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秋，全家随大哥离开东北，开始了流亡生涯，进入北平东北中学后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7月，在国民革命军第29军军事训练团学习，参加了南苑对日作战。
—1938年1月，参加了八路军，后随抗大一分校奔赴山东，调入115师。
—1954年11月，出任鞍钢基建系统党委政治部副主任，后任鞍山钢铁建设公司党委副书记。
邢路，一个富有寓意的名字。一位东北流亡少年，自从走上了革命道路，就一直使用这个名字。
1931年秋天，内蒙古哲里木盟（今通辽市）西南60里的余粮堡，乌云压顶，大雨连绵。西辽河发水了！大水漫过了道路，灌满了道路两侧的壕沟。保甲长挨家挨户催人去修坝补堤，邢家人手不济，当中医的父亲只得去应数。已经傍晚，父亲尚未归来，母亲畏缩在炕梢唉声叹气，12岁的邢路和小弟弟依偎在一旁。
“砰……砰……砰……”一阵敲门声。
邢路急忙去开门，原来是大哥。真凑巧，父亲也从堤上回来了。母亲转忧为喜，赶紧烧水做饭。毕业于东北讲武堂的大哥，如今在东北军的炮4旅12团服役，驻扎在辽西的山城北镇。这次，大哥匆匆忙忙赶回来，是要接走全家，随部队行动，以防战祸殃及。
别了东北，别了家乡！“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少年邢路踏上了流亡之路，留在记忆中的是惜别与无奈，是屈辱与仇恨。
在北镇，大哥将全家安顿下来后，随军开往河北静海去了；邢路进了城里的老爷庙小学读4年级。学期刚开始，还没有感到战争的威胁，不久情况就变了。日本的飞机在山城的上空盘旋，没目标地扫射、扔炸弹，人心惶惶，议论纷纷。城里的大操场上，聚拢着密密麻麻的人们，听奉天那边来的人演讲“九一八”事变，声泪俱下。
时入腊月，天寒地冻，日军进了北镇，如入无人之境。一天早晨，从日军的刺刀下，父母领着他们小哥俩出了城门，准备从沟帮子乘火车逃往锦州。到了锦州，日军已经兵不血刃占领了这座城，日本兵驾驶着摩托车在路上横冲直撞，耀武扬威。
从城里的店家那儿打听到，再往前不通车了。
天蒙蒙亮，一家人趁早上路。经兴城，已过晌，在一个村头，被两个劫道的截住了，问他们都带了些什么？到哪里去？父亲说：“到孩子姨家走亲戚……”母亲接着父亲的话说：“火车不通不能带啥，兄弟你看，除了孩子的干净衣服，还有这个铺盖，这床麻花被死沉死沉的。”两个劫道的听得不是滋味，悻悻地向村子走去。在山路上遇到一座小庙，母亲让他们小哥俩磕头，嘴里叨叨咕咕地许着愿：“保佑我们一家平平安安吧，大年初一给您供个猪头。”一家人总算进了山海关，母亲把絮在衣襟里的路费取出，全家在饭摊吃饱了肚子，登上火车奔往天津，又转津浦路前往静海，寻找到了驻防在那里的大哥。
1934年的除夕，在东北中学读书的邢路，是与一些无家可归、无处可去的同学在学校度过的。逝去的一年，由于时局动荡，他们一家也不得安稳，先随着大哥从静海到南苑，从南苑到北平，大哥所在部队又移师静海的独流镇，父母再度随军转移。寝室的同学相约到西单的小摊，买了些糖果零食，还买了瓶“状元红”。在稀疏断续的鞭炮声中，几位学友已经醉眼朦胧，语音哽咽，倍感思亲、思乡之情。
1935年，在东北中学读书时的邢路。
大年初一，他信步走进教室，揉眼看去，不知是哪一位在黑板上写的古诗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不正是对流落他乡的东北学子的写照吗？走到操场的大槐树下，抬头看到悬挂在树上的警钟，更难以按捺压抑在胸中的怒火。每年的“九一八”国耻纪念日，全校的师生都要在这里肃立默哀，忌食一餐。那时，同学们在一起讨论最多的话题，就是“今后走什么路”？
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中国当局的军队节节退让，平津陷入危急之中，偌大的华北连一个平稳书桌都无处可放了。1935年暑期，东北中学被迫迁往鄂豫交界的鸡公山。在这一年，邢家也遭遇不幸，大哥病逝，支撑全家的顶梁柱突然塌落了。
一场震撼国内外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了，鸡公山里的东北学生也满腔热忱投入到了抗日救亡运动中，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邢路担任了“民先队”干事会成员。团结抗战的呼声响彻全国，但也有反动的暗流在涌动。1936年，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了“双十二”事变。兵谏的消息传到鸡公山，东北中学的师生振奋起来了，整个学校好像是发狂了，所有的人都很晚才睡下。第二天，太阳刚冒头，打更的工友还没摇铃，大家都起床了，头一个出屋子的同学，刚探出头就吃惊地退了回来。原来，整个学校被军警包围了，山岗上架着机关枪，教室门口有大兵把守，枪口上了明晃晃的刺刀，搜查每一个进出的人员。军警收缴了东北中学军训用的武器，并列出了一个总共50人的抓捕名单，放出话要一网打尽。经“民先队”干事会一番商量，确定邢路等尽快离开学校。
邢路匆匆潜回了北平，家在哪里？大哥去世后，嫂子回了娘家，留下了他们的孩子。父母搬到了一条狭窄的小巷，周围尽是些穷人。父亲常去铁狮子胡同，祈求东北难民救济会接济，可进关的难民日益增多，粥少僧多，无济于事。
今后走什么路？人生中的这个重大课题再一次摆在眼前。
1945年8月，大众日报鲁南前线特派员邢路（右一）与记者团成员出发前合影。
在北平，东北中学的十几位校友重新相聚，他们已经不满足于一般的救亡运动，决心去找党组织。经地下党组织的指点，邢路投考了设在南苑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军事训练团。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第29军军部所在地南苑遭到日军主力攻击，邢路随训练团投入了战斗。但终因寡不敌众，南苑失守，132师师长兼军事训练团团长赵登禹以身殉国。
南苑战役后，邢路与家人失去了联系。枪声时而响起，硝烟尚未散尽，母亲不顾一切到南苑阵地上寻找儿子，不知翻过了多少士兵的尸体，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1945年秋，邢路前往山东临沂采访调查时，在河畔留影。
1938年1月，邢路怀揣着地下党组织的介绍信，脱离了一路向河北、山西退却的第29军，在山西临汾的刘庄找到了八路军，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这里开始，他走上了人生新的旅程，先后在八路军随营学校七队（结业前改为抗大六大队第四期）、延安抗大总校政治工作训练班和洛川抗大六大队（后改为抗大一分校）学习，曾任班长、副指导员、指导员。
1939年10月，邢路从晋东南八路军游击三纵队战地工作团中队长任上，调回抗大一分校四大队政治处担任组织干事。当年11月，奉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命令，抗大一分校全体教职员工和少数学员近4000人，由副校长周纯全（开国上将）率领，由晋东南挺进到山东沂蒙山区。行军途中，邢路调任校政治部任机关指导员，随学校于1940年1月抵达山东沂南县岸堤，又于1941年转移到莒南县曲流河村。其间，他曾经历任山东抗大一分校三大队政治处组织干事，二大队、五大队指导员，一分校政治部宣传科员。
1946年5月，邢路夫妇随军登陆安东（即丹东）后合影留念。
1943年3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新的山东军区，由罗荣桓任司令员兼政委。在此期间，邢路离开了抗大一分校，调入山东军区暨115师政治部。
到达驻地后的第二天上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梁必业（开国中将）领着邢路等，去见政治部主任肖华（开国上将），接受任务。见面寒暄后，肖华指着墙上的军事地图说：“你们看，这就是冀鲁边区。”地处一望无际大平原的冀鲁边区，一边是铁路，一边是渤海，村落相连，人烟稠密。顺着肖华手指的地方看去，地图上插着密密麻麻的小白旗，示意的是日军据点和炮楼，远的相隔十里八里，近的间隔三里五里，封锁沟密布。“兵民是胜利之本。平原上的人山人海，就是坚持游击战争的铜墙铁壁。”一番强调过后，肖华说：“这次，我们决定抽调你们这些营连干部，去完成一次巡视任务。”
1953年春，时任鞍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邢路（右）在鞍钢弓长岭铁矿。
巡视团一行9人，由邢路任负责人。他们从鲁中进入泰山地区，巡视了泰山军区；从胶济铁路线附近的周村穿越封锁线，进入寿光境界，巡视了清河军区；又从小清河口乘船沿着海边绕行，抵达盐山境界内的冀鲁边军分区。在这里，邢路接受了新的任命，出任冀鲁边军分区政治处副主任。一个月后，他随冀鲁边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周贯五（开国中将）前往山东军区汇报，写出了一篇《冀鲁边小部队政治工作》，发表在山东《军政杂志》上。没多久，他又投入到了新的工作，先后出任115师政治部《战士报》编辑、特务团政治处俱乐部主任，山东《大众日报》特派记者、采访科长、新闻训练班主任。
抗战胜利了，当年的流亡少年邢路，在阔别东北14年后，终于重返故土，踏上了祖辈生活过的辽东大地。在鸭绿江边，他随军登陆的那一刻，兴奋的心情难以描述。邢路的祖籍不在通辽，而在辽阳。父亲是一位中医，年轻的时候，从老家烟台铧子沟的杨寨子走出来，一路行医，到了多民族杂居的通辽城，在一家药铺当了坐堂大夫，故邢路的出生地是在通辽的余粮堡。地处辽东腹地的辽阳，是他的祖辈父辈的生身之地，是他的母亲常常念叨的地方，他又怎么能忘怀呢？自东北解放战争以来，邢路一直在辽东地区工作，先后任辽东省委的《安东日报》、《辽东日报》编委、采访科长，辽南省委《千山日报》、《辽南日报》总编辑、副社长。其间，邢路在《辽南日报》刊登过一则寻人启事，一个多月后得到了回应，失散了8年的母亲和家人在通辽找到了！劫后团聚的那一刻，母子流泪相拥，全家喜极而泣。
1964年，时任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经济参赞的邢路与夫人，在大使馆合影。
1949年1月，邢路调入鞍山，出任鞍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随着鞍钢进入恢复与建设时期，他于1954年11月出任鞍钢基建系统党委政治部副主任。两个月后，基建系统正式划出鞍钢，成立隶属冶金部的鞍山钢铁建设公司，他出任公司党委副书记。1963年11月，时任鞍山市委工业部部长的邢路调往北京，先后任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办公室主任、外经委办公厅主任、驻印尼使馆经济参赞、驻巴基斯坦使馆经济参赞、第六机械工业部办公厅负责人、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条法局局长、对外经济贸易部条法局局长等。
