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震同志的传奇经历（文/刘海忠 李英魁）

    李震，原名李汝赢，1915年山生于山东省博兴县柳白村，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觉。1941年初至194710月，先后任清河区党委社会部长、清河行署公安局长、渤海行署公安局长，建国后曾任济南铁路局局党委书记，铁道部副部长、顾问等职。
    1944年9月5日《渤海日报》第528期刊登了一份渤海行署转发的山东省行政委员会嘉奖令．内称：“查前清河区公安局局长李震同志及临淄县长李铁峰同志，平日工作勤慎，成绩卓著，清河艰苦环境下，坚持工作历有年所．于去年秋反“扫荡”中因领导作战，不幸被敌俘虏，敌人初则利诱，继则威胁，最后施以严刑，则我李震、李铁峰两同志虽至身危气绝，肢断骨折，始终坚持立场，不屈不挠，或则据理斗争，晓以大义，或则严词斥责，慑服敌人，数月之囚徒生活．备受人间之惨痛，终于今春始得辗转脱险，逃出虎口，此种坚持不拔的高尚气节，英勇斗争之革命精神，洵为政权干部之楷范，特此传令嘉奖，以资鼓励。”面对这一纸短文，人们不难想象，嘉奖令的背后一定有一个不平常的故事。李震本人和他的老领导、老战友们的深情回忆，把我们的思绪带到了六十多年前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
    受命于危难之中
    抗战初期我党创建的清河抗日根据地，位于小清河以南，胶济线以北，东起寿光、西至邹平的狭长地域。
    1937年1O月至1938年5月，日本侵略军长驱南下，华北后方兵力空虚，伪顽势力立足未稳，我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联合一切抗日组织，放手发动群众，开辟根据地，创建抗日民主政权，主动出击敌人，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小清河两岸燃起了抗日的熊熊烈火。
    1938年10月，日寇占领武汉后．回师“扫荡”，围剿华北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形势急剧恶化。清河地区胶济铁路沿线的县城及较大村镇．均被敌占领，临淄，部长等县几块根据地，在敌人“扫荡”蚕食下不断缩小。同时，各县国民党游击武装推行“反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政策，抗日武装力量遭受重大损失。严峻的斗争形势表明：没有稳固的根据地作依托，没有可以休养生息的后方，没有广阔的战略区域，再坚持沿胶济路的邹(平)长(山)桓(台)一线的狭长区域与敌人作战，面临很大团难。
    1940年元旦，八路军山东纵队副指挥王建安在寿光县郑家埝主持召开清河地区军政委员会会议，传达了中共山东分局、山东纵队坚持和发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巩固河南，向北发展，开辟河北，整理部队，创建根据地。是年春，清河区主力部队分两路渡过小清河，同时向广北．博兴、蒲台和邹平，长山北部，高苑、青城一带进军，创建了高苑、青城，蒲台等县抗日根据地。
    我军这一义举．却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极力阻拦，鲁北行辕主任何思源调集十三路顽军司令组成“剿共联军”，对我围攻。日寇更是对我根据地实行轮番“扫荡”，规摸一次比一次大，清河区处在2万日军伪军和5万多国民党顽军的保卫之中。在敌强我弱局面下，敌特活动非常猖狂。日本特高支部、情报室、宪兵队，宣抚班等．配合日军“扫荡”蚕食，进行情报，暗杀等活动，国民党特务与日特狼狈为奸，指示顽匪组织特务队、拉鸡队、抢劫暗杀，并控制学校，进行反共宣传．在敌人“扫荡”“蚕食”洗劫下，清河区黑云压顶，血雨腥风，群众抗日情绪受到压抑。抗日队伍中有些动摇分子变节投敌，助纣为虐，形势对我十分不利。
    正是在选种情况下，中共山东分局为打开清河区锄奸保卫工作局面，1940年底派李震同志任清河区党委社会部长，行前，分局书记朱瑞亲自向李震阐述了这一重要使命，分局社会部长刘居英具体讲述了锄奸保卫工作的重要性，任务及作用，并介绍了清河区锄保工作面临的形势。
    李震受命于危难之中，接受党的重托，毅然奔赴险恶的战斗环境．于1941年初到达清河区，开创锄保工作新局面。
    李震到清河之前，清河区的锄奸保卫工作刚刚起步．锄保组织不够健全．李震根据上级指示，首先建立了清河区党委社会部，1941年4月，遵照山东省战工会的指示，又组建了清河行署公安局，李震任区党委社会部长兼行署公安局长。同时，迅速筹建各级公安机构，全区15个县建立了公安局，60多个区设了公安特派员。
    公安机关的架子虽然搭起来了，但是人少枪少，又缺乏工作经验。行署公安局和各县公安局都只有十几个人，有的公安局没有局长。
    为改变这一局面，李震向全区公安机关提出：“没有干部自己培养，没有武器从敌人手里夺，没有经验在斗争中摸索”。随即从临淄、益都、寿光等地抽调了一批思想基础好、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同志，举靠了第一期公安干部训练班。由于敌人的封锁和破坏．各级抗日组织经费十分紧缺，师资和教材更是一无所有，李震就和行署公安局的几位科长担任教员、编写教材。训练班授课的主要内容是：锄奸保卫工作的重要性，锄保人员应具备的条件、修养，党的锄奸政策及如何侦察案件，如何进行调查研究等。
    敌人“扫荡”频繁，区党委和行署机关经常转移，训练班没有固定的学习场所，常常是在农村场院里或大树底下上课，学员们席地而坐，膝盖当桌，逢雨天就到老百姓的车棚里上课。纸张困难，大家就把搜集来的旧书翻折过来订成笔记本。墨水是用颜色兑的。学员伙食更差，有时只靠红萝卜充饥。一次，李震正在讲课，接到散人“扫荡”部队即将到来的情报，立即组织学员转移，行军造中，用上级配给他的马给大家驮行李．他和学员们一起步行。尽管紧张的行军使他疲惫不堪，但他满怀着革命乐观主义，边向学员们做鼓动工作，边思索授课内容，途中休息时接着讲课，并对大家说：“敌人不来咱就学，敌人来了咱就躲，咱这叫打不散冲不乱的游动大学。”
    就这样．李震同志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先后举办了三期训练班．为全区公安机关培养了一批骨干，公安保卫机构逐步建立健全起来。到1944年全区锄保干部巳达388名，其中专署公安局局长以上干部九名，县公安局正副局长30名。这些骨干在后来的对敌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活着的工作成绩突出．如宋鲁源、韩洁石、任芳亭等，都是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出色的县公安局长。牺牲了的都非常壮烈，如蒲台县公安局长陈祝兴，为保卫县委突围，战斗到最后一息：长山县公安局长方奎被捕后大义凛然，英勇就义；高苑县公安局长陈太恒、夏廉在敌人大“扫荡”中，为掩护县委，率公安武装吸引敌人兵力，遭敌包围，壮烈牺牲。
    在开展锄奸保卫工作过程中，李震同志模范地执行上级指示，把握斗争方向，把侦察和打击日特、国特及汉奸作为工作重点，提出了“坚决镇压坏中坏，积极争取两面派”的具体对策。博兴县公安局根据此精神，对博兴城周围备据点的汉奸头目实行红黑点登记的办法，将登记的情况写成传单标语贴到敌人据点里，用以震慑和分化瓦解敌人。博兴城北关北极宫据点，驻有一个伪警察所，其中有个叫刘兆信的特务，外号“三鼻子眼”．经常带领汉奸鬼子到周围村庄敲诈勒索，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县公安局决定消灭北极官伪警察所，为民除害，借机给敌人在城北刚设的王木匠据点施加压力，便于对其分化瓦解。在我打入据点里的地下关系的配合下，突然袭击，一举拔掉北极官据点，处决了“三鼻子眼”，把他的黑红点登记贴在尸体上，并贴出告示正告敌人：我们是博兴县公安局，现在干掉了北极宫，处决了“三鼻子眼”，如果你们再祸害老百姓，北极官和“三鼻子眼”就是你们的样子。这一下，王木匠据点的敌人果然吓慌了，汉奸中队长让保长捎信给公安局：我们也是中国人，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只要公安局高抬贵手，我们只应付鬼子，保证不祸害老百姓，不做坏事。
    地主豪绅家庭出身的吴吉亭，原是我八路军鲁东第八支队的一个营长，随着抗日形势的日趋恶化，他投机革命的真相毕露，打骂战士，调戏妇女，掠夺民财，破坏党的纪律。党组织曾多次对他进行批评教育，但他不思悔改，终干逃离部队，只身投靠盘据在寿光一带的国民党山东保安第十五旅张景月部，被张封为政工团长。1942年3月他带领敌人突然包围了我北河村公所，捕去正在开会的党员干部，当场杀害村长程震远，并将首级吊在城楼上示众20天。吴吉亭还摘特务活动，威胁利诱那些抗日队伍中经不起严峻考验的妥协分子屈膝投阵，叛变革命，组织了“反共训练班”，网罗一小撮民族败类，到处张贴反动传单，发表反革命演说，逼我抗日干部和群众写“悔过书”和反共启事。张景月的血腥屠杀和吴吉亭的袭扰破坏，使我寿光抗日根据地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不到一年时间，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抗日军人和家属被杀害，寿光六区一带的党组织被破坏殆尽，负责联络胶东、清河、鲁中根据地的交通营也时遭袭扰。
    据内线情报，敌人正在酝酿集中昌邑至周村一带1万3千多名日军和3万多伪军，以寿光县的清水泊一带为重点，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固此，若不及时除掉吴吉亭，势必遗患无穷。根据区党委的指示，李震把这一任务交给寿光县公安局，并把神枪手刘敏(桓台县公安局政卫队指导员)调去协助执行这一任务。寿光县公安局经过周密组织，选准时机，在邢姚集上将吴吉亭击毙，扭转了寿光县抗日斗争的局面．
    执行政策是模范
    随着斗争势形的发展和抗日力量的壮大，群众抗日热情逐渐高涨。但基于长期对日寇汉奸的刻骨仇恨和锄奸经验的不足．锄奸工作一度发生偏差。有时抓住可疑的行人，不分青红皂白或打或杀，在“肃托”中又搞逼供信，造成了一些冤很错案。这种错误倾向阻碍了抗日斗争的深入开展。
    李震同志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正确掌握锄奸方针，本着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原则，制定了锄奸工作的具体措施．并召集各县公安局长和区公安特派员联席会议，深入细致地传达上级的锄奸政策，亲自给大家讲解锄奸工作在革命中的作用．讲解什么是日特和托派及他们的活动特点等。同时，提出了一系列对敌斗争策略。在公安业务工作中，加强了侦察、审讯等业务建设，建立健全了逮捕、审讯和杀人呈批制度，把杀人权收到区党委。由于采取了上进措施．很快纠正了锄奸工作中的乱捕乱杀倾向。
    1941年l月，清河区在“肃托”中错杀了3名干部，还有20多名干部被列为“托派”嫌疑关押起来，这些人一律戴上黑帽子(类似黑布口袋，只露两只眼睛)。敌人频繁“扫荡”，经常转移，带着这些人便成了累赘。每到宿营地，群众出于好奇心都来围观，影响也不好。于是，有的同志就主张“杀掉算了”。李震同志以对组织和同志高度负责的态度，规定了“严格审查，重证据，没有真实材料不准轻易杀人”的纪律，亲自带领干部内查外调，逐个审查，证明这些同志确属冤枉，很快把他们放出来，恢复了名誉和工作。这些同志被“解放”后．积教为党工作，如电台一个姓叶的台长，曾听过报社一个编辑讲课．那个编辑被打成“托派”，他受到牵连也被抓起来。经审查他和那个编辑没有任何联系，就把他放了，这个同志十分感激党的政策，对工作更加积极，在反“扫荡”中，冒着敌人的炮火，行军跑路，鞋子跑掉了，脚上裂开了几道血口子，始终保持电台畅通，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
    不久，又发生了一起“托派“嫌疑案，清河区党委机关一个干部，家庭出身不好，性格执拗，不太虚心接受领导批评。有人说他有“托派”嫌疑，就对他逼供，结果这个人供出200多人有“托派”问题。李震同志冷静对待，没有凭一个人的口供抓人，立即组织力量进行查证落实，终于把问题摘清。根本不是什么“托派”，作了妥善处理。这个干部被释放后，工作很积极，战斗勇敢，立了战功。
    清河区的锄奸“肃耗”工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虽然也曾出现过一些偏差，但由于李震同志坚决按党的方针政策办事，没有给革命事业造成过大的损失，保证了对敌斗争的深入开展。1942年，省战工会公安处的负责同志到清河区检查工作时，对清河区执行锄奸政策的稳妥，给予肯定和赞扬。
    铮铮铁骨傲敌顽
    1943年8月15日，李震带警卫员和几名侦察员去清西专区(今邹平、高青一带)检查工作返回时，清西军分区派一个排护送，经一夜行军，过张(店)北(镇)公路，到达搏兴陈户店村。因为没有发现敌情，即命该排返回清西。李震等人听说博兴县公安局住楼子韩(在陈户店东南，不到10里路)，顺便又去了楼子韩，见到了县公安局长任芳亭。刚准备吃早饭，东南方向响起了枪声，敌人从博兴出来“扫荡”。任芳亭局长要派一个班警卫李震，李震说：“公安局兵力小，不要派人警卫我，你们赶快押着犯人，掩护县委、县政府转移。我从这向北过了王文洼就到区党委驻地了”。
    于是分别转移。不料，这天鬼子汉奸出动70O0多人，从四面包围过来。李震等人走到王文洼时，迎面遇到敌人，扭头向西南、继而向东南，都有敌人，又返身向西北跑，不久也看到敌人。这时洼里有数以千计的老百姓，东冲西撞，乱作一团。李震和随行人员也跑散了，便埋了枪，放了马。和老百姓混在一起，中午时分被敌人紧紧包围起来。敌人对被包围的人逐个审视，因李震腰里扎着皮带，手腕上有夏天戴手表的痕迹，引起敌人怀疑。还有三四个人，敌人认为不象老百姓，有八路嫌疑。李震和这三四人被绑在一起，带到宾县关押。
    登记姓名时，李震想起博兴南关有个在天津经商的叫顾林祥，便冒充顾自称商人。敌人关押审讯了一个月，没有搞出什名堂，又转到张店日军混成六旅团俘虏收容所继续审查。在张店，李震继续以商人身份蒙混了敌人数次审问，没有露出破绽。张店敌宪兵队有个汉奸叫王玉树，是个叛徒，叛变前是我桓台县公安局政卫队副队长，参加过清河行署公安局举办的保卫干部训练班，曾听过李震讲课。这个家伙听说抓住了八路嫌疑分子，就到监房去辨认，遂向日寇报告了李震的真实身份。收容所长三浦一听李震是八路军的行署公安局长，非常高兴，立即把李震和其他人分开关押审讯，妄图获取我清河区抗日组织的秘密。
    一天，三浦在院中摆下各种刑具，把李震提来审讯，厚颜无耻地提出，只要李震与皇军合作，说出清河区的抗日组织情况就既往不咎，并许愿可封李震一个团长或副旅长的头衔。
    李震知道自己的身份暴露后，完全清楚这些杀人不眨眼的日本鬼子会怎样做，从思想上做好了受刑甚至牺牲的准备，听到三浦大放厥词，不禁冷笑一声，义正词盲地反击：“赶狼除害是夭经地义的，我是堂堂的中国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国人有权起来反抗。至于我们抗日组织的情况，日本强盗无权过问。”接着，李震从芦沟桥事变到南京大屠杀，列数日军侵我中华，占我国土，烧杀掠抢，奸淫妇女，制造分裂，以华制华等十大罪状。气得三浦哇哇怪叫，一挥手，日本兵把李震绑上了老虎凳，在李震的腿下加了一块又一块的砖。叛徒王玉树也大打出手，为虎作伥，对李震压杠子、灌凉水，但李震始终末吐一字。
    三浦一看硬的不行，又企图软化李震。过了几天．对李震生活待遇略有改善，并派一个叫邢佐午的侍候，实际使命是劝降．但邢一方面慑于李震的凛然正气，另方面也被李震的高尚民族气节所感动，劝降时总是吞吞吐吐，几番接触后，李震了解到邢佐年的大致情况，邢原是八路军四支队的电台台长，1942年大“扫荡”时被俘，因没暴露身份，日军就把他留在收容所里负责登记俘虏，有时也用他劝降。邢佐午虽然苟且怕死，但也不甘心为日本效劳，尤其看到李震和敌人斗争的英勇事实，甚感内疚，在劝降时难免理屈词穷，只是重复地对李震说：你这样下去反正也出不去。李震看得清楚，即对他做工作说：  “你知道中国历史上的文天祥吗？他说过：‘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李震是不怕死的。而你给民族敌人效劳，有什幺下场你考虑过吗?你打算就这样为日本人干一辈子?不给自己留条后路?……”邢答：“我被敌人俘虏，在这里干也是追不得已。”李震见他有所觉悟，就给他讲《三国演义》里徐庶的故事，劝他“人在曹营心在汉”。经过几番工作，邢佐午不但没有劝降李震，反被季震说服，下决心背敌向我。李震关押在张店期间，邢常告诉他一些外面的消息，如敌人何时“扫荡”，敌我斗争形势发展情况等。一次，日军要邢随同去“扫荡”，在李震劝阻下邢托辞未去。还有一次鬼子抓了一些妇女，李震让邢尽快通知他们的亲属花钱保出去了。
    李震身陷魔掌，更加强烈地思念党组织，同时也知道组织上一定非常惦念自已的下落和安危，所以千方百计想和组织取得联系，把邢争取过来后，又和桓台县委打进收容所的吴宣亭接上了关系。于是通过邢和吴，给清河区党政军负责同志杨国夫、景晓村等同志送出一封信，情真意切地向组织表示：“未死于战场愧甚，现敌人正利用各种手段迫使我投降，我决心忠于党，保守党的机密，准备死于刑场，同敌人斗争到底，请放心。”
    在张店关了3个多月，李震以顽强的意志挫败了敌人的软硬兼施，使敌人的阴谋化为泡影。这时，博兴的伪顽头目、国民党博兴县长周胜芳，为讨好日寇，“ 自告奋勇”把李震从张店要到博兴，企图迫使李震就范，向日本鬼子邀功。
    李震被押到博兴，关在安家庄一个地窑里。地窑很小，面积比一张双人床大一点，关了5个人，拥挤不堪。过了一两夭，李震被押到周胜芳的司令部。周胜芳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突然变得“仁慈”起来，假惺惺地为李震松绑，佯装关切地说，“既然都是抗战，何必为八路卖命，自讨苦吃呢，不妨留在这里和兄弟一块干。”李震看穿了他的鬼把戏，强忍着怒火说：“对联合抗战，可以一块干，但有几个条件。”
    “行!行!什幺条件?”周匪喜出望补。
    李震说：“第一，你们必须停止剿共，真正和共产党合作抗战；第二．我要有完全自由，并给我一支匣枪；第三．我的活动范围包括小清河以北。”
    “可以，可以。”周胜芳以为李震“上钩”，迫不及待地说：“你可得把这一带共产党的情况说清楚才行。”
    “哼!痴心妄想，收起你那套鬼把戏吧！”  一看李震翻了脸，周赶紧说：“别动火嘛，咱们好好谈谈。”
    李震鄙夷地瞪他一跟说：“周胜芳!你知道我，我也知道你，咱们本没有什幺好谈的!今天要谈也可以，咱俩必须换个位置，我上去，你下来，接受人民的审判!”
    周胜芳黔驴技穷，气急败坏地嚷道：“你为什么死心为苏联当汉奸呢?”李震厉声反驳：“说我给苏联当汉奸那是你的一派胡言，你周胜芳给日本人当汉奸可是千真万确，是博兴人民、清河人民及全山东人民众所周知的!”
    周胜芳终于暴露出狰狞面目，给李震上了刑，把一瓢辣椒水灌入李震的胸腔......。
    在博兴关押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周胜芳三天两头审讯李震，吊粱头、压杠子，皮鞭抽、烙铁烫……各种酷刑无所不用其极。李震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奄奄一息。
    一天，在地窖站岗的是个姓韩的伪军，和李震是同村，偷偷的对李震说：“你有什么事快对我说，我帮你。”李震仍是想到组织，就写了个纸条，内容和在张店送出的信大致相同，并向区党委汇报了关押地点。
    辗转脱险危化安
    李震被俘后，清河区党委书记景晓村、清河军区司令员杨国夫等领导同志，一直设法寻找。军区敌工部长相炜派干事曲荣、赵克修等同志到张店打听消息。桓台、博兴县公安局也奉命参加寻找。曲荣打听到李震被关在战俘收容所，并了解到李震在狱中对敌斗争很坚决。与此同时，博兴县公安局利用内线关系也了解到李震的下落，辗转相托，关系人赴张店买通看守，收到了吴宣亭、邢佐午转交的李震给区党委领导同志的信。区党委领导见信后十分高兴，及时捎去棉衣和一部分钱。桓台县公安局的同志们听说李震被关押在张唐，曾请求采取劫狱的办法营救。当时敌人戒备森严，劫狱可能有危险，区党委没有批准。区党委领导同志收到李震从博兴传出的信后都很着急，他们知道周胜芳是个杀人魔王，李震同志在他手里太危险了。区党委决定尽快设法营救，杨司令和景书记亲自指挥营救工作。
    正在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1941年1月，日军一架飞机在昌邑县上空因机械故障降落在海边大草洼里，被当地民兵包围，飞行员被活捉，转送到清河军区日人反战同盟支部。 
    不久，日军两架飞机在清河区投掷了一些用绿色铁筒盛着的传单，内容大意是：皇军的飞行员在你们那里，要立即送回，若不然就派重兵给清河区以毁灭性的打击等等。利津县独立营营长张伯龄、政委(县委书记)王林把传单送给杨司令员和景书记，他俩看后相视一笑，根本没理会日寇这一套。
    过了几天，驻利津县日军中队长通过十六户村一个伪村长，给利津独立营送去一封写给杨司令员的信，提出协商释放飞行员的事，要清河区提条件，即使用武器弹药换也可以。原来这个飞行员叫山田井马，是日本关东军一个高级将领的亲属。驻张店日军奉命不惜代价救出山田，所以不得不请求我方提出交换条件，当时我军亟缺武器弹药，但清河区党政军领导同志认为，党的干部是无价之宝，是我们争取抗战胜利的最重要“武器”，遂决定以山田井马换回李震和李铁峰(临淄县委书记兼县长，在李震之前被捕)并通谍日军：你杀我就杀，你放我就放。
    利津县委接到区党委以人换人的指示后．县委书记王林等同志在换人的名单上又增加了被捕的县农救会长杨益法同志。
    日军很快作出答复：  李震、李铁蜂马上放回，杨益法不知现在何处关押，以后查到下落也送回。”
    为防敌人阴谋，杨司令员提出交换地点在利津城南封锁沟边的东张家庄村，这里是根据地与敌占区的分界处，为防不测，部署了两个连隐藏在附近的章丘屋子。
    1944年1月下旬3名日军把李震从安家庄地窖里提出来，匆匆忙忙押到县城，李震此时身体虚弱，步履艰难，他做了赴敌人刑场的思想准备。进了县城，忽然发现李铁峰也在那里，他们低声交谈了几句，共同认为敌人是在博兴杀害他们，因为他俩都是博兴人。两位共产党员用目光互相鼓励着，非常坦然地等着为国捐躯的那一刻的到来。
    午饭后．五六个鬼子兵把他俩推上一辆卡车，车上还装着一些军用品。俩人看这阵势，又不象去枪毙的样子，不知日寇“葫芦里卖的什幺药”。汽车到利津县城，他们被关进监狱，而且着押更严，夜里四肢被拴在地下的圆木上，连身也不能翻。但吃得还可以，有一天忽然送进一只烧鸡，里面有个纸条，上写“正在营救”。他们明白这是党组织送来的，心里感到无比温暖。随后，看守人员要他们写个纸条，说可以送给清河军区。原来清河军区领导要探听一下虚实，看李震、李铁峰是否真的押在利津，看到他们的字迹，领导们才放了心。
    一天上午，李震，李铁峰被押出利津县，他又率领全区公安战士踏上新的征程。□刘海忠 李英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