推动了定额管理办法的实施。他时刻把群众的疾苦放在心上,经常教育干部要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注意群众的情绪。栽插季节,他说;“农民天天泡在田里,又累又苦。”吩咐办公室打电话给商业部门,供应一些白酒,让农民暖暖身子,消除疲劳;每到青黄不接,就通知有关部门了解群众的口粮情况。他驱车路过田边,常常下车问这问那,和农民有说有笑,问长问短。到点上就要找农民拉家常,有时谈到深夜。群众有话也喜欢“同王政委聊聊”,非常随便,有时谈得投机,还向他要烟抽。一次箐上乡达连坝农民越尚武赶马车摔下来,昏迷不醒,地委工作组打电话到医院,没有人接,因事情紧急,只好直接打到地委办公室,被王文玉接到,他立即自己驾着车到农村把这位农民送到医院;一次春耕,他在禄劝县路边看到一堆小秧,秧根已经晒白,停车查问,才知因缺乏运力,一时无法运走,就用自己乘坐的吉普车将秧送到生产队。
王文玉在工作中善管大事,在重大决策上显出他的胆略和才能。1953年以后,开始实行第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五年计划,工作的重点在农村。楚雄是一个十年九旱的少雨区,当时姚安、元谋、楚雄等坝区都是干坝子,全区300万亩耕地,90%以上的是“望天田”。这一严峻的现实摆在王文玉面前,很显然,要把农业搞上去,首要的是水。他看准了这一点,便下决心“大打水利翻身仗”。经过多次酝酿,决定在姚安修建全地区第一座中型水库——洋派水库。王文玉带上技术人员,来到姚安坝子,与领导、群众、技术人员一道踏勘。这个水库建成后可蓄水3000多万方,能初步解决姚安坝子的灌溉问题,但需占地5000多亩,涉及15个村庄、628户、2996人的搬迁问题,困难很大。王文玉在权衡利弊后,坚定地说:“干!就在这里打一场大战!把洋派搞成全区的示范工程。”他亲自调兵遣将,抽调各县干部207人参加施工管理,边干边学,组织三姚人马上工地。他特别重视搬迁户的工作,反复强调:“要过细,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让群众支持我们,就像当年老区人民支援打日本鬼子、打蒋介石一样。搬迁时要放鞭炮庆贺,要用滑竿接送老人,让群众舒心。”施工中,他不断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项工程于1954年11月开工兴建,1955年10月完成主体工程,投资少,进展快,质量好,搬迁安置工作做得周到,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元谋是全州最干旱缺水的热坝,这里的年平均降水量只有616毫米,而年均蒸发量达3823毫米。从1956年到1957年,地委经过调查提出了开挖东山大沟的方案。但由于大沟须经过39公里陡崖、9.7公里水土流失区、32.3公里的冲积层,穿越78段隧洞,工程难度非常大。王文玉实地踏勘后认为,“困难虽大,但不是没有可能完成,为了造福子孙,还是要下决心干”,随后立即调动全专区25000人协作施工,历经九年奋斗,万人挖山不止,终于奏响了东山大沟胜利通水的凯歌。1958年开工修建全州蓄水量最大的九龙甸水库,王文玉背着馒头与工程技术人员共同踏勘,调集当时全州12个县上万人的民工齐集水利工地奋战,边修边蓄。同年8月,遇到连日暴雨,洪水猛涨,8000多民工日夜抢险。洪水漫过17米高的坝埂,防洪子堤被冲垮了,工人们奋不顾身,冲上去用自己的蓑衣篾帽堵水,并手挽着手组成人墙抵挡洪锋。这时,王文玉出现在大坝的决口上,用洪亮的声音疾呼堵水的民工:“撤上来!撤上来!快!快!”驾驶员拉着王文玉,要他也马上撤下,他大声命令说:“不要管我!快去通知坝下的医院转移!”人刚撤上来,洪水便冲决了坝堤。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中,几位民工献出了生命,王文玉一面做善后工作,一面开会动员民工,化悲痛为力量,重整旗鼓抢修水库,半年以后,完成了这项浩大的工程。在王文玉主持中共楚雄地委工作期间,全州共完成中型水库8件,小(一)型水库59件,积累了丰富的水利建设经验,培养了一大批得力的水利技术干部和施工管理干部,为楚雄州的农业发展打下了基础。
王文玉思想开放,勇于创新。他十分重视农业科技工作,在农机具的改进、试验、加工上,在新产品、新项目的引进上,在农业科技措施的推广上都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对楚雄州内的重大科技推广项目,他亲自组织领导,一抓到底,作出成效。如水稻良种台北八号,1959年引进,经小区试验成功后,1964年在楚雄前进社安排2000亩的中区试验,他亲自担任这次试验的负责人,使试验获得成功,每亩均产800斤。1965年,台北八号推广达35万亩。1966年春,王文玉调动了工作,但仍回禄丰蹲点搞“四清”,他指导随从的同志起草了《关于台北八号培育壮秧的六点意见》,寄给新任地委书记余活力,新、老书记一起抓推广。1966年,台北八号栽插面积达65万亩,占全州水稻总面积的46%,获得了大丰收。与此同时,王文玉力主农村开展多种经营,发展烤烟、甘蔗、棉花等经济作物与各种经济林木、畜牧业、渔业。1956年,他与玉溪地委书记刘世杰商量,从玉溪选拔了一批有经验的烟农到楚雄担任烤烟辅导员;并亲自参加研究栽培烘烤的各个环节,责成烤烟管理组绘制大、中、小型烤房构造图,发给各地参照。这一年,全州栽烟面积由上年的3万亩发展到18万亩,为大面积种植烤烟积累了经验,创造了必要的技术条件和物质条件。在王文玉的倡导和支持下,楚雄州进行了大量优良品种和生产技术的引进工作,建立了一些生产基地,例如荷兰奶牛、卡巴金马、陕驴、盘克种猪、四川荣昌猪、高加索细毛羊、草鱼、鲢鱼、北京鸭、狮头鹅等,还有山东大白菜、美国蔓菁、德州西瓜以及各种苹果、水蜜桃,蟠桃、莱阳梨、柑橘、西洋梨、山东葡萄等。在他的倡导下,坝区发展蚕桑、篦麻,山区半山区发展核桃、板栗,河谷地区发展油桐、枧子等,拓宽了生产领域,建立了如花果山、良种场、种猪场、马场、羊场等一系列生产基地,发挥了长期效益。
王文玉在楚雄工作期间,一手抓与农业配套的支农工业,为农业机械和与其配套的通用机械工业,化肥、农药工业,农副产品加工工业,如丝绸、制糖、粮油加工、食品加工、造纸业等,一手抓基础工业,发展煤炭、电力等能源工业,开发铁、铜、铅、砷、石膏等原料工业和炼铁等冶金工业,同时发展建材业、建筑业等,形成了楚雄州地方工业的基本框架。
王文玉工作经验丰富,善弹钢琴,在抓工农业生产的同时,根据轻重缓急,对各项工作都注意调查研究,掌握动态,加以促进和引导。他很关心教育、文化、卫生、科技、体育等事业,重视人才,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常抽出时间到重点学校为师生作报告。他派人到上海、红河请来了京剧演员,组建了楚雄州京剧团、州歌舞团、花灯团等。
王文玉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不谋私利,高风亮节,勇于自我批评。在他主持工作期间,党和国家出现了一些全局性的错误和失误,作为一个地方党组织的主要领导,王文玉也执行了这些错误的政策和措施,给楚雄的工作一度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和损失。例如在合作化后期要求过急过快、规模过大,方法过于简单粗糙,给农村经济的发展造成严重影响;1957年的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伤害了大批同志,造成了很大的恶果;1959年反“右”倾,又伤害了一批同志。1958年后期,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为标志的“五风”盛行,经济发展受到严重挫折,出现了大面积的干肿病,发生了严重的死亡现象。王文玉在农村检查工作,目睹了这些情况,心情非常沉重。他对地委其他成员说:“这是历史对我们的惩罚!我们违背了客观规律,给人民带来了灾难!” 1962年他参加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回来后,认真反思过去,对大跃进中的失误多次作自我批评,承担责任,代表地委作公开检查,言词恳切。他从失误中吸取了教训,在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中,拿出了更多的时间跑基层,调查了坝区,又到高寒山区的单家独户去走访,有时爬一天的山坡才能走访一两家农民。他和群众一道吃洋芋饭,晚上睡在铺着松毛的地上。经过调查后,王文玉深切地感到:“再不能搞一刀切了,大跃进千篇一律的苦头我们吃够了!”他说:我们要从楚雄山区、民族的实际出发,提出因地制宜的措施。他强调贯彻农业生产责任制,实行按劳分配,调动人的积极性。王文玉说:“我们共产党闹革命的目的,就是要使人民富起来,不要怕农民富,哪有共产党怕农民富的!”
王文玉为政清廉,从不动用公款请吃,也不参加吃请。他日常生活俭朴,保持着战争年代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他对子女要求严格,入学的按政策分配,有的就长期在基层当工人。他经常教育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准搞特殊照顾,但对工作则有一种钻劲和干劲。他刻苦学习马列,善于从实际中提出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理论探讨,而嘲笑那种“手把书本学整风,官僚主义往上升”的本本主义。为了开阔自己的眼界,他抽时间学文学,学范文澜的中国通史,请一中地理教师编简单的世界地理常识不时背记,指定学习秘书剪辑报纸学世界知识,有时竞至于废寝忘食。王文玉常说,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学会一两门技术。他本人以身作则,学会驾驶汽车、拖拉机、摩托车。“大跃进”期间,运力紧张,交通部门提出将四吨的解放牌汽车增加至五吨,王文玉没有把握,就亲自驾着解放牌汽车到一平浪拉煤作试验,发动党委办公室的同志去装卸。由于他的影响,很多干部都学会了一两门技术,有的会嫁接果树,有的能培育良种,有的成了饲养能手,有的则会开车、修理农具、阉猪阉鸡等。
1966年,王文玉调任云南省建委副主任。“文革”期间,受到残酷迫害,在全省范围内被公开点名、批斗、关押、扣发工资,停止工作达七年之久。1973年任中共昆明市海埂农场党委副书记、书记。1975年任中共昭通地委书记。1979年3月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1983年12月离休。拨乱反正以后,王文玉对楚雄州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感到十分欣慰。他生病住院,楚雄的干部前去探望,他说,楚雄的耕地少,希望注意加强管理,防止乱占耕地……。当他看到一些地方志资料时,又提醒执笔的同志说:我在楚雄工作的那几年失误很多,希望不要只讲成绩,要成绩和失误都写下来,让后人借鉴。
1990年3月7日,王文玉在昆明病逝,终年77岁。他的老战友为他撰写的一幅挽联,高度地评价了他的一生:“一生为民辛劳,已尽肝胆披沥,犹且捐躯在死后;半世受党教育,任他风云变幻,依然矢志于初衷”。
注：此文是楚雄州志办出版的州志中王文玉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