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战时在山东的公安保卫工作（文/李震）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前夕，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同志找我谈话，叫我到清河区党委干社会部长。那时清河区党委书记景晓村、军区司令员杨国夫、政委刘其仁、政治部主任徐斌州、行署主任李人凤。
    一、清河区公安保卫工作创建
    我去清河之前，胡维鲁同志是清河区党委的社会科长，当时的社会科是附设在区党委组织部里的一个科。我到清河之后，就着手建立起各级保卫组织，区党委成立了社会部，县里成立了社会科，基层党组织设了保卫网。那时区党委社会部设四个科：胡维鲁是一科科长，王墨庭是三科科长，王民英是四科科长。当时还没有二科长。
    为了尽快建立起各级保卫组织，我从临淄、益寿等地召集了一些有文化的人(男女约40人左右)开办了一个保卫干部训练班，一九四一年秋天，训练班结束后，即着手建立县公安局，将训练班的学员分配到各县公安局工作。
    那时山东分局也办了两期训练班，专署公安局长和一部分县公安局长，曾参加了这个训练班的训练。
    一九四二年成立清河行署公安局。清河行署所辖四个专区：清东，清西、清中、垦利。清东专区辖寿光，广饶、潍北。益寿等县；清西专区辖长山、邹平、桓台、高苑、青城等县；清中专区辖博兴、广北、蒲台等县；垦利专区辖惠民、阳信、沾化等县。当时清西专区的公安局长是于海东同志，清东专区公安局长是王斌同志；垦利专区公安局长是王墨庭同志，清中专区的公安局当时没有建立，原因是行署公安局就活动在清中一带，清中的公安保卫工作，由行署公安局一块代管了。
    当时行署公安局设四个科：一科是政保科，科长李峰：二科是政治科，科长陈乐村；三科是审讯科，科长杨建东：四科是总务科，科长王民英。还有一个警卫连，连长叫王毓淼(又名刘海)，指导员叫刘敏，只名寇玉朴。这时胡维鲁同志已调离清河，到鲁南行署任公安局长。
    一九四三年夏天，我去清西检查工作回来时，被敌人包围了，在博兴县王文洼被捕。敌人把我押到滨县关了一个来月，又押到张店关了三个来月，我都没有暴露身份，后来被桓台的一个叛徒王玉树认出来了。这时敌人又把我转移到博兴安家庄周胜芳据点的一个地窖里。不久，我军某部在沿海地区打下敌人的一架飞机，活捉了敌人的一个飞行员。一九四四年春天，组织上用这个飞行员把我和李铁峰同志(当时是临淄县县长兼县大队长，在张店时曾押到一个监狱里)换了出来。我和李铁峰同志在张店监狱时，曾发展了邢作午作为内线，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此人成为渤海军区联络科符浩同志的利用关系，在张店为我们作了一些有益工作。出狱后我仍任清河行署公安局长。因我在监狱里对敌斗争坚决，曾受到山东战工会的通令嘉奖。
    二、清河地区的肃托
    一九四一年我到清河以后，正是清河地区搞肃托，区党委成立了由景晓村．杨国夫、刘其仁，徐滨州和我组成的五人小组，领导肃托。当时肃托主要是从部队开始的，山东分局康生搞出来一个于公，这个人据说是袁世凯的孙子，是大众日报的总编，他从学校到了延安，后又从延安到了山东。于公是学军事的。当时山东军区开办了一个参谋训练班，主任是包剑寒，于公经常去参训班讲课，与包接触较多，于公定为托派(是中央社会部的材料)后，扩展到一旅，又咬到包剑寒，包既是参训班主任，后来又到清河军区任参谋长，所以包就把清河军区差不多的科长全咬上了。
    一九四一年军队里搞的肃托，一九四二年地方又开始了肃托。军队里肃托咬出来的这些人，大都是临淄县人，当时临淄县文化教育比较发达，参加我们部队的这些人，文化程度都比较高，担任的职务也较高，有电台台长，秘书科长，保卫科长，敌工科长等。他们被咬出来后，又咬到了地方，把临淄县的县长张渔、民政科长孙砚农咬上了，把寿光县县长刘季清也咬上了。
    当时这三个人为什么一咬就相信了呢?原因：一是根子在上边，来源于中央社会部康生，又一咬再咬，咬到山东，山东又咬出来一大批，再谣传、乱传，便传的到处是托匪：二是这三个人抗战前都是教员，那时国民党掌权，又都参加了国民党。后来共产党来了，他们看着共产党好，又参加了共产党。这本来是件好事情，结果说人家既是国民党又是托匪，就把他们三个人抓起来了，不久就杀掉了。当时杀掉这三个人，客观上讲也有两个原因：第一，一九四一年冬，临淄县独立营在营长王砚田(外号一眼六，是我们收编的土匪武装)带领下叛变了。后来我们从内线查到张渔、孙砚农和独立营有些联系(当时也未查清是什么关系)。第二，因为当时正赶上敌人大扫荡，所以就把他们杀了。
    杀了这三个人后，我们又一直放不下心。那时被抓起来的还有二十几个，我们审查了一下，看了看没有真实材料，就全部放了。
    三、渤海行署公安局的成立
    一九四三年三月份，冀鲁边军区的司令员邢仁甫叛变了。在未公开拉起旗子之前，他打死了副司令员黄骅同志，打死了参谋长、保卫科长等，就把队伍拉到海上去公开投降了敌人。这样，冀鲁边司令部己基本不存在了，所以就和清河合并了。合并后，于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一日正式成立了渤海行署。
    渤海行署下边有六个分区：一分区辖沧县、东光、南皮、天津以南的几个县；二分区辖商河、临邑、济阳、德县、禹城、平原、杨忠等县：三分区辖邹平、长山、桓台、高苑、青城、章历几个县；四分区辖阳信、惠民、沾化、利津，垦利、盐山一带；五分区辖博兴、临淄、广饶一带；六分区辖寿光、潍县，四边、昌邑、羊角沟市等。
    当时我是渤海行署公安局长，副局长是周洪恩同志。一分区公安局长是张公忱，二分区公安局长是杨爱华，三分区公安局长是郑中哲，四分区公安局长是朱文刚，五分区公安局长是王斌，六分区公安局长是张剑。
    在当时的县公安局长中我记得：孙炳章同志是商河县公安局长；段明德同志是邹平县的公安局长：王化一曾在邹平县当过公安局长：方奎同志是高苑县的公安局长，已牺牲；王世敏同志是东光县的公安局长。
    一九四六年解放周村后，韩洁石同志是周村的第一任公安局长。行署公安局机关设四个科：一科是政保科，科长是李峰：二科是侦察科，科长是于海东；三科是审讯科，科长是杨建东；四科是治安科，科长是王墨庭；办公室主任是刘欣，还有一个警卫连，四五年以前是刘海和刘敏的连长、指导员，后来是国华的指导员。
    四、英雄人物
    我在清河和渤海期间，公安战线上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是非常多的。对我印象比较深，也是当时比较精干、比较有名的，一个是韩洁石同志，他一九四二年是长山县公安局长，那时长山县仗打得非常残酷，其中八区的房子、树木全烧毁了，人也不知死了多少了，可是韩洁石同志一直坚持工作，表现得英勇顽强、机智勇敢，直到最后胜利。还有临淄县公安局长朱文刚同志，赵文卿同志、陈太恒同志、陈太恒同志(已牺牲)、韩干(已牺牲)、宋鲁源、任芳亭等同志，都是当时打仗勇敢，工作精明强干，群众威望高的县公安局长。
    四四年有一个刘杰同志，也是一位了不起的无名英雄，那时刘欣同志在四边县当公安局长，曾派刘杰同志到胶济线上徐振中那个部队里去做策反工作(徐振中部队是国民党的部队)，当时刘杰同志负过伤，我们给他一条枪，打入了敌人内部，他很快得到了敌人的“信任”，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可是后来暴露了，被敌人杀害了。
    还有一个裴××(名字记不起来了)，从四二年开始即搞敌区情况，联络点先是在六户(成建吉占据区)，后在张店以开中药店为掩护，为我党做了大量的工作。
    铁坚同志一九四二年在羊口搞情报工作．四四年转到潍县城里搞秘密工作直到胜利，做了很多工作，表现很好。
    那时经常在边区活动、能打能冲、能文能武的还有王斌、王子才、王毓淼、刘敏等同志。
   五、渤海的几件大事
    1、反奸诉苦。一九四四年敌人在渤海搞治安强化，我们针锋相对，主要搞了伪军家属的工作，分化瓦解伪军，使其为我工作。那时敌人一里地一个炮楼，虎视眈眈，戒备森严。由于我们把伪军家属工作做好了，(他们)掩护了我们不少同志，(我们的同志)经常来往于炮楼之间，畅通无阻，伪军家属大部分还是好的。一九四五年日本鬼子一投降，有好多伪军及家属投到我们这边来了。但不久，我们搞了一些“左”的东西，一分区搞反奸诉苦运动，诉到了一些伪军家属身上，结果错杀了一些人。虽然区党委很快制止了，但大部分伪军家属还是跑到敌人那边去了，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这是政策上的一大教训。
    2、剿匪。一九四六年打开惠民(县城)，我是惠民城防司令。这时由于政策上掌握得不太好，渤海乱了套，还乡团乘虚而入，造成很大损失。原因是刚刚解放的新区，部队都升了级，主力部队升级为野战军，区中队升为地方部队，所以区公所空了。有好多区公所被敌人包围了，到处是还乡团，这时光靠公安局是掌握不了啦，区党委就决定抽调骑兵组成一个剿匪部队，任命马千里同志为剿匪部队司令，王坤同志为骑兵大队长，迅速组织剿匪。
    3、土改中的问题。一九四七年夏天，华东局搬到渤海，舒同、张鼎承，社会部长梁国斌同志去检查了渤海的镇反问题，认为右倾。一是土改政策右了，二是锄奸政策右了，就给区党委集体警告处分(廖容标同志除外)，我单独给了警告处分。当时我不同意是右了。我认为杀人越多，树敌就越多，一个反奸诉苦，凡是沾个伪军边的就杀了，土改又是采用肉体上消灭地主的办法，这样他们的家属、亲戚、朋友部跑到敌人那边去了，组成还乡团回来对付我们，给我们的工作造成巨大损失，这能说是右了么?
    当时华东局没有有从政策上检查问题(实际上军事政策上有问题)，就一个劲的反右，开了一个土地会议，接着就“三查三整”，我靠边了，景晓村、李人凤都靠边了，还关起来了二十几个县公安局长。一百零三天的土地会议上，批判的重点就是我们三个人，象文化大革命一样，对我们进行考验，叫我们去看看贫下中农怎样打死地主，几分钟就打死一个呀。这种做法无论如何是不正确的。
    关起来这二十几个局长，我坐不住了，虽然当时我是靠边站了，但我还是去找了康生，我说：“渤海的问题，根本不是锄奸政策上的‘左’和右的问题，是军事政策上的问题。你不该把新解放区的部队撤走，造成了空子，叫敌人乘虚而入。党的土改政策，从来没提过肉体上消灭地主，现在不是实际上消灭了么?”康生这才懂得不是个“特务问题”，而是个“常务问题”。并装模作样地说：“啊，有此事?”这时主席(毛泽东)已经召开了十二月政治局会议，针对康生的问题，开始纠偏了。康生即派杨帆同志去处理渤海公安局的问题，把这二十几个公安局长全部放出来了。
    一九四七年下半年我调华东局，从此离开渤海。杨帆同志接替我任渤海区公安局长。这是我的一点回忆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