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农历8月18日,我出生在泰安市房村镇房村庄一个很贫苦的农民家庭里。从我童年记事开始,家里有七口人:祖父、父亲母亲、叔叔、两个妹妹和我。自家地很少,家里的生计来源以大人们给人家帮工种地扛活为主。
虽然家里比较贫穷,但由于劳力不少,当时我还在空里,所以,八岁就上了公立学堂。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眼见着士绅们统治压迫穷人,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而劳动人民却吃不饱,穿不暖,逐渐对社会的不公产生不满情绪。当时在学校里,老师专制霸道,经常体罚学生。为发泄内心的不满,一次趁着老师不在,我便组织班里十九名同学给这老师发丧。假丧发得有模有样,里柜外柜俱全,被老师知道后气歪了鼻子,对我们严加处罚。先打我们板子,打累了罚我们的跪,到放学了不让我们回家。家长们知道后,纷纷托人说情才各自领我们回家。这次虽然吃了苦头,但也偿到了反抗带来的快感,一种争取自由,反抗斗争的思想在心中萌生。尽管对学校、对老师有诸多的怨气,但我学习还是刻苦认真的,历年的功课都是优等。由于我学习好,在同学中有威信,在初小高小时,同学们都选我当班长。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国民党统治时期宣告结束。国民党不抗日,面对日本军队望风而逃,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危机的时刻。我所在的公立学堂也在人心惶惶中解散,学生都回到了家中。 “誓死不当亡国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绪激荡着我,一个心思想为抗日出力。
当时日本鬼子还未打到家乡,待在家里又别无出路,只好求学待机救亡。便托人和家中说了我的想法,我母亲很是善良,待人好,要求全家还是让我上学,因此,我便又上了私塾。上私塾每年拿五块大洋,真是拿不起,为了给家里人减轻负担,也是为给母亲堵别人的嘴,说我光吃饭不干活,我便主动承担了全家人的吃水,每天要挑十担水。就这样,我又上了一段私塾学校。说真的,当时是在混乱之时,也无心求学,一心一意地想抗日救国。听说当时徂徕山有抗日武装,我就逃出学校几次到徂徕山去,但都是盼望而去失望而归。这时,本村地下党员李万新听说我和李升堂想当八路军抗日,他便和我说,让我在村儿童团当团长,这是在1937年11月,随后又当抗日青救会会长,发展到五十个青年,当时因为我年龄小,才15岁,站岗放哨送情报(鸡毛火柴信),就是火急燎毛、很急紧情报,向徂徕山送,我知道,这是地下党对我的考验。
1938年1月,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徂徕山大寺起义了,有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及爱国志士约二百人集聚徂徕山大寺,宣布成立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洪涛为支队长,黎玉为政委。从此,抗日的烽火燃遍泰山南北、汶河两岸。
1939年8月 的一个晚上,在村自卫团部,李万新(又名李志魁)和我谈话,问我愿意参加共产党吧,他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中央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现在是打鬼子”。我说我愿意参加。李志魁就给我一张油印的表,让我填写好交给他,嘱咐可得保密,爹娘都不能说,并向党宣誓。从此我有了第二条生命,就是政治生命。我接着又发展了党员李殿臣。1939年9月的一天,我们就在李万新的捌角屋开会,有李允知、李允洁、李台绍、李志魁和我(李东曙),成立了村支部,选举我和李志魁为村支书,划分了二个党小组。接着(1939年9月) 又召开乡支部会,选举我为乡支书。时隔几天又调我到区委任区委委员、社会干事,负责对内保卫,对外除奸工作。但这项工作只有区委书记李升知道,其余谁也不知道,也不能对别人说。记得当时区组织委员就提出,再机密也不过组织工作,李东曙做的工作我这个组织委员怎么不知道?区委书记说,你别打听了,李东曙直属县社会部领导。当时区委书记交给我监督区长李丙效的任务。那时李丙效和伪区乡长接触比较多,走得较近(后来证实对他的监督是正确的,在1942年日寇蚕食徂徕山时他投降了日寇)。
随后又由区社会干事改为区特派员。区里凡有党总支和支部的都建立了中心组长和组长,开展了肃反肃托活动。这时我担负双重任务,一是对内保卫,对外除奸,二是开展积极的抗日活动,建立两面政权,动员发动群众,开展敌区工作,扩大我抗日影响。(注:1938年上半年日寇占领泰安城,随继占领大汶口。我所在的区即汶口一带八区。)
1940年,在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的影响下,我们开展了争取两面派政权的斗争。当时,国民党政权不抗日,有的逃跑,有的投降日寇当了汉奸,有的成了伪政权,我们便抓住机会,首先将八区阳关乡的两面政权掌握在我们手里,派二名共产党员赵宗温、周传红为正副乡长,乡公所在房村。随之把东良父乡西良父乡,还有房西、柏子、大吴乡都争取为两面政权,开展一切抗日活动,从1940年到1941年,徂徕山周围是我抗日政府抗日最活跃的一年。党的领导、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开展的轰轰烈烈。
1940年夏,我部署公安武装打南窑。小河新有日寇搞的煤矿,每天早上一个鬼子小队去开煤,我们将武装埋伏在矿周围,等鬼子进了包围圈内,一齐打排枪,把鬼子打的狼狈逃窜,打死十几个鬼子,有几个逃回华丰鬼子据点,这是我们第一仗,旗开得胜,镇压了敌人,扩大了抗日影响,鼓舞了群众。
1940年9月(阴历八月十五),抗日区政府和区中队都在北埠集合开会。天佛晓时被鬼子汉奸300余人包围,幸被我区中队流动岗发现,在北埠村南接上火,打死两个鬼子。不料想他们分路大包围,大部分鬼子已到北埠村北的北岭,我立即派员赶快通知所有在北埠村的工作人员向外冲,我区队和区长正向北岭冲时,区长受伤,我指挥区队接连几次排枪,一齐瞄准鬼子一起发放,这一阵子打倒鬼子几十名(当时我们还没有机关枪,打排枪当机关枪),冲出一个缺口,突出敌人包围,一起到了朱家庄。朱家庄的民兵也出来迎接。整个区队抗日人员未受到多大损失,只是区长的手被打了一下。
1940年冬,为培养区级抗日干部,选拔我到鲁中区党委参加集训班学习。这时泰安县还归泰山地委,我在泰安地委住了一段。(当时,吕剑光是泰山地委社会部长。)然后,辗转到达鲁中区党委。(当时何施廉的党委书记,朱玉干的社会部长。)集训班经过三个月学习返回泰安,任泰安八区区委委员、公安特派员。回忆这段时间还真是艰辛,记得我从八区到组徕山空空山洞县机关住地,天寒地冻,糠窝窝冻得啃不动。当时有个蔡同志就吃不了这个苦,不去了。我和朱玉干的兄弟路过敌人封锁线到了泰安山区蛤蟆石、安子湾、大槐树一带,找到了地委,当时吕剑光部长说:你们辛苦了。我还是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看天是这么大,地是这么广,过一山,又一山,山山相连。我在地委一个月,和敌人斗争,转战上游、茶业、汶子线切东、石弯子,串过七十二崮,路过顽固区(国民党五十一军于学忠地盘),到了沂南侍郎宅,找到区党委。当时我改名夏子超,进了集训班。听了朱玉干讲十年内战侦察活动的经过,对敌斗争的经验和教训,记忆犹新。那时给五发子弹,子弹袋都是用秫桔莛充满当假子弹。在沂蒙还参加了反扫荡战斗,没吃的,就在山上饿一天。夜再里下山找吃的,也只能吃点麦粒子、豆粒子和野菜充饥。三个月过去了,保卫集训班结业了,我就返回原工作岗位。我的名字为保密化名就好几个,入党时叫李煜,在集训班时叫夏子超,回到县社会部改现在的李东曙至今。
1941年初拔掉鬼子的伪区中队。该队有30人住柏子乡,是我开展敌区工作的障碍。先是利用关系了解情况,报告我抗日县独立营,深夜包围了伪区队,枪一响,把敌岗打倒,即冲进去,30人全被浮获,缴获枪支30条和一些弹药。
1941年夏,我和李殿臣开展日寇占领区申村乡和大吴乡的工作。我俩有一次到大吴乡伪乡公所找到了伪乡长,争取他为抗日服务,开展反资敌斗争,就在这时,伪乡情报员 报告鬼子来了,因大吴离汶口鬼子据点只有三里之遥,我和李殿臣很沉着,问鬼子来了多少,伪情报员说一个小队,乡长说“我去迎鬼子,你们暂时在这里,不然他 们会到乡公所来。”我和李殿臣点头表示同意,我说,但必须留你的副乡长做人质。就这样等他把鬼子应付走了。我们俩各自骑上伪乡公所给的自行车,到了房西乡公所,把车子放下,胜利完成了推公粮田赋的任务。
同年夏天,我俩在敌区申村了解到村里的赵宗州是国民党五路军的人(五路军是牛子文国民党的队伍,专门反共,不抗日,后投降日寇,当汉奸),通过地下人员薛其梓了解到赵宗州在家,我们便闯门而进,赵正在喝酒,他见我俩便拿起枪,我们抢先一步,先把他的枪夺了过来说,跟我们走一趟。把他押送到县公安局,对他进行 了抗日救国,不要当汉奸的教育。后经他村的李大娘、高大夫作保,把他放回家去起枪,两天内把枪送回。不到两天,他就把枪交给了县公安局。我们又对他进行了 一番教育,让他不要当五路军的密探,被我们争取利用。后来赵的行踪被五路军知道后,把他杀了。
1941年冬,申村在汶河北岸有汉奸二大队 据点,他们靠鬼子势力甚为猖狂,时常来房村一带扫荡,实行三光政策,杀光、抢光、烧光。群众对此恨之入骨。我八区区委针对这种情况,布置区中队打击敌人。 这次我们在汶河边上设下埋伏。不料想汉奸队从树林里出来,我便通知区公所马上转移,并带区中队阻击敌人。在房村东沙岭击退杀伤敌人十余名。由于敌我双方力 量悬殊较大,我们只能边打边退,慌乱中,我区长李子平跳了井,腿被摔伤。从此日寇汉奸对我方活动区、游击区更加猖狂地反复扫荡。使我们控制的房村小学也派 有敌人的情报,后被我发现,不料他发觉逃回了申村伪据点。因为申村小学的这个敌奸细的发现,我们把派进申村小学的小学教员高小生(高大夫的儿子)转移到鲁中根据地去工作。
1942年春的一天晚上,我回房村和村支部的同志开了个会,布置准备反扫荡和反资敌的斗争。开完会时已是深夜。他们留我住下,我说不能住。我来的时候虽已傍晚,但敌人的耳目也不少,并且在敌人那里,我这头也是很值钱的,谁抓住我奖伪钞万元,父母为我挖了地洞,让我在家住一晚上,我都坚持没住。这夜我出村到坡里麦秸垛里睡一会。天发亮时,我发现房村庄里未出来一个干活的老百姓,就知道村子被敌人包围了。待我看到东山岭上有敌人站岗,证实了我的判断后,赶紧写了鸡毛信向周全庄、茅茨发去,县政府独立营接到信立即转移到黄士崖。
1942年5月,日寇伪军开始蚕食我根据地徂徕山。周围敌人组织了近两三千人在徂徕山周围开始了修碉堡、安据点、挖壕沟、垒封锁墙工程,把山里的住家全部撵下山,房屋全烧尽,能用的东西全被他们一抢而光,实行了彻底的三光政策。老百姓扶老携幼四处奔波,讨饭流浪度日。
这时,我独立营县政府全部转移到莲花山,各区自个坚持斗争。暂时与县里失去联系。敌人反复扫荡清剿,铁壁合围,军事进攻、政治攻势,软硬兼施。对我农村各抗日救亡团体和地下党支部实行自首政策。利用叛徒、自首分子,以联络为名,对假自首者采取顺手牵羊的办法进行掳获,或采取伪装我方人员诈骗老百姓。离间我方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尽管敌人采取种种手段进行欺骗,但群众是不会上当的,真正的革命者是不会上当的,反而更提高了革命警惕性。我们八区区委只剩下了李升、李宽、周祥谦、周洪源、李东曙、郑善斋几个人,坚持对敌斗争。
当时,我们活动范围很小,只是在田野里、道绳路、青纱帐、林地里活动。下雨就向桥底下,村子不能进,只有到西住坡、房村坡里活动。就和看大坡、要饭的一样。黑白都在坡里活动。老百姓人少和我们接近,人多时见了我们就走开,原因是怕敌人扣上私通八路的名子,惹得全家被抄。敌人还对坡里采取了拉网战术,我们只好下到西住家南的双井里。双井很深,下去容易上来难,只有我蹬着井两边先上来,再用绳子一个一个地拉上来。又一次,我和郑善斋下了水车井。踏着吊斗子可下到井底旁眼(井底侧洞,无水,可容人)里,待了一夜一天,真是难熬,第二天夜里上来,就到房村坡东泉沟发汗防感冒。即使在如此艰难困苦的环境下,我们仍然坚持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白天在坡里发动群众建立进村的关系,夜晚同志之间联系,以井棒眼(支起轳辘的石条,上有眼,可固定轳辘杆子)放石头、击掌为暗号,谁早谁先放,掌声问三答二,对上了就知是自己人。由于敌人采用了自首政策、顺手牵羊、秘密自首、充当我们的人和我们联系等手段,经常出现今天是同志,明天就是叛徒的情况。如我县教育科长赵某就秘密向敌人投降,又冒充我们的人来找我们。再如八区区长李丙孝就投了敌又来找我们联系。这样的事例不少。所以我们的行动必须十分谨慎,保持高度的警惕性。
从敌人蚕食开始,我们一直吃住在坡里。这时县里留下的顾亭臣、高明鍳二人负责徂徕山前三个区的工作,派李昌明和我们联系上。为保存力量,决定转移到根据地(三地委在沂蒙山区一带)。集合地点是南官庄十八里洼高粱地里(现良庄镇)。每个区只留二个人,其余人员全转移。这时八区我和李宽、郑善斋都已转移到北埠以东和东梁父以东高粱地里。为了搞些吃的,不料到东梁父和敌人接上火。打了一阵子,我们就转移到南官庄十八里洼高粱地里,在此住了二天二夜。没有水喝,找到一个坑子有水,喝了,第二天一看全是污水。就是这天的夜里我们开始过了敌人的新磁铁路封锁线,到了凤凰山东头瑶山一带,这个地区是游击区,白天可走到石莱、方城、蒙山的西头。我们一直到了蒙山区三地委住地李家楼一带。从三地区又到了鲁中区党委,住侍郎宅(是沂南县我受集训的三个月当时正是鲁中公安局)。高明宇传达中央整顿三风的批示。
这年秋,我随鲁中区党委副书记高克亭和地委书记董炎到莲花山西头圣井村,回到泰安县机关住地,对泰安进行了整顿。后就深入泰安敌占区化整为零开展活动。当时我被分配到泰安县山角峪区,任组织委特派员、区委委员。当时的区长是张仁奄,区委书记张瑞甫,分了六个片,有山角峪片、范镇片、化马湾片、西庄片、埠东片。
山角峪是敌占区的游击区,保甲制是敌人的一套,有的被我利用,有的效忠敌人。当时,我们的活动很困难,生活也很艰苦,吃糠咽菜填不饱肚子。我们在山角峪区发动群众建立地下党组织,争取伪政权,营救同志,开辟敌区工作都有一定的成绩。
有一次(这年冬),我和李一峰、孙毅,利用关系从徂徕山后到徂徕山前,穿过敌人封锁线和据点,到了徂徕山最高峰太平顶住了一夜,吃饭喝烧的雪水。第二天夜到白英坡,这条峪下去,又穿过了敌人封锁线。我们三人分手,他俩到东良庄,我就到薛庄,已是下半夜,和地下线联系好。第二天到房村周庆常家谈了工作。到会的有李升珍、李路桢、周庆常,夜间开完会后,住在哪里成了难题。因为周庆常家很小,后来李升珍提出叫我住他岳母家,并不让他家知道。但他家又靠村南头那条街,咱没有基础,如敌人来先到村南头, 一旦暴露就很危险。李升珍说不要紧,只是一夜,别没有住处,若是敌人白天来检查,他家有个夹坯墙,可以藏身。最后,还是决定我去他岳母家,带了一天吃的。 晚上他岳母领我通过墙洞进到夹坯墙里去,伸手一摸,是两大缸粮食上边铺了一个秫秸箔。这样,在窄小的空间里藏这一天,真难熬,真是度日如年睡不着,又不敢动,嗓子发痒,怕有动静被发觉,那个滋味别提有多难受了。好歹等到黑天李升珍把我叫出来到周庆常家开了个会,我就到薛庄去了。又找到我们的同志,路过敌人据点,绕到徂徕山西头,当夜到了邓家庄,快天亮了,在一个财主家住下。哪知道这老财主开始还很客气,把家人全支出去后,他却变了脸,要报告。我说你如果报告敌人,就在你家当战场。为了不暴露自己,我只好在天未亮以前先出庄,到庄外坟地里隐蔽起来。等一到黑天又开始行军,一夜走百余里,到了山角峪区。在山角峪区开展了对敌斗争。
1943年初,日寇对徂徕山根据地开始了疯狂的扫荡,蚕食徂徕山,革命形势急剧恶化。区委组织委员王振生到西庄征粮,被土门炮楼里伪军抓去了,扬言第二天就送往王家庄鬼子据点。我知道这一消息后,十分焦急,怎么才能求出被捕的战友呢,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了一个大胆的主意。这天的晚上,我找到伪乡长李平林家里,伪乡长正吃大烟,见我到来很是惊讶,非常害怕,一个劲地问我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我告诉他,我区里的王振生被土门的汉奸抓去了,要他想办法保出来。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伪乡长听明原委,连称是是,声言保证三天办到。第二天一大早,李平林叫着西庄的伪保长孙神仙抬着猪、羊肉、大烟土和钞票去了土门炮楼子。见了汉奸队长,孙神仙装出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说“队长,这点小意思犒劳弟兄们的,请笑纳。听说我手下跑腿的王振生被兄弟们一时误会抓走了,还请高抬贵手。”汉奸队长见送来这么多礼物,又有乡、保长作保,也就来个顺水推舟的人情,说“好吧,既然弟兄们误会了那你们把他领回去吧。”这样王振生同志才脱了险。
位于新泰公路的王庄鬼子据点,驻日寇一个小队,是日寇安在我根据地的一棵硬钉子,县委决心拔掉这颗钉子。但因据点的日军戒备森严,没有轻易下手。就把侦察王家庄据点内部情况的任务交给了我。
我在据点附近村子了解到,王家庄的伪村长王福涛经常出入据点,深得日军的信任,据点里有什么杂活,鬼子都是让王派人去干。这个伪保长本质不坏,不是铁杆汉奸。一天晚饭后,我找到王福涛,给他 讲抗日形势和党的政策,劝其悬崖勒马,为抗日出点力。王在我党的政策感召下,答应愿为我工作。但也有顾虑,怕被鬼子抄家,妻子儿女落入魔爪。我向上级汇报后,把王福涛的家属接到根据地,打消了他思想顾虑。不久后的一天下午,王福涛气喘吁吁地找到了我们说“据点的鬼子明天要几个民夫干活。”我一听高兴地说“ 好,这活我们去干。”第二天一早,七名县公安局短枪队的侦察员化装成民夫,背着底下暗藏着短枪的箩筐,跟着王福涛进了王庄据点。这时鬼子正在开早饭,枪支全架在一旁,“民夫”见正是好时机,出其不意地抽出了短枪,二三分钟的猛打,十几个鬼子还未来得及反抗,就去见他们的“天皇了”。战斗结束后,县公安局长高明鉴高兴地说,这次战斗打得成功、漂亮,李东曙该立头功。我谦逊地说“主要是参战同志们机智勇敢,他们该立头功”。消灭鬼子据点后,周围的敌伪人员纷纷 向我们自首悔过,有的立功赎罪,随之伪军的据点都集中在邱家店去了,望饭岭的鬼子也不敢出来了。
1943年秋,组织分派我到徂徕山区前去担任公安特派员、区委委员。当时三个区合为一个区,区委书记郑子文,区长刘安雪,宣传委员张华,组织委员李建刚。后李建刚调走。我就分工原汶口这一片,山前据点林立,东良庄有鬼子据点,并有汉奸队司令部,八乡联合办事处,山阳、茅茨、劳坡、西住、乡诚都有伪军据点,至少是一个中队。在这样恶劣环境中开展活动,很艰难,但再难也难不倒共产党员。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共产党的活动。首先基层地下党员建立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开展对敌斗争。对敌人进行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宣传攻势,使日伪军为我所用。重点打击坏中坏,以实例教育伪顽人员,当时茅茨的汉奸吴某某是坏中坏,就决定给予镇压, 再就是做争取瓦解工作,争取到了万部队司令部的刘玉忠。当时万部队有个说法是“宁掉一营兵,不舍刘玉忠”。还在薛庄抓了茅茨据点的一个副官,对他进行了一番教育,然后释放,以图有机会为我所用。在圣诞节对良庄鬼子据点的鬼子开展政治攻势,争取反战同盟的活动,利用关系,将用日语书写的慰问条幅挂在鬼子据点 的旗杆上,对鬼子影响很大。对西住伪据点围攻喊话,对乡城伪中队打埋伏。对号称泰南游击队的土匪董传成部开展争取工作,让他们配合我们在邵家庄一带的活 动。配合争取来的刘玉忠打驻扎在华丰的鬼子。
1943年冬,敌伪据点有的被我们打掉,剩下的日伪军大部集中在铁路沿线。徂徕山区基本上被我解放。这时由又恢复了原来的三个区,即汶口区、徂阳区、天宝区。我被分配在汶口区,任公安特派员、区委委员。主要任务是扩大我占区,缩小敌占区,对日伪开展武装斗争和政治攻势。这时汶口区的工作非常活跃,乡村伪政权基本上被我掌握。抗日形势开始好转。
有一次夜间,我听说李升凯(我的利用关系联系线人)赶汶口集回家来了,我便到他家询问大汶口敌人的情况,他说别的情况没听到,只听李玉路(我们的内线)说明天和鬼子化装到乡城、杨庄一带进行侦察活动。我连夜部署区队打埋伏。
第二天一早,我们如期看到他们一行四 人出乡城向杨庄走来,我远远地看见走在前头的是李玉路,为了保护关系又不能对队员明说李玉路是我们的内线,我只好对大家说前头那个可能是一个中国人带路 (问话能答上来就错不了),抓活的,后头那三个可能是鬼子(问他们话时答不上来就一准是),要狠狠地打。看着他们越来越近,眼看就进伏击圈了,但他们一转弯朝南河方向走了,我赶紧下令打,一排枪打过去,击中了两个鬼子。两个汉奸跑掉了。这次战斗打死二个鬼子,其中一个是小队长金梓,缴获二支手枪。事隔不久,汶口大桥鬼子据点逃出来一个鬼子,藏在中杨庄场园屋里,被我发现送到后防我抗日根据地反战同盟去了。
除掉鬼子金梓一事,极大地震慑了一批认赋作父的汉奸,但死心塌地投靠日寇的汉奸特务邓洪星却毫无悔改之意。县委批示迅速除掉这个血债累累的铁杆汉奸。邓洪星是大汶口镇有名的地痞流氓,恶贯满赢,人称“镇街虎”。他是1480公馆日寇特务机关。这时我抗日军民开展“黑红点”运动,即汉奸办好事记一个红点,办坏事记一个黑点,够五个黑点就要被镇压。我们悼念列出邓五大罪状,写成传单在汶口集市上散发,还贴到邓的家门口,警告他不要再做坏事。可这家伙不但不听,还口出狂言“我家北边有皇军据点,南边有警察所,跟前还驻着区中队,八路 军要搞我,除非从天上掉下来,地下钻出来。”气焰甚是嚣张。县公安局派孟局长和我负责除掉邓洪星。
经过一番准备,在一天晚上,我们化装成鬼子,带着十几个人出发了。过了汶河,在河头堡抓了一个伪岗哨,让他给我们带路。进了汶口镇北门,走到邓公馆跟前, 站岗的伪警察问是干什么的,我们抓来的伪岗哨回答是上车的。在他们一问一答间,我们迅速冲进了邓公馆,迎面看到三个人正在说话,其中一个左眼有疤癞的,就知是邓洪星,我便抢先一步问他“你是邓先生吧?”邓傲腔慢调地说“我就是,你们是那一部分的?”我指着孟局长继续说“我们是护桥卫队的,这是队长。”这时邓立刻殷勤起来,孟爱搭不理地一挥手,两个“日本兵”猛虎般地扑上去把邓弄到后院说:“邓洪星你这个汉奸,罪大恶极,五个黑点有余,你欠下人民的血债,人民政府判处你死刑!”将邓处决后,把县政府布告贴在他身上和墙上。第二天鬼子汉奸看到尸体和布告,个个心惊胆颤,唯恐这下场轮到自己头上。有的汉奸还偷偷地与我方联系,表示改恶从善,多记红点,为抗日出力。这一年冬,利用关系从土匪头子董传成那里弄了两把节钢匣子枪(没有准星)。
1945年1月, 我带武工队到鲁里出发,听关系说在小河西的伪乡公所里,邹老头的儿黑三反子头和二个特务喝酒。我和刘典高商量立即到伪乡公所把两个特务头子抓了来。这时天已经黑了,我们在北埠吃过晚饭,走到朱家庄王子新家住了下来。没想到夜里被日寇包围了,冲不出去,就作好了一切战斗准备。不知为什么,天亮以后,鬼子撤退了,我把犯人送到县公安局。
1945年春,我调到县公安局任审讯股长兼公安队指导员,经常在徂徕山周围活动,可是徂徕山东头光化寺一带被冯光田土匪占领。我参加了对冯战役,全歼冯匪七百余人,俘获300余人,其中有冯匪政治部主任绚子美(经审讯,其坦白交待好,释放了),对罪大恶极的周茂亮立即处一极刑。当地群众非常高兴。当时县公安局未有局长,副局长孟继续已调回部队,当时县委决定由我代理负责全面工作。
1945年上半年日寇还疯狂扫荡,当时国际提出的口号是“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正是这一年实现这一口号。当时上级派员实行了划县区工作。为适应形势,以徂徕山太平顶为界,以北为泰北县,以南为泰宁县,原来泰安县公安局一分为二,由王洪超带一部分到泰北县公安局,另一部分由我带领归泰宁县公安局。当时泰宁县成立在山阳,县机关也住山阳,以便开展对敌斗争,收复失地。可在日伪军未投降之前,蒋介石下令将日伪合流,由汉奸变为国军待命。
1945年6月份,我们便组织武装部队向敌占区进军收复失地。当时泰宁县县长朱静宇、县委书记马子成由山阳出发,整个县机关进住东庄,在东庄休整后向楼德进军。独立团攻 占了楼德发电厂,我带领武工队先攻占了楼德的山西会馆,以迎接县机关进楼德山西会馆开会。当时,县机关就住县二衙府,县公安局就住楼德东头一座商店住宅 里。1945年8月进驻楼德,同年9月2号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
抗战胜利了,人民欢欣鼓舞。但蒋介石确和日伪合流,掳掠胜利果实,进犯我解放区。对此,毛主席、朱总司令下令收复失地,接受日寇投降。
这时泰宁县广大农村全部解放,正发动群众搞反奸诉苦。当时二地委派来了青少年沂蒙工作队,提的号召是进村三天群众发动起来。可是才解放的地区对我们还不了解,没有真正群众起来。只是村里的二流子起来了,砸死人不少,运动出现过火行为。我当时在南驿区带一个班剿匪维持治安,当时抓到了汉奸傅三,经审讯供出二支匣子枪。在九山埋藏,我派人取了来,沂蒙工作队负责人李照德、强士贤找我要斗争傅三,此人确实罪大恶极,为支持群众运动,我就叫警卫人员押送傅三交给 了沂蒙工作队,大会没开始,就被一个人用木棍一下子把傅三的脑袋打开了。大会不欢而散。我对李强二人提出,处决傅三应由政府出面,这影响不好,他说“你看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来吗?”
我说:“看嘞,那时没有明的政权,农民起来当家作主,这是咱有政权,也是为人民的呀!”他没话说。当时鲁中区公安局长高明宇下通知,要求上报砸死的数字。
1945年11月,鲁中区党委书记向明来泰宁检查工作,也是来纠偏。派工作组到各区停止运动并集合沂蒙工作队和县区干部开大会,向明书记一开头就说,我给群众头上泼泼冷水, 因群众头上着了火,不泼冷水就把群众烧死了。从此把群众运动领上健康的发展规道。在南驿剿匪时,土匪头子耿继武是当地最大的祸害,我带武工队黑白就在土匪 活动的地区如鲁家崖、泗望、贤村一带。有一次,我带武工队在夜晚贤村堵住土匪三块,歪歪地被我当场击毙。
1945年12月,鲁中行署主任马馥堂任命我到蒙山县任公安局长,因剿匪任务量大未到任。这时,我解放军收复失地大汶口,鬼子投降我新四军,一纵队进驻华丰,二纵队进驻磁窑。吴化文赵光其部住汶口,这时三人小组正在调停,不准打第一枪,但双方都在采取真刀实枪地进行搏斗。我们的部队攻占大汶口大桥南部,我当时在南驿区剿匪治安,从花观、海子村破获了一个国民党蒋介石委任的师级特务。根据上级批示,要我配合一纵二纵侦察敌人住大汶口赵光典的情况,就和二纵保卫科研究,化装买菜的到大汶口街抓活舌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带领武工队化装成老百姓赶集,从大桥南头进入大汶口南门直到苦水井汶口大街,奔峪代永商店去了。正在和老板谈话间,进来一个国民党副官,我们就把他抓住,把嘴堵住,装到布袋里捆好,弄到小车上,当货推出商店,直奔南门,过了大桥,交给我新四军一纵队,纵队侦察科当即送到华丰师部审问。时隔不久,我便参加了打汶口战役,打一个月。把汶口解放。我就带公安武装在汶口维持治安,剿匪和派出所工作。
1946年春,正在执行“三人小组”谈判。我方代表提出把罪大恶极的汉奸万金山、苏子方交给人民处理。到了五道岭就是大汶口、北柏子坡、南运殿,我军把日寇包围,要他们把武器留下,把汉奸苏子方留下。其余放走。当即将汉奸副司令、罪大恶极的苏子方押到楼德,在南泉广场开公审大会处以极刑。
1946年, 我在泰宁县公安局负责政治工作,培训公安干部,带一个班经常在南驿区和汶口区镇负责剿匪工作。这年毛主席到重庆谈判。学习毛主席论联合政府,上级批示准备 二手,一方面联合政府成立。当时党的工作批示只能从报上看。另一方面准备解放战争。地方上正在发动群众反奸诉苦运动。把汉奸恶霸的土地分给农民,保护贫农 的利益,更不能侵犯中农的利益。
毛主席重庆谈判后回到延安,全党同志听到这一信息,欢欣鼓舞,可蒋匪撕毁了双十协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重点进攻延安,我党提出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的部署。后蒋匪军又重点进攻山东,从此解放战争就开始了。我军华东野战军在鲁南押运下了大会战的架势,就是“南征北战”。
1951年三大运动取得了彻底胜利,加强社会治安搞好生产。建立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城市对工商业资本主义的改造,敲锣打鼓,实行输买政策。使农村保卫城市转向城市要成为生产消费城市。
我县公安局根据县委部署开展公安工作。这时龙庭区报案东山山洞死了三个人,二个大人,一个小孩,都是妇女。我便派员侦察,从侦察的情况看,我分析有三个可能,一是一人与人通奸事发,被丈夫杀死被放倒这里,其次有回家探亲离婚难,领导未准,以杀死对方来解脱,作案后放倒这里,再就是谋财骗此劫杀。另一女人和孩子受连累(如碰巧赶上)。最后调查第一个可能性比较大,所有证据都指向了原城关区区委书记李善田,大体是李善田到上高庄蹲点和此人勾结通奸怀孕。对此,我提出建议逮捕李善田,县委书记、 副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都不同意,正好县委书记到地委开会,我说你先汇报这个事。但他去了未汇报。等县委书记回来,李善田已经跑了。当时省公安厅下发全国通缉令。(我第二次到新泰任县委书记才把李善田从东北逮捕回来公审枪决。)
泰安地委多次表扬新泰的镇反工作,先后有地委书记张敬涛、刘众前到新泰检查工作,也口头表扬了我。任命我为新泰县长(未到任)。
1952年3月, 泰安行署调我来科长任民政科长兼人事科长,后改为民政局长兼专署机关党总支书记。专署党组副书记。分管民政、人事、救灾工作,当时生产自救是重要任务。政 府机关是民财建教武。这时的任务是除生产自救外,划区并乡,个别划县,还有政府的划界和机构的设置。民政部门提出方案,上报党委政府研究决定执行。当时的 民事纠纷、民族矛盾,转烈军荣残的安置,婚姻登记,计划生育,人民的福利待遇,没收美国的福利院,还有宗教信仰,统一战线,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代表大 会等等。任务繁忙,责任重大,都在民政部门的范围。根据这时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上级布置和我区具体实际提出方案和意见,报专署地委决定后执行。划分镇行政 区划,都同民政部门提出后得到批准后执行。
当时我泰安专署是由原泰山专区和泰西 专区合并而成,机构都作了重新调整,成立了泰安地区专员公署,中共泰安地委委员会。泰西的地委书记任正职,泰山原地委书记任副职。泰山区的专员任正职,泰 西的专员任副职。由所属各县泰安、章邱、历城、莱芜、新泰、徂阳、泗水、汶上、宁阳、肥城、东平、平阴、长清组成。除区划,还有各种纠纷不少。民事、区 界、水利、婚姻,特别是汉民和回民的婚姻纠纷很难处理。男汉民女回民随回民,女汉民男回民问题不大。当时泰安东平就出现不少纠纷。还有结束土改发土地证。 婚姻转烈军荣残等,各种证书都是民政工作范围,提拔调动任命干部都在民政部门管理。
1953年下半年就将民政人事监察分开,我在1953年6月 被任命泰安专区人事局长兼专署党史组副书记,党总支书记。召开统一战线工作会议,当时在教堂开的,由专员讲话,主要是把各界人士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共建 泰安地区。这时的人事工作,主要是提拔培养配备德才兼备的干部。为培养干部我们建立了行政干校,没有地方,就先在桑滩训练行政干部,我兼校长,配备一个副 校长,管理提拔县区长级的干部。因干部队伍文化素质差,工农干部需要提高文化,当即建立速成中学,将工农干部培养,大部分干部提高了文化,充实各级行政机 构。大批干部支援外地,如南下干部,援东北和西藏干部。人事工作我是泰安地区的创始者。
1953年至1954年, 组织上又批准成立监察处,配备专员级干部任处长,随之山东省人民政府委任我任专区监察处长。地委书记和专员找我谈话后上任。我就从事建立健全监察机构工 作,设秘书、监察员,都是配的正县级干部。各县建立了监察室,设主任若干人,从而又开创了监察工作。这为监察工作打下了基础。监察任务主要是监察行政干部 是否尽职尽责,处理干部的违纪行为,如有违犯,给以政纪处分。当时的处分有如下几种:劝告、警告、记过、记大过、撤职、撤职留察、开除公职。对工作严肃认 真细致,对干部的处分却本着教育从严,处理从宽,处分也是达到教育的目的。对干部进行遵纪守法教育,对廉政建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55年 初因原机关党委书记调走,组织上调我任中共泰安地委机关委员会书记。地委部署和县委部署一样部署机关党委工作。当时,机关党委设有机关共青团委,有妇女工作,有秘书科,组织科,宣传科,还有高级理论教员,初级理论教员。同年春天开展植树造林。当时的泰山各个山头都是光秃秃的,没有树,只有石头不见林。地委 要求机关造泰山林。从而部署任务,分工负责,有财贸林,妇女林,青年林,开展宣传,召开大会,动员上山安营扎寨造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在泰城发动机关干 部建设人造湖,泰城南湖二个,东南湖一个,存上千万方水。组织发展知识分子入党。当时疾病防治所所长是高级知识分子,发展为党员。泰安一中校长多年来的知 识分子发展成党员,并建立专署总支,地委总支,财贸总支和总支下的支部,并加强理论学习,有中级学习班,初级学习班,都 配备县级干部理论教员。加强马列 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
1956年初,我任中共泰安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当时有张文部长,我和谷前副部长,组织工作任务是整顿党组织,加强党基层组织建设。建立健全各级党委,对地委管理干部 都有组织部提出交地委研究,区级干部都是地委组织部管理。组织部机构有办公室,秘书科,干部科,组织科,党员管理科,还有审干办公室。除加强组织建设外, 把“肃反审干”作为组织工作重点去抓。中央号召对“肃反”审干抓紧进行,提出“不漏掉一个反革命分子,也绝不冤枉一个好人”。要稳准狠,大部不抓,一个不 杀。重事实,重根据。毛主席提出了胭脂扣、十五贯的故事。工作量比较大,分级来搞,调查材料都在全国范围。写调查材料也很艰苦。有的几天几夜吃不上饭,睡 不着觉。当时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发展经济。把租阳县撤消,一部分划新泰,一部分划泰安,宁阳撤小乡并大区等工作,干部调整是组织部突击任务。
1957年开始整风反右,开展大鸣大放。大家都是提的建设性意见,农村提意见的不少,有的将我们的区长关起来,当时对干部打骂之事多次发生。这年山东省委召开三级干 部会,后召开党的会议,毛主席来山东在珍珠泉礼堂亲自接见了我们,到会的全体同志高兴万分,激动的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我激动的热泪盈眶。会上照了像,每人发了一张照片。当时在会议结束时,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同时开了党代会,中央提出了批判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当地都有自己的批判对象。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后,就打右派等。组织部和纪律合并办公。这时我经常出发,深入农村基层,地委成立了工作组到各县帮助工作。
1958年中央提出三大运动,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具体是大办人民公社,大跃进,全民大办钢铁。一个区为一个公社,下设大队小队。大办农田基本建设,大 办炼钢,我身为组织部长,便带领工作组到平阴县帮助工作,大办钢铁,土法上马,搞了炼铁炉“一脚蹬小炉”,出来的小油子误认为铁水报喜。这年农业确实丰 产,但地瓜花生都因为炼钢铁没人收烂在了地里。实际上是丰产不丰收。各区改为人民公社,都开庆祝大会,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掀起了大 跃进的高潮。但由此也使人们头脑发热,浮夸风盛行,有的亩产报千斤万斤,是报产量谁报的高谁就是好干部,报真实情况被误认为右倾遭批判,伤害了不少好干 部。还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毛主席写一封信,及时纠正了当时的浮夸之风。这封信直接印刷到基层生产队。大办水利建设,提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1959年泰安地区所属平阴县划为聊城地区。随后不久,将泰安所属肥城县交给聊城,时隔不久将泰安地区撤消,与济南合并。泰安组织部和济南市委组织部合并。我随之到济南市委组织部任副部长,分工肃反审干。不到半年,1959年,济南市委书记找我谈话,要我回新泰县委书记处任书记,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服从组织分配。
到了新泰,这时正在搞水利建设。我们动员全县60万人民修了东周和金斗水库。东周水库存一亿方水,金斗水库存3千万方水。对农田水利建设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新泰多是山区丘岭地带,人称七分水河岭,只有三分田,地就象那猪嘴脸。大部分是地瓜花生(号称花生县,种植30万亩花生),十年九旱,缺少水利资源。可到1960年是丰产不丰收。1961年就挨饿了,干群都吃糠咽菜,玉米芯和豆秸成了主食。由于营养不足,得肝病的特别多。各种供应都实行了票证制度。这时中央召开了7000人大会,一致开到县。毛主席在工作会议上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随之提出发展生产开展节约运动。工作有了新面貌,工农业生产经济形势有了好转。一直到了1964年,才有根本好转。
这几年反击右倾风,又来了几个大办,纠正了几个不切实际的大办,又刮起了五风。我在新泰时,地委某领导检查工作,提出凡是58年的产物都要砍掉,当时他扒水库,东周水库要扒,其他水库也要扒,我说光明水库是57年建成的,不能扒。后在县委会上我又提出才保留了下来。但这位领导很不高兴,我内心想,顶撞了上级可能被调走。后不出所料。我是1964年 搞社教运动时,县委书记调走,由我代理县委书记的工作,这年地委组织全地区县领导干部到临沂沂水参观沂水水库。沂水水库和东周水库一样,在现场我说东周水 库不扒和它一样,在沂水城开会,这位领导主持会议,说“东周水库说是我叫你扒的,是我叫你扒的吗,那是上级叫扒的。责任不在我”。当时我感到他不负责任。后来东周水库又修复起来,效益很好。可是到1964年冬开三级干部会议,当即把我叫到新汶参加会议,1965年调新汶任县委书记分工党群。
新汶是个小县,有小协、孙村和东都三个公社,共有人口10万人,属于山岭地带,南有光明水库,北有大协火车站和协庄煤矿,农业生产差,亩产200斤粮,科学种田意识很差。当时穷汉很多,最大的穷队是大协大队,500户人家每年吃返销粮30万斤。来到新汶后,县委研究改造后进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在这种情况下,我蹲点一年,吃住在最贫的户,我发的粮食,细粮都给住户。我和贫下中农研究整大寨田,改造馒头岭,科学种田,利用水库有利条件,种水稻、种玉米,当年水稻800斤,玉米700斤,当年社员解决了温饱。不但不要国家供应,还卖给国家公粮30多万斤。
我还和大协火车站联系建了一个农民服务站,凡是生产生活用品,统计好交车站,凡是农民生产资料,生活用品及时供应社员。群众反映说,不用进城所需要的东西就能买到手了,这样真好。后来国家铁 道部副部长郭鲁亲自来大协车站开现场会,当时提出铁路学大协,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并称学三大。我在这次会议上受到表扬。把大协由穷队变富队。我又提 出建设朱高庄水库。通过勘探,设计库容量700万立方,经县委研究同意批准。就在1965年冬季开始,计划汛期前完成。还设计新泰县七个村划归新汶。我亲自与新泰县委商讨,确定把七个村划归新汶。凭着我在新泰修水库的经验,朱高庄水库不到一年就修成了,解决了东都公社和新汶的用水问题。
1966年新汶就成了社教的重点县,地委组织了“四清”工作团到新汶搞四清。分四个大队,除一个直属大队负责县机关外,各公社分别一个大队,我任东都公社大队长,在 “四清”运动中进行教育,提高觉悟,反对贪污浪费,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在进行教育,提高觉悟过程中,挖出南保二支匣子枪,在小于挖出七支长枪,对群众 提高了觉悟,认清了还有阶级敌人。
1966年5月16日,中央批示,即5.16<通知>,开始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__“炮打司令部”。开始时还是交办红卫兵,毛主席检阅红卫兵,各地派去的红卫兵代表参加。
1967年春,各级党委都被砸烂了。当时一些同志的共同心声是跟毛主席干革命,反而成了革命的对象不理解,被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想不通。中央指名批判刘邓,各级党委的同志都是走资派,各级都派军代表,推翻党委,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军队支左,掌握一切大权。原来县委都是被批判斗争的对象。我当时在新汶县委任书记,因不久将我结合成县革委会主任,后又出现了派性斗争,有的成了造反派,有的成了保守派,群众斗群众。提出砸烂县革委。成立县革委不到一个月就被 砸烂了,我便成了主要斗争对象。
在这期间到处都是对我批判的场所,问题想不通,再现多种念头,让干就干,不让干就下来,何必批判。反正想好的思想不多,净向坏处里想,但有一点还主导着,就是我不能死,我要吃尽世界所有的苦。被斗时低头弯腰是平常事,一弄就是四个小时,不仅如此,还挨打受骂,受迫害,他们造死地治你。打头打成脑震荡,眼肿得看不见还不能说打的,不能给造反派脸上抹黑。斗完之后关牛棚,劳动改造。我天天出去烧水,又到东都拉水泥,在我拉水泥时,在水泥厂一个地排车下来撞断我八九根胁条,我请假去肥城边家院医院看病回来,照常挨批斗。但内心有一个信念,党决不会这样下去,就是这样受折磨下去,我也要活下去。只要打不死我,就要坚持。受多少罪和痛苦,精神皮肉再苦,也绝不能自走绝路。那给孩子会带来多么大的痛苦,个人也成了叛徒。那时自劝自己,“忍”字当头,我经常想“自足者常乐,能忍者自安”,因此我唱了一个歌,“忍耐好,忍耐就是吾家宝”,凡事要多忍耐。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我从1967年至1970年被斗,被关四个年头后才被解放。
1970年。我调莱芜县工作,作为莱芜县委的候选人,人未到,名字先到了莱芜。我到莱芜时,县委还未建立起来,正在建各公社党委。莱芜全县各公社党委的建立都是我代表,县里去祝贺。各公社党委建成后,随之选出党代表参加县里召开的党代表大会,选出了县委委员,随即开了县委全会,选出县委常委,我被选为县委常委,分工党群、解放干部和政治工作、宣传工作。当时的原县委书记有四个,原县长有五个,都没有解放。其中县长苏建章案最大,涉及面也广。为了给这些同志平反,尽快解 放他们出来工作,我亲派员调查,证明材料是假的,我们做的工作就是要搞清假材料的来龙去脉,并把作假材料的根源找出来。县委一致赞成我的报告,说我讲马列主义,讲辩证法,同意平反。四个县委书记和五个县长都解放了。当时莱芜正在三线建设,他们都分别带民工支援三线建设。
同时,我们还解决许多历史遗留问题。把抗日时期的肃托错案、日寇蚕食时出现的假自首(群众性地向日寇假自首)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因我对这段历史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抗日时期,1940年我到鲁中区要参加保卫干部培训时,正好是归泰山区领导,我是先到的泰山区,在泰山区打游击,反扫荡中,都是我身先士卒,在前头侦察,二个月后才到鲁中区党委,正是1940年泰山区社会部长吕剑光伤害不少好同志,这段情况我是经历过来的。因而应将受冤的同志给以平反召雪。只因1972至1973年 这段时间我分工政治部和三反办公室,把材料报上级,上级说来莱芜了解,但未来就拖下来了。我在三反办公室时,将贪污三万元以上的贪污分子抓获,在程子坡缴 获现金三万元整。这年圣贤道皇活动猖蹶,活动覆盖四个县。我布置公安派员侦察圣贤道皇,在上游抓获了皇上娘娘,还有大臣五人。维护了社会秩序,得到人民群众的好评。
1974年“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莱芜造反派蠢蠢欲动,当时县委要我和造反派联系,我拒绝了这一建议。当时地委对莱芜抓皇上,抓3万元以上贪污分子进行了对我的表扬。
1975年,我任泰安地区小钢联党委书记。这里的工业是泰安地区唯一工业,有50立 方的炼铁炉,搞轧钢还办水泥厂,上千多工人,建立高炉车间,原料车间,运输队,车队。党委设有书记,副书记,委员,下设办公室,组织科,宣传科,青年团,工会,妇女会,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直接为生产服务的有生产科,代销科,建设科,设备维修科,办公室,上述科室。有厂长,副厂长领导。
1976年 是不平凡的一年,中国三大巨人先后都离开了我们。真是悲痛万分。周总理是我们的好总理,一月份走了,朱德元帅是我们的好元帅,七月份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朱德元帅走后不久也走了。我们在钢联随全国举行追悼会。全厂干部职工化悲痛为力量,发展生产,这年各项任务完成的最好,生产上的快,增强了经济实力。我 有一个亲身体会,不管干县委书记,还是厂党委书记,只要有经济实力,说话办事都很柱壮,士气高涨。可在钢联不久,转眼就是三个年头。
1977年下半年,地委调我到一轻局任局长,其实一轻纺织都在一块,两套人马。这时中央纺织部开会,我去参加,还有厂里参加,有二个厂,一是平阴国棉厂,二是大河棉 纺厂。开十天会,中央表扬上青天(上海青岛天津)搞的好,棉纺厂搞的好。回来贯彻中央纺织工作会议精神。在泰安地区各县都开展了纺织工业和毛纺工业,填补了泰安的空白。
1978年下半年,调我到地区劳动局任局长,我来泰安地区劳动局,只有八个人,只是一个劳动组。我来后首先抓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因文化大革命把人的思想搞乱了,必须要拨乱反正,从根本抓起。根据实际,因事因人而宜,分别下设局办公室,计划调配科,工资科,保护科,安全办公室。矿山锅炉安全办公室,劳动服务公司,培 训中心等组织先后都建立健全起来。每年都办理招工计划指标,提工资,特别是下乡知青的安置工作。这项工作很艰巨。我向领导提出下乡知青收回来待业就业再安 置,待业就等于就业了,以缓解招工就业的压力。当时领导还对这个做法很不放心,同志们也很担心,觉得非出问题。当时我经过调查各部门和家长及本人都不愿意 下乡,单位因知青下乡的经费开支也不少,如回来办服务网点,同样的经费不但花不了,还有赢利。家长更不用说,下乡开支大,不下乡开支少,家庭都能负担。更 不用说家长大都舍不得孩子到乡下。这样回来安置还调动了积极性,少花钱,多办事,这个账都算得来。按计划招工指标当年下乡知青全部安置完。除招工指标安置外,还有各单位自己安置,成立了知青网点,地县两级成立劳动服务公司。还有就业培训中心。泰安地区培训中心是第一家,是劳动局首创的。省劳动厅和中央劳动 部都觉得是好事,中央劳动部何部长来检查,觉得很好,在泰安召开全国劳动部门现场会,由泰安介绍经验。得到中央劳动部的充分肯定。第二年全国劳动会在西安 召开,又叫泰安劳动局到西安介绍经验。
泰安地区劳动事业的扩大和发展人才的 不足是制约的关键。为加强就业服务和提高就业人员的文化技能素质,向地委、专署写了报告,要求将泰山东路红门和泰山西路下马的单位归劳动局所有,地委专署 批准了这个报告,向省劳动厅汇报,得到表扬。红门开始建立二层楼,劳动服务公司所住。泰山西路建立了就业培训中心。省里来人就表扬。泰安劳动局随着事业的 开展又成立了锅炉科和锅炉研究所等,从劳动局八人扩大到五十人的劳动局。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为泰安经济与社会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我在劳动局两头 占着八个年头。是不平凡的八年,拨乱反正的八年。有内部斗争,也有外部斗争,彻底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顺了各种关系,拓宽了工作领域,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当时,有许多新建的业务工作至今发挥着作用。
1984年上半年机构改革,中央提出干部“四化”方针,配备年青有学历的干部,地委专署派有工作组。我是专署机关机构改革领导小组成员,分工配备局长一级的干部。我局配备李志甲任劳动局长。我和侯家璋与李志甲谈的话,谈话不久,我在4月离任,交与李志甲上任。
1984年经地委批准我离休,一切政治经济待遇不变,并报经省委组织部批准享受厅级待遇。但还不能马上离任,还得对年轻干部扶上马送一程。经过一段时间才离开工作岗位,在离任时,全局同志举行欢送会。1984年 离休不久,市委老干部局派人和我谈,并带有市委聘书,让我担任市委老干部工作联络员。我们联络员共有十五人,当时都是厅级干部担任。并划分了七个小组,基 本上两人一组。第一组市委,第二组市政府,我是第二组组长。负责联络政府口各个单位对离退休干部政策的落实,对政治生活两项待遇的落实情况。后来是检查“ 两费”的落实情况。中央要求对离休干部待遇和在职同级一样待遇,就是离职休养。我还是老干部党小组组长,以后成了老干部支部书记。在老干部党支部中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十几年如一日按照每星期四都自觉学习,局领导对老干部工作非常重视,加强老干部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对老干部政策都落到实处。我党支部三次被市委评为全市优秀党支部,四次被市委市政府评为全市先进单位。我个人被市委市政府评为全市先进工作者,并三次颁发奖励证书。我虽已离休,但思想上没有离,对党对革命人民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