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着65年党龄的我，趁记忆尚好，手能拿笔，有生之年把我的平淡的一生记录下来，一是缅怀战友，让更多的人记住这些平凡的战士---那些翻阅军史、党史、甚至地方志也找不到他们名字的先烈们；二是教育儿孙，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养成艰苦奋斗，自食其力好习惯；三是能够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对生活确实有困难的农村老党员、回乡老兵要关心他们的健康和生活，党的政策是好的，但有些地方在落实政策方面，总是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批老人几乎淡出了他们的视线，他们战争年代出生入死，胜利后选择回乡劳动，牺牲个人利益，本身就是一种很高的境界，这是一群有着高度思想觉悟的弱势群体，更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
一、 抗日战争时期
1926年10月，我出生在山东省诸城县大观音山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3岁时母亲早逝，童年的我生活在军阀混战，日本侵华的黑暗时期，靠吃百家饭长大，病弱的父亲含辛茹苦把我们兄妹4人终于养大成人，1941年，我15岁，那时舅舅张瑞清在八路军13团当排长， 从小就受舅舅的影响，也想参加八路军，因八路军昼伏也出，神出鬼没，苦于找不到舅舅和队伍，到了194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逐渐在这一带站稳了脚跟，抗日队伍有八路军115师的“老六团”和13团及梁兴初、万毅等领导的抗日武装，我们生活的小村庄在齐长城边的障日山下 ，这里是鲁东南山区，山丘纵横,交通闭塞，是八路军开展游击战争，发展壮大抗日武装的好地方，八路军武工队在各村成立了“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民兵等抗日组织。
1943年夏天，我找到了常在这一带活动的共产党员武工队队长张杰同志，要求参加武工队，张杰，又名张志勇，是一名智勇双全的武工队长，1943年初夏的一天，日本、汉奸集中了1000多人到障日山区“扫荡”，此时，张杰同志正在障日山脚下的下屋子村进行宣传抗日活动，房东老大爷发现敌人后急忙对张杰说：“鬼子快进村了，快跑吧”！张杰同志不慌不忙的把上衣脱下藏起来，光着膀子，拾起一个粪篓，把盒子枪放进粪篓里用草盖住，拿起一把铁铲大模大样地走出了村，待走出村庄，爬上村东南岭，张杰为保护村里的干部群众，朝敌人开了两枪，把敌人吸引过来，然后边打边撤，摆脱了敌人。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受到了老百姓的爱戴，因此，我对张杰一直怀有敬佩之情，张杰见我参加抗日心切，非常喜欢我并注意培养我，在张杰引导下，17岁的我开始参加抗日活动。
盘踞在我们这一带除诸城县城内日军外，还有中央保安军山东第二师张步云部、保安第六支队李永平部等日伪军土匪及地方反动势力，汉奸六支队的司令部设在障日山东南麓的泊里镇，自南至北修建了大珠山、石河头、插旗崖、千秋岭等据点，据点白天修，八路军武工队带领群众晚上扒，一天，武工队队长张杰带我混入修据点的民工中到插旗崖汉奸据点侦察敌情，行至据点门口不远处，看见汉奸肖副官（肖一正）牵着狼狗，拿着皮鞭正在盘查民工，这个肖副官可是坏事做绝，被他打伤、打残、打死的的民工不在少数，方圆几十里的人民都恨透了他，为不暴露身份，张杰领着我顺着山坡隐蔽跑到了一个小山包观察敌情，这天夜里我俩在这里呆了一夜，张杰跟我谈了很多革命道理，我问他共产党都是八路军，八路军就是共产党，对吧？我想参加八路军，张杰对我说：“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八路军队伍里有共产党，而进步工人、进步农民、进步知识分子里都有共产党员，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是解放人民的，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倒日本鬼子和汉奸，打倒地主恶霸，人民才能翻身，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我问他怎样做才算进步？他说：“好好学习，积极响应共产党八路军的号召，积极站岗放哨、查汉奸，发现破坏抗日的言论和坏分子及时汇报，这就是进步”。之后，我又在邻村麻姑馆村参加了张杰同志组织为期7天的青年骨干培训班，提高了阶级觉悟，增强了抗日战争必胜的信心。1943年冬天，因我思想进步，表现积极，被任命为青年抗日先锋队队长，从1944年初开始，我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斗地主恶霸，斗伪保长，晚上上夜校，白天站放哨、查路条，记得我们的文化教员叫闫乐臣，他教会了我们很多歌曲，有《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等歌曲，有一首歌是歌唱战斗英雄任常伦的，现在仍记忆犹新，歌词是：“战斗英雄任常伦，他是黄县孙戈庄人，18岁参加了八路军，打仗赛猛虎，冲锋在前阵，为人民牺牲也甘心”。由于这里的抗日民主政权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八路军的后勤磨坊、卷烟厂搬进了我们村和麻姑馆村，此时，这一带隶属藏马县石门区，区长同保顺，区指导员赵**。武装部长李涛。
1945年2月，石门区武装部部长李涛组织区内300多民兵，对汉奸、土匪进行锄奸，我身背钢枪参加了行动，每到一村先将村包围起来，组织30名精干民兵两人一组进村挨户进行搜捕，进到一村庄，我同另一民兵搜查到第三户时，屋里没发现情况，另一民兵已出去，我顺便到猪圈一看也没发现有人，我仔细向猪圈的内墙角低头看了一眼，发现罪大恶极的肖副官就藏在这里，我急忙把枪栓一拉，子弹上膛，命肖副官举起手来，狡猾奸诈的肖副官忙装出笑脸，掏出一大把伪币，对我说：“小兄弟把我放了吧，没人看见，你知我知”，我说：“谁要你的臭钱，把手举起来，跟我走”！哎呀，小兄弟咱们无怨无仇，放了我我会好好报答你的，我有的是钱，这辈子都花不完。我说：“少罗嗦，你投靠日本鬼子，专门欺负老百姓，你残害了多少无辜的群众，都给你记着帐呢，这次你跑不了啦”！肖副官见利诱无效，哀叹一声，只好乖乖地从猪圈里爬出来，被我押到大街上，喊了民兵把肖副官捆了，经验丰富的武装部长李涛，带领几个民兵进屋搜出了手枪一支，子弹20余发，和大宗北海币、伪币，危害一方的汉奸肖副官就此落网。值得一提这个肖副官，本名肖一正，外号肖不正，土匪出身，靠绑票起家，曾办成乞丐到青岛成功绑了大资本家亚细亚老板的票，得了一大笔钱和武器，拉起一支100多人的武装，先投靠日本人，后成为汉奸六支队李永平的副官，作恶多端，老百姓都恨透了他。
这次行动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回到区公所驻地，武装部长李涛、区指导员赵**对表现突出的同志进行了表扬，李涛说：“我们当民兵的要大胆灵活、机智勇敢，李虎（李凤文）同志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但就是他发现并只身捉拿了老奸巨猾、罪大恶极的肖副官，面对肖副官的利诱，他果断拒绝，李虎同志有勇气，有胆量，不为金钱所动，值得我们全体民兵学习”。赵指导员说：“肖副官是一个人人痛恨的土匪、汉奸，为人奸诈，很难对付，捉他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李虎一个人捉了他，没有很高的阶级觉悟能行吗？如果贪财放过了他，那就背叛了老百姓，背叛了阶级立场，也背叛了自己的信仰，我们每个人都要向他学习”！
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在我们鲁东南连成了一片，但盘踞在诸城的张步云、泊里的李贤斋为非作歹 ，李贤斋在泊里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泊里惨案”。敌人先后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300多名，党的抗日民主政权遭到了破坏。十一月二十七我滨海部队遵照毛主席、朱总司令“限期解除当地日伪军武装，坚决消灭拒不投降之敌”的命令，包围了盘踞在泊里的伪滨海警备军，战斗打响后，在石门区领导组织下，我们民兵运送弹药，抢救伤员，有力地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经过一个月的激战，我军于十二月二十七日攻克泊里，泊里地区从此回到人民手中。在党组织的培养下，我积极参加区武装部组织的配合作战、锄奸、支前，我学会了读书写字，在对敌斗争中经受住了考验，提高了阶级觉悟。
二、 解放战争时期
1946年3月经张杰同志推荐，区指导员赵**、我村党员张耀先介绍，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赵指导员专门给我谈了话，他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好青年，你这几年表现突出，大家都看得见，今天我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还要提几点要求：一是加入共产党要不怕死不怕苦，二是不能公开，对谁也不能说包括自己的父母，三是要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四是要服从命令，听党的话，跟党走”。我把赵指导员的话牢记在心，这一天让我感到无比激动和幸福，在党组织的关怀下，我终于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当时情景仿佛还在眼前，让我终生难忘！
1946年6月，解放区斗地主分田地，人民当家作主翻了身，我们家分到了土地，还分了一头驴，人们欢欣鼓舞，都想从此以后过上好日子，然而，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挑起了内战，解放区军民立即动员，当时的口号是:反蒋保田保家乡，保卫解放区，保卫毛主席！歌曲是：打花棍来唱一唱，我们的救星共产党，回想25年来呀，为国为民多出力，老蒋又要打内战，我们大家怎么办？男女老少齐动员，积极参军有参战。在这种背景下，解放区的人民涌跃报名参军，保卫胜利果实，六月上旬的一天，石门区赵指导员找我谈话：小李子你不是想参军吗？你是党员，又是咱武工队的骨干，为保卫解放区我们要扩大队伍，你还要动员本村的其它进步青年参军,给你2天的准备时间，动员2名青年参军。2天后，我动员好了本村的张跃廷、王永录找指导员报到，赵指导员高兴的说：很好，明天就组织秧歌队欢送你们3人参军。我们3人带着大红花光荣的参了军，我如愿以偿成为藏马县公安军一名光荣的公安军战士。
我们这支公安军，驻扎在藏马县，担负着保卫解放区的重任。藏马县于1944年8月成立，属滨海行政区滨北专区。地域主要包括今胶南市南部琅琊、泊里、张家楼、大场、海青、理务关、藏南、大村等地区；诸城市桃林、桃园、石门；五莲县街头、潮河、户部、洪凝等地。因境内藏马山得名，以泊里为县城，藏马县公安局也于1945年8月在桃林史家夼成立，这一地区敌情复杂，汉奸六支队李永平部长期在这里驻扎过，伪滨海警备军司令李贤斋在这里残酷镇压共产党的基层政权和组织，土匪、汉奸、国民党军曾在这片土地上横行一时，此时，周边的诸城、日照、青岛住有国民党的大量部队，战斗随时都能发生，随时都有牺牲，1946年春夏之交，藏马县公安局局长卞墨林局长，在王家夼同来自来自青岛王台的敌人遭遇，经过激烈交火，卞局长和2名战士壮烈牺牲。我参军后，那时藏马县县长是王元昌，政委马义生，公安局长是刘汉民，公安科长（队长）姜克诚，我刚入伍是公安队一排二班战士，因基础好，党员带头作用发挥的好，短时间内就被任命为二班班长。
1947年7月，国民党进攻日照县城，藏马县政府和公安局迁到白马河边的毛家庄，县长王元昌、公安局长刘汉民决定派一个排前往日照方向侦查敌情，我们一排30人在贡口公安分局赵局长和一排长郑希廷带领下整装出发，向西行至两城东8公里一个村庄处，遇一地主婆跑来跪倒队伍面前说：“你们早来一天我男人和儿子就不会被共产党杀了，一定给我报仇啊”！赵局长一枪将地主婆刺死，队伍继续前行，刚走不远发现国民党还乡团200多人朝我们迎面走来，原来地主婆把我们当成了国民党还乡团，突然与敌遭遇，敌我力量悬殊，赵局长沉着冷静指挥大家两人一组分散隐蔽，先不要开枪，听候命令，这时敌人同时发现了我们，用两挺机枪封住了村大街的出口，向我们投来了手榴弹，枪声、爆炸声响成一片，我同赵局长占领一个离敌人最近的露天厕所里，这个位置前边是开阔地，我跟赵局长枪法都很好，能有效地阻击、杀伤敌人，这时敌人仍过来两颗手榴弹在厕所门口爆炸，我的左眼和左臂同时负伤，左眼一阵剧烈的痛疼，左臂鲜血直流，赵局长说：李班长你付伤了？一定坚持住”！简单包扎后我说：没事，我还能打枪，赵局长你是指挥员，你带同志们先撤，每人仍出两颗手榴弹，趁着烟雾撤离，我枪法好，我掩护你们，赵局长说不能硬拼，敌人火力太猛，会吃大亏，我们的军服和国民党军的一样，可装作敌人，你我把戏演好，然后，赵局长开始跟敌人喊话：弟兄们不要打啦，我们是先头部队侦察排的，他娘的全是误会，差点误了我们的任务！赵局长喊完话，我第一个走出来说：“妈的，没想到让自己人打伤了，停止射击！”，赵局长一看敌人停止了射击，立即吹哨集合，队伍列队大模大样走出村庄，赵局长高声对敌人说：弟兄们再见啦！成功脱离了险境，完成侦察任务，事后我和一排长郑希廷荣立二等功。
1947年10月，藏马县公安部队抽调100多人配合主力部队攻打诸城，有公安局长刘汉民、队长姜荣光，一排长郑希廷二排长乔瑞生带领我们参加解放诸城的战斗，经过4天激战，歼灭蒋军64师的师部特务营及156旅的辎重营，国民党县政府、县保安大队、还乡团等2000余人。战斗结束，我跟战友们押解伪诸城县长梁县长和300余名俘虏返回藏马县，这批俘虏大都是欠下人民血债的还乡团，战斗中他们拼命顽抗，有些深感罪责难逃，在押解途中拼命逃跑，被我们先后击毙9人，胜利完成这次配合作战任务和押解俘虏任务。
1948年，解放大军会师南下，藏马县长王元昌、政委马义生、公安局长刘汉民、公安队队长姜荣光等组成一个领导班子南下接管新解放区，3月，姜克诚由三科科长提升为藏马县公安局局长，我提升为公安队副队长并代理队长之职主持公安队全面工作，副队长任元贤配合我工作，这一年公安队共接收了100多名新兵，队伍壮大到200 余人,这时的藏马县残匪、散兵游勇、国民党特务还没有清除，新政权需要保卫，大批在押犯人需要看守和审查，由于内战，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这一带开始闹饥荒，部队经常饿着肚子训练、警卫、剿匪，尽管条件艰苦，但我带领公安队战胜了饥荒，很好完成了各级领导交给的任务。年底，我被正式任命为藏马县公安队队长。
1949年6月，国民党军队在山东的最后一块立足之地青岛回到人民手中，一批国民党特务和散兵逃到大珠山、藏马山一带，上级要求尽快清除匪患，确保解放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我同副队长李俊友带领100多人驻扎在藏马山下的下藏村，然后组成一支有我为队长的侦察小分队，其它4名同志是：琅琊区特派员崔小三，藏马县公安局干部陈洪山，战士张大年、薛崇江。小分队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查明了汉奸王焕水为首的8人犯罪团伙犯罪事实，该团伙在方圆30公里假装民兵，抢劫、强奸妇女作案多起，一时间闹的人心惶惶，我决定尽快打掉这个危害一方的团伙，经过慎密侦察，掌握了王焕水的行踪，我带战士薛崇江去抓捕首犯王焕水，王犯逃跑拘捕，被战士薛崇江击伤后生擒，而后将该团伙其它7名案犯捉拿归案。之后又智捉了当过土匪、汉奸的崔建堂为首的5人团伙，使他们武装抢劫县银行的计划落空，在剿匪侦察中，遭遇到敌人两次暗枪袭击，我不但没有畏惧，反而更加增强了消除匪患的决心！在广大指战员到努力下，到年底这一地区的匪患基本消除。由于这次剿匪组织严密、成果显著，我和陈洪山分别荣立二等功。
三、 建国初期
1950年2月组织上派我到胶州专员公署公安处公安干校学习，同学有：梁启美、郭公孝、刘维堂等，主要学习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侦察案例和侦察方法。7月，国民党武装特务郭立茂等100多人在大珠山小口子登陆，五莲反动道会门红头军暴动，社会治安还很混乱，因此，公安干校提前结业，我回藏马县公安局任侦察股长。
从1950年11月开始，针对藏马地区反革命势力，开展全面地、大规模地镇压反革命运动，经过高潮镇反、中潮镇反和低潮镇反三阶段，到1953年10月基本结束。共逮捕反革命分子千余名，枪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镇反期间，排查出暗藏的特务张**，我化妆成商人，只身到五莲朝河成功将特务张**抓捕归案，同时对藏马县的反动党团组织进行排查登记，排查登记了在藏马县境内三青团诸城县第五区特别团部及6个分团部。这一时期还开展了取缔反动会道门的斗争，经过两年多的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被彻底摧毁。藏马县有200余名道首登记、具结悔过，1万多名道徒退道。1952年的三反五反，县委书记张**任组长，局长姜克诚和我担任副组长，负责审讯和调查。这一时期，尽管工作最繁忙，但在对敌斗争中，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做为一名共产党员，每当有危险艰巨的任务，我总是挺身而出，知难而上，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1953年12月我从藏马县公安局调胶州公安处工作，组成专案组主要参入对青岛地区潜伏的国民党特务排查和外围调查工作。1956年胶州专区撤销后于1957 年3月调山东省公安厅十处工作，时任公安厅长李**，政治部主任闫**，处长于**，同事李望云、高才绪、刘彦文、薛德生。后被公安厅派到济南市食品公司负责审干工作，同去的还有同事刘彦文。1960年7月审干工作结束，公安厅为精简机关人员要求派到各单位审干的这批同志留在现单位，尽管我很热爱公安事业，但我作为一名党员，坚决服从组织决定，离开了奋斗了15年的公安工作岗位，在济南市食品公司，我担任温仓、小清河养殖场两个单位的支部书记兼厂长，1961年因工作突出，公司1000多人评选出我跟美道英同志为优秀共产党员。
1962年国家经济困难，为减轻城市压力，组织上多次动员号召回乡支援农村建设，共产党员应该带头，每人都有一双手，不能在城市吃闲饭，我们这些从农村上来的干部是主要动员对象，当时食品公司生活条件比其它部门好得多，大部分职工没有愿意回乡下的，思想工作不好做，我是一名受党教育多年的党员，要带头为国分忧，然后，我同公司李作德几名抗战时期的党员首先带头报了名，但由于战争年代负伤，身体不好，公安厅领导处于关心爱护我，想再把我调回公安厅，只要我同意，我完全可以再回到我热爱的工作岗位，但我想我是党员，又是公司的中层干部，已带头递交了回乡申请，干部群众都知道，如果不回乡下，等于欺骗了群众，再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这是一名党员基本的政治觉悟，因此，我谢绝了领导的照顾，办理好手续，带着家眷回到农村，开始了我艰难困苦自食其力的生活。
四、农村建设时期
1962年4月，我回到了阔别17年的家乡，因身体有病，在村里干治安主任，由于我尽职尽责，村里小偷小摸没有了，治安状况有了根本改善，为此，我受到了诸城公安局的表彰并在大会上做了典型发言，1963年毛主席号召民兵大比武，我把在部队练就的好枪法传授给我村民兵，表现突出的是一个16岁的小姑娘刘香，经过我的培养和她自身的刻苦训练，成为县、省民兵尖子，在多次比武中均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造反派说我是逃兵，历史不清楚，满村都是批判我的大字报，我忍受了10多年的精神折磨，推车、耕地这类农活我干不了，我便拖着病体干了一名石匠，参加生产队的农田水利建设，1968年冬天在劳动工地上，我突然发病，左眼剧烈痛疼昏死过去，生产队的刘田、张培军等用门板把我抬回家，这次发病诱因是1947 年同国民党还乡团遭遇战，眼睛被炸伤留下的后遗症，弹片从眼睛蹦进颅内破坏神经，当时医疗条件限制，既没有进行治疗，也无法评残，为治疗病痛，我先后到济南、潍坊、南京、青岛等城市进行治疗，没有一点效果，让病痛折磨的我骨瘦如柴，生命垂危，我采用打封闭、打杜泠丁来减缓痛疼，为了省钱我学会了自己给自己打针，为治病使我家庭一贫如洗，儿女都没有受到好的教育，十多岁就开始干农活，一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82年，我们家粮食才刚刚够吃的，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所在的桃园公社民政所给我解决了部分医疗费，让我感激不尽，使我感受到了党的温暖。直到2001年，儿女们经济状况稍有好转，凑钱给我到青岛做了颅脑外科手术，手术非常成功，折磨我40多年的伤病终于有了好转。
80年代中期，我们党允许台湾老兵回乡探亲，统战部门对他们车接车送，有一天，我衣衫破旧骑车路过胶南大场，偶尔被一名曾是国民党还乡团张**认出我，听说他在台湾混的不错，退休后回来探亲，见到我说：“没想到让我们胆颤心跳的李队长落到这般地步”，我也认出来他，就说：“算你命大，当时要让我逮着，哪有你的今天”！是的，他带着黄金首饰、美元‘荣归故里’，但我看不起他，我人穷志不穷，对我做出的选择我从不后悔！
80年代初，很多回乡的干部落实了政策，补发工资，子女进城，也有人劝我到上级部门反应一下情况，或找老战友出个证明解决一下实际困难，我都没为所动，至今还有很多人误认为我犯了错误，被处理才回家的，我的历史是清白的，档案记录了我的人生轨迹，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我在各个岗位上，都无愧于党的培养，我想，我是一名经过战火考验的普通共产党员，我是一名幸存的老兵（我们几十户的小村同一时期参军的就有李瑞廷、王二、王永录牺牲，致残2人），国家还不富裕，向党和国家提条件要待遇，我们这一代人做不出来，因为我亲眼目睹了多少战友为了新中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致使有的家庭家破人亡，生活艰辛，他们的亲人默默忍受失去亲人的痛苦，没有向国家提任何要求（我们村几户烈属都是如此），我们这些活着的跟烈士相比是多么幸运！唯有干好工作，才能告慰先烈。
“不怕苦不怕死，听党的话，跟党走”，这是我的入党时的誓言，入党65年以来的风风雨使我经受住了考验，在农村病痛贫困交加的时候，忍受着屈辱和误解，我不辩解、不向组织伸手，拖着病体养家糊口，没有吃闲饭！现今85岁的我既没有赫赫的战功，更没有令人羡慕的身份，只是一介双手布满老茧的农夫，能健康地活到现在我很知足，幸运的是我伴随着共和国的成长，亲身经历了新中国建设的各个历史阶段，看到了新中国的发展壮大，目睹了改革开放我们党取得的伟大成就，我感到无比自豪和幸福。我写了一首打油诗以表我心：党的光辉照我心，一心向党不忘恩，世世代代不忘党，党的恩情比海深。！
1943年张杰同志主要活动在今诸城障日山一带，秘密发展党员，壮大抗日武装，智勇双全，我父亲李风文就是经张杰同志发展为中共党员，参加了抗日武装，在 张杰同志的培养下，积极参加对日伪的斗争，1946年父亲参加公安军，在藏马县公安局，之后，由于部队较大，跟张杰同志失去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