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19年出生。祖籍陕西省长安县细柳乡等驾坡村。我走上革命道路是与家中几位亲人,特别是大哥、二哥的影响和启蒙有很大关系。我大哥何琰为追求真理,于1926年4月策动旧军队哗变,投奔当时与共产党合作的冯玉祥部队,不幸被枪杀身亡;这在我心中引起了对旧社会的极大痛恨。我的二哥何寓础(1909—1967)早年参加革命,1924年在北师大入党。参加了李大钊创办的“共进社”活动。回陕后,同陕西的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组织发动了著名的“渭华暴动”。1931年至1937年,二哥在西安从事地下活动,曾三次被捕入狱,始终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中央调到延安大学任副校长。解放后,他曾任西安市人民政府秘书长、政协副主席,是西安市教育界较有影响的人物。我是在二哥及许多进步人士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的。
1932年春,我考入省立二中办的初中预备班。当年秋转入西安第一中学。二中的革命气氛很浓,校长李林初,训育主任武伯伦等都是共产党员。在进步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我积极参加了许多进步学生的革命活动。在闹学潮中我发现被捕的人都是思想进步,忧国忧民,反对内战,主张抗日的人士和学生。这使我又进一步认清了当局腐败的反动本质。
1935年暑期,初中毕业后,因家中一贫如洗,未考高中。父亲托好友孔从周(当时任杨虎城部炮兵团团长,解放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司令)把我介绍到西安绥靖公署办的兽医训练班学习。这里也有共产党的活动。如曾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的柴泽民同志就是其中之一。当时我在他的带领下参加了一些进步组织的活动,象拥护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声援游行活动等。“西安事变”时,该班已结业,我经方仲如同志(解放后曾任西安市第一任市委书记兼市长)介绍,1936年12月即参加了杨虎城独立第一旅许权中部的无线电训练班学习。许部是完全由共产党控制的一支革命武装。该班的领导人刘克东同志(解放后曾任西安通讯兵学院院长),即是红军派来的。学习期间,因父亲病故回家奔丧,耽误了功课。所以政治处决定调我去做政治协理员。工作中经常与红二方面军六军团联系。
1937年元月一日,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
1937年3月,中共陕西省委调我到西安红军联络处(后改名为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在这里。我亲眼看见了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同志为革命不辞劳苦,呕心沥血的工作情形,他们那种忘我的革命精神深深地教育了我。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许多革命斗争策略和经验,使我终身难忘。
“七七”事变后,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纷纷奔赴延安,寻求救国的真理,我也萌发了去延安学习的念头,遂向党代表林伯渠同志提出了请求。林老非常支持,高兴地对我说:“你很年轻嘛,应该多学点东西,好为党作更多的工作”,并亲自给我写了介绍信。1937年10月,我离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奔向了延安。
到延安后。中组部介绍我到中央党校十二班学习,结业后又转入马列学院第一班学习。第一班学员中有李先念、秦化龙、邓立群等94名同学,找是年纪最小的。我们的第一堂课,就是毛主席讲《论持久战》。记得当时学员们都非常激动,主席讲课时大家都向前挤,边听边记,生怕漏掉一个字。
1938年底,我从马列学院结业,被中组部分到抗大一分校工作。当时,抗大一分校校长是何长工,副校长周纯全,政治部主任黄欧东,训练部部长韦国清。我任第七营教导员兼党建课教员。
1939年2月,学校奉命进驻晋东南。1939年7月,日寇出动5万余兵力对我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学校奉命在平顺、陵川、林县一带进行反扫荡。我所在的营也参加了打壶关、子洪口等战役。不久,我被任命为校部直属政治处副主任、党总支书记,随后又提为主任兼总支书记。
1940年,抗大一分校奉令挺进山东,来到沂蒙山区,学校组建了“抗大独立团”,我被任命为该团政治处主任。这支队伍在敌后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1941年11月,山东纵队领导决定调我到纵队政治部保卫部任侦察科长,从此开始了我锄奸保卫工作的生涯。这期间,我的工作重点是:平时搜集情报,掌握部队政治侦察工作,战时配合军事侦察部门掌握日伪军的动向。由于我们工作主动,方法灵活,掌握了敌人行动的大量情况为反扫荡斗争的胜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43年3月,我调到鲁中军区政治部任锄奸科长。这时,为了粉碎日伪顽对我根据地搞所谓"红旗政策”、“画眉政策”、“自首政策”等特务活动,我锄奸科与敌工部门(敌工科长是王芳与何庆宇同志)配合,在日军中开展反战宣传。释放并组织日俘(以日本作家小林之助为首建立“反战同盟”)积极主动地对日军进行瓦解工作,并派出干部在北平、青岛、济南、蒙阴城等地,打入敌特机关,建立了重要情报站。经过上述工作,彻底摧毁了敌特的破坏阴谋。
1944年初,我被任命为鲁中公安局长、鲁中区委社会部长兼鲁中军区政治部锄奸科长。这一期间,为了彻底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我军开始了第三次讨吴战役(吴化文系敌伪和平军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我们公安锄奸部门事前做了大量工作。我曾亲自到敌区南麻、悦庄等地发动群众。收集情报,并在敌人内部建立关系。我们还组织了一个专门的讨吴战役工作团,在吴化文部队周围开展工作,瓦解敌伪,侦察敌情,使我军掌握了大量情报,于1944年4月12日彻底歼灭了吴化文的主力。
日本投降后.我奉命随第三纵队于10月下旬渡海抵达东北。在东北,我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政治部保卫部长,并参加了沙岭战役和鞍海战役。沙岭战役之后,我任辽南独立第一师政治部副主任兼师党委书记。鞍海战役后,我调到辽东军区司令部任情报处处长。我接手情报工作时正赶上“四保临江”战役的开始。这次战役中,我们情报处收集到许多极重要的敌情,为我军战胜敌人取得四保临江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一次,根据陈云政委的指示,为了摸清敌人的兵力,我们指派三纵队一个侦察队进行地面侦察,首先打掉了敌人的一部汽车,点清了车上的粮食数量,从而推算出粮食的总数,并进一步推算出敌人的兵力,这一准确的情报对第四次粉碎敌人的进攻起到了重大作用。由于我们情报处工作比较出色,受到了东北军区总部的通令嘉奖。辽东军区首长肖劲光、陈云、罗舜初、吴克华等同志还专程到情报处和我们全体同志合影留念。
夏季攻势胜利之后,我兼任通化市公安局长。很快又被调到辽东(南满)分局社会部任二处处长,负责锄奸保卫侦察工作。当时南满的敌情极其复杂,二处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南满地区的锄奸保卫工作和向敌区的派遣工作。在中共南满分局的领导下,进行了大量的锄保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效。特别是旅大关东公安总局成绩尤为显著。他们自上而下建立了锄保组织,配备了保卫干部;侦破了不少敌特案件,揭穿了敌人的破坏阴谋;发动群众维护和巩固了当时旅大地区的社会治安。
1947年1月,东社部在沈阳周围的法(库)铁(岭)县和清原县设立了两个情报交通站。同年6月,我们又在营口、盖平设立了两个情报站;盖平情报站,对外以辽南军区政治部联络处名义开展工作;营口情报站,对外以辽东军区联络处辽南分处名义开展工作。这两个情报站主要是情报派遣工作,即向敌人内部派遣情报人员。派遣的情报人员大都选择我们的干部或政治上可靠或政治上倾向我们可以为我工作,并在敌区有社会掩护,有一定社会经验和文化水平的人。派遣的目的,主要是打入敌军、政、党、警、特机关内部,搞锄奸情报,了解敌人组织秘密、向我区派遣的党特关系以及敌人撤退时的潜伏计划等。有时也有目的的搜集一些指定的战略情报。
南满的公安锄保工作,在东北局、辽东分局、东北社会部的正确领导下,经过一年多的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敌特组织及其阴谋活动,在支援战争、巩固根据地、配合土改、保卫生产、维持社会治安、巩固社会秩序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48年11月,我奉中央的命令调任沈阳特别市公安局局长,开始了开创沈阳公安事业的战斗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